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摘自王树证《抗日战争》第2卷
26日，蒋介石命令薛岳“以六个师的兵力，位于长沙附近，亲自指挥，准备乘敌突入长沙时侧击歼灭”。
”二十七日凌晨，薛岳下达作战命令。
薛岳的命令让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吃惊不小：
第一方针
战区以一部埋伏于福临铺、桥头驿及其以北地区，以有力部队控制于金井及福临铺以东地区，俟敌进入伏击区域，即包围歼灭之。
第二指导要领
一、正面部队应极力诱致敌人于伏击区域，而后转移于右侧后待机。
二、伏击部队之行动，须秘密敏捷，俟敌突入伏击区域，则突起奇袭之。
三、控制金井、福临铺以东之部队，须不失时机转移攻势，与伏击部队协力，包围敌人于战场而歼灭之。
四、后方各要点，派有力部队占领，以为前方部队之支撑。
五、敌如以主力指向我右翼控制兵团时，则正面部队迅速攻击之。
第三兵力部署
一、第七十三军军长，指挥第七十七师、第一九五师，占领金井、福临铺一带地区，对西侧击由汨罗江方面南进之敌；并对西南协同第五十二军，夹击进至长沙附近之敌。
二、第五十二军军长，指挥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六十师，并留置两团兵力于新市、浯口现阵地，牵制敌军，以掩护军主力之转进。军主力应于二十七日晚，占领永安市、上沙市一带地区。右翼协同第七十三军，左翼协同第五十九师，夹击进至长沙附近之敌。
三、第五十九师应于长沙及其东南地区设伏，并以一团占领易家湾阵地。右翼协同第五十二军，左翼协同第十一师，夹击进至长沙附近之敌。
四、第十一师应占领岳麓山至乔口现阵地，重点保持于岳麓山附近。右翼协同第五十九师，以火力侧击进至长沙附近之敌；左翼与第八十七军（洞庭湖南岸）切取联系。
五、第七十军军长指挥第十九师、第一零七师、第九十五师，并留置两团兵力于白泥湖、新市现阵地，牵制敌军，以掩护该军之转进。该军主力经枫林港、渡头市道及石子铺、仙人市道，于二十八日晚转进至株洲、渌口市一带地区，以主力占领渌口市（含）、石亭、河口之线阵地；以一部占领株洲及其以东地区前进阵地。
六、第四军以第九十师及第一零二师主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不含）之线，以一部占领其前方附近据点。
七、第七十九军以第八十二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以第九十八师及第一零四师协同第二十军（桃树港东侧）攻击桃树港之敌军。
八、第七十三、第五十二、第七十及第四各军，暨第五十九师与第十一师等部队，均归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积极反攻。
在这一命令中，薛岳不但一个字也没提放弃长沙，并且远远突破了蒋介石投入六个师兵力的限定，几乎以第九战区的全部主力在长沙四周设伏，摆开了与冈村宁次决一死战的架势。
二十八日，日军第六师团由汨罗江向南突进，上村支队沿粤汉铁路向南突击，奈良支队则由汨罗江南岸的瓮江转向平江。冈村宁次给奈良支队的任务是：“策应第三十三师团夹击中国第二十七集团军和第七十九军。”实际上，就是帮助第三十三师团从被动的局面中解脱出来。
张耀明的第五十二军仍是接敌前沿，该军的任务是一边实施伏击作战，一边逐步向南撤退，直到把日军主力引诱进薛岳布置的大口袋里。张耀明指挥第二、第二十五、第一九五师以及配属过来的第六十师，与迎面而来的日军第六师团混战在一起。第一九五师与日军先头部队接触，激战一天后快速后撤。日军紧随其后，抵达上杉市附近时，第一九五师和第六十师对其进行了夹击，日军第六师团主力立即赶来，中国军队的两个师再次后撤。然后第一九五师在金井、第六十师在上杉市分别阻击日军，战斗一直持续到三十日凌晨三时。与此同时，沿粤汉铁路南下的上村支队，在三姐桥附近受到中国军队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的阻击，该师二二九团顶住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坚决不让上村支队前进一步，直到日军向二二九团实施迂回包抄时，二二九团才与二三零团一起撤至青山市。
日军已经兵临长沙城下。
此时，中国最高统帅部与战场最高指挥官薛岳发生了激烈冲突。
二十九日，白崇禧和陈诚抵达株洲以南的渌口会晤薛岳。他们要求薛岳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撤退，说如果坚持在长沙附近发动大兵团作战就是抗命不遵。各类史学界对这场冲突曾有过大量的描写，说薛岳当场声明他就是要打，打完了再杀也不迟。甚至说薛岳当晚直接给重庆打电话，蒋介石睡了，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表示打胜了情愿被枪毙，打败了就自杀，总之不计后果一定要打。宋美龄的回答很是温柔，说没有什么抗命之说，委员长能够接受你的意见，尽管好好打便是。
