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存在着对《上阳台帖》真伪的不同看法，但多数人更愿相信这是诗仙李白的唯一存世墨迹。
记者 | 艾江涛
唐 李白草书《上阳台帖》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远想慨然”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在故宫武英殿的张伯驹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上，唐代大诗人李白这件只有短短25字的《上阳台帖》，吸引了众多的关注。
经过历代接裱，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这幅作品，已变成一幅长卷。卷首乾隆书四个大字“青莲翰墨”，前隔水上有宋徽宗瘦金书题“唐李太白上阳台”，帖后纸拖尾还有一段瘦金书跋。从南宋藏家赵孟坚、贾似道的收藏印章，到元人张晏、杜本、欧阳轩的题跋，及后王余庆、危素、驺鲁的题跋，依次记录着其流传经过。
睹卷思人，很难不让人从卷中的笔意纵横，联想到李白狂放不羁的性情与诗风。那种向往之情，早在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那里便表露无遗。一次，黄庭坚在朋友家看到李白所写的一卷诗稿，忍不住写下题跋：“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能以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
张伯驹在吉林博物馆工作期间的购画底票
李白以诗人名世，流传下来的书法真迹极少。宋徽宗的跋中写道：“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这里提到的《乘兴帖》，还有这段话，都被记录在《宣和书谱》中。此外，《宣和书谱》记录，徽宗时代可以看到的李白书法作品还有行书《太华峰》，草书《岁时文》《咏酒诗》《醉中帖》。只是几经离乱，这些作品早已不见传世。
启功考证李白书法存迹，从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碑目》中记录的《天门山铭》《象耳山留题》，到明人陈鉴的《碑薮》中记录的《游泰山六诗》，再到清人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三记录的《题安期生诗》和《隐静寺诗》，发现无论石刻还是拓本，俱已不存。而在后人临摹的法帖中归纳出的六段，只有“天若不爱酒”诗、“处世若大梦”诗、“镜湖流水春始波”诗三段可能出自李白手迹的法帖，可供后人从书法想象诗人的风采。
上世纪80年代，文博大家史树青考证河北蓟县独乐寺阁楼上“观音之阁”四字题额为李白所写，并认为其书体凝重大方，可与《上阳台帖》墨迹互参。
无论如何，李白的存世墨迹可谓罕之又罕。正因如此，启功才在1981年发表的《李白〈上阳台帖〉墨迹》一文中感慨万千：“所以在这《上阳台帖》真迹从《石渠宝笈》流出以前，要见李白字迹的真面目，是绝对不可得的。现在我们居然亲见到这一卷，不但不是摹刻之本，而且还是诗人亲笔的真迹，怎能不使人为之雀跃呢！”
根据《上阳台帖》的印章题跋，可以看到这幅作品从南宋赵孟坚、贾似道，到元代张晏等人，再而明人项元汴，清人梁清标、安岐等历代藏家的收藏序列。安岐之后，《上阳台帖》入藏乾隆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直至清末流散出宫。尽管传承有序，但在清代以来便存在着对这件作品真伪的讨论，这点从乾隆在帖后拖尾的题跋便能看出：“太白此帖语文集所不载，宋徽宗跋乘兴踏月云云，别是一帖，见于《宣和书谱》，盖泛论白书，非专指是帖也。观其笔气豪逸，非他人所能赝托，张晏以下诸跋，亦皆可据其为青莲遗墨不妄耳。”其争议的焦点，除了乾隆已经解释过的徽宗跋语只说到《乘兴帖》没说《上阳台帖》以外，便是这幅作品并不见于《宣和书谱》，徽宗的玺印又不可见。启功对此的解释是，尽管宣和旧藏法书的一般格式为：帖前有宋徽宗题签，签下押双龙圆玺；帖的左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分钤“政和”“宣和”小玺；后隔水与拖尾接缝处钤以“政和”小玺，尾纸上钤以“内府图书之印”九叠文大印。但例外并不少见，原因亦有很多。
在启功看来，这件作品不但是真迹，而且是一件能从其书法想见其人的“肉迹”。理由至少有四条：宋徽宗的鉴定意见极为重要，因其距离李白生活的年代仅有300多年，如同今人鉴定晚明书法，并不困难；南宋鉴定家赵孟坚等人的鉴定意见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李白的《上阳台帖》与张旭的《肚痛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笔迹接近，时代风格明显；经反复鉴定，“太白”二字为用毛笔写出来的，与全文书写方式一致，并无任何钩摹痕迹，不是后添款。
