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南山的烈士谱中有孙宝山的名字，但没有他二哥孙宝典的名字。
但是其二哥确是为革命献身的，这里存在什么秘密呢？据村民讲，孙宝山有两个哥哥，弟兄三人在一起生活。大哥是个木匠，没人记住他的名字，是否加入共产党也不清楚。
老二孙保田很早加入了共产党，练过武术，轻功超群，据村民口传，他可以站在大树的树梢上，拿着镢刨树根，不管树梢如何孱动他都掉不下来。老三孙保山1908年6月出生，平时以务农为生，自小就练武术，功夫很好，村民传言他能飞檐走壁，对其枪法也有传言“孙宝山的枪法特准，掐电线不用爬电线杆子，一甩手，一枪就打断！”孙宝田和弟弟孙保山因武术高，都加入武术爱好者的群众性组织“英雄会”，后来英雄会受到国民党地方政府的镇压解散了。据于得水的《革命回忆录》记载：于得水组织了民间武术团体英雄会，在英雄会被镇压后，他接触到共产党，感觉共产党组织好，于是加入了共产党，英雄会的大多数人也跟随于得水加入共产党，孙保田弟兄俩由此加入了共产党。不久两人加入于得水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秘密参加军事行动。这时，游击队刚成立，缺乏武器和弹药。为了弄到枪支武器，1933年的一天，孙宝山和于得水、小刘（不详）三人带着两支木头枪和一只真枪（真枪只有一颗好子弹和两颗臭弹），他们在宋村镇河格庄南面的公路上截住两个持枪敌兵，缴获了一只钢枪和一只冲锋枪。之后，1934年秋，于得水与孙宝山等人利用宋村赶山会机会，砸了收税机关，烧了税票。（于得水的《革命回忆录》）
1935年11月4日孙宝田弟兄俩因参加“一一四”暴动暴露了身份，无法在村里待，只得在昆嵛山地区专职闹革命，从此很少回到村里。
孙宝田弟兄三人原本一起生活，当孙宝山和孙保田参加革命活动身份暴露后，国民党政府经常派人到村里抓捕两人，找不到这两人，就拿他们的大哥出气，老大无法正常生活，丢下妻子和儿女只身逃亡到东北，在东北又娶妻生子。
1936年于得水和北斜山的宋福顺及郑同和在湾头高树彬家议事被敌人包围，于得水受伤、高树彬一家家破人亡。一时间国民党顽固派在各村的狗腿子十分嚣张，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游击队成立了锄奸队，由孙保山任队长，首先决定对特别嚣张的湾头村地主、国民党党员、湾头乡乡长高新德进行搉（掐）高草行动，以打到震慑其他村的国民党狗腿的气焰。在了解到高新德的各方面情况后，一天晚上，孙宝山带领锄奸队员悄悄潜入高新德家里，抓到了高新德，然后守株待兔抓捕了高新德的狗腿王龙信 ，将两人绑架到湾头村东的冷家茔处，将高新德用树刑处死，对其狗腿用刺刀挑死。此举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分布在各村狗腿子的气焰，使一些甘心替国民党做事的人行为大大收敛。
1937年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分成“黑、白、明、亮”四个战斗组，暗喻革命一定会冲破黑暗，奔向光明。黑组组长是外号“黑脖子”的孙保山，白组组长是柏希斌，明组组长为李启明，亮组组长由王亮兼任。当年，孙宝山与游击队的刘松林、花生皮子（上夼村丁希田）、柏永升四人各带一组人，相互配合，大白天奇袭了垒子盐务局，缴获了大量钱财和武器。（于得水的《革命回忆录》记载）
1937年12月24日共产党领导的以红军游击队为骨干在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孙宝田和孙宝山作为红军游击队骨干积极参加。12月 30日，当队伍行至文登西部岭上村时，突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率领的五、六百名军警的包围。我方虽然向敌方晓以民族大义，高呼爱国口号，但他们还是撕毁了"合作抗日"的协议，疯狂围捕。孙保田弟兄俩跟随大队长于得水率部分队员突围，大队政委宋澄29人被捕，关进文城监狱。后来，迫于舆论压力和起义队伍的壮大，李毓英不得不释放大部分人。三军成立后队伍不断壮大，西上蓬黄掖途径汤南山附近时，孙宝田受党组织安排秘密回村做地下工作，为了方便进行地下活动，孙宝田改名孙洪堂，孙宝山则一直在队伍中担任重要职务。