陈诚的回忆是较为可靠的佐证：
敌军长驱直入，于二十九日，已窜至长沙附近之永安市、桥头驿等处，长沙已隐闻炮声。委员长得讯，命我偕同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星夜入湘，协助伯陵（薛岳，字伯陵）处理一切。动身之前，我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案，奉批“不守”。我遂与白飞桂，旋即转往渌口晤薛，面达统帅意旨。薛仍以军人守土有责，不忍轻言撤退。健生坚持持久抗战以保全实力为急务。伯陵愤然曰：“如此，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从今不敢再穿军装了！”我见二人相持不下，因谓：“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伯陵深信士气甚盛，可以一战，并谓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余均英勇任战。既然如此，我乃一面商之于健生，令伯陵反攻；一面将伯陵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委员长，请准因时因地制宜。
陈诚的意思很清楚：放弃长沙向后撤退是蒋介石的命令；他坚决站在薛岳一边，与白崇禧唱对台戏，并力促蒋介石改变决定。众所周知，陈诚与白崇禧一向不和。只是，陈诚的反问甚为重要：即使国土再辽阔，退却也有尽头时，那么中国军队究竟在哪里可以不再退却？
就在中国军队的前线指挥官与最高统帅部发生冲突的这天，冈村宁次作出一个出乎中国方面预料的重要决定：全线迅速撤退。
九月二十九日，我照例乘大型机，遍访了战斗着的第一线兵团长。飞行中与第三十三师团长、奈良支队长、上村支队长取得了联系，投下了奖励、感谢辞和慰劳品。在飞机上，虽然看到了第六师团长长的行军队伍，但对方未展示对空联络信号，终于未能同该师团长取得联系。军的主力即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
冈村宁次事先制订的作战计划确实是一次打了就回来的行动，但那应该是在攻占长沙之后。攻占长沙，至少对中国方面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此时的冈村宁次已经无能为力了：少量部队突过了捞刀河，前面至少有五个军以上的中国军队在等着。如果现在不迅速撤退，部队就有被重创的危险。
三十日，奈良支队的先头部队终于在长寿街与被困阻的第三十三师团会合了，但依旧处在中国军队第七十九军和第二十军的夹击下，再向南突击已经不可能。而由于赣北的第一零六师团仍被包围在甘坊，冈村宁次不得不命令奈良支队和第三十三师团掉头向东攻击，再把第一零六师团接应出来。
在此情势下，接近长沙城的第六师团和上村支队，除了赶快后撤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十月一日，进至永安的日军首先撤回捞刀河以北。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发现日军后撤的迹象，当即命令部队尾随：第七十三军向平江推进；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一九五师围歼上杉市之敌，并向金井、福临铺和青山市方向跟踪；第五十九师向三姐桥方向追击。
六日，抵达修水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和奈良支队开始向奉新、靖安和武宁方向全面撤退。九日，中国军队第三十集团军收复修水。至此，赣北地区基本上恢复了长沙会战开始前的态势。
七日，冈村宁次位于咸宁的前线指挥部撤退。
湘北正面的日军第六师团和上村支队，四日退到汨罗江，九日退回新墙河以北，也是长沙会战开始前的位置。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冈村宁次在长沙城下的撤退完全是迫不得已：道路全部被中国军民破坏，辎重无法跟上部队，后勤补给发生严重困难，后方的游击部队不断骚扰，当面的中国军队边打边撤，使之始终不能形成合围，且局部的阻击十分顽强。其先头部队突过捞刀河后，如果执意向长沙城进击，不但是否能攻占长沙是个悬疑，第六师团还很可能陷入被围歼的境地。——“第十一军的作战课，是根据我以一个大队可以与敌军一个师对抗的程度和战斗力量来判断的。”——由此看来，薛岳在日军第六师团当面集结的中国军队实在是太庞大了。
