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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
应该说陈独秀的话是非常深刻的，然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即使面对共同的敌人，也经常由于党派斗争造成很大的内耗，甚至造成抗日名将的牺牲，而其中戴安澜将军就是其中一位。
戴安澜于1904年11月25日出生，安徽省无为县仁泉乡（今洪巷乡）练溪社区风和自然村人。1926年黄埔军校三期毕业，黄埔系骨干之一。在昆仑关大捷中战功显赫，被誉为抗日名将，甚得蒋介石的欣赏。
1942年，时为第5军第200师少将师长的戴安澜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在同古会战中表现出色。蒋介石对第200师能以8000余人的一支孤军，苦战12天，抗击日军两个师团5万余人，并把日军第55师团143联队联队长横田大佐击毙，非常高兴。
然而由于英军的背信弃义，以及中国远征军高层指挥上的失误，很快中国远征军10万余人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溃败，其中第5军的几个师，由于是分别突围，没有完全走在一起，第5军第200师于1942年4月26日撤退到甘列奥（罗列姆）时，是按计划继续向腊戍方向前进，还是守住甘列奥、东枝（棠吉）这一联系东西的交通线，戴安澜师长不敢定夺，只有听候中国远征军司令罗卓英和第5军军长杜聿明的电令。
中国远征军大规模撤退后，日军紧追不舍，于4月28日占领腊戍，消息传来，罗卓英下令中国远征军全面撤退，并提高速度。军委会驻滇缅参谋团团长林蔚，担心紧邻中国车、佛、南（如今的西双版纳）的泰缅边境有失，给200师发去电报，命令他们不必归还第5军建制，可以自行从甘列奥退往景栋方向，与正从那边往中缅边境退却的第6军会合，并归第6军军长甘丽初指挥。
应该说林蔚的命令是正确的，当时东枝、甘列奥至景栋有条简陋的公路便道可以通行，从这一线路退回国内的车、佛、南约200公里，纵使没有车运，步行也不过四五天行程，无论从距离还是安全的角度，这都是一条非常好的路线。
但是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队中，却各有各的山头，将领们都是始终追随一两个老上级随同沉浮，而不愿意把自己的部队交给别的人去指挥，那样很容易被撤并甚至吞没。
杜聿明在1930年任教导第2师第6团团长时，戴安澜就是他这个团的连长、营长。他处事干练、在几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指挥才能，很受杜聿明的器重，随着杜聿明在军队中快速发展，戴安澜也随着他的脚步提升，1939年就成了第200师少将师长。
戴安澜带领的这个师在武汉会战、长沙保卫战、昆仑关战役等几场大战中打得很出色，也使他和第5军名声大振。多年的共患难同战斗，他和杜聿明私人感情也日趋紧密，如今要他在撤退的困难时刻脱离杜聿明的第5军，他内心不愿意。但是一个师几千人撤退这件大事，他很谨慎。
于是他召集副师长、参谋长、团长们开会。第200师为什么战斗力强，因为师领导基本都是一条心，而核心就是戴安澜。戴安澜发表自己的意见后，师领导都同意戴安澜的看法，最后决定舍近求远，不往景栋方向走，而是北向纳朗越过曼德勒、腊戍铁路去追赶正往密支那退却的杜聿明。
这一决定是200师悲惨命运的开始，戴安澜和他的同僚们都低估了这次大撤退的困难与复杂，他们前一段时间从国内来缅甸，是车行于缅甸以南平坦的大道上，并不了解缅北山岭险峻异常，而且是在即将陷入日军大包围的不利形势下撤退的。
1942年5月18日晚上，200师和第日军第56师团的两个大队发生了遭遇战，撤出战斗后却不见戴安澜师长，师周之再参谋长等人耐心寻觅，在一条林中小路旁，发现深草丛中有微弱的呻吟声，他们循声找过去，发现了满身是血的戴安澜，他胸部、腹部各中了一颗子弹。
然而由于戴安澜失血过多，卫生条件差，5月26日，戴安澜师长终于在部队走到缅北的茅邦时去世了。
戴安澜的死令上下震动、举国震惊，在追悼大会上，周恩来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在挽词中写道：黄浦之英，民族之雄。
天择：戴安澜表面上是战死的，而本质上也是国民党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国民党从成立一开始就伴随着剧烈的党派斗争，在全民抗战的情况下，党派斗争的负责影响也时时显现，无时无刻不在吞噬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也导致了大量的无谓牺牲，这是正面战场很多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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