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岳飞死于愚忠吗？
批评民族英雄岳飞“愚忠”的人，说岳飞忠君是“绝对的忠君”，对“皇帝无限忠诚”；又说“绝对忠君”的岳飞，“却被自己无限忠诚的皇帝杀了”，因此岳飞的忠君是“愚忠”，“岳飞的悲剧就在这里”（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刊《青海社会科学》1980年第二期）。
有“忠君思想”与“绝对忠君”的愚忠，显然有区别。持岳飞愚忠观点的人，对南宋抗金史与岳飞、高宗的矛盾，可以说是所知甚少，恁主观臆造什么岳飞对高宗“绝对忠诚”，纯系胡说八道。
在封建时代，臣民忠君，是普遍的观念，因为君代表国家，是国家的象征，君与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忠君与爱国是分不开的。但遇上昏君，危害国家利益的君主，臣民都能忠吗？不但不能忠，甚至反抗。身为武将，岳飞当不例外。从岳飞一生抗金实践中可以看出，他忠君是以爱国为前提的。强敌入侵，宋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服从皇帝抗金的诏命，以保国卫家。但当他发现宋高宗出于个人私利，不想收复失土、迎回被金军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时，他就毫不犹豫，不顾个人得失，敢于顶撞皇帝，拒不执行皇帝诏令。
如，绍兴七年（公元1137），岳飞已升至太尉、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抚使，进入朝廷正二品大员之列，位高权重，雄心勃勃，正计划大举北伐收复淮河以北的失地。是年春，高宗在平江（今苏州）从武汉召来岳飞商谈军事方略。岳飞陈述了规复中原的军事行动方案。在从平江船行到建康（今南京）的路上，宰相张浚和宋高宗赵构商议了收回老将刘光世淮西军五万余兵马的事。淮西军纪律涣散，刘光世统军无方。收回刘光世大军后，军权交给谁呢？宋高宗考虑后，决定交给治军严明、英勇善战的岳飞。宰相张浚表示支持，当即降指挥，令岳飞收掌“淮西宣抚刘少保下官兵等五万二千三百一十二人，马三千一十九匹，须至指挥。”（宋岳珂《鄂国金佗续编》卷八《督府令收掌刘少保下官兵札》）宋高宗为稳定淮西军军心，亲自降《御劄》，给淮西军大将王德，交待准备接受岳飞指挥：“朕惟兵家之事,势合则雄.卿等久各宣劳,朕所眷倚.今委岳飞尽护卿等,盖将雪国家之耻,拯海内之穷。天意昭然,时不可失,所宜同心协力,勉赴功名,行赏答勋,当从优厚.听飞号令,如朕亲行,倘若违斯言,却有常宪.付王德等。御押”。
刘光世被罢免后，高宗本已决定由岳飞接管淮西军。将淮西军五万兵并入岳家军，使岳家军兵力骤境一倍以上，成为三军之冠!而且高宗还亲口对岳飞说：“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将北伐重任交给岳飞,岳飞心情有何等激动呀!胸中涌起了“重新收拾旧山河”的热血浪潮,觉得收复中原的宏图可以付诸实施了。于是奋笔疾书,写了一道《乞出师札子》：“提兵直趋京、洛……经略两河，金人有破灭之理，为陛下社稷长久无穷之计在此举……异时，迎奉太上皇帝、天眷（钦宗）以归故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安！（《鄂国金佗粹编》卷十一《乞出师札子》）”。
