文章载于《近代中国》第25期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慈禧太后与奕訢发动辛酉政变，获得政争胜利，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权柄被掳。在随后的“惩凶”中，三王服诛，肃顺判为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兵部尚书穆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御前大臣景寿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附品级，免其发遣。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佑瀛乾职，加恩免戍。新政权根基未稳，即追查党援，吏部尚书陈孚恩被查抄家产，发往新疆军台。史书多以陈孚恩为肃顺等人党羽定其罪名。何以政变主角顾命八大臣多名得以豁免，而一配角却从重处罚？本文逐条梳理考辨清廷判罚陈孚恩之罪状，对史书中刻画其形象予以商榷。
壹
陈孚恩获罪始末
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咸丰帝病逝于热河行在，遗命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辅政，八人挟地利之便，掌控朝政，两宫太后与同治帝亦受其牵制。九月二十八日，距咸丰帝逝世两月后，两宫与同治帝终脱把控，得以返京。京内亲慈禧太后与奕訢外与英法联军媾和，内与文祥等安排局势，着手发动政变，缉拿肃顺等人，言官也磨刀霍霍，政争将起。揭盅者为詹事府少卿许彭寿，三十日，“闻有拿载垣拿问载垣、端华、肃顺等谕旨”，密陈查办党援四项事宜，称“党援宜严密查办也”，痛斥八大臣“专擅以来，无耻之徒或为之鹰犬，或为之囊橐，或为之发踪指示，以致伊等志得意满，自谓大权在握，为所欲为，竟忍于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之后，欢呼畅饮，旁若无人。应请旨饬下亲信大臣，密查此种劣员，严行澄汰，以肃官常”。他还强调“应请旨饬下亲信大臣，宜速宜密”，“产业宜从速查抄也”。可第二天，许彭寿话锋骤转，上“查办党援未可发之太骤片”，称“权要作威作福，目中且无君父，何况同官?在诸臣受其挟制，不过出于免祸之心，而臣又得自传闻，是以先未指实，总求饬下亲信王、大臣从容查核，未可发之太骤。倘即日明降谕旨，则言者以报复为虑，此后无敢建言者矣”。许何以出尔反尔，是高层授意，还是时机不够成熟，囿于史料，不得而知。清廷似乎听取了许彭寿的党援不宜骤查的建议，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载垣、肃顺、端华等赞襄政务八大臣先后被判决清算，如何处办其党援暂被搁置。
待到十月七日，政变发生后的第七天，开始波及肃顺等人的党羽，首要人物有吏部尚书陈孚恩。许彭寿的查办党援折开始发酵，“前因许彭寿于拿问载垣、端华、肃顺时，敬陈管见折内有查办党援一条，当令议政王、军机大臣传旨，令其指出党援诸人实迹。嗣据明白回奏，形迹最著者，莫如吏部尚书陈孚恩……陈孚恩于上年七月，大行皇帝发下朱笔，巡幸热河是否可行，陈孚恩即有‘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之语，意在迎合载垣等，当时会议诸臣，无不共见共闻。大行皇帝龙驭上寅，满汉大臣中惟令陈孚恩一人先赴行在，是该尚书为载垣等之心腹，即此可见”。许彭寿指向非常明确，吏部尚书陈孚恩难脱其咎，终至清廷动刑。陈孚恩被判“革职，永不叙用，以为大僚软媚巧滑者戒”。
