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12岁时母亲自杀，一年后父亲再婚，14岁时决定离家去胡尔达基布兹生活，并决定将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断绝代表父亲家族的耶路撒冷与旧世界的关系。
张玉瑶
《朋友之间》（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译林出版社
这段经历的影子，或许正投射在他的短篇小说《父亲》里那个初来乍到基布兹的少年莫沙伊身上。但又有所不同。作为外来者的莫沙伊是因家人重病而被送到基布兹，意识形态徘徊于“进步营垒与旧世界”之间，一方面被基布兹的新气象所吸引，另一方面却被要求和父亲所代表的旧世界断绝往来，这令他感到一丝迷惘和犹疑，而当年决绝奔赴基布兹的少年奥兹未必有这份缭绕的情绪。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份迷惘和犹疑，或许更多属于后来的奥兹，属于写这篇小说时的奥兹，随着年岁流逝而沉思愈深。
《父亲》是奥兹2012年写就的小说集《朋友之间》中的一篇。与《爱与黑暗的故事》等代表作相比，这大概不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但这部小说集又是十分独特的，因为其时已离开基布兹26年的奥兹在里面集中书写了基布兹的故事，既是他本人的一种经验性的回望，也是他在多年后对这样一种特殊社会结构隔着时空距离的观察和思考。犹太子民贯穿始终的对于何处是真正精神归属的寻找，亦以忧郁的色调，隐现于故事背后。
作为小说最重要的背景，在进入奥兹的书写之前，有必要先理解作为政治名词和实践实体的“基布兹”。小说译者钟志清在译后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解释，基布兹（Kibbutz）字面意思是“聚集、聚居”，是以色列一种以农耕为主的共同体，20世纪初由移民拓荒者所建。当时这些犹太移民受到感召从东欧、俄国来到巴勒斯坦这片传说中“祖先的土地”，但这里自然环境恶劣，还经常受到游牧民族袭击，因而他们选择集体居住，积聚资本，共同劳作，建造家园。
在拓荒者的最初构想中，基布兹是一个乌托邦社会，人人平等，财产共有，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在食堂吃饭，孩子们也住在集体宿舍，由基布兹统一抚养，正如一个大家庭一样，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全。《朋友之间》的八个故事就发生在奥兹虚构的一个叫“耶克哈特”的基布兹里，每个故事都涉及了基布兹生活的某一典型境遇，但奥兹之笔不限于描绘，而是捕捉到其中暗隐的裂隙，如同笔直树干上隐秘的突起。八个故事之间互有勾连，正如这个集体中人与人看似单纯均质实则复杂有层次的关系——这也正是小说所着力刻画的。
《在夜晚》一篇中，耶克哈特基布兹书记、同时也是第一个出生在这里的人约阿夫想，“基布兹的最初理念是否定孤独这一概念的”。但从第一篇小说《挪威国王》开始，就浮现出与这一完美理念的龃龉和背离：负责园艺工作的老单身汉兹维逢人就说世界各地的灾难消息，被称为“死亡天使”，人人都躲开他。这种行将老去的落寞基调，属于兹维，也笼罩在整个基布兹上空。有如一个循环，最末一篇《世界语》的主人公马丁是一个比他更老的老头，马丁年轻时教授世界语，现在在基布兹做鞋匠，但依然是个怀抱着世界大同式政治理想的无政府主义者，“经常提醒我们为什么发起基布兹运动，基布兹的最初理想是什么”。他在这个已经布满了人性之弱点与恶性、正在滑向小布尔乔亚的基布兹，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贯通着拓荒先驱者们的激情与正义之光。但时代变了，人们觉得他古怪，他的世界语课程不受基布兹欢迎，他的工作要被顶替掉，而他本人也死了。最终，他的葬礼成为了这篇小说和整部作品的收束点，裹挟着一丝萧瑟的悲情，以一种象征的形式，确乎宣示着所谓理念和精神的落幕。
不幸遭遇丈夫出轨的奥丝娜特是跟着马丁学世界语的三人之一（另两人正是“死亡天使”兹维和外来少年莫沙伊，真是孤独者的聚会），她悉心照顾老马丁，却并不因为这是组织交待的工作，而更出于一种本性的善良。她从自己和他人的际遇中理解了一件事情：“基布兹在社会秩序方面有些微改变，但是人难以满足的天性没有改变。委员会表决将永远无法根除嫉妒、狭隘与贪婪。”她想得不错。但更致命的是，人的天性中不仅有嫉妒、狭隘与贪婪，还有爱与自由，它们天然和基布兹制度相冲突。可以说，每篇小说都贯穿了这样一种制度和人性的冲突，尽管一层淡淡的哀愁如温柔轻纱轻笼其上——
爱开玩笑的辛德林很爱儿子尤娃尔，但不得不把儿子放在集体儿童公寓中过夜，儿子在那里受到霸凌，辛德林一气之下打了别的孩子，却受到组织警告处分（《小男孩》）；约塔姆的舅舅是一名逃离者，他去了意大利后和基布兹及以色列自行脱离了关系，也想把约塔姆接过去上学，但什么时候去甚至学什么，都必须要经过委员会的同意，约塔姆只能想象一种“没有委员会、集体会议、公共舆论或者犹太命运的新生活”（《戴尔阿吉隆》）；纳胡姆的女儿埃德娜和基布兹精神领袖式的人物大卫·达甘好上了，大卫是埃德娜的老师，也是纳胡姆的朋友，常常展现出掌控一切的力量——包括这对父女。纳胡姆经历一番思想斗争后去找大卫，但始终无法爆发出作为父亲的真实愤怒，只能“轻轻地把门关上”。所谓精神领袖，在一个父亲欲言又止的哀伤中化为泡影，但他所代表的制度与集体权威，依然映照出个体无法摆脱的政治与命运交糅下的无能为力（《朋友之间》）。显然，激情褪去后的基布兹，无法成为先民所预想的乌托邦式的所在，而是布满裂隙的空中楼阁，谁也不知道何时便面临分崩离析的命运。
但，小说并不只是一面现实之镜，我们在此无意评说基布兹运动的得失，相信奥兹本人也并不作为一个评判者而执笔。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让故事溢出了社会结构的边界，进入更为深广的存在之境，从现实冲突直指人的精神困境，这也是其超脱之处。正如想去意大利的约塔姆被大卫·达甘警告“不要迫使基布兹冲你关上大门”后，一个人来到被摧毁的阿拉伯村庄戴尔阿吉隆静坐聆听若有若无的声息，正是彼时彼地的存在处境才让他更与先民、与自己的心灵相通，而不是任何来自领导者的“犹太人”辞令。那种众声喧哗后的静默异常动人。
奥兹在基布兹度过了青春，基布兹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写作，而这一回，比起故事本身，应该说给予他的更是一种探索人性的通道。基布兹有一天或许会终结，但人性的弱点永远不会。
（原标题：基布兹中的人性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