岳飞满腔热血，把握时机，以出师北伐、灭亡金国、收复失土为己任。想不到，他的奏书提到“迎还二圣”，一下子触及到宋高宗赵构的心病：徽宗、钦宗回国，我这个“九哥”往哪儿摆？皇位拱手让出给大哥钦宗赵桓吗？加之当时的枢密使秦桧力主投降议和，恐惧岳飞北伐的方案，在高宗面前挑拨，大将并军、军力过强不便朝廷控制，又正中高宗疑忌武将的另一心病。于是，高宗顾不得颜面，立即改变主意，收回将淮西五万大军并入岳家军的成命。并派宰相兼都督张浚前来军中调停，假惺惺地征求谁可统率淮西军的人选。此时，宰相张浚产生私心，他身兼都督，既然高宗不想将淮西军并入岳家军，他想把这五万军队纳入都督府下。本来已满腹怨气的岳飞，与这位宰相大人首先发生激烈顶撞，他连驳张浚提出的王德、吕祉、张俊、杨沂中等人选，并且义正词严回击张浚的指责：“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然岂以得兵为计耶。”（《鄂国金佗粹编》卷七《行实编年》）。岳飞对皇帝出尔反尔，十分惊讶，好似一盆冷水从头浇下，他的北伐宏图大略，一下从希望的顶峰，跌落到绝望的深渊，顿时心灰意冷。此种咄咄怪事，实在接受不了。他无比愤慨，上书请求解除军职，并且未等高宗批复，擅自离开军队，前往九江庐山母亲姚氏墓，守丧去了。这一举动，使高宗震惊，勃然大怒，要收回岳飞兵权，罢去宣抚使军职。只是在左司谏陈公辅的竭力劝谏下，方才作罢。勉强忍住心中怒火，派岳飞的部将王贵、李若虚等上庐山劝岳飞下山。高宗下的是死命令，如不能劝岳飞下山，王贵等等一同斩首。岳飞为部属想，被逼下山归队。我们从岳飞怒上庐山这一事件看，岳飞对高宗赵构是绝对的忠诚，是愚忠吗？当然不是。
又有人说：岳飞在取得郾城大捷后，可直捣黄龙府，但不敢违抗高宗“十二道金牌”而班师的，前功尽弃，最后无法逃脱被诛杀的命运。这是愚忠。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仍是昩于史事。
“十二道金牌”班师诏，为众人所熟知；但很多人不知道，岳飞在绍兴十年（1140）挥师大举北伐时，高宗曾下过两道班师诏。
第一道路班师诏，是在北伐刚开始的时候。绍兴十年五月夏，金国皇帝熙宗撕毁和约，派兀术率领十万金军南下。途经顺昌，遇上刘錡率领的“八字军”，双方进行激战。高宗急命岳飞北上支援，并许诺“图复京师（开封），右谋关陕，与河北相应，中兴大计，卿必有所处，唯是机会，不可不乘！”（《鄂国金佗粹编》卷二《援顺昌六诏》）对岳飞来说，这道允许深入北伐的诏命，已等等了十几年。于是岳飞奋起，立即从鄂州（今武汉）起兵，挥师北上。
正当出发才几天，宋名将刘錡率领“八字军”已击退兀术，顺昌之围已解，局势有所缓和。高宗感到金军威胁大大減少，对北伐又产生动摇，怕岳飞真的收回开封，直捣黄龙府。于是急派司农少卿李若虚赶赴前线，传达班师诏，把岳飞召回鄂州。六月下旬，李若虚赶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向岳飞当面传达了宋高宗的口诏：“兵不得轻动，宜班师。” 岳飞面对抗金大好形势，和北伐军高涨的士气，如箭已发，机不可失，不顾抗诏的后果，断然拒绝了高宗班师诏（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二0二）。李若虚为岳飞不计个人得失的抗金爱国之心所打动，宁可自己承担责任，没有劝阻岳飞北上，他对岳飞说：“事既耳，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李若虚还朝后，果然被罢官。高宗与宰相秦桧，对握重兵在前线的岳飞，也莫之奈何。
正是由于岳飞拒绝高宗班师诏，岳家军继续北上，势如破竹，收复了河南陈州、蔡州、洛阳、颖昌等等开封以西地区，取得了郾城大捷，前锋直抵朱仙镇，从西、南包围兀术重兵屯驻的开封，只待淮东、淮西韩世忠与张俊二部北上合围开封，以共歼金军十万主力。兀术已在考虑北撤。
可是，北伐大好形势的出现，高宗不但不高兴，反而使其害怕。于是高宗、秦桧投降卖国集团，从临安连降十二道金牌，以日行五百里的速度，急递到岳飞抗金前线，令岳飞班师。为了给岳飞施加高压，采用“釜底抽薪”的毒计，同时，命令韩世忠与张俊从前线撤退到淮河以南，又令“八字军”统帅刘锜从靠近开封的顺昌撤军到江南，从而使岳飞陷入孤军深入河南的危险态势。为此，岳飞急上《乞止班师诏奏》：“今重兵尽聚东京（开封），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谋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唯陛下图之！”