雷霆雨露并收为当政看之惯用伎俩，清廷并没有将打击面骤然扩大，对于新政权来说，稳定压倒一切，处罚陈孚恩后，朝廷随即下诏，“许彭寿纠弹各节，朕早有所闻，用特惩一儆百，期于力振颓靡。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事权所属，诸臣等何能与之绝无干涉，此后惟有以宽大为心，不咎既往。尔诸臣亦毋许再以查办奸党等事纷纷陈奏，致启讦告诬陷之风。惟当各勤厥职，争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陈孚恩等恶习，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大小臣工知之”。查办党援似要以雨露收场。
“革职，永不叙用”比于肃顺等三王服诛尤为轻纵，比于其他五大臣之逍遥则尤重。皇权、宗室裙带盘根错节，专制体系下之判罚夹杂党同伐异与皇权天恩，权力游戏稍有不慎即可身首异处，处于政变洪流中，站错队伍全身而退已属不易。可陈孚恩并未在恩泽与侥幸之列，辛酉政变后的二十天内，弹劾他的折子沓至纷来，据目前能够查到的奏折中，参奏他的折子甚至超过了部分赞襄政务大臣。十月十四日，四川道监察御史钟佩贤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满汉大臣中惟令陈孚恩一人先赴行在，该尚书为载垣等之腹心即此可见”。“是从前令陈孚恩前赴热河之旨，亦属矫传，应请饬下议政王、军机大臣洋晰查明，转传各衙门一律缴销，以杜淆乱。”十月二十一日，睿亲王仁寿等奏前在热河遵旨会议大行皇帝郊配典礼，“受陈孚恩语言蒙蔽”。关于陈孚恩的种种弹劾，清廷按兵不动，未予深究，朝政看似平静，实是早已激流涌动，得势者弹冠相庆，静观其变，准备分享权力蛋糕，心术不正之徒准备随时出击，讨伐异己，反观另一派则沦为鱼肉，如坐针毡，人人自危。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多陈孚恩亲笔书函，中有暗昧不明之再”，压垮了陈孚恩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朕新政颁行，务从宽大，姑勿深究。惟其与肃顺交往密切，已属确有证据，若不从严惩办，何以示警将来?陈孚恩仅予革职，永不叙用，不足蔽辜。着派瑞常、麟魁前往将陈孚恩拿交刑部，即将该革员寓所资财产严密查抄，并着派大学士周祖培、军机大臣文祥，会同刑部定拟罪名具奏。”吏尚为六部之首，陈孚恩被查抄，虽然久经铺垫渲染，但还是引起朝臣错愕不安。与其交往甚密的大学士翁心存错愕不已，“闻今日清晨查封陈子鹤家产，子鹤已交刑部，不知何事，殊堪骇愕”，心蚀清怅之余，或许也是对自身处境的担忧，以当时肃顺等人之权势，谁能判断日后之失势，诸千金之子，又有几人能坐不垂堂。陈孚恩三十年宦海之拼搏，只用了七日，该案已有定结，十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称：“兹据周祖培等会同刑部拟定罪名覆奏，陈孚恩以一品大员，惟以迎合载垣等为心，率敢于会议郊配大典时措辞谬妄，且与肃顺交往密切，确有证据，情节尤重。仅照奏事妄不实拟徒，犹觉轻纵。