但鉴定大家徐邦达在《古书画伪讹考证》一书中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此帖书法用笔粗率，收笔处往往一放开锋，毫无含蓄。此又与晋、唐用硬劲笔的开叉不同，大致是宋人散卓无心之笔所书，不但不能是李白，恐连时代都不够五代以前。”
只是，尽管认为《上阳台帖》是宋人伪作，徐邦达却未否认卷中瘦金体标题和后跋为宋徽宗亲笔。
对此，学者荣宏君更愿相信启功的鉴定意见，在他看来，“如果是北宋造的假，宋徽宗作为艺术大家，面对一件当代人写的东西，还能鉴定为真迹吗？”
学者荣宏君，曾在《百家讲坛》讲述张伯驹的重要藏品
盛唐书风
尽管存在着对《上阳台帖》真伪的不同看法，但多数人更愿相信这是诗仙李白的唯一存世墨迹。
受老师史树青影响，喜爱书画创作鉴赏的荣宏君，很早便开始关注包括《上阳台帖》在内的张伯驹旧藏。他很认同启功的“肉迹”说，启功将这件作品与张旭《肚痛帖》、颜真卿《刘中使帖》并举，也令人怀想盛唐时代书风：“唐人尚肥，行笔宽厚，结体宽大。一个人的性格与书法很有关系，你看颜真卿的书法，如‘中军坐帐’，非常威武。启功先生说这幅书法是‘肉迹’，这是一个日本说法，见其字如见其人，盛唐气象在他的一笔一画中凸显出来。”荣宏君说。
李白成长的年代，经历了唐王朝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由盛转衰的过程。开元十三年（725），24岁的李白决定出蜀远游，一展抱负。自从5岁跟随父亲迁居到蜀中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李白“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不但在父亲指导下苦读诗书，而且跟随著名隐士东岩子赵蕤修炼道术与纵横术。之后，李白还在四川结识了另外一位对他影响重大的道士元丹丘。离开蜀地后，李白正是跟随元丹丘云游天下，以寻找机遇施展抱负。在元丹丘的引荐下，李白后来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得以结识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不但道术精深，被奉为唐朝国师，而且能书善画。唐人张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开元中自天台徵至，天子师之。十五年至王屋山，敕造阳台观居之，尝画于屋壁。”这座位于河南济源王屋山的奉诏敕造的阳台观，正是李白后来写下《上阳台帖》的地方。
司马承祯对年轻的李白极为欣赏，称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级之表”，并将他列为自己的“仙宗十友”之一。在他的引荐下，李白又认识了跟着司马承祯学道的玉真公主，也就是玄宗皇帝的亲妹妹。16年后，正是在玉真公主的引荐下，李白在长安被唐玄宗召见，并被授任翰林待诏一职。
荣宏君收藏的民国期间法帖拓本
李白对道教的亲近，除与时风和性情有关，很大程度上，也出于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人生设计。考以史籍，李白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祖上在隋末被流放到西域碎叶一带，到他5岁才随父亲迁居四川。按照唐朝的取士选官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大唐六典·户部》），刑家之子也不得参加考试（《新唐书·选举志下》），由于李白的家族都与这些事沾边，他没有参加科考资格，只能走被名士权贵引荐的道路。
在荣宏君看来，李白情商很高，成功设计自己的人生，以道入仕，无疑是一条终南捷径。只是，翰林待诏的职务本是陪皇帝游戏笔墨的闲差，显然不能实现他济世报国的初衷。天宝三年（744），受奸臣诬告，李白被唐玄宗“赐金还山”。离开长安之后，李白和诗友杜甫、高适相约漫游河南山东等地。荣宏君推测，《上阳台帖》正是写于这次漫游途中。三人一起游历到王屋山，寻访阳台观的道长司马承祯。可到那儿才发现，司马道长已经仙逝。无缘得见老友，目睹他留下的巨幅壁画，李白感从中来，挥笔写下《上阳台帖》。在这首四言诗中，前两句“山高水长，气象千万”，描绘的正是壁画中王屋山的景色；后两句“非有老笔，情状可穷”，则是赞美司马承祯高深的画工。
经历初唐四家的发展，盛唐书风从方整劲分健趋于雄浑肥厚，在张旭、颜真卿的引领下，已渐摆脱二王束缚，开拓出狂草与楷书的新境界。据明人解缙《春雨杂述·书学传授》记载：“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李白草书深得张旭真传，纵放自如，意态万千，与其他人相比，精通剑术的李白，自然与从公孙大娘舞剑悟到草书深邃的张旭，更为投契。同时收藏有怀素《食鱼帖》和颜真卿《祭侄文稿》的元代大藏家张晏，对李白的《上阳台帖》格外偏爱，他在题跋中写道：“谪仙书传世绝少，尝云：欧、虞、褚、陆真书奴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积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
