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晓旭政治、文化、身份、历史等因素可以给传统文学创作带来很多灵感。立陶宛作家加维加格鲁萨特、斯洛伐克作家迈克维拉克、中国作家章丘
在2019年第四届中欧国际文学节活动期间，三位作家共同在中信书店启皓店，一起从政治、文化、身份和历史等方面探讨了文学创作中那些不容忽视的元素，以及这些元素与作家创作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
到底什么样的人有权利来讲故事？
麦克·维拉克出生于斯洛伐克。在上世纪，斯洛伐克一直处在动荡之中。维拉克经历了这个国家的政权的动荡更替，也经历了历史的变迁，这对他个人的影响非常之大。他的小说《巨魔》被《南德意志报》列入 2018 年最佳翻译小说之一。
维拉克说，《巨魔》这本书正是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与表达，“巨魔”有着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表达出强烈的反乌托邦科幻主义。这是一部关于镜子背后的幻觉世界漫长旅程的短篇小说。
欧洲社会已被欧洲独裁堡垒所取代，一大群互联网“巨魔”引导着公众舆论。“巨魔”代表着现在互联网的信息泛滥给新闻发展带来的问题，人们可能会被一些假新闻所蒙蔽。在斯洛伐克，维拉克也与自己的同事并肩作战，发起了抵制虚假新闻的活动。比如，他曾经呼吁一些广告赞助商停止给爱发布虚假新闻的网站提供赞助，这些活动在斯洛伐克国内取得了很大反响。
维拉克从13岁开始就经历了这些动荡，其中的一些事情永远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欧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断地进行抗争，对抗虚假的新闻、过度的宣传以及信息的滥用。作为一名关注政治的作家，他希望可以通过文学的方式进行反映，从本质上来讲，虚假的新闻同样具有虚构的色彩，“它是对于现实的虚构“，本质上也可以成为一个话题，因此维拉克创作了小说《巨魔》。
麦克·维拉克（Michal Hvorecky），1976年出生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出版了10本小说，被翻译成12种语言（德语、波兰语、捷克语和意大利语等）。
这激起了嘎比加·格鲁萨特想要阅读同行小说的兴趣，因为她接触政治的方式并不相同。事实上，她认为作家的权利非常之大，这些讲故事的人可以真正改变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状。“到底什么样的人有权利来讲故事呢？”格鲁萨特创作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公人希望在马来西亚做一个纪录片。
“在这本书里面，我并不关注这些事件本身，并不关注到底在发生什么，而是更多地关注大家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和想法。”格鲁萨特提到，这本书的主角来自纽约，有些“我是一个救世主”的感觉，认为自己来到马拉西亚，是为了拯救，“把你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概念。”而这正是格鲁萨特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批判和反应，在她看来，自己虽然描写的是马拉西亚的生活，但更多的还是根植于自己的生活和国家。
而张楚认为，普通人的生活同样受到了社会变迁的巨大影响，“改革开放对于很多中国人民来说就是人生的转折点，人们对这种时代变迁感受非常深刻。”张楚将这种感觉比作是一滴水跟一片海洋的关系，一棵树跟一片森林的关系。“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小时候我在煤油灯下写作业，妈妈在旁边衲鞋底。过年的时候用白菜炒个猪肉，加上玉米面的窝头，那就是‘过年’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过来的这一代人，对时代的变迁有着格外深刻的体会和理解。”
受到这样的影响，张楚的小说描写的大都是普通人、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他认为，“哪怕是最普通的人，他们的精神世界并不比那些伟大的人的精神世界贫瘠，他们同样有着波澜壮阔的秘密，对生活有着甜美或心酸的体验。”张楚以自己的短篇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为例，表示这本书体现出的是人与时代的关系：桎梏与逃离，盲目与自省。
身份丧失的恐惧促进了年轻人对社会的不满与恐惧
成长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格鲁萨特，着重谈到了当下政治历史背景下，人们对“自身身份”的迷惘。她成长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父亲认为，成长于90年代的年轻人，“苦难”从来不是他们的时代标签，他们的成长环境非常和平，有着非常多的发展机会，但是为什么现在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认同自己，年轻人抑郁与焦虑的比重持续上升？
格鲁萨特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探讨这些问题，她认为当代年轻人只是表面看起来非常富足，但实际上其中一部分人非常不认同自身身份，所以很多人缺乏内心的归属感，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真实的身份有赖于自身的阶级、国家与文化对个人的塑造。当历史和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人们对自己身份的传统认知，年轻人会感到个人身份的四分五裂。这种对身份丧失的恐惧促进了年轻人对社会的不满与恐惧。
嘎比加·格鲁萨特，1987年出生，立陶宛作家和策展人，毕业于伦敦金斯密斯学院，专业是人类学与媒介。嘎比加的文学处女作是小说《未完成》（Unfulfilled），2010年出版。最近的一部小说是《寒冷的东方》（Cold East）。
维拉克认为，对于有着传统叙事风格的小说来讲，作者在小说的最后和开始，对主角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读者对主角的整个感受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而这正是一种很好的叙事方法。
维拉克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与自己的孩子生活时代完全不同，这种改变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身份认同上的。这对于艺术家和作家来说都是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他们可以用双眼见证时代的巨变，见证人们的生活、行动和读书的方式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害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特别值得高兴和庆幸的事情。”维拉克认为，我们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变化，现在的我们再次处于十字路口，需要选择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小说家应该回应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质疑
很多大作家喜欢写小人物，如契诃夫、卡尔维诺、欧亨利等作家，他们有很多经典的作品都以塑造平凡人的生活而出名。很多著名作家其实在成名之前也过着非常平凡的生活，饱尝着生活底层的艰辛与无奈。作家对生活观察与感受更加细致，所以他们作品中对现实的感知更强烈。描绘老百姓的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琐碎与无奈是作家在写作中无法回避的话题，平凡人如何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改变命运是很多作家创作的着眼点。
张楚，1974年生，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杂志发表过小说，出版小说集《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中年妇女恋爱史》等。
张楚曾经做过18年的公务员，因此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这其中有小商贩、大商人，也有很普通的科员和官员，在与这些人的接触中，他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又因为喜欢喝酒的缘故，张楚也结交了许多“狐朋狗友”，“他们有的开花店，有的养热带鱼，有的从事房地产开发，还有的开饭店。”跟这些人的交往，让张楚深深迷恋上市侩的、庸俗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这同样是作家的一种财富。“在经济飞速发展、娱乐至死的年代，人们的困惑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质疑’，怎么把这些展现出来，是一个小说家应该做的事情。”
对谈中，张楚谈到了自己的作品《良宵》，这本书的创作取材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一个乡村7岁小男孩真实的故事。小男孩在未出生之前，他的父母在大城市打工。有一次他的父母去献血，意外感染了艾滋病。由于遗传感染，小男孩从小就是艾滋病患者。村子里的人缺乏对这个病的全面认识，都非常的恐慌，于是就把小男孩赶到山上一个人生活。一日三餐由她的奶奶送上山去。村子里的小孩子有时候会上山，隔着大大的铁门和小男孩说话。小孩子的世界总是非常单纯，这样生活让他依旧对世界保持着纯真。这条新闻让张楚感到特别难过，他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将这个故事展现出来，“这个时候需要小说的技术，你需要通过虚构把非虚构的生活构建出来。”因此，张楚设计了一位衣锦还乡的老太太在村里定居，碰到这个小男孩，让它成了一个类似电影《中央车站》的故事。
作者：闫晓旭
编辑：徐悦东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