陈孚恩着照周祖培等所拟，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梳理陈孚恩被弹劾的罪名，主要三项：一是朋比为党，咸丰帝逝世后，只陈孚恩一人被招往热河，典被认为载垣等心腹。且与肃顺有书信往来，有“暗昧不明”之语。二是妄议朝典，会议郊配大典时措辞谬妄。三是窃负而逃，咸丰十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陈孚恩有“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之语，意在迎合载垣等人。总结起来，计有朋党、妄议、出逃罪状三条。
贰
三项罪名考辨
陈孚恩因朋党、妄议、出逃等罪名被议处，发往新疆。但细纠此三条罪名，均有继续探讨空间。
1．朋比为党不实
后人认为，陈孚恩被定罪的主因是君子不齿之朋党，《清史稿·陈孚恩》言，“初，孚恩以议礼忤载垣、端华、肃顺等，及再起，乃昵附诸人冀固位”。可书史者似乎忘记了十一年前，道光帝逝世时朝的激烈一幕。陈与载垣等人因礼仪口嘴相争，大动干戈。此事发生于道光三十年二月六日，“巳刻偕军机大臣、惠、睿、瑞、定四王，御前大臣，耆、卓两相国，文、贾、惠、孙、阿、杜六尚书，朱、周两侍郎同召见于勤政殿东书房，以会议遗谕中郊配、庙袝二条奏上……是日诸王与陈孚恩争论，几处失仪，一并议处”。《清文宗实录》记为：“怡亲王载垣等奏召对时与陈孚恩语言辩论，举措失仪。”庙堂之上，讨论典志，陈孚恩仗文人笔墨，引经据典，酸透了几个文墨不通的王爷，忤逆皇亲之威。至于“举措失宜”，怕是也非面红耳赤的“语言辩论”般简单。虽然当时陈孚恩掌刑部，入枢廷，但与诸王生龃龉，且不论他勇气可嘉与否，吃亏是必然的。二月十一日，吏部奏议，载垣与陈孚恩等“虽失小节，究属忠悃之诚，而陈孚恩出为广言起见，于大体殊属乖谬。仁寿、载铨、载垣、端华、僧格林沁、陈孚恩均着一并交各该衙门议处寻议。……仁寿等着罚俸六个月，准其抵销。陈孚恩着降三级留任，准其抵销”。朝廷各打三十大板，但对陈孚恩实则不利，道光去逝，咸丰初政，诸王当权，陈孚恩不得不于当年五月，以“以母病乞解职侍亲回籍”。此后八年中，陈孚恩一直以在籍尚书的身份在地方参与镇压太平军团练，游走于权力边缘，仕途遭踬。团练之中，也曾身处长毛围困南昌孤城九十余日，不知陈孚恩对诸王爷之“恩赐”作何感想。试想东山再起后识时务．攀援昵附，有此一遭，诸于又岂能容他。
史书中陈孚恩得肃顺提拔重用之说需澄清。陈孚恩因与载垣等因礼仪之争被降三级后回籍办理团练。再次回京谋得职位是咸丰八年，这年七月，陈孚恩以头品顶带署兵部右侍郎。八月，调补兵部左侍郎，九月八日署理吏部尚书，两天后，补兵部尚书，仍兼署礼部。连续躍进，一般认为幕后推手是肃顺等人。可事实此种臆测夸大了臣权，而忽略了皇权。咸丰八年，肃顺虽然得到皇帝的宠信，可毕竟咸丰帝当政，大权独揽，肃顺如何能垄断朝纲，有史例说明。咸丰八年三月，陈孚恩启用四个月前，御史钱森桂即保奏陈孚恩，称其“识优长，请赐棹用”，被咸丰帝斥为“朋比党援……所奏实属荒谬”，将钱森桂“着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四个月后，朝廷就话锋一转，补其为兵部右侍郎，原因简单，咸丰帝再使雷霆雨露之法，陈孚恩又怎能不俯首称臣，感激皇恩之隆。肃顺等人也是皇权的棋子，就在九月十日陈孚恩补兵部尚书同一天，肃顺获“调礼尚，兼理藩院事务”。另外，肃顺等人掌权后，却未见有提拔陈的举措，陈的升迁在肃顺得势之前，推手应是咸丰帝。授予其兵部右侍郎职，可能是其在地方办理团练有功。
