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自己看到的第一个漫画家《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时候他还不识字，把孙悟空的形象临摹在废纸上，贴了半壁江山。
再后来看《平原游击队》《红灯记》《鸡毛信》等革命战争题材的连环画，他开始迷恋双枪李向阳，到处叫“我是李向阳，把手举起来！”也喜欢杨子荣，戴顶仿虎皮帽，长板凳套着书包充作马骑，和邻居家的小孩打仗。不过他最爱的还是演义故事，和玩伴们争论张飞、关羽和赵云的战斗能力。潘家园旧货市场内，各式品相的连环画从地柜摆到天花板上。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文丨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胡杰丨 校对丨卢茜
►本文6667字 阅读13分钟
你读过小人书吗？
答案有稳定的年龄分化。40岁以上的人大多表示看过，40岁以下的，肯定回答渐少。
再问：你知道小人书还在生产吗？大多回答是统一的惊愕：小人书还在生产啊？！
在正式语境中，小人书被称为连环画。最鼎盛时期，它的年印量破亿册，是两三代孩子的启蒙读物、快乐源泉。如今，连环画的风光似乎已褪去多年。它的市场缩小了，许多时候成为一种“藏品”。
位于北京东三环附近、一栋砖色建筑中的连环画出版社，是仍在规模性出版连环画的机构。它曾有一个更响亮的地址，“北总布胡同32号”。那是印在广为流传的《鸡毛信》《水浒传》《西厢记》等连环画封底的地址。
连环画出版社的前身是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册编辑室，在业界人士的评价中，作为新中国第一家“连环画专业出版社”，它的身后是中国连环画时代的兴起与落幕。
位于北京东三环附近的连环画出版社。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断代的人与故事
岳飞夹马而来，挂袍持枪，只一戳，敌将跌落马下。
这张画在电脑上被展示。再细看，画中的人身、马首、马蹄的线条虚化了，粉色战袍晕成了红色，人脸也红彤彤一片。
“瞅瞅这色，都糊了，这怎么弄？”“失真啦！”“印大开本，画的精度怎么够？”编辑们围起讨论。作为连环画出版社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岳飞故事的再版被提上议程。但合适的画作找不到了。
电脑上的是旧稿的原稿影印品，“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扫描的，画质非常差。”而原稿实物已经丢失，画稿的作者也已年老，“手都抖了，根本不可能再画。”
半个世纪以前，这群编辑的前辈曾推出过《鸡毛信》《青年近卫军》《东郭先生》《西厢记》《水浒传》等中国最著名的连环画作——他们供职的连环画出版社，前身是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册编辑室以及毛泽东在1950年指示成立的大众图画出版社，是“我国唯一的连环画专业出版社”。年轻的编辑们都知道前辈的光荣：在连环画的黄金年代，单册或成套的连环画起印就有几十万的数量，上百万都算平常。出版社曾拥有刘继卣、王叔晖、徐燕孙等连环画名家，并与贺友直、顾炳鑫等也保持合作关系——那是中国连环画史上公认最好的一批画家。
而如今仍在为出版社供稿的作者，多是从前辈编辑那儿继承而来的，年龄在八十岁上下，六十多的就算“年轻人”。
编辑们也很年轻，以80后为主，男女比例二比七。他们与其他部门的同事共用一个大开间，九个人坐在九个常规的格子间里。稍特殊的是，每个人的桌板上都贴着白描画和书法，桌面摆有几座书架，专门用来堆连环画的。
一天内的大多数时间，这里很安静，只能听见点鼠标和敲键盘的声音。偶或遇到寻找作者的讨论，会小小掀起一点波澜。
有人提议找新作者重画岳飞，其他人纷纷反驳：能找谁呢？
上网一搜，关于岳飞的其他画作倒多。编辑们依次点评，“画得老气。”“神态不对。”“马画得太粗糙。”又指着一幅“岳母刺字”的画面，说，“看这老太太被画得多潦草！”都不尽如人意。
岳飞故事的作者挑选最终被搁置。“作者断代了。”这是编辑们公认的事实。
同样断代的还有故事创作。
入行四五年，好几个编辑怎么也举不出一个“全新的故事”。编辑室主任顾恬想到一套《最美奋斗者》，是今年4月出版的，里面有钟南山、袁隆平等人的内容，但也仍有很大篇幅在描绘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老面孔”。
