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为躲避希腊-马其顿联军统帅亚历山大的追捕而亡命东土，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史画上了句号，伊朗开始了亚历山大及其继业者塞琉古王朝统治的时代。约公元前247年，居于里海东南奥库斯河流域斯基泰达依部落联盟中的帕尔尼人，在其首领阿尔萨息斯的率领下入侵塞琉古王国东部行省帕提亚，阿尔萨息斯在帕提亚建国称王，伊朗历史上的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由此而生。两汉史籍称其为“安息国”，系帕提亚国王“阿尔萨息斯”的转音；张骞出使西域，安息之名由此传入汉代中国。中古波斯语文献则以其创建者家族为名，称其为“阿什康尼王朝”。
帕提亚建国之初，偏居一隅，两面受敌，国力贫弱。至米特里达提一世(约公元前171年—前138/137年)时，帕提亚人积极对外扩张，东占木鹿抵河中(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中游，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一带)，西吞米底入两河，由王国发展成为一个横跨伊朗高原的大帝国。米特里达提二世(约公元前124/123年—前88/87年)时，帕提亚人有效地解决帝国东境塞人所带来的边患，挫败了塞琉古王室收复失地的企图，并先后取得了波斯湾的查拉塞尼、幼发拉底河右岸的杜拉-欧罗波斯和亚美尼亚，与罗马渐成对峙之势。约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派遣副使到达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帕提亚亦“发使随汉使来观汉”。汉代中国与帕提亚官方外交关系确立，丝绸之路通过帕提亚延伸至地中海罗马世界。从此，帕提亚一跃成为欧亚内陆帕米尔以西从印度西北和中亚到亚美尼亚的霸主，天然地充当着丝绸之路上联通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的最大中介者。自米特里达提一世至奥罗德二世(约公元前57年—前38年)在位时期，是帕提亚帝国的繁盛期。公元1世纪以后，帕提亚开始陷入王室冲突，罗马趁机以灵活的外交策略干涉帕提亚帝国内部事务，双方更因亚美尼亚问题而战事不断。沃洛加西斯一世(约公元51年—78年)即位后，帕提亚采取反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策略，极力倡导和复兴伊朗文化传统，这也是帕提亚后期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势。随着帕克鲁斯二世(约公元78年—105年)篡位掌权，王权威信丧失，内部斗争和外部入侵相互交织，且愈演愈烈。在内外矛盾的长期困扰下，帕提亚帝国最终陷入危机。公元224年，阿尔塔巴努斯五世(约公元216年—224年)率兵征讨萨珊家族的阿尔达希尔时兵败被杀。不久，阿尔达希尔在泰西封自封为“众王之王”，标志着阿尔萨息斯王朝的覆灭。
从伊朗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帕提亚的阿尔萨息斯王朝上承阿契美尼德波斯，下接萨珊波斯，是伊朗古代历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自公元前3世纪中期建国至公元3世纪20年代后期灭亡，帕提亚人主宰伊朗高原的历史近5个世纪，也是伊朗历史上维持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政权。在帕提亚人统治时期，伊朗在艺术、宗教和文化领域皆经历了较大的变革。然而，在萨珊波斯以来的伊朗历史传统和伊斯兰史料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帕提亚人的身影，因此美国伊朗史专家费耐生在《波斯的遗产》中称阿尔萨息斯王朝为“被遗忘的王朝”。直至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古史研究的兴起，人们对这个曾活跃在伊朗历史舞台上的帝国才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作为伊朗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帕提亚历史的研究起始于欧洲。虽然早在16世纪就已有相关著作问世，但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成果却是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历经百余年，帕提亚史的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出相应的特点。