咸丰帝梓宫尚未归窆，赞襄政务王八大臣已代天子朱笔。辛酉政变发生后，十一月十九日，慈禧太后等人对赞襄政务大臣代拟的谕旨翻案，“斯时驻跸木兰，远距京师，未能即日回銮，若不暂允所请，载垣等跋扈情形，其势将有不可问者。是以隐忍姑从，将所擅拟谕旨钤盖御印，实出于不得已”。是以顾命八大臣下发的二道谕旨为“造作”。十月十四日，御史钟佩贤见机奏请“从前令陈孚恩前赴热河之旨，亦属矫传，应请饬下议政王、军机大臣详晰查明，转传各衙门一律缴销，以杜淆乱”折片，向朝廷输诚，结果投机不成，没有得到应允。由此可知，陈孚恩急赴热河行在办丧仪一事，并未引起慈禧太后等人特别反感。《热河密札》载“太邱(陈孚恩)到，伊谋恭理不得，连日如狂如痴，恐非所宜耳”。如若得肃顺等人支持，何以“恭理”不得。陈孚恩到热河后，也没有得到两宫太后和皇上的召见，“闻陈子鹤到滦后未召见。于庭中叩首请安”。联想后来奕訢到热河后，面见两宫太后的种种挫折，是陈孚恩被八大臣阻拦而未得见，还是两宫与皇帝特意不见，因史料缺乏，还不能下论断。至于何以曾独召陈孚恩前去热河，本文认为应是其熟悉清代典礼，在恭理丧仪方面，尤其特长。下文另有叙述。
在办理肃顺案中，查抄到陈孚恩所书多封私信，内有“暗昧不明”之讲，“暗昧”似有不可告人之隐私，“不明”则是模棱两可，既然是不可告人的不明隐私，当然不是在信件中明白写出，断案人员循当权者意图臆断猜想也最有可能，恰恰说明陈孚恩与肃顺结党营私还有待商榷。引人生疑的是，除了对陈孚恩暗昧书函处理外，查得他人书信，则“因思载垣、端华、肃顺权势熏灼，肃顺管理处所尤多，凡内外大小臣工赠答书函，均恐难与拒绝。当兹政令维新，务从宽大。……所有此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各件，着议政王、军机大臣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以示宽厚和平，礼待臣工至意”。一方面打压朝中重臣，一方面又安抚收买人心，清廷驭人之活剧跃然纸上。然对比清廷之雷霆雨露，则更易引起后人疑其中不公的隐情。
肃顺重用汉人，也为后人联想陈孚恩朋附肃顺留下想象空间。《清史稿·肃顺》传中，对于肃重用汉人有载：“肃顺日益骄横，睥睨一切，而喜延揽名流，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闽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采取言论，密以上陈。于剿匪主用湘军，曾国藩、胡林翼每有陈奏，多得报可，长江上游以次收复。”。民国初年，纂修《清史稿》，距辛酉政变发生过了半个世纪，一些遗老对当时之事必有所耳闻，可此说中肃顺门上客并未提及堂堂六部之首的陈孚恩，所列的郭嵩焘是陈孚恩提拔保举，宫衔职位也远低于陈，陈反而未列入肃党行列。另外，陈与曾国藩等人同办团练，也未提及他与肃顺交往，是撰史者遗忘，还是有意为之，值得玩味。另外，在朝政方面，陈孚恩与肃顺也发生过政见分歧，成丰九年一月二十日，“内阁会议，汤少廷尉条陈意皆主驳，惟沈朗亭别有说帖，朱志堂又有一说，陈子鹤、黄莘农又别有一说，经肃雨亭痛驳，遂不能自坚其说”。该说中肃顺之霸道可窥一斑，朝臣或僻居门庭，或迎奉勾结，肃顺喜结汉人，竭诚延揽，多有馈赠，也是平常人情举措。总之同流合污易，独善其身难，以当时之朝堂大环境，与肃顺交与不交实难成为党援之标准。
2．妄议朝典难成
道光帝生前曾降谕，“嗣后郊祀配位以三祖五宗为定”，即郊祀配位只有太祖、世祖、圣祖、太宗、世宗、高宗、仁宗、宣宗，以后不再添列。咸丰皇帝去世后，配位问题涉乎尊亲孝道，再被提及。八月初八日，朝廷下发瑜旨令王火臣等妥议郊配祔庙事，讨论结果出现分歧。
