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传玺
——1934年1月2日，胡适日记一则
2019年是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在阅读有关李大钊书籍过程中，看到一幅照片，是1936年6月，李星华带着三个弟妹：李炎华、李光华、李欣华去给父母扫墓。照片不太清晰，构图也不太合适，墓前是大片树荫，而四姐弟几乎顶到照片上面边线。问李大钊研究权威宋霖先生，他告诉我，曾问过星华，她说当时是北京大学一位进步学生拍的，不太会拍，就拍成这样了，但不管怎么样，毕竟留下了一个珍贵的镜头。尽管如此，我们看到两个墓碑都竖起来了，墓碑上“李先生墓”“李夫人墓”也能比较完整地看出来。李大钊的墓碑明显高些，“李先生墓”四个字竖排，稍微靠下，上面的留白显然是为将来再刻李大钊“身份”的预设。
看到这两个墓碑，我想到胡适先生的一则日记。1934年1月2日：“过万安公墓，我们进去看李守常的坟。去年他葬时，我不曾去送。今天是第一次来凭吊。他葬后不久，他的夫人又死了，也葬于此。两坟俱无碑碣。当嘱梦麟补立一碑。”(第二天日记记道：“上午客来甚多，有贵州黄齐生谈最久。”)(《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275页)从这则日记可以看出，这两个墓碑应该是胡适主动提议推动竖立起来的。
胡适到北大后，两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虽然中间两人为“问题与主义”有过一番争执，但由于这个争论，胡适的基点不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相反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在中国的切实传播，比如他首次全面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斯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唯物史观，一是阶级竞争说。(他的‘赢余价值说’，是经济学的专门问题，此处不易讨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胡适时论集》第1卷，潘光哲主编，胡适纪念馆2018年10月第1版第498页)，所以这场争论并没影响两个人的友谊。因此，胡适在“五四”时期也被人称作过激党。之后，两人一起掩护陈独秀南下组党；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签名赞同。
1926年夏天，胡适去英国经过苏联时，写下了许多歌颂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观感，通过与蔡和森、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谈话，表明自己想组党，并“充分的承认与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与主张”。文章寄回发表后，使得李大钊非常高兴，立即让人一定要请胡适回来仍从苏联经过，以便彻底把胡适争取过来，而这些文章的发表，同样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以致张作霖在北方逮捕李大钊、高仁山等人时，认为胡适也是共产党，也想抓捕胡适。李大钊被杀害时，胡适在美国领取博士学位证书。回来后，鉴于北方的形势，他没有回北大，而是留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尽管如此，但他心中并没忘掉这位朋友，当《胡适文存》第三集出版时，他在扉页上郑重写上“纪念四位最近失去的朋友”，排在第一位的即是李大钊。他曾对人说，李大钊是真正有信仰的，是为主义而献身的。
李大钊牺牲时，除了长子李葆华已经长大成人，其余四个姐弟都还在童年与幼年。在周作人和沈尹默等人努力下，1931年夏，李星华和李炎华回到北京复学，分别进入孔德学校初中部和小学部就读。针对李大钊家中的困境，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也敢于担当，不仅支付了李大钊的欠薪，还从那时起每月支付给赵纫兰50元作为补助。后来有人反对，蒋梦麟断然说：“要是谁能如李先生一样为主义而死，学校也会给他遗属钱。”可能正是听到这些议论，1932年6月下旬，赵纫兰致信胡适，请他对学校当局多多促进：“适之先生：前两个月的时候曾与先生寄去了一信，不知收见了没有？关于先守常先生北大薪水事，希望先生与学校当局交涉一下！看能不能增发若干元为好！本来学校每月只发五十元；且此五十元又不能照月发给，家庭本来没有进项，专靠此项度日实在不够。还有此五十元薪水不知发给若干时日？可否在时间上多延长一些？这些事都请先生费心给办办！因为先生从前与守常先生是好朋友，故敢这样的求先生。祝健康。李赵纫兰鞠躬。”(《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第122页)
正是从这封信，我们得知了北大在李大钊牺牲后每月给了赵纫兰50元的补助。根据有关物价资料，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北京市郊五口之家，每年100大洋就可以维持生活。顾颉刚先生刚留北大时，也就每月50元工资。应该说北大给予赵纫兰的补助还算说得过去。而赵纫兰写信给胡适请他帮忙，一是基于他和李大钊的友谊，一是对胡适的信任，当然也是由于胡适当时在北大的威信和能够对蒋梦麟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帮助李家，周作人去找蒋梦麟、胡适商议，请北大将李大钊留下的书籍全部买下。蒋梦麟完全同意，但又提了更好的设想，他认为专卖书卖不出多少钱，根本不顶用，不如改为老朋友们集资买下来，赠给北大图书馆，一来为守常留个纪念，二来也能多募集些钱来帮助守常遗属。宋霖先生这般评价：“无论是站在当年还是今天的角度来看，蒋梦麟的建议都是最智慧、最情深意重的。”(《李大钊家庭史研究》，宋霖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77页)
