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的今天，中国当代作家路遥出生于陕西的一代农民家庭。
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病早逝，年仅42岁。以路遥名字命名的民间文学奖路遥文学奖，原定于今日（12月3日）路遥诞辰日公布最终结果，岂料首次评奖就面临难产。从设奖到奖项揭晓这一年来，不少人至今还在表达着对设立路遥文学奖的担忧，其中就包括路遥的女儿路茗茗。】
1 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是20多年前。
那年我12岁，读初一，比主角孙少平第一次出场还小五岁，每个周末我都忙着搜罗最新的游戏卡，好插上小霸王游戏机大战到半夜。但是，在邻居家发现这套书的那一周，我扔下了游戏机和朋友，废寝忘食地读完了路遥这部绝笔巨著。全书大大小小上百角色，恐怕比我12岁之前知道名字的熟人都多。这群陕西乡党带着自己鲜活的形象，在一周内闯进我的记忆，就此安营扎寨，到今天也没离开。你可以想象我当年那一周受到的冲击。
20多年过去了，重读《平凡的世界》，我的年龄已经和全书结束时的孙少安一样，主角见了我也要称一声大哥。这几年，我自己做编辑工作，看过许多文字，也对构造虚拟人物形象有了一点经验。此时再细细咀嚼书中人物的生平，感触和12岁又大不相同。
当编辑，看别人写文章，看别人改文章，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没有谁的文字能做到绝对客观。这个道理很简单，但自己码字的时候就是发现不了。带着这个认识，回头再读《平凡的世界》，我先得看看路遥的人生（不是那部著名的《人生》）。
路遥（资料图）
路遥大叔从延安地区走向全国，成为知名作家的第一篇作品是1980年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之后才有《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乃至影响了一代人的《平凡的世界》。现在看来，《惊心动魄的一幕》也是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套路。在文革中并不如意的邓小平认为，伤痕文学专注于从个人角度诅咒文革，“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当然，我不是说路遥写伤痕文学有啥问题，那是时代的产物，写了也不算丢脸。何况路遥这篇小说的格调颇为不俗，不是一味诅咒刚刚过去的时代，反而塑造了一个富有男人气概和悲悯之心的县委书记主角，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平息文革各派的争斗，把现代小说写出了古典悲剧的风范。《惊心动魄的一幕》在80年代初一片纯粹的“哭哭啼啼”中脱颖而出，自然不是浪得虚名。
不过，问题也正出在县委书记的故事上。从故事背景和细节来看，这个县显然就是路遥的故乡延川县。而路遥大叔——文革初起之时还是路遥小弟，在文革中不是个旁观者，甚至不是个普通参与者，而是延川县的文革风云人物。
文革中，延川县有两大派群众组织：延川红色第四野战军、延川文化革命造反司令部。红色第四野战军基本支持原县委班子，坚决要求保留原县委书记的职务；文化革命造反司令部则推出了另一套组织方案。两派争斗不休，县委书记夹在其中成了傀儡。路遥——王卫国，当时就是保县委书记的“红色第四野战军”军长。王军长的战绩颇为不错。在延安援军和本地军火库的支援下。“红四野”胜多负少，还有以寡击众的战绩。最终，“红四野”控制了县城局势，王卫国也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
文革旧事，谁对谁错，至少在这篇文章里我并不关心。但路遥作为核心当事人，再来把延川县的文革事迹写成小说。我不知道便罢；知道了，自然会在路遥亲身经历和小说情节之间做一番对比：
现实历史中，当时那位县委书记如果说有影响力，也是通过支持自己一派的“红四野”，以及延安地区的援军实现的。但在小说里，这位县委书记深得民心，在县城外有十余万农民做后盾，几乎成了两派争权的决定性砝码。这个改动，显然给路遥当年的选择增加了“合法性”乃至道德制高点。
现实中，路遥是群众组织的领导，是发起人，是武斗夺权的主持者。但在小说里，和他酷似的的学生造反派周小全只是个冲锋在前的副队长，是夺权领导可以呼来喝去的打手。这客观上给路遥的行为做了很大的开脱。