不赞同举行郊配大典有万青藜、黄宗汉、世铎、潘祖荫、许彭寿等人。八月十二日，集议内阁政事常，都察院左都御史万青藜曰：“孝莫大乎尊亲，顺莫大乎养志，宜遵谕旨，无庸升配”，众议遂定。九月初十日，黄宗汉奏，“升配大典若即照遵谥不逾二十二字之例，配位仍以三祖五宗为定，则臣奏可以无庸置议”。九月十一日，礼亲王世铎奏为“臣等伏思升袝典礼自应敬谨举行，奉为百世不祧之庙，无庸再议。郊配之典，臣等亦何敢复有异辞”。该折列衔中陈孚恩有“另行陈奏”字样，许彭寿、潘祖荫列衔（仁寿没有列衔，笔者注）。十月初六，潘祖荫、许彭寿奏：“臣等伏读大行皇帝圣制甲寅孟夏诣，斋宫即事成什末句，以后无须再变更注云，天坛郊配享以三祖五宗永不再增配位，已见庚戌之旨，尤恐后代无知故远朕旨，则仪文太繁，或又有变更，故末句云圣制诗，恭悬斋宫，永垂法守，臣等诵惟之下仰见大行皇帝言法行则至当至精，初非博谦让之虚名也。臣等久值恩深重得瞻圣藻，足为千古定评，何期弓剑未寒，顿生异议，为臣子者于心何安，伏乞皇上本乡志述事之诚，尽尊亲养志之道，将王大臣会议一折及载垣等一折，陈孚恩一折， 黄宗汉一折一并交王大臣敬谨会议以彰圣孝而慰先灵。” 诸位大臣贯穿古今，引经据典，表达祖制不可违，郊配大典不可行。
赞同举行郊配大典的有仁寿、载垣等人。九月十五日，睿亲王仁寿奏：“咸臣以为本月（十一年八月）即奉梓宫回京，灵即安于宸居神巳归乎正殿，倘值大捷，再驰露布急，宜趁此克举隆仪， 谕旨煌煌，屡述圣德，使有血气之伦无不闻而感泣，俾知日后永享生平，其来有自尽圣人标群伦之准，追慕糜穷，大清衍万禩之祥，与天无极，夫孰有议其后者哉，至于升袝之礼，诹吉日举行，各该衙门自当敬谨预备。”此折中陈孚恩列衔。九月二十二日，载垣等八大臣认为，“升配天坛均在永远奉安以后，现计陵工告成尚需时日……应请俟后大行皇帝永远奉安，诹吉有期，即由臣等将郊坛升配大典请旨遵行，以彰圣轨”。赞成郊配大典者，以孝道做官样文章。
郊配典礼关乎尊亲孝道，皇帝功德永存，群臣各抒己见。到十月二十日，内阁突然奉上谕发出质问：“前据睿亲王仁寿等遵议皇考大行皇帝郊祀配位，与廷臣所议歧异。本日礼亲王世铎等奏遵议郊祀配位典礼一折，仁寿等又复列衔。事关典礼，有无迁就之处，着睿亲王仁寿、醇亲王、定郡王溥煦、尚书绵森、伊勒东阿、侍郎伊精阿、左副都御使富廉，另行具奏，以昭慎重。”今见世铎的奏折上，上述朝廷点名批评的睿亲王仁寿并没有列衔，只有陈孚恩同在礼亲王世铎与睿亲王仁寿奏折中列衔。谕旨下发后，仁寿等为此事再次上奏：“窃臣等前在热河遵旨会议大行皇帝郊配典礼，据已革吏部尚书陈孚恩声称：道光三十年大行皇帝以三袓五宗为定之旨，系原任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杜受田所拟。又称：在京王、大臣等会议折内吁恳皇上恪遵遗训，无庸举行郊配典礼，系因大行皇帝去秋巡幸热河起见。臣等窃思大行皇帝巡幸之举，乃圣心不得已之苦衷，是以臣等另衔会奏。迨回京后，复奉上谕会议，并详审潘祖荫等所奏恭引圣制诗句注语，得悉天坛悬奉谕旨，实系出自圣裁，自宜谨遵圣渝，以彰至德，因随同列衔具奏。前次另行具折，实系受陈孚恩语言蒙蔽，并非附会载垣等之意。此次共同列衔，亦非别有意见。” 仁寿等将朝廷的诘问归罪于陈孚恩的蛊惑，可从睿亲王仁寿“实系受陈孚恩语言蒙蔽，并非附会载垣等之意”侧面看出，附陈与附载还是有区别的。