高宗根本不听。大好形势他当然清楚，正因为灭亡金国的形势大好，才急诏三军南撤。高宗惧岳飞单独形动，命力岳飞一切军事行动须同杨沂中、刘锜共同商议。这就剥夺了岳飞前线的指挥权。岳飞要继续孤立留在河南前线，处境将十分危险：其一，兀术可调动十万大军专一围攻五六万之众的岳飞军；其二、高宗、秦桧切断了对岳飞的给养供应，使岳飞军陷于缺粮、缺装备的困境。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岳飞不得不扼腕班师。
有人说风凉话：岳飞如拒绝班师，可以打过黄河，一举端掉金国老巢，也不至于被杀。岳飞之死，死于班师。这是对历史的无知。无论是岳飞军的实力，还是五六万兵马断了朝廷给养的保障，从那一方面看，岳飞都不可能孤军深入，更何谈端掉金国老巢？
二．岳飞之死，死于忠与义
那岳飞究竟为何而死？
概括地说，绍兴八年至十一年间，以韩世忠、岳飞为代表的爱国抗金派，与以高宗、秦桧为首的屈己议和派发生激烈冲突，无法调和。为了尽快缔结第二次宋金“绍兴和议”、保住赵构为首的南宋小朝廷，高宗、秦桧最终采取了“杀一儆百”的高压政策，以压制住抗战派。这就是岳飞之死的根本原因。
可是，有学者却把岳飞死因，归之于其人品、性格、才干出众，不见容于世，说什么：“如果岳飞功劳不那么大、才干不那么高，就像刘光世、张俊之流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就不至于使张俊辈忌妒、“颜面尽失”，转而陷害岳飞；或者假如岳飞性格不那么刚直、敢于直言，为人不那么坦率，对朝廷事务噤若寒蝉，言不及义，就像韩世忠那样明哲保身、得过且过，朝廷亦至少不会如此快地启动杀机。”
这是脱离当时历史实际，无视当时严峻的国内外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社会形势的主观推论，当然站不住脚。岳飞之死的直接起因，既不是因为他在绍兴七年(1137)建议早立太子，将已经内定为皇太子候选人的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早日正名，以抵制传闻中金人拟将钦宗之子赵谌送回汴京别立朝廷的图谋，因为，高宗虽批评岳飞身为武将不宜干预皇位继承之事，但高宗还是肯定岳飞出于“忠心”，并没有因此就不信任岳飞，给予任何处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二一）；也不是任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张俊“庸庸碌碌”，在枢密副使岳飞面前“颜面尽失”，因此产生嫉恨之心，萌生要置岳飞于死地的恶念。在南宋当时人心目中，张俊战功赫赫，钦定的南宋“十三处战功”，张俊则占二处，可与之匹比的是吴玠二处，韩世忠一处，岳飞的“郾城大捷”未能列入，是不公正的，这可能与岳飞后来成了“政治犯”有关，另当别论。更何况，建炎三年(1129)，苗刘兵变发生时，张俊屯兵吴江，张俊主动率兵至杭州救驾，立了大功。对此，高宗念念不忘，直至绍兴二十五年张俊死后，高宗还念叨张俊“实为有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七）显然，张俊在朝中的地位和声望，在当时决不会亚于枢密副使岳飞。岳飞升迁固然很快（从布衣到位至将相不到十年），会使心胸狭窄的张俊不悦。然而，在绍兴十一年春，韩、张、岳三大将同时被解除统兵权，同时被授予枢密使、枢密副使之官职，应该说是命运与共，此时，在岳飞面前，张俊何来“无地自容”的心态呢?
