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伟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总集具有“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总集类小序）的作用，通过“网罗放佚”而保存文献，是选本文献价值的重要体现。王崇俭为《燕台文选》（《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顺治十三年刻本）所作序文说：“今人之文未必不及古人，患其散轶而失传，思裒辑以行世。”忧心今人文章散佚不传而辑为选本，收录大量没有文集传世的作者，这是清编清人古文选本的编纂宗旨。
注意选录“幽隐”之士文章
所谓“幽隐”之士，就是社会地位不高，不甚知名于世，但才学优异的作者。这类作者或是没有文集刊刻，或是所刊文集流通不广，其所作文章难以为人所见，且极易散佚，因此，选家特别注重对此类作者之文的选录，很多作者的古文作品赖选本而得以保存，这是清编清人古文选本文献价值的重要体现。
清初文人周亮工辑选《赖古堂文选》20卷（康熙六年刻本），选录文章303篇，皆为明末清初人的古文作品。周亮工在所作凡例中说：“表扬近贤，意又以阐幽为最急，故虽名人巨公尤多取其未经传诵之作”，“对于当世不名之士，有美即收”，表明其编选此集有表扬“幽隐”的目的。《赖古堂文选》所录苏桓、周镳、黎遂球、陶望龄等近40位作者没有文集传世，发挥了保存文献的作用。
陈兆麒辑有《国朝古文所见集》（清道光二年刻本），在所作凡例中表明其编辑此选的目的是，“一以显微阐幽，一以激扬后进”，也就是一方面要表扬名声不著的古文作者，一方面要以此激励后进者从事古文创作。此书共选录作者54人，其中没有文集传世的有胡镐、杨培锦、戴有祺、甘煦、侯敦复、张翼、周鸿覃等人，其古文作品赖此选本得以保存。
李祖陶《国朝文录》及《续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道光十九年瑞州府凤仪书院刻本）收录作者达76家之多。李祖陶留意收录文集未经板刻者的文章。如刘黻，行迹无考，从《丛桂堂文录引》中可略知其生平事迹，其文集不曾刊刻行世，《丛桂堂文录》是李祖陶从其子所藏稿本中摘录而出，刘黻文章因此得以保存。又如熊景崇，其文章仅见于《国朝文录续编·海崖文录》。李祖陶《海崖文录引》感慨熊氏文章湮没无闻，说：“惟限于资力，其文不能板行，则虽有韩、苏之才，亦将与草木同腐，用是特加甄录，列为一家。”
道光年间，王昶编选《湖海文传》75卷（《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道光十七年经训堂刻本），选录181位作者。所作凡例表明其编选旨趣：“我朝崇尚古文，作者林立，余欲仿吕氏《文鉴》之例，辑订成书，俾无散佚”，“其人本无专集，偶见他书，必急为采取，盖吉光片羽，弥足宝贵”，可知此选本立意于保存“当代”文献。姚椿在所作序文中指出此书的编选宗旨在于“征文献”，目的是“传文以传人”。
朱珔所编《国朝古文汇钞》初集176卷、二集100卷（道光二十七年吴江世美堂刻本），是一部大型古文选本。在道光二十六年朱珔序中，记有吴江沈翠岭为之出资刊刻之事，指出“是书之刻，上备当代之文献，中表先哲之幽隐，下佐后儒之稽览”，在所作凡例中，朱珔又强调，“此编意在防散佚”。从《古文汇钞》二集目次后海宁杨文荪写的识语中可知他曾协助朱珔编选此书，并特别注重对稀见文献、稿钞本文献及散行文献的保存。他说：“其中多明季遗献、国初硕儒，高隐不出，著述若存若亡，莫可稽核，或传写之本，仅存于乡里，外人无由得见者”，“或虽经刊行，久已散佚者”，“或名重当时，并无专集，仅于他处偶存一二篇者”，“皆广为搜罗，一一补入，以佐表彰幽隐之意”。《古文汇钞》初集选文626家，二集选文332家，其中李翮、李容、李法、傅谨斋、傅以成、毕宪曾等近150人没有文集传世，可知此书较好地发挥了保存清人古文文献的作用。
重视保存乡邦古文
清代古文选家特别注重对乡邦古文的编选，产生了大量以乡邦作者为选录对象的古文选本，保存乡邦文献是此类选本的主要编纂旨趣。乡邦古文选本的编者因“地利”之便，所搜求辑录的地方作者，有很多不甚知名于世，有的没有文集刊刻，有的虽有文集刊刻，却已佚失，其作品赖此类选本而得以保存。