在十月底刚刚结束的一场选题会上，编辑部讨论要如何做“长征”“长城”“黄河”等主题故事。他们有些发愁：都是耳熟能详的故事，还能否做出新意？
新故事太少了。要创作一个全新的故事， 顾恬解释，需买版权，从零开始请人写脚本、画稿子，“整个周期非常长，市场效果也不一定。”
同一个旧故事被不断地组合、再版。在这次讨论岳飞之前，2016年，出版社做了一套《岳飞传》；2017年出了一本《满江红》、一套《岳飞传故事》；2019年又出了一套《小人书系列：岳飞故事》。
70后的陆林华是编辑部里的“著名连迷”，家中设有十几个收藏连环画的书柜，藏书近万本。
他总结，除了经久不衰的三侠五义、四大名著等古典题材以外，早期的连环画是紧扣时代的。“比如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解释新婚姻法、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的题材很多。60年代后，开始表现先进人物，雷锋、焦裕禄。70年代后，更多是反映阶级斗争的。80年代后，就结合改革开放了，出现了《人到中年》这类时代性的故事。”
但在今天，没人能说清全新的故事都去哪儿了。“可能它们流向动漫，流向影视化的项目，就是不再流到连环画这一块儿来。”陆林华说。
编辑桌面上的连环画样书。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班级里的“硬通货”
对1971年出生的马宁而言，连环画曾是他的童年圣经。他看得如痴如醉：一年十块钱的零花钱，半数花在购买连环画上，“一本八分、九分，好的一角多。成套的好几角。”
他记得，自己看的第一本连环画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时他还不识字，把孙悟空的形象临摹到废纸上，贴满半面墙壁。再后来看《平原游击队》《红灯记》《鸡毛信》等革命战争题材的连环画，他开始迷恋双枪李向阳，到处叫“我是李向阳，把手举起来！”也喜欢杨子荣，戴顶仿虎皮帽，长板凳套着书包充作马骑，和邻居家的小孩打仗。不过他最爱的还是演义故事，和玩伴们争论张飞、关羽和赵云的战斗能力，“我说你看刘备过江迎亲，赵子龙一箭射断追兵船上的绳索，船帆倒了，船就不能动了。这是什么水平？”
马宁住在江南的乡镇上，那时候唯一的书店在县城，坐车要近一小时。他只好托当时已经进城的亲戚，“三天两头地往书店跑，看有没有新书到了。”他集齐过完整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岳飞传》，又收了其他七零八落的书，统共有两三百本连环画。他将这些视若珍宝，“丢一本就难过好多天。”
清华美院教授苏丹也是“连迷”。他回忆，在二十世纪70年代，连环画是班级里的“硬通货”，谁手上的连环画多，谁就容易当孩子王，用书换话语权。一本书被传播到封皮发烂。他会收集废弃牙膏皮，两分钱一个卖出，攒够了钱，穿越大半座城市去抢购连环画。父母每月也给几角钱买连环画，但买来的都由他哥哥保管在抽屉里。趁他哥哥上学，他撬开了抽屉偷拿书看，“回头被我哥发现了，又往抽屉上加了把锁。”
北京残奥会吉祥物设计者吴冠英曾痴迷于临摹据高尔基小说改编的连环画系列。他大学报考了精于速写培训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的就是以后可以创作连环画。他后来有机会在《连环画报》上发稿，又与人合作画出连环画出版社（当时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红与黑》，正式步入艺术圈。
吴冠英曾听同行们说，靠着画连环画挣的稿费，“有的作者把北京最高级的餐厅都吃遍了。”苏丹也记得，早在七十年代，画一张连环画就值十几元稿费，“那时候一个人的月工资才二三十块钱，两三天画一张连环画，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七十年代末，我们当地美院就有好几个学生画成了万元户。”
据相关资料，1951年，全国出版连环画册1840种，总印数为1945万册；1957年全国共出版连环画2200种，总印数上升至1.06亿册。到1982年，全国连环画单本平均印量达10万册。
这种热度燃烧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有大量粗制滥造品涌入连环画市场，画风失真、构图凌乱、脚本敷衍。“都是‘跑马书’，一两个礼拜内赶制出来的，画得非常潦草。”陆林华说，“但最开始还是卖得精光，那时候只要是连环画，就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册地卖。”他也是后来才意识到，这些都是连环画高潮落幕的前奏。
