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秋桦
一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湖南茶陵县陇匣（今高陇镇陇集村）人。明洪武五年起，茶陵属湖广长沙府，因此人们又称他李长沙或李茶陵。
天顺八年（1464），东阳殿试中进士，至正德七年（1512）止，立朝五十年。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户部、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宰相）等，参与内阁机务长达十八年。
李东阳不仅是明朝的著名政治家，同时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当时许多有文学才能的人就环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文学流派，因为他是茶陵人，因此这个文学流派被当时人称为茶陵诗派。
对李东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贬之者谓：“李东阳……宦官刘瑾专权时依附周旋，为时人所非议。”但明清以来时时都有人出面慷慨陈词反对这种“非议”。
二
明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崩驾，太子朱厚照嗣位当了武宗皇帝。这时的明武宗年仅十五岁，登上皇位无疑是挂个虚名，代他行使职权的是个名叫刘瑾的宦宫。
刘瑾本在东宫伺候太子朱厚照。由于他善作角抵俳艺之戏，深受太子宠信。而今太子厚照当了皇帝，自然要将刘瑾之辈的俳艺班子带去伴驾。这俳艺班还有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共八人，时人称之为“八党”或“八虎”。“八党”之首的刘瑾也就由伴随太子玩俳艺转为执掌皇权了。
刘瑾篡了皇权之后目空一切，连内阁的刘健、谢迁、李东阳这三位顾命老臣的忠言都不愿听取，他经常矫旨胡作非为，满朝官员和天下黎庶都恨之入骨。这时司礼掌印太监王岳等人作了铲除“八虎”的密议，不幸泄密，刘瑾乃矫旨将王岳等充发南京，并派其党羽将他们暗害于途中。掌印太监之权也就落到了刘瑾手上。从此，无论大臣奏折、边关文书、官吏任免、圣旨传发等全由刘氏一人独裁。
阉党称霸，祸国殃民。据《馆阁漫录》载，这时的局势是：“盗贼纵横、边夷猖獗、财匮民穷、怨访交作。内外臣仆方且持禄固宠，乘机作弊……”李东阳等三位顾命老臣遂“昧死”向上先后呈递了“四不可”、“政事厥失十事”等进谏书，所得到的回音不外是“事待斟酌而行”之类的空话。值此景况，人们深知朝政腐败，积重难返。东阳、刘健、谢迁便于正德元年十月同时上疏乞休。讵料其结果是“健、迁罢，东阳独留”。嗣后，东阳仍多次疏乞致仕，总未得到钦准。于是，他面对“主少国疑，四方多事”的现状，最后决定采取“潜移默夺”之法，与刘瑾阉党苦心周旋，以图保全善类，阴庇天下。
三
正德五年，宁夏安化王叛乱，不几天就打到了陕西。武宗闻讯心急如焚，却又毫无主张。只得与顾命老臣李东阳研究对策，从而决定启用被贬的右都御史杨一清提督军务，派张永为监军。
李东阳深知杨一清与刘瑾有“筑边糜费”冤案之仇，张永虽是阉党太监，但早已跟刘瑾势不两立。于是他事先与一清密议：结交张永，与之合力同心，先平叛乱，再锄阉党。
根据杨、张筹谋，平定叛乱之后，由张永回朝复命，遂趁机向武宗面奏刘瑾阉党妄图篡位害国的不法“十七事”逆罪。武宗如梦初醒，即时传旨将刘瑾逮捕入狱，并从他家中抄出龙袍、玉玺、行刺的匕首等谋反罪证。
刘瑾篡政害国铁证如山，理当问罪伏诛。岂料皇上的诏令却是“谪居凤阳”。
李东阳闻讯甚急，担心日后刘瑾“脱复用，当奈何？”时张永“谋之东阳”。商议后，旋令科道官员揭发刘瑾罪恶，再由永“易疏”上奏，始将刘瑾“凌迟之，三日枭其首”（以上见《刘瑾用事》）。其阉党余孽也一一查处，祸根始得尽除。
对此，李绂的《李文正公论》赞道：“东阳……其功尤伟者，起用杨文襄一清，使偕张永平，固结永，遂诛瑾……其经营苦心，无异梁公也。”（梁公：指唐·狄仁杰）
逆瑾既灭，李东阳潜移默夺、阴庇天下的夙志已酬，则于正德七年五月“三疏乞休”，同年十一月“乞致仕，许之”。他在致仕家居之前，犹赋诗（《明李文正公年谱》）抒感：
平地红尘起白波，
直从青衮到黄河。
几州村落人烟少，
千里川原杀气多。
汉帅屡传师出令，
边兵先试凯旋歌。
白头中夜常忧国，
何日苍生息荷戈。
李东阳待到暮年退休时，还在“中夜”忧国忧民，希望祖国的“苍生”卸戈罢战，求得国泰民安。
李东阳之“潜移默夺”，费心良苦，五百年来，褒贬不一。笔者愚蒙，不揣冒昧，将其跟刘瑾阉党斗争的史实作此简录，且试发刍议，聊以引玉。但愿能引出“百家争鸣”，以澄清此“潜移默夺”之是非，使当今世人能认识李东阳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