道光年间，刘鸿翱辑《山左古文钞》8卷（道光八年刻本），他在所作序文中表达了保存乡邦文献的意愿：“余悲前代文章之逸，大惧吾乡之著作耳目所能逮者，复久而就湮。”可知编者惧怕乡邦著作散佚不传，因此编辑此书。此书共选录50位山东籍作者的241篇文章，其中孙宝侗、王櫂、蒲立德等15人没有文集传世，其古文作品赖此选本而得以保存。
道光年间，苏源生辑录《国朝中州文征》54卷（道光二十五年刻本），选录作者165家，文章770篇。苏源生所作序文认为河南自古以来“亦多有以著述自表见者，使不急为鸠集，吾恐阅世既久，散佚必多，而先正之法言，耆旧之行谊，将致无可考信于后世，岂不惜哉！”表明他编辑此选本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文献散佚。《中州文征》所录没有文集传世的作者有宋锦、阎禧、彭始搏、彭始奋、王伯勉等近百人，很好地发挥了保存清代河南地方文献的作用。
光绪年间陈作霖辑录《国朝金陵文钞》16卷（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陈作霖所作叙录谓金陵“地势雄奇，笃生人杰”，“洎兵燹之余，藏编亦零落殆尽矣，然元结中兴之颂，庾信江南之哀，摩垒交绥，犹张后劲，失今不葺，恐遂缺亡。于是掇撷英华，网罗散佚，目眵手茧，垂三十年”，有感于战乱之后书籍残毁的状况，因此有志于“网罗散佚”，尤其注重收录没有文集刊刻的作者，最终用30年时间编成此书。秦际唐所作后序谓“表幽阐微吾辈之责”，“是书亦一代文献之征也”，表明此书以表扬乡贤、保存乡邦文献为编选目的。《国朝金陵文钞》选录清代南京地区作者218家，其中张芳、张自超、张宝德、张曦照、张传仁等近150人没有文集传世，其文章赖此选本得以保存。
方宗诚所辑《桐城文录》76卷，未见刻本流传，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一有《桐城文录序》（《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光绪六年刻本），从中可知《桐城文录》收录作者83人，都是桐城籍的古文作家，明清兼收，而以清代为主。编者所作序文说：“当兵火之后，文字残缺，学术荒陋，使听其日就澌灭，而不集其成，删其谬，俾后之人有所观感而则效焉，其罪顾不重与？”也是有感于战乱之后文集凋残，因此要将桐城作家作品及时汇集成书，明确表达了保存乡邦文献的编纂旨趣。
强化文献保存意识
清编清人古文选本以保存文献为编纂旨趣，既受历史传统的影响，也与清代的学术风气和社会状况有直接的关系。首先是对前代传统的继承。中国自古有编纂诗文选本的传统，历代所编选本发挥了保存文献的作用，最著名者如《文选》《玉台新咏》等。宋代以后，当代人编选当代文章选本渐成传统，如吕祖谦《宋文鉴》、苏天爵《元文类》、张时彻《明文范》等，都有保存本朝文献的目的。清代选家继承前代传统，纷纷编选当朝古文选本。
其次是学术风气的影响。乾嘉时期朴学兴盛，学者多从事于典籍文献的校勘、整理，形成了重视文献的学风。受此影响，古文选家普遍具有较强的文献意识，有的选家如王昶、朱珔、姚椿等本身是著名学者，他们在编辑清当代古文选本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幽隐”之士及未有文集刊印者文章的选录，正是他们文献意识的体现。
再次是战乱的促动。多次战乱致使图籍、书板损毁严重，很多选家认识到保存文献的意义，选本编选成为他们保存文献的重要方式。陈作霖《国朝金陵文钞》编纂于“兵燹之余”，方宗诚《桐城文录》编纂于“兵火之后”，王先谦编辑《续古文辞类纂》也是受到战乱之后“祸延海宇，文物荡尽”社会景况的促动，而将乾隆以后作者的古文编纂成书。战乱对图书文物的破坏，促使有识之士特别注重对文献的保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编清文选本研究”（18BZW06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