中国方面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给予日军以很大的消耗和打击，但在日军撤退之时没能迅速追击围歼以致丧失了有利战机。
中国方面的统计是：第一次长沙会战，毙伤日军二万余人，击落敌机三架。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余人。
日本方面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四万四千具，被俘约四千名”；“我方战死约八百五十名，负伤约二千七百名”。
此次长沙会战，作战双方都没有达成预想作战目标：“双方均为一厢情愿之指导，国军第九战区企图诱敌深入，在长沙附近予以歼灭之战略指导，因敌并未深入，致不能获预期战果。日军则以不充分兵力，企图在平江、修水之线击灭国军第九战区之主力，因国军避免在该地区与敌决战，故日军之企图亦落空。”
无论如何，薛岳的抵抗意志令人肃然起敬。
不然，让冈村宁次直接攻入长沙，中国军队一直撤到衡阳，甚至不得不退守广西桂林，那么，战场态势又该是如何的难以挽救？
战后，双方统帅的情绪迥然不同。
为宣传“长沙大捷”，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让人排演了一出名为《新战长沙》的新编京剧：
薛岳头戴帅盔，身穿帅甲，前有马童，后有大纛，纛上大大地写了一个“薛”字，两厢的龙套打着“精忠报国”的旗子（这四个字是薛岳标榜的口号），俨然以“岳武穆”自居。吴逸志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俨然以“诸葛亮”自居，及至遭到外界的讥笑和内部的反对（当时的秘书长王光海，看了这出戏的一半，就生气不看了）。以后，薛岳、吴逸志二人互相推诿，薛说：“这都是吴参谋长搞的。”吴说：“这是得到长官同意的呀！”
冈村宁次情绪低沉。他晋见了刚刚上任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当面提出了他对中国战局的看法。冈村宁次认为，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主要来自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军官。因此，日本要想不陷入长期抗战的泥潭，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中国军队的主力穷追猛攻，决不能再像这次会战一样打了便回来，这样不但对日军的士气有极大的伤害，而且由于日军的撤退，每打一仗中国方面都宣称是一次“大捷”，只会更加鼓舞中国军队的士气：
敌军以游击战、特务战为其抗日战略，将主力保存于后方，并不主动寻求大规模反攻作战。对敌此等长期抗战形势，我军如无相应策略，势必坠其术中。对于摧毁敌抗战意图之道，卑职以为除穷追猛攻之外，别无他途。此外，敌军抗日势力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也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的全部二百万抗日敌军，而仅在于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校系统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嫡系军队的抗日意志。有此军队存在，迅速和平解决事变，无异缘木求鱼。中国派遣军之成立，使敌一时为之震动，视我发动湘赣会战为总司令官就任伊始之重大表态而惊恐，从而决心放弃长沙，但我军对之攻而不取，回师原防，敌则立即宣称业已反攻夺回长沙，且对其作战军、师颁发奖赏，竭力鼓舞其士气。由此看来，今后进攻作战，一旦攻陷要地，即须予以确保。
第一次长沙会战，至少给了中国人一次胜利的感觉。
这在一九三九年十分重要。
随着二战的爆发，世界在急剧变化。急剧变化的世界对中国是否有利尚无法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方面将会利用德国在欧洲大举进攻的情势——正如冈村宁次建议的那样——对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穷追猛攻”。
“何地可以一战”没有必要争执，因为只要是日军所到之处，中国军队都必须一战。
这一战，很快便爆发于中国国土的南端。
本文节选自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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