马宁说不清自己是怎么放下连环画的。他家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就买了电视，但似乎影响也并不很大，“那时电视上的节目还很有限，也还没去拍《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他推测，或者是因为学业忙了，或者是阅读文字原著的能力提升了，或者是对市场上滥竽充数的产品失去了兴趣，他才渐渐将连环画搁置。他试过将过去购买的连环画赠予表弟、表妹，后者兴趣不大，更喜欢去看越来越多种类的画报、童话、儿童文学了。
现在，在连环画出版社中，年轻的职工们难以准确回忆起那时期的状况。陆林华曾听前辈说过，大批出版社的连环画编辑室被撤销，书店的连环画专柜也都消失了。有编辑带着画稿去书店询问，“书店居然一本都不愿意征订了……好像突然之间，小人书就没有人要了。”
清华美院教授苏丹收藏的部分连环画。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太多的不可抗力
对新作者的发掘一直在进行。编辑们去各类画展、比赛中找青年画家交流，“都是获好多奖的人。”一试稿，却发现画作里的造型、布局、空间感等等都有瑕疵，“一看就是没入门的。”
什么是好的连环画？
“比如贺友直画人物喝醉了酒，你只看他的人物刻画与构图，不看脚本，你都跟着晕了，那画面好像是会摇晃的。”已退休的老编辑关景宇说。
在他的观察中，老一辈的著名作者们有一套田野调查式的绘画方式。“贺友直画《山乡巨变》，讲湖南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他就从上海跑到湖南，和农民同吃住了几个月……王叔晖为画出《西厢记》的古典气息来，把北京四周的古庙转了个遍，又去听各种地方戏，学习角色的身段、走位。刘继卣总去动物园采风，速写狮、虎、熊、猴、狼等动物的百态……要不然他《鸡毛信》里的羊为什么画得比别人好呢？”
要走出去，到处走，到处去速写，关景宇说。
然而，在年轻一代的编辑眼里，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们发现，美术类院校越来越少地注重速写培训，而后者决定了作者对线条、形态等的把握，这是画好连环画的关键。
编辑杨煜旻曾参加过数十个学校的艺考，“只有五个学校考了我速写。”读大学时她意识到，许多人绘画已离不开照片，“拍下来，回家画，而不是直接速写写生。”她认为这或是连环画人才没落的原因之一。
这也导致美术出身的编辑们难作连环画。在过去，连环画出版社的编辑们是“可编可画”的。关景宇在70年代初任编辑时，投稿量不够，他就自己上手画。他还曾与同事去乡间采风数月，联手画出了连环画《星光大道》——关于这点，编辑们的意见不一。有人认为这是社会分工的进步，有人认为是艺术创作的退步。不过双方都认同是一种遗憾。
还有太多的不可抗力。
编辑们愿意培养新人，“哪怕一次合作不成功，我们长期保持联系，对不对？”但他们几乎收不到投稿，“普通的美术生，一幅商业插画值几千块，而一张连环画才给几百块。成熟的画家，一张国画就抵得过画一套连环画。那么谁还愿意画连环画？”
他们也无奈，“作者嫌稿费低，但连环画的价格这些年也没涨多少，大部分还是不到十块钱一本。”
总编倪延风80年代末就到连环画出版社工作，2003年开始做一把手。
在他看来，连环画的没落是机制性的：“如今出版系统一年一考核，看你的经济指标完成了没有。这一年里，你不仅要创造利润，还要覆盖人员开支、行政办公、生产成本。所以出书周期必须要快，赶紧出，赶紧卖，赶紧回笼资金。作者、编辑，谁还能潜心做书呢？哪儿还有闲钱去创新呢？”
十几年前，倪延风尝试拓宽业务，引入日本漫画，如《火影忍者》《网球王子》等，发售得风生水起，出版社的财政状况因此一片大好。“但是有什么用呢？第一年把任务量完成了，第二年、第三年呢？”
周期与资金的紧迫似乎产生了一个死循环：没有好的市场，就吸引不了好的作者。没有好的作者，就创造不出好的市场。“所以只能炒冷饭。”
他描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业态：那时，出版社签下的作者，月工资就有243元，单位还管分房、免费医疗。每年规定只用创作两部作品。再创作，每幅画给六块钱。
连环画出版社内，编辑们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拯救连环画
80年代初出生的庄严，曾搭上“小人书的末班车”，看过几十本连环画。她的两个孩子是00后、10后，她试着给他们看从她童年保留的连环画，“发现字体和画面都太小，颜色也单调。”
