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的董卓是个赫赫有名的大军阀，凭借一己之力填补东汉王朝权力真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臭名远扬的小人，他阴险狡诈、残酷无情著称，成为三国奸臣的代名词。董卓是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他有三个独门绝招，一是力气大，二是擅驰射，三是讲义气。也正是凭着这力气大和擅驰射这两个看家本领，弱冠之年便入选羽林郎,后来以屡建军功升为中郞将，其间讲义气体现无疑。
由于他打了几次胜仗,上级奖给他九千匹丝绸,他却把全部丝绸都分给了部下，更得众人追随和拥戴。然而,这个孔武有力、屡建军功的英雄,就栽倒在农民起义军的手里。公元184年,他与黄巾主力张角部交战,被黄巾打得惨败,本来要处死,后以过去的军功抵罪,罢职归家。公元185年,他运气来了,朝廷又征调他去讨伐凉州的韩遂,这时他招纳了谋士贾诩,行军打仗都讲究方略。当时,兵出陇西的有六支军队,五支都打了败仗,唯独董卓稳扎稳打,胜利回师。因此被提升为破虏将军，从此开始＂青云直上＂。
这时的董卓实力懂得了武装力量的极端重要性。他视兵权如命,不惜以各种办法拉拢部下。他成为一个方面军的将军之后,宦官控制的朝廷几次要更换他的军事指挥权,其中两次朝廷愿以少府或并州牧的高官来换取他的军队,让他把指挥权交给皇甫嵩,他都抗命不从。他的抗命书写得不亢不卑,什么“士卒大小,相狎弥久”,什么“恋恩念报,各遮臣车”,什么“辞声恳恻,未得即路”云云。总之,不论中央的高官或地方的州牧,他都不要,他只要军队的指挥权。在这一点上,他比当时中央和地方文官武将的水平要高得多。他抗命之后没多久,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东汉王朝内部发生宦官与外戚的斗争,双方互相残杀,董卓与外戚何进联手,率领所部直奔首都,这时何进已被宦官杀害,他入京后诛杀宦官,接收何进的部曲,又收买京城禁军首领丁原的亲信吕布,让吕布杀丁原,进而收编了京城禁军。接着废少帝、杀何太后、立献帝,自任太尉、相国,总揽全国军、政大权。这时的董卓遂由一个地方军阀成为“人莫予毒”的全国最高统治者。新皇帝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傀儡天子。
这个超级暴发户依靠军事暴力篡夺了全国的最高权力。他大概以为依靠军事暴力亦可以保持他的最高权力。所以他在控制朝廷以后,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减少和缓和军事暴力以及这种暴力所造成的生产破坏和社会的不稳定,反而变本加厉地施行暴力式的残忍统治。他把“贵戚宅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的洛阳当做当年分发部下的九千匹丝绸,放纵士兵“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甚至放任部下“奸乱宫人公主”,夺取“国家珍宝”,“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顿时首都秩序大乱,家家自危,人不自保。
公元190年春,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群众举行传统的社祭活动,董卓竟派军队包围人民,“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
董卓的残暴统治,引起天怨人怒。关东各州组织了讨伐董卓的义军,向洛阳进军,董卓一面用斩杀义军亲属的办法进行镇压,一面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行前,“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又把俘获的义军将士涂上猪油活活烧死。有一次他还在宴席间与公卿百官把俘虏“断舌”、“凿眼”、“斩手足”、“镬煮之”,把出席者吓得胆战心惊,“亡失匕箸”,董卓却“饮食自若”。董卓以为这样狠毒的手段定可以使公卿百官和民众听命于他,却不料激起了他们更大的反抗是不是没有人劝过他呢?不,有名的大臣杨彪就告诉他“天下大事,皆当因民之心,随时之宜”,否则“必麋沸蚁聚以致扰乱董卓竟不屑一顾地说:“百姓小民,何足与议。若有大兵驱之,岂得自在!”百官听了这话,＂皆恐怖失色＂。
丧尽民心的董卓终于得到了报应。公元192年四月,司徒王允用董卓收买日布的办法,收买了当时已成为董卓义子的吕布,让吕布率亲兵在未央殿前刺杀了董卓。在这以前,董卓为了自家的安全曾在长安以西的郿城筑造了一座“高丈余,周一里”的行宫式堡垒郿坞,其中囤积了可以吃三十年的粮谷,又藏“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珠玉财宝“积如丘山”,但是这么坚固、富庶的城堡也没能挽救他的灭亡。
早在董卓死前,长安人就用童谣咒骂他:“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董卓死讯一传开,大家欢欣鼓舞。“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他们在董卓那吸尽民脂民膏的巨腹中插上火炷,点了天灯,“光明达曙,如是积日”。然后把他的尸灰“扬之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