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一条新闻应该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广东普宁两个村子公告“和解”，结束了二百年来禁止的通婚，这两个村的村干部与当地乡贤族老，一起聚到村中祖祠，在数万村民见证下，“一笑泯恩仇”，仪式举办以后，两个村子彻底解除了二百年来互相不相往来的规矩。这条新闻让现在很多的人感到吃惊，新中国建立已经快七十年了，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在这七十年来，经历过多次“触及灵魂”的“洗礼”，竟然还有如此陋习遗留，着实让人吃惊，可见传统的劣俗在中国如何的坚韧不拔了。
图来源：南方农村报
其实这类事件，在当下并不是孤例，南方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形，在宗族昌盛势力或者宗教势力强大的地区，现代的法治，依然还是无法对抗传统文化掩盖下的陈规陋习。而这些陋习不仅影响现代法治的健康运行，事实上，在古代也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生活，同时也污染着社会风俗。而当时的朝廷对于出现的问题，根本无力应对。
譬如明朝时，民间争讼和民间械斗陋习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的浙江永康县，健讼之风尤甚。“民间稍失意则讼，讼必求胜，不胜必翻。讼之所争微，而枝蔓相牵，为讼者累十数事不止。”每当越诉“会城，人持数词，于巡院则曰豪强，于盐院则曰兴贩，于戎院则曰理侵，于藩司则曰侵欺，于臬司则曰人命强盗，于水道则曰淤塞。随所在遍投之。”在明朝，吴地之人，不但特别爱诉讼，而且讼师最多。大多是由衣冠子弟充任。讼师还分等，最高者称之为“状元”，最低等的被称作“大麦”。这个行业里的“状元”以此道获得丰厚的利益，成家立业，即使最低等的“大麦”，亦因为三寸不烂之舌，衣食无忧，被人景仰，从未有从事这个行业最后导致吃不起饭的可能。由此可见，当时吴人“健讼”的情形。
在徽州等地，民间风俗颇好“健讼”、“争讼”，此类事件频频发生。“争讼”的范围极广，其中涉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大凡土地山林、婚姻继子、风水墓地、主佃、主仆关系等，无不在争讼的凡范围之内。而由于宗族势力、地主、商人、缙绅、自耕农、佃农、佃仆甚至赌徒无赖等社会各色人等的参与和卷入，则又使得“争讼”的内容和表现更加复杂纷纭，“争讼”的处理程序与结果也更加离奇莫测，由于处理不当，“争讼”便演变成为宗族争讼，最后的解决方式，便是宗族之间的械斗！
当时，传统的风水观念，使得徽州地区的豪强势族非常看重死者的埋葬之地，佃仆盗葬之风盛行，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写道：“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其时构争结讼，强半为此”。明末安徽歙县知县傅岩便记录了徽人竞争风水酿成大狱的事实。他在《歙纪》中写道“徽尚风水，争竞侵占，累讼不休。如洪包、方惟一等多案，结而复，历年未已。”歙县棠樾鲍文玉的父亲曾经因遭到家仆盗葬，“讦讼不休”，后来虽然得到了公正处理，但是“家以不倾”。而一旦强宗大族之间发生了争竞风水的盗葬之事时，很可能又会使个体的争讼变成宗族争讼，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宗族见械斗的发生。嘉靖八年休宁茗州吴氏宗族位于后山的一处“吉穴”，被吾潭江氏家族看中，并且扬言，于清明那天要将灵柩葬于后山。吴氏家族自然不甘示弱，立即带领宗族中数百人，手持刀剑棍棒到其吴氏的门上，吴氏族中子弟也手持凶器等待开战。一场为了争夺坟地的民间械斗马上就要发生，幸好当时浮溪的李质先等进行调解，才使得这起宗族械斗得以避免。
而在福建，因为种族势力非常发达，家族与家族之间，乡族与乡族的相互欺凌和对抗情况，更是随处可见。譬如兴化一代，普通的小姓人家，不怕官府，反倒畏惧大姓家族。畏惧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一旦遭到大族的仇视，立即会被大族纠集族人，直接持剑上门，其气势不可一世。陈盛韶在《问俗录》中写道，漳州一带，“强凌弱，众暴寡，福建下四府皆然。诏安小族附近大族，田园种植，须得大族人为看管，方保无虞。其利或十而取一，或十三而取一，名曰包总。否则强抢偷窃，敢怒不敢言”。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民间争讼那么简单了，而是俨然取代朝廷开始管理社会了。
而且明朝中后期，政府控制力下降，福建民间各族纷纷建立家族武装、团练乡兵，使得许多家族之间的矛盾向武装对抗升级，导致家族间的武装械斗事件频频发生，成为福建地区，尤其是漳州、泉州两府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和荣春在《桐轩案牍》中记载，同安马巷厅一带，“民皆聚族而居，习尚嚣凌，以强欺弱，以众暴寡，睚眦之仇，动辄列械互斗”。地方官员下乡查办案件，明知道这是因为械斗案件，完结之后，但是命案不得不以凶案了结。甚至多年的大族之间械斗案件，并不报请官家进行处理，而是请当地公正的士绅耆老进行调解，计算两边的所伤的人命，“照数准抵”，多的用金钱赔偿，称之为“赔补”，每名多的数百上千钱，少的为铜钱数十串。这个赔偿的钱大多出自本乡的均摊，也有一部分出自调解人先行垫赔。当地百姓对于这类械斗事件，无不以斗为乐，踊跃从事，互相报复，“数世不休，因此而伤残甚至死亡，也毫无悔意。马巷厅本来是弹丸之地，但是历年来械斗案件共有三十多起，每一起案件参与人数多则一百多，少的也有数十名，经年累月，越积越多，官府就是想逐案清理也无从下手。和荣春最后无奈感叹道：“此械斗之难治也”。福建兴化府一带，也就是现在的莆田，曾经有著名的“乌白旗大械斗”，延续了百余年之久。据施鸿保在《闽杂记》中记述，兴化的乌白旗开始于仙游洋寨村的张大帝庙，村中的人执黑旗械斗，而溪里村也有一座天后庙，村人则执白旗，两村械斗，为了区分敌我，便以黑白旗，周围的小村纷纷跟进附和，渐渐的蔓延至德化、大田、莆田、南安等处，“一旗皆万余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间械斗，如此规模，分明已经成为一方内战。
中国民间械斗的发生有很多原因，有为了争夺自然资源，也有的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它的背后，却隐含着，政府管制的缺失和现代法治的不彰。虽然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彻底的乡村改革，但是，也未能彻底禁绝这类事件。八十年代，路遥有名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写道，为了抢夺水资源，双水村与邻村发生大规模的械斗，后来又因为孙玉婷与王彩娥“麻糊事件”发生的两村的“战争”，都其实反映了宗法制度下的中国农村的原始野蛮的那一面。近些年来，一些媒体经常大谈“乡村振兴”，提到所谓的“乡绅贤达”的贡献，其实，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现代法治作为保障，所谓的“振兴”，很容易倒向从前的旧路，而那一条路，好与坏，对与错，则历史早已给出过明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