1938年4月30日，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进一步扩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中共牟海临时工委共产党员侯岳西在归仁村召开了秘密会议，今冯家、下初、南黄、徐家、大孤山及文登、铺集一带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孙洪堂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决定：归仁村以南各村，由西浪暖村共产党党员高世清、高宗岳负责组织游行，归仁村以北由侯岳西指挥，游行时间、线路自定。当日晚西浪暖村发生了一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被国民党地方军阀丁綍亭部抓走，高世清、高宗岳两人当即决定5月2日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要回三人。孙洪堂是汤南山人，按照当时地下党召开的游行示威会议精神，他属于归仁村以北范畴，可以不参加此次活动，不过为了壮大这次游行活动声势，他同其他几个北片党员前往参加。对于宣传抗日游行活动，国民党顽固派丁綍亭部不是合作，而是进行疯狂镇压，当游行队伍走到现徐家镇洋村时与丁部发生冲突，游行队伍只得转入地主于香久家的小洋楼中抵抗，双方于是展开激烈战斗，终因游行队伍武器差、战斗素质低，损失惨重，绝大多数人被抓。混战中，孙洪堂凭着高超的武功击倒数名敌兵突出重围，敌兵随后追赶，跑走到现徐家镇吴家屯村附近时，遇到该村国民党的治安管理员藏在沟里，趁其不备，用土枪击中他的腹部，狂奔中的孙洪堂的肠子立即流出来，他把肠子塞回肚里，没有合适的材料包扎伤口，拔了一把野草堵住枪眼，爬到一棵大树下与随后赶来的敌兵对峙，敌兵知其武功高，不敢近前，乱枪齐射，见他一动不动了，才走上前查看，他身上多处中弹，已经死去，敌兵割下他的头颅送到海阳县丁綍亭处邀功请赏，尸体被当地村民掩埋在洋村附近。治安管理员邀功请赏后，知道共产党不会轻易放过他，带着钱逃亡东北。当年10月，“三军”改编的八路军部队回到昆嵛山根据地，孙宝山查清此事的来龙去脉后，带领锄奸队到了吴家屯村，没找到治安管理员，只抓到他的儿子，经过审讯没得到其父亲的下落，于是将其处死。孙洪堂牺牲后，留下妻子和两个女儿，因生活无着落，她们到东北大连投靠大伯，并在大连结婚生子。
孙宝山跟随改编的八路军队伍转战胶东大地，屡立战功。1942年9月，孙保山所在部队改编为胶东军区十六团，孙保山任一营营长。期间为了培养自己的孩子也有抗日保家卫国之志，曾将两个儿子带到部队，小儿子孙贵芳时年11岁，孙宝山为了锻炼他的胆量，曾带着他一起作战，为防止他从马背上掉下来，用绳子将他绑在马背上。其部下一个连长觉得这样孩子太危险，经孙宝山同意将孩子送回老家，让其母亲照顾，孙桂芳长大后曾担任村组织委员多年；大儿子孙贵楠于1944年18岁时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分配在胶东军区五旅十三团一营二连，经过近一年战火洗礼，升任连长，在海阳长沙堡战斗中失踪，1958年追认为烈士。
1943年2月在牟平县的水道与日本鬼子的战斗中牺牲（文登纪念馆如此记录）。另有一种说法是，孙宝山在战斗中头部受了伤，伤愈后留下后遗症，时常发病，一发病，神志不清，四处奔走。一日病发，一路狂奔到牟平莒格庄镇浩口村，遇到当地民兵，民兵见他穿着八路军的服装，向他喊话，他当时脑子迷糊，向民兵开枪射击，他的枪法平时很准，用枪可以准确地掐断电线，武功也高，敌人多次抓捕都没成功，如果不发病，诚心打民兵，可能这几个民兵早就见阎王了，可是在病中的孙宝山枪法极差，民兵疑心他是乔装的国民党特务，开枪将其打伤，他虽受伤依然顽抗，民兵只得将其双手、双脚捆绑起来，准备送到部队，结果半途牺牲了，于是埋到河套里。孙宝山走失后，部队派人多处寻找，最终得到被民兵误伤消息，部队派人核实身份后，做了一副棺材，绳子也没解开，直接送到了汤南山村，当时其母亲还健在，曾打开棺材验尸。
1942年9月，孙保山所在部队改编为胶东军区十六团一营，孙保山任营长。
1943年2月在牟平县的水道与日本鬼子的战斗中牺牲（文登纪念馆如此记录）。另有一种说法是，孙宝山在战斗中头部受了伤，伤愈后留下后遗症，时常发病，一发病，神志不清，四处奔走。一日病发，一路狂奔到牟平莒格庄镇浩口村，遇到当地民兵，民兵见他穿着八路军的服装，向他喊话，他当时脑子迷糊，连连向民兵射击，他的枪法平时很准，用枪可以准确地掐断电线，武功也高，敌人多次抓捕都没成功，如果不发病，诚心打民兵，可能这几个民兵早就见阎王了，可是在病中的孙宝山枪法极差，民兵疑心他是乔装的国民党特务，开枪将其打伤，他虽受伤依然顽抗，民兵只得将其双手捆绑起来，准备送到部队，结果半途牺牲了，部队核实身份后，派人做了一口棺材，绳子也没解开，送到了汤南山村，当时其母亲还健在，曾打开棺材验尸。
据村民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还有他的名字，不知是重名还是记载他本人。
革命胜利后，党组织追认革命过程中牺牲的人为烈士，孙宝山自然属于烈士，孙保田则以改的孙洪堂名追认为烈士，烈士证发给家属，保存至今。
该篇取自《红色南黄》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