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德宗在皇宣布死亡，1908年11月14日当时是否宣布死亡，还是之前已经扎了辫子，都不得而知。
先不管这些，咱们就当他死在这一刻。兹应吾友之请，写一段YY文字，想象若能多活一天，载湉会干些什么事儿。名义上，载湉是光绪皇帝，实际上，光绪一朝三十四年，真正话事的则是慈禧太后。很巧，慈禧死于1908年11月15日下午两点，那么，如果载湉能多活一天，就从这一刻算起。尽管是YY文字，也得用通常逻辑搭个叙事框架，就是说，清代皇帝登基後，优先办理哪些事情？列祖列宗是怎么做的，载湉也会有样学样，这就是YY所用的通常逻辑。
首先，新帝登基，应该隆重悼念先帝，一般做法是，上尊号，风光大葬，全国举哀，修订实录，刊刻御制文集，等等。不论在世时父子关系如何，这些事情都得做。譬如，嘉庆皇帝对乾隆皇帝“退而不休”做太上皇任用“奸臣”处处管着自己极为不满，好容易熬到乾隆挂了，怨气犹未消，但前述该作的事儿，一件不落，全做了。但这只是表面工夫，接下来的事，就不那么温良恭俭让了，譬如立即办了和珅。
于是，顺治鞭尸多尔衮，康熙擒鳌拜，雍正杀隆科多年羹尧，嘉庆诛和珅，道光疏远松筠，咸丰罢斥穆彰阿，而载湉的干妈慈禧，在咸丰死后，与恭王联手，对“顾命八大臣”痛下杀手，这都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原则的极端体现。
载湉多活一天，所做的事，不会出此范围。当然，慈禧太后毕竟不是皇帝，可以给她上尊号办国丧，但不必为她修实录、刻文集。清朝有所谓“祖训”，女人不许干政；慈禧是女人，不仅干政，甚至主政，然而为了维护祖训的严肃性，制订官方文件，还是尽量不说这类事为好。不过，慈禧毕竟在同治、光绪两朝举行了垂帘听政，天下周知，完全忽略也不行。怎么说，说多少，分寸不好拿捏，幸好，有内阁有军机处有翰林院，这是他们的份内事，不用皇帝过度操心，只要拿出一个指导性意见，诸臣自会搞掂。
载湉将如何评价慈禧？在家门内，他是慈禧的侄子（载湉的爸爸是慈禧老公的哥哥）；在宫中，他是慈禧的儿子；论权力谱系，他是慈禧的继任者；自个人关系而言，他是慈禧的敌人——他的智囊团曾建议除掉慈禧，慈禧也曾动念废除他的帝位；而从政治理念来看，他们又是同路人，他们都有澄清政治富国强兵的愿望，都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这不是俏皮话，这是实情；时代局限性只会制约历史事件的呈现效果，而不足以抹杀历史人物的苦心孤诣；光绪称不上伟大的帝王，慈禧绝对是一流的政治家。那么，关系如此复杂，情绪如此纠结，载湉要简明扼要说明他对慈禧的观感，提出对慈禧进行历史评价的指导意见，他会怎么说？于此，前辈的教训可以派上用场。
黄中羊 慈禧与四个御医，1996
嘉庆所修《高宗实录》，对其父乾隆的文治武功，赞不绝口。书中的乾隆，不论时势如何，形象都是那么伟大，思想都是那么光辉，决策都是那么正确。像极了清末民初自由撰稿人许指严在一位满洲朋友家看的十六叶“秘戏图”，各图女主角“丰癯颀短”，“无一不备”，而男主角却是同一位“伟丈夫”，姿态有异，面目则一，据朋友相告，“此伟男即高宗圣容也”。但是，嘉庆发布应对白莲教肇乱的圣旨，却明明说道，此皆政治不修、官逼民反的恶果，而且，播种恶果，为时已久。也就是说，错不在本朝，错在“先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若然，作为儿子的嘉庆，并不真的相信作为老子的乾隆是百分百的“伟男”，并不真的认可有什么乾隆盛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一旦错过，就是灾祸；这还叫什么盛世？只是，他运用高明的叙事策略，巧妙掩盖了他对父亲的愤懑。他说，肇乱祸胎虽在前朝，但是，怀胎的不是他爸爸，而是腐败低能的文武官员。于是，他顺理成章惩罚前朝旧臣，腾空了实施新政的地盘，为巩固专制打下基础——专制绝非天赋皇权，而要靠智勇双全寸土必争的手段去争取。
