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有不少的人认为古代所有的太监都是十恶不赦、罪不容诛的穷凶极恶之辈，历史上虽然有很多太监的确是如此，但是历史上也有不少正直之人，为何历史对这种人记载的很少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太监，权力远在汪直之上，其行径比怀恩还要圣贤三分，这人就是陈矩。
陈矩1547年入宫，当时陈矩才9岁，分派在司礼监秉笔太监高忠名下，在司礼监服役；在1550年的时候，俺答率兵在边境抢掠，逼近京师，太监高忠全副武装参与防守，立下功劳。陈矩十分敬佩，所以立志要经世济民，治理国家，从此经常留心有关政治、经济的事。
陈矩的崛起，还要从万历皇帝时期说起，说起来，万历皇帝朱翊钧还真是幸福，外有张居正，内有陈矩，张居正在万历十年的时候死了，陈矩的崛起是从万历十一年开始的，代藩奉国将军朱廷堂有罪，被革去爵位，由陈矩奉圣旨把他押送到凤阳大牢。很多宦官外出办事，都是作威作福，沿途敲诈勒索地方官和百姓，陈矩却是廉洁安静，不扰官不害民，所以驿站的人都很满意，称他为“佛”。
在万历二十六年的时候，陈矩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管东厂，他为人正直，有度量，能顾全大局，常常说：“我只守着八个字，就是祖宗法度，圣贤道理。”所以对刑部、镇抚司监狱所关押的、丢了官的内臣和外臣，即使是犯了重罪的，也常想着“上帝好生，无知入井”，对他们多方曲意保存。又注意随事进谏，匡正神宗的失德。
在陈矩人生最后的五年，是他最辉煌的时期，万历三十一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内外的“妖书”大案。十一月甲子这天，清早，从朝房到各勋臣国戚大臣的门口，都有人送上了一份匿名书《续忧危议》，说神宗宠爱的郑贵妃和大学士朱赓、兵部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桢等勾结在一起，阴谋更换太子。陈矩拿到以后，奏闻皇帝；朱赓关于这事的奏疏亦同时呈上。
后来，陈矩担心这件事情越闹越大，便让一个锦衣卫逮捕了一个叫生光的无赖，此人以前就有造谣的黑历史，敲诈勒索；陈矩为了整个社会治安，就说“生光这次即使是冤枉的，但上一次伪造诗句的事，已经该判死刑了。而且，如果这大案不能尽快查出作案人，皇上一定更怒，恐怕会辗转拖累，了无止境。”
礼部侍郎李廷机亦认为生光以前的诗和这次“妖书”的内容相同。于是定案，判了生光凌迟处死。这样，沈鲤、郭正域、周嘉庆和所有被株连的人，才得以转危为安，社会秩序亦得以恢复平静。通过处理这案子，许多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官员，对他都很佩服，但陈矩只和郭正域、李廷机两位讲官友好地一揖，而不和其他官员拉扯关系。
在万历三十三年的时候，陈矩以掌东厂兼掌司礼监印，集纠政、监察大权于一身，这在明代宦官中也是少有的。但他并没有滥用权力，而是力图救正时弊缺失。当时矿税使流毒天下，民不堪命，许多廷臣先后疏谏，神宗都给予重惩。当大学士沈鲤进谏时，陈矩支持他，亦帮助进言，于是矿税在不久后得到停止。参政姜士昌上疏触怒了皇帝，神宗要廷杖他。陈矩乘皇帝召见的机会，苦苦劝谏，终于阻住了这次廷杖发生，只把姜士昌谪为兴安典史。
万历三十四年的时候，这时候陈矩已经年纪很大了，67岁在古代算是高寿了，云南发生民乱，杀了贪酷虐民的矿税使杨荣，神宗震怒，连饭也不吃，要严查变乱情况，并逮捕地方官员到京师审判。当时首辅沈一贯请了假，只有沈鲤在内阁，他不敢处置，把这事报告了陈矩，陈矩便向皇帝密奏，说：“奉使的内臣当然是遵循法度，不敢胡作非为的，但他们的随从仆役，难免会有个别无知惹事。如果仅仅归罪于地方官员，派缇骑去逮捕他们到京审问，只怕往返路途遥远，弄得到处惊慌，传说纷纷，反而不妥，还是在当地调查清楚，从宽处理为好，这样对安抚边远地区也有好处。”神宗听他说得恳切有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一场轩然大波就这样被他冷处理了。
陈矩掌管东厂这段时期，是东厂抓捕人最少，京师秩序最平稳的一段。
1607年的时候，68岁的陈矩在内直房端坐去世。死后，用立棺，像僧人一样安葬。神宗赐谕祭九坛，祠额题为“清忠”，并颁布了保护祠和墓的敕令，上面开载着房屋、地亩的数目。文武百官都亲临吊唁，穿着素白色衣服送葬的人多至堵塞道路。大学士朱赓、李廷机、叶向高亲自在棺前祭奠，祭文中有“三辰无光，长夜不旦”等句，充分表达了他们对陈矩的敬慕之情。陈矩的遗像，供在德胜门里钦赐会馆祠堂内，供人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