余叔岩使用过的鼓和张伯驹用过的镇纸，荣宏君收藏
散聚因缘
至清代，收藏家安岐去世之后，他所藏的《上阳台帖》被收入乾隆内府，此后便一直保存在宫中。
1911年，清朝覆灭，逊帝溥仪不断将历代珍品书画偷盗出宫。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入住天津张园后，为了维持骄奢的生活，不得不变卖手中书画。《上阳台帖》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溥仪出手，散落民间，最终被郭葆昌收藏。
郭葆昌的来头并不简单。早年他曾在北京一家古玩店当学徒，精于清代官窑瓷器鉴定。后来他当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差官，由于为人机警干练，深受袁世凯的信任，逐渐升至总统府庶务司长。袁世凯称帝时，任命他为陶务总监督，负责烧造一套多达三四万件的“洪宪御瓷”。袁世凯皇帝梦破之后，这套瓷器多数成为郭葆昌私人藏品，他也因此发了一笔横财。
1937年春天，39岁的张伯驹在郭葆昌家中首次见到《上阳台帖》，同时看到的还有名列乾隆“三希堂”中的两件晋代法书——《中秋帖》和《伯远帖》。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形：“郭（葆昌）有伊秉绶《三圣草堂额》，颇为自豪。但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当时余恐两帖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张伯驹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半年前，为了筹备大哥的丧礼，恭亲王奕訢之孙溥心畲便将家中所藏的唐韩幹名画《照夜白图》出售给了上海古董商叶叔重，并最终转售英人，致使国宝散落海外。张伯驹对未能阻止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眼见郭葆昌并非藏宝之人，他很快便请惠古斋老板柳春农当中间人，前往协商购买事宜。
商谈非常顺利，双方议定，张伯驹以20万元购买《上阳台帖》《中秋帖》《伯远帖》，以及唐寅《孟蜀官妓图》、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在内的6件书画作品，先付6万元，余款则以一年为期付清。没有想到，到了夏天，“卢沟桥事变”爆发，金融封锁，到了第二年张伯驹仍然不能还上余款，无奈之下，只有仍由柳春农作为中间人，退回《中秋》《伯远》两帖，以《上阳台帖》及其余画作留抵已付的6万元。郭葆昌去世之后，张伯驹托人向其后人郭昭俊询买二王法帖，但对方要价黄金千两，彼时张伯驹刚以4万元购得西晋陆机《平复帖》，显然无力支付如此巨款。这两件国宝几经波折，终在张伯驹的建言下，由故宫博物院以重金从香港购回，则属后话了。
无论怎样，幸运的是，《上阳台帖》最终在1937年被张伯驹收藏。拿到这幅书卷后，张伯驹将字帖与自己曾见的李白摩崖字比较，发现二者笔势相同，而“以时代论墨色笔法，非宋人所能拟”，认为是李白真迹。
只是，当时张伯驹为何选择以6万元独独抵扣了这幅《上阳台帖》，而非二王法帖中的任何一幅？张在文中未有提及。对此，荣宏君推测，更重要的原因是生意人郭葆昌绝不会拆售三希堂中两件法帖，而以6万元价格，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抵扣下二王法帖。
1953年，张伯驹通过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将《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1956年，毛泽东又将这幅作品拨交故宫，收藏至今。
“张伯驹是非常纯粹的人，他是发自内心拥护新时代。”谈起当年将《上阳台帖》赠送毛泽东一事，荣宏君翻出自己收藏的张伯驹在“文革”期间所写的牛棚杂记。1968年，71岁的张伯驹被发去学习改造。在那本32开写满细小圆珠笔字的笔记本中，他写道：“抗日时期，从北京到西安居住，国民党特务对外地去的人很注（意）。听说有去延安参观的，我想去而无方法门路，又听说毛主席看《资治通鉴》，我很高兴，因为我脑子里有一部《资治通鉴》封建的历史，这就是我很高兴的出发点。”出于与自己有相同喜好的同样原因，“五三年我将所藏唐李白‘上阳台’真迹呈献给毛主席，因为李白书法浑厚雄壮，正合乎毛主席的气概”。
（本文写作参考荣宏君著《国宝传奇：张伯驹》一书。感谢张丁、段莹对采访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