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适，再次请他出面促进。此信首先说的就是这个事，“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肄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闻书目已由守常内侄杨君抄交孟邻矣。”(《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133页)那一年胡适的日记又不全(他的日记每到关键处皆缺失，而缺失正表明在那个环境下他可能做了)，我们无法看到胡适接到这些信后的态度，但如果胡适不热心或不起作用，我想从李大钊家人到朋友都不会找他。
胡适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且不说他和李大钊的友谊，单从他此一阶段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应是如此。1927年5月底回到国内后，即参与了对陈延年的营救。在史沫特莱等人影响下，胡适就“人权与约法”展开了对新建立国民党政权的批判，以至于受到国民党各地党部的全面围剿，不得不于1930年底辞了中国公学校长撤离上海搬回北平。据随行的罗尔纲先生回忆，搬家走时，车站上还充满着暗杀的危险。后来史沫特莱又把胡适拉进了民权保障同盟，而胡适也利用北京分会成立之机，公开发言要求社会各界营救不久前被捕的陈独秀和牛兰等人。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被捕。根据胡也频的要求，应丁玲和沈从文之请，他写信给蔡元培先生进行营救。1931年10月21日晚，王若飞在包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应盛成和王若飞舅父黄齐生先生请求，写了“五六页八行书”的信给傅作义加以营救。我在本文开头引胡适去看李大钊墓的日记，后面括号中又引了他第二天的日记，那天他与黄齐生谈最久。足见那时他与共产党人私下交往还是挺多的，共产党人对他也是相当信任。
胡适辞去中公校长回到北大，立即成了北大乃至北方教育界的核心。作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是几近凡事在听取了胡适先生的意见后，才能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他自己曾说，民国十九年重回北京大学，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巨细，都就商于两位”。傅斯年先生曾说，“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他在逝世前十来天的一个演讲中这样说：“梦麟先生的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以至于蒋梦麟笑着应和道：“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2019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创拍摄的《西南联大》纪录片，在第一集说到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北方教育界掀起抵抗时，其镜头就是一众教育界代表人士前往胡适家中开会研究，胡适站在门口笑吟吟地迎接各位。傅斯年后来的评价是，“彼时中央军与党部撤去久矣，适之先生奋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以抵抗之，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从这些话看出，胡适那时在北大以及在北方教育界是绝对具有影响力的，他如果愿意帮忙，是一定能起到相当作用的。从李大钊图书后来以这种方式捐赠北大图书馆来看，胡适没有辜负朋友的请托。
又正是这种积极性和影响力促使胡适主动建议蒋梦麟为李大钊夫妇竖碑，并且实现了目的。李大钊牺牲后，灵柩一直停放在浙寺。1933年，赵纫兰病重，3月底，李星华接来母亲，看到李大钊的灵柩6年不能安葬，自己又已病重，赵纫兰觉得应该再去求求北大同仁，请他们帮忙，以了自己可能的最后心愿。他拜见了胡适、蒋梦麟、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没想到蒋梦麟慨然应允。于是由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蒋梦麟、樊际昌、刘复、钱玄同等十三人发起公葬。4月22日，举行公祭，23日出殡。35天后的5月28日，赵纫兰病逝。在考虑安葬李大钊时，蒋梦麟选择的是万安公墓。鉴于李大钊的身份，公墓经营者、曾任过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的浙江人蒋彬侯不愿意。4月13日，蒋梦麟亲自出面，既是同乡同姓，又是北大校长，蒋彬侯方才答应。看到赵纫兰的身体状况，蒋梦麟这次购买墓穴时，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一下买了两座，在李大钊墓穴的旁边把赵纫兰的墓穴也订了。但正是由于蒋彬侯不愿意，所以下葬后，虽然也请刘半农撰写了碑文，但碑并没有竖，当然赵纫兰逝世后安葬时也不可能竖。
从胡适的日记来看，当胡适看到两个墓都没有立碑时，他心中涌起了要建议蒋梦麟把两人的碑立起来的念头。对李大钊夫妇的墓，胡适用的是“凭吊”，对建议，胡适用的是“嘱”。胡适是恭敬的，尊敬的，是郑重的、认真的。胡适参与了李大钊公葬的发起，又准备推动蒋梦麟把两人的碑立起来。这是他对李大钊后事一直持积极性的表现。从此也证明了为什么赵纫兰和周作人都愿意找他帮忙促成促进的原因。也由此可以说，1936年星华他们去扫墓，碑已经立起来，蒋梦麟听了胡适的话，胡适的建议得到了实现，他们帮朋友帮得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