至于韩世忠，有人说他“明哲保身、得过且过”，不如岳飞关心朝政，那也是昧于史事。在反对皇帝赵构、宰相秦桧推行妥协投降政策过程中，韩世忠是一面旗帜，抗战派的中坚，他敢言也敢行，不但“数次上疏论不当议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二三《韩世忠论和议》、《韩世忠再论和议》），因此得罪秦桧，“由是桧恶之”。绍兴九年初，第一次“绍兴和议”达成后，韩世忠不但不肯表态赞同，还奋不顾身抗拒诏旨，派兵扮作“红巾军”，在洪泽镇设下埋伏，准备袭杀返回金国的和谈使团张通古一行人马，“以坏和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五），后因泄密，张通古临时改变北返路线，致伏击未果。此事引起高宗、秦桧十分震惊和恐惧。他们感到，文臣反对和议不可怕，比如第一次和议达成前，编修官胡铨大骂奸相秦桧，喊出要斩秦桧头“竿之藁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七《戊午上高宗封事》），而他们只采取了“只莫睬，半年便冷了”的态度，事情也就了了。可是手握重兵在外的大将反对议和，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倘若韩世忠此次伏击成功，坏了和议，金军兴师问罪，高宗、秦桧宝位还能坐得稳吗?绍兴十年，高宗准备对金第二次媾和，“闻之道路，独将帅忧，汹汹如风涛尔”。可以说，议和的最大障碍仍是武臣，而韩世忠更是成了高宗、秦桧首当其冲的“心腹之患”，必欲除之。据此，如何能说韩世忠“明哲保身、得过且过”呢。
事实真相恰恰是高宗、秦桧首先要搬掉“议和”的“绊脚石”是韩世忠；他们采取“杀一儆百”的高压政策，首先要杀的不是岳飞，而是韩世忠!为此，他们使出了对三大将采取分化瓦解的毒辣一手。
绍兴十一年(1141)春，通过明升暗降，解除了韩、张、岳三大宣抚使军职之后，高宗即诏命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前往楚州(原韩世忠大本营所在地)按阅军马。临行前，高宗毫不掩饰地谕旨：“捃摭世忠军事，备反侧。”张俊一听，马上领会了高宗要整韩世忠的深意，一言不发；岳飞一听，感到苗头不对，急忙替韩世忠说话：“世忠有幸，沐皇恩高升为枢府大臣，既如此，楚州之军便是朝廷之军。”岳飞语气虽委婉，但含意明确，韩世忠现已离开楚州赴朝廷任枢密使，那么，此后楚州发生的事与他无关。张俊见风使舵，开始向打击抗战的立场靠过去；而岳飞则坚如磐石，坚定地站在抗金立场上。
从临安到镇江，在开始检阅韩世忠旧部军马时，张俊对岳飞说：“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军，朝廷意可知也。”（《鄂国金佗粹编》卷八）这是张俊表明心迹，愿和岳飞联手，遵旨分解韩世忠数万军马，把韩世忠整垮。岳飞当场顶回：“不然！国家所赖以图恢复者惟自家三四辈。”张俊不期遭到比自己小十七岁、当年曾得到自己提拔的下属大义凛然的驳斥，不禁恼羞成怒，他已彻底明白：岳飞不是同路人。张俊怒气无处发泄，随手挥剑削了城楼上两个哨兵的头颅。从此，张俊背着岳飞，寻找可以整治韩世忠的把柄。他逮捕了韩世忠的部属耿著，说耿著倡言“二枢密来楚州，必分世忠之军”，动摇军心。秦桧接到张俊告密，喜出望外，立即传命将耿著送往大理寺狱，企图藉此罗织罪状，陷害韩世忠。
岳飞得知此事后，扼腕叹息：“吾与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幸被罪，吾为负世忠！”(《鄂国金佗粹编》卷八）。尽管他心中知道，朝廷授意，张俊忠实执行，事情已很难挽回，但岳飞考虑到继续抗金收复故土的大局，不能损失韩世忠这员名将，义气贲张,遂顾不上个人安危，急忙派人连夜送信给韩世忠。韩世忠览信，十分惊骇，连忙上朝求见高宗，伏地剖明心迹。在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曾带兵救驾，高宗对韩世忠还有几分旧情，加之岳飞拯救及时，于是下令停止对“耿著狱案”的追究，保住了韩世忠。企图加害韩世忠的阴谋，不意被岳飞戳穿，不但高宗、秦桧恨岳飞，张俊也恨岳飞。于是朝廷命“张俊复往镇江措置事务”，诏“副使岳飞留行在(临安府)，以二人议事不协故也”（《系年要录》卷一四一）。“张俊于是大憾先臣(岳飞)，及归，倡言于朝，谓先臣议弃山阳(楚州)，专欲保江(长江)；且密以先臣报世忠事告桧。桧闻之，益怒，使谏臣罗汝楫弹其事”（《鄂国金佗粹编》卷八）。