而在孩子学校列出的“必读书单”中，全是新形式的儿童绘本：比教科书还大的大开本，讲述毛毛虫、鼠小弟等的故事，画风抽象而梦幻，“充满想象力。”还有打开即3D的立体书，独角兽和几位公主栩栩如生。
庄严逛遍了所在城市的几乎所有书店，没再见过连环画。“或许它们被摆在了仓库里？”
上任总编后，倪延风曾“到处去嚷嚷”。
他想过与教育行业合作，打开销路，“我说不用给我钱，就让连环画按一定比例进校园。”他也想过吸引更多人才，“前两年，一说提倡发展动漫产业，好家伙，一下子冒出来多少画动漫的！如果政策上稍微重视一点儿画连环画的，宣传一下国家要发展连环画，那有多少人会涌进这个行业？”
都没有结果。
目前，出版社唯一的业务就是做连环画，做起来也有了规律：“要么套装，要么名著，要么历史。”同一份稿子，编到不同合集中，“不断地排列组合。”又或是在出版设计上下功夫，或出精装版，或出平价版，或出彩色版，对向送礼、收藏、给孩子读等不同的购买需求。
倪延风知道连环画的竞品层出不穷。他因此认为，“重返大众”是拯救连环画的唯一方法：“不必再按‘连迷’的收藏需求，追求传统。得按大众需求的新题材和新形式来。”
出版社确实在尝试多方位的创新。有制式上的，向日本、美国的漫画靠近，画面从一格变多格，脚本文字被搁到图片里，人物甚至出现了对话；有题材性的，编辑顾恬曾设想过，可不可以把小说《三体》用连环画画出来？90后编辑张梦媛的想法更大胆，能不能把2D的连环画做成3D、4D甚至全息化、数字化？能不能设计成迪士尼卡通人物那样的周边玩偶，以生产出更多的衍生品？
这导致一种悖论：“创新了，变形了，那你还是连环画吗？创新到什么程度？什么要传承，什么要革新？”
大家都坚持的原则是“写实”，“不能和漫画似的，眼睛占人脸的一半，放生活里就是怪物。”否则“画将不画”。
有学者评价，连环画已成为一种相对落后的信息传播方式，所以被淘汰也是合理的。倪延风不认可。
他还是坚定地认为，连环画是不必倒的，“一个国家总是需要原创的那么一种大众艺术的。”
“那是一种怎样的艺术美啊？”倪延风说，“你去看王叔晖的《西厢记》，每一幅都是工笔国画。”
编辑桌面上，高高摞起的连环画们。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小人书还在卖呢！“
在距离连环画出版社不到三公里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关于“连环画的倒与不倒”，也有多种答案。
市场里有十来家旧书店，都主营连环画。玻璃窗上贴着“收小人书”的字样，各式品相的连环画从地柜摆到天花板上。一本普通品相的连环画标价五元、十元，品相特别好的、绝版的连环画能拍出上万元。
店家们会津津乐道，此地曾是连环画迷的耶路撒冷，不仅有相关店面，外头的露天市场也到处是“小人书摊”，“央视的著名主持人有一阵都常来淘书呢！”
然而，近几年，大多数店在上午是不营业的。店主们默契地“下午来，傍晚走”，因为“反正也没多少人来买。”
单羽的连环画书店是潘家园市场中最大的，不只卖旧书，也进再版的新书。她说，除去连环画出版社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两个业界大头还在规模性地印书，其余的再版书，多是地方小出版社与书商合作印制，“印个两三千册，再在我们圈内消化。”
这行当已然成了小众市场，卖家、买家基本都是“连迷”，50后、60后、70后占绝大多数，“女的爱古典的，男的爱战争的。”有的90后闲逛至此，会惊叹：“小人书还在卖呢！”
陆林华是90年代末开始收藏连环画的，“偶然发现有人会去卖我们小时候看的小人书。”他重新迷上了连环画，开始逛北京的旧书市，连环画一买就是几十本。
“这是一个情怀市场。”陆林华说，连环画已进入了一个“稳定期”。连环画出版社出一套书，平均下来能卖几万的数量。有的成了儿童读物，“家长买去讲讲红色故事。”有的则仿佛成了艺术品，用来送礼、收藏，“或者是买来满足自己童年的愿望、弥补童年的遗憾。”
10月29日，周五，潘家园旧货市场开了夜市，“小人书摊”们也在夜幕中持续开张。
晚高峰过后，摊位边的人多了起来，摊主摆出几张小板凳，男女老少都坐着翻书。不过多是翻翻即走。这晚也来了一位发烧友，细细挑出三十多本品相好的连环画，先用红绳捆紧，又放进塑料袋里拎着走了。
见此，有围观者回忆起童年时看连环画的盛况。
“六七十年代，我去连环画摊上租书，两分钱看一个小时。好多孩子能坐摊位边上一整天不走神，好像长在了那小板凳上。”
（文中马宁、庄严、单羽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