19世纪及其以前是以钱币材料和古典文献为依托，以复原帕提亚王朝政治史为主要内容的起步阶段。1571年德国历史学家赖纳·莱涅库斯的《阿尔萨息斯家族》一书问世，这是目前所知欧洲学者研究帕提亚历史的最早著作。18至19世纪中期，有关帕提亚历史的著述集中出现于英、法两国，其中以法国学者的研究较为突出。但这些著述多是在钱币材料和古典史料的基础上对阿尔萨息斯王朝世系的线性叙述，随着帕提亚钱币学研究的深入，逐渐受到后世学者的非议。19世纪中期前后，英国著名东方学家亨利·罗林森对贝希斯敦铭文古波斯楔形文字的破译，宣示着伊朗古史研究迎来了新机遇。后来，其兄弟乔治·罗林森的《第六个东方君主大国：古代帕提亚的地理和历史》(1873)一书问世，该书是近代以来欧洲学者尝试写作帕提亚历史且不失学术价值的开始，也是后世帕提亚史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20世纪前期是由希腊化史研究和西亚考古热带动起来的初步发展阶段。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史学的发展经历了重大嬗变，传统史学开始走向新史学。在古史研究领域，研究者倾力于希腊化历史的研究，而脱胎于希腊化时代的帕提亚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内容。以英国古典学者塔恩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1938)和俄裔美国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的《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1941)为代表，大部分研究皆涉及帕提亚历史。与此同时，西亚考古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后，开始迈向科学考古所带来的黄金时代。在欧美各国亚述学考古工作的推动下，帕提亚时期西亚考古获得了较大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前伊朗考古的主要领头人是法国人，此后则成为欧美主要国家多方参与的跨国性工作。帕提亚时期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城市如塞琉西亚、泰西封以及帕尔米拉和杜拉·欧罗波斯的考古发掘，伊朗内陆城市遗址如苏萨、雷伊、塔赫特苏莱曼以及沙米和库伊赫瓦贾的考古工作都得以展开。美国学者参与其中并发表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如西亚古史专家麦克道尔在塞琉西亚田野考古的基础上撰写了《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亚出土的钱币》(1935)。而作为帕提亚史研究的通史性著作，考古学家德贝沃伊斯的《帕提亚政治史》(1938)不仅详尽网罗了古典史料，更吸收了同时期考古发掘的成果，被认为是自罗林森以后写作帕提亚通史最成功的著作。此外，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对塔克西拉的长期发掘和研究也是这一时期帕提亚城市考古的重要内容。
20世纪50年代至今，随着战后西亚和中亚考古研究的全面开展，帕提亚历史研究日趋繁荣。二战后，伊朗考古工作得以恢复，除传统欧美国家的参与外，伊朗、伊拉克等学者亦参与其中。原有遗址考古研究持续深入进行的同时，战前关注不多的一些城市遗址如沙赫伊库密斯、巴德伊内桑达、马斯季德苏莱曼以及唐伊萨尔瓦克和康伽瓦尔也获得系统发掘。得益于考古研究的推动，加之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对古史研究兴趣的上涨，帕提亚史研究在各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首先，通史和专题研究陆续出版。通史类著作约有十种；专题类成果多基于考古发掘而展开，以艺术研究居多；帕提亚与希腊、罗马关系的问题仍是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其次，钱币学研究进展显著，以英国钱币学家大卫·塞尔伍德、美国钱币学家弗雷德·肖尔和伊朗钱币收藏家法尔哈德·阿萨尔为代表，发表了大量帕提亚钱币主题的著述和论文，且研究愈加系统和细致。再次，研究队伍明显扩大。除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学者外，苏联学者和波兰学者在帕提亚研究方面也获得一席之地，前者以科舍伦科和李特文斯基为代表，后者则以约瑟夫·沃尔斯基、爱德华·达布洛瓦以及马雷克·奥布瑞切特领军，形成了目前帕提亚研究的“波兰学派”，影响深远。同时，伊朗学者也在帕提亚史研究领域取得一定的发言权。最后，研究刊物的创办、资料汇编的整理出版以及相关网络资源日益丰富。由意大利都灵大学安东尼奥·因维尼奇创办的《帕提亚》于1999年发刊，每年一卷，内容涵盖帕提亚考古、艺术与历史研究，现已刊出近20卷；波兰学者也创办了两份杂志，亦成为帕提亚研究的重要阵地。资源汇编方面，除《伊朗铭文集》陆续出版外，《剑桥伊朗史》自20世纪60年代亦陆续面世，其中第三卷细致论述了帕提亚历史诸方面的情况。《伊朗百科全书》工程自1973年启动，由伊朗学家埃赫桑·亚沙特尔任主编，1982年开始出版，至2009年已出版15卷。需值得一提的是，由德国学者厄休拉·哈克尔和布鲁诺·雅各布等人合编的《帕提亚帝国史料汇编》(三卷，2011)是近期帕提亚研究难得的史料参考。近年来，有关帕提亚研究的网络资源建设日益丰富。1998年，美国人爱德华·霍普金斯创建了“帕提亚研究网”，伊朗考古学家苏伦·帕拉维和英籍俄裔考古学家巴西诺夫创建了“古代伊朗研究会”网站。此外，世界各地研究者所创建的其他网络平台，皆是帕提亚研究极其重要的资料库。
总之，自二战后至今，帕提亚史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均有拓展，从早期以钱币为主的研究扩大到以目前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艺术全方位的研究，帕提亚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曾经“被遗忘的王朝”逐渐以更清晰的轮廓走入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中。
(作者：王三三，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