于是，高宗、秦桧刺向韩世忠的矛头，开始转向岳飞。从此，就开始了罗织岳飞罪状的罪恶勾当。
关于岳飞之死的直接起因，至此已一目了然，正是由于岳飞仗义，挺身而出保护抗金名将韩世忠。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高宗、秦桧投降派集团打击抗战派的高压政策。岳飞之死，死于忠心报国和仗义救韩世忠。
三．杀害岳飞的元凶是宋高宗
关于杀害岳飞的罪魁祸首，有的说是奸相秦桧，这是不正确的。杀害岳飞的元凶是宋高宗赵构，秦桧出谋划策是帮凶。这里只简要地说明两点：
一点是由枢密使张俊、宰相秦桧、御史中丞万俟□罗织罪状，诬告岳飞“谋反”罪，高宗则亲自定为“诏狱”。“诏狱”就是奉皇帝旨意立案的大狱,除了皇帝,任何人不得干预。临时设立专案组,独立审理,可以不要口供,以众证结案。高宗不授意，岂能将他一手提拔起来、曾亲自授予“精忠报国”锦旗、身为枢密副使的岳飞抓起来,置于“诏狱”吗？
第二点是，经大理寺再三审讯，最后还是找不到岳飞谋反罪的证据，最后，因年关快到，大理寺在君相高压下，定了岳飞两条罪状：一是岳飞曾说过：“与太祖同为三十岁封节度使”，这是“指斥乘舆”罪。依法，“指斥乘舆情理相切害者，斩。”
二是高宗曾令岳飞出援淮西，岳飞不即出援，犯“拥兵逗留”罪。依《律》，“临军征讨，稽期三日者，斩。”（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岳少保诬证断案》）
这两条是什么罪？第一条,岳飞哪怕说过这样的话,无非是得意自满,与指斥（诽谤、攻击）太祖皇帝怎么能联系得起来?第二条,绍兴六年,伪齐三十万军入侵淮西,高宗命岳飞从鄂州出兵东援淮西,岳飞抱病率兵渡江东上,至九江,接到高宗诏书：“淮西既无事,飞自不须更来。”岳飞因此驻兵不再东上,怎么能说岳飞“拥兵逗留”?且绍兴六年的事，真的犯了“拥兵逗留”罪，为何当时不处置，要在过了四年以后，才立案审判？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秦桧面对韩世忠责问,以“莫须有”罪搪塞之,韩世忠愤慨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在秦桧与万俟卨授意下,大理寺依据这两条罪判刑:
岳飞，斩；
张宪谋反，绞；
岳云唆使张宪谋反，徒刑三年。
秦桧把大理寺判决书亲自送高宗皇帝审批,高宗当天批复并改判:
岳飞特赐死.
张宪与岳云并依军法施行（腰斩）,令杨沂中监斩。
这不很清楚吗?高宗嫌大理寺断刑不狠,亲自将岳云由三年徒刑改为腰斩,将岳飞父子斩草除根,何其凶狠!秦桧未敢下手的事,高宗做了。杀害岳飞的元凶是高宗,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对此,岳飞心中是十分明白的,悬挂在杭州岳王庙的岳飞遗言:“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就是对宋高宗的控诉。
（作者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历史学教授、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宋史专家龚延明。岳飞网授权发布，转载请署名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