这就是嘉庆给载湉的教训：对慈禧皇太后，一句坏话都不要讲。斯人已矣，鞭其尸，锉其骨，扬其灰，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反而让人小瞧了自个儿，留下气量狭小的口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树立慈禧的高大形象，国势越危，越要树立。不如此，怎么有理由清除前朝遗留下来的“乱臣贼子”？皇太后那么英明伟大，国家却是这个球样，不教所谓先朝老臣负责，难道罪在朕躬不成？于是，自然而然，名正言顺，载湉著手开展第二项工作，打击保守势力，推行政治改革——严格的说，应是继续推行由慈禧定调并已施行数年的“晚清新政”。读者有兴趣，略为比较百日维新与晚清新政的项目，即知後者改革的广度深度强度都远远超过前者。当然，推行新政，本意为加强统治，孰料加速了灭亡，这是历史的恶作剧，属于非可抗力，除了苦笑，别无解决方案。
尽管要推行的是制度改革，但是，传统中国有条原则，叫作“有治人，无治法”，就是说，没有合适的人，再好的法也是摆设；由合适的人主持，再坏的法也能结出善果。因此，欲行改制，先得换人。要换人，先点人头，看看当时的权力核心——军机处，由奕劻、载澧、世续、张之洞、鹿传霖与袁世凯组成。
庆王奕劻，爱财如命，卖官鬻爵不可胜数，人送外号“老庆记”——以官为商，名副其实的“官商”。卖官不是什么新鲜事，载湉亦未能免俗，他的最爱——珍妃，就有这方面的不良记录。但是，像奕劻这种卖法，清代一人而已。那么，对奕劻，不妨采用历朝新帝登基驱杀前朝权臣以收杀鸡儆猴之效的手法，狠狠治他。
醇王载澧，是载湉的亲兄弟，是个忪人，说不利索，写不清楚，不能为善，亦不足作恶，去留随意可也，日後汪兆铭去暗杀他，殊属无谓。
世续，才不足以应变，一颗心却是红彤彤的，留下他，正可显示体恤忠臣的风范。
张之洞，在载湉心中，不啻曾（国藩）、左（宗棠）再生，早就要重用他，格于形势，一直没有机会，今天，总算得偿所愿。当然，没必要让他做军机领班大臣，可以让世续挡在前面，而赋予他实际权力。在满汉矛盾越演越烈的时代，让世续领班，可以安慰满洲人在前数十年被逐渐边缘化的失望；以张之洞为实际办事人，庶几能令汉人稍减叛逆之志，更为疮痍满目的国家恢复一点生机，两全其美，上上之策。
鹿传霖，在地方政绩上佳，对朝廷忠心耿耿，才略稍逊于张之洞，终究是不可或缺的高级领导人，必须留任。
这几位的行藏用舍，皆易处置，最费斟酌的，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
论才，袁世凯或高于张之洞，至少打个平手。论胆，袁世凯绝对高过张之洞，不然日後怎么敢做皇帝。今人论袁世凯，大多数必定认为载湉恨透了他，其实不然。从事实上讲，袁世凯压根没得罪过载湉。戊戌政变失败，害得载湉被软禁，都是袁世凯告密所致？否。袁世凯不愿出兵捕捉慈禧，耽误了历史进程？否。载湉从未想过哪天要将慈禧太后杀了，这都是康有为事前异想天开事中乱说乱动事后造谣蛊惑弄出来的假象（康有为甚至伪造光绪密诏，十分不老实，人品有问题）。
翁同龢与载湉的关系，不用说，谊属师生，情同父子，但是，同龢沽名钓誉（以“清流”相标榜，不讲实际，徒恃意气，绝非合格政治家），公报私仇（对李鸿章即系如此），最终贻误大局（甲午战争失败，其人应较李鸿章负更大的责任），因此，载湉痛定思痛，至死不原谅同龢——同龢之死，载湉都不愿给他封个谥号。
平情而论，载湉对袁世凯，不应有太大的恶感，反应认为世凯是一员干吏，应该调动他的主观能动性，让他担负更大的责任，同时，命张之洞等老成之人从旁督导，未尝不能将一世枭雄调教为一代名臣。清代皇子自幼苦学勤练“帝王术”，学来何用？就是用来对付袁世凯这类枭雄的嘛。
载湉对自己有信心，遂作出最后一个重要决定：袁世凯，继续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这就是YY的载湉的最後一日。当然，他顺手报了一个仇，将太监崔玉贵杖杀。因为，这小子太可恨，珍妃当日就是被他落井下石残忍杀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