陈孚恩的罪状也由此增加“无庸举行郊配典礼，系因大行皇帝去秋巡幸热河起见”妄议一条。朝廷听取审理此案的内阁学士上周祖培奏议，“兹据周祖培等会同刑部拟定罪名覆奏，陈孚恩以一品人员，惟以迎合载垣等为心，率收于会议郊配大典时措辞谬妄，且与肃顺交往密切，确有证据，情节尤重。仅照奏事诈妄不实拟徒，犹觉轻纵。陈恩若照周祖培等所拟，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作为吏部尚书，在权高位重的王爷中斡旋，同时在奏折上署名，不显庄重，但在礼亲王世铎一折中写有“另行陈奏”字样，可知他还是表达另有想法，与耍两面派的作法不同。此外，上文论及，在道光帝逝世时，陈孚恩曾因郊配大典事与载垣等争论，以至于被罢官多年，再引《清史稿》佐证，“三十年，宣宗崩，遗命罢配郊祔庙，下王大臣议。文宗召对，孚恩与怡亲王载垣等争论于上前，载垣等以失仪自劾，诏原其小节，予薄谴，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孚恩寻以母老乞养回籍，允之”。郊配事大，不可妄议，陈孚恩以八年的官宦踬蹶换不得一个教训？何以这次又说出“无席举行 郊配典礼，系大行皇帝去秋巡幸热河起见”的妄议。此外，陈孚恩应足清廷中熟悉礼法之人，其好友翁心存曾记载这样一则朝典礼制，咸丰九年正月初九日，“上诣皇干殿行礼，传辰正预备。卯初起，卯正二刻出城，在坛内帐房坐候，众议站班之处未决，庆远斋明。谓当如旧仪，于是群在斋宫外恭候，而滇翁、自鹤 （陈孚恩，笔者注）独谓宜在西天门内。众又从之，于是蟒袍补服在道南站班，不分左右”，下文中提及的英法联军入京谈判中，陈孚恩对典礼的据理力争也能反映出他恪遵清代礼法。陈孚恩对清廷典制的执拗，曾因争论郊配典礼降三级留任。此次又因郊配典礼获罪，重蹈拟辙，是欲加之罪还是确有其彰，给人留有怀疑一隅。
3.窃负而逃“是真”
陈孚恩的另一条罪状是在咸丰十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咸丰帝下谕旨讨论对策，陈孚恩有“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之语。辛酉政变后，陈孚恩出逃的建议演变为迎合载垣等人。英法联军逼近京畿之际，建议咸丰帝前往热河的首倡者应为僧格林沁，此后将倡导咸丰帝巡幸热河之过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清代就也早有人据此事辨伪。“文宗之幸热河，首倡此议者，僧格林沁也。……而后来诛肃顺、端华诸人，乃以此为大罪。以肃顺怙崇专揎，诚非无辜，而罪以避敌之议，则大误矣。”另，军机处匡源等人奏折中也 提及此事，“自本月二十四日发下亲统六师朱谕，及僧格林沁巡幸木兰密折一件，命王大臣等会议。贾桢等会同臣等连御复奏，力陈其不可举行之故，臣等并于召对时，再三恳求圣驾，万勿轻动。蒙皇上温谕臣等”。
非但如此，当咸丰帝在热河时，陈孚恩上折奏陈皇帝早日回京。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陈孚恩跪奏：“夫以木兰数程之近，官民涣散之情，加以饷绌兵单，一无可恃……伏愿我皇上进群臣而熟商之，速降谕旨，或轻骑简从，即日回銮，令各省大吏饬属刊刻张贴，先靖人心，以消反侧，片饬源源接济京饷。”咸丰帝对陈孚恩此折批之甚严，“知其一未知其二，只图消其疑虑，不暇择自蹈危机，处处毫无把握，万难允行”。不难看出，判陈孚恩怂恿皇帝逃离北京之罪，应是当时环境使然，不能成为定罪理由。后以此判其罪，是以慈禧太后、奕訢为首的当政者，对在热河行在受制于肃顺等人不满情绪的反映，也是对咸丰帝出逃热河造成的英法入侵国难的一种开脱。（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