现实中，路遥先是以群众组织领导人的身份进入县委班子，然后因武斗中的过火表现，丢掉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被“发配”回老家劳动。但在小说里，即将获得正式干部身份的周小全被自我牺牲的县委书记感动，主动弃官而去，表现出了对文革强烈的反思和思想升华。这一“拔高”举动，效果不言而喻。
把一系列对比摆出来，我并不是想“黑”路遥大叔，相反，我很理解他的写作。做军史研究的时候，老兵的回忆录往往做不得数，许多老兵的回忆录读起来宛如神话，必须把多方回忆摆到一起，再参照战时文件实地踏勘，才可能接近真相。不过我并不认为那些老兵有意造谣。在故事与真相之间，障碍物不仅仅是时间和谎言，还有人的潜意识。人的记忆从来就不像自己认为那样客观，过五关斩六将的回忆永远比走麦城要鲜明。修订自己的记忆，在潜意识指示下删除一部分内容，这是人之常情。
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和普通人还不一样。普通人最多是酒后吹吹牛，向来采访的记者炫耀一下自己的半段英雄传奇。作家一旦动笔写历史，是要讲一个逻辑完整、血肉丰满的故事给人听，不是简单的说段子，不能仅仅靠自己的回忆动笔，还要查证资料，寻找更多的故事融入作品。这意味着他有太多的机会来迎合自己的潜意识，有太多的细节可以逐步修订。每个细节的方向稍微转一点，作品的风向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其中的转变，往往不能全用“蓄意”来形容。
所以，路遥书写的文革和史实大相径庭，并不是很值得指责的事情，毕竟他写的是小说不是县志。80年代整体的政治气氛是把文革期间的一切批倒批臭，梁晓声甚至不敢大声承认自己的工农兵学员身份（梁比习近平高一届，比路遥低一届）。路遥在这种“政治正确”的恐怖气氛下，能顶住压力写出一定的真实记忆已属不易。就算今天，完全不了解文革，却喜欢用“文革余孽”这顶大帽子砸人、用“清算文革”的利齿咬人的家伙，还是千千万万。
2 平凡的世界不平凡
回到最初的话题，《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成书于80年代中前期的作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一部准自传作品。尽管这本书倾注了路遥全部的心血（不是形容词，路遥修订全书后即一病不起），但在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的潜意识影响下，许多情节免不了也会被“修订”，直至偏离历史常态，偏离人之常情。这些有意无意的偏离，我当年看不出，现在再读，已经觉得有些扎眼了。主线情节从眼前滚滚而过，依然跌宕起伏；顺畅感却不如20年前。
花城（1986年5期、6期；6期含路遥作品：《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
艺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没错。但路遥拼上生命写《平凡的世界》，要描绘的是整个时代，不是一两个天生骨骼清奇的主角。路遥把自己人生的精彩部分加上双倍的色彩、把人生的遗憾填补完整，给主角（准主角）都带上“主角光环”。无形中破坏了他自己塑造的那个时代的完整性。
比如说，主角孙少平与女一号田晓霞的爱情，显然糅合了他和北京知青林琼、林达的情感经历，再加以理想化的改造，把生活的一切美好元素都寄托到田晓霞身上。改造的结果是他塑造了一个绝对完美的女主角，以至于到任何情理之中的结局都无法容纳她。第三部刚写到一半，完美无瑕的女神田晓霞已经走投无路，向人生的任何方向迈一步都会损害自己身上的光环。路遥不得不翻开地方志，找了一场时间地点都真实的大洪水，把田晓霞丢了进去——与这段情节对应的现实是王卫国刚被免职回乡，林琼就写信分手。我能理解路遥的心情，但从读者兼粉丝的角度来说，路遥先以完美主义制造矛盾，再用“杀人”的方式来回避矛盾很不值得，损害了长篇作品的艺术价值。
再往后，看到金秀向孙少平递上情书（主角第2.5次和顾养民做了情敌），我几乎可以认定路遥把自己代入了孙少平的身份，要替孙少平“找回场子”，挽回当年被抢走女友（郝红梅）的“耻辱”。这种“主角光环”未免太刺眼了一点。田晓霞的堂姐、田福军的侄女田润叶，一方面不满意父母设计的“美满”婚姻，另一方面单恋童年的伙伴孙少安——虽然两人已经多年没什么交流，以至于婚后让丈夫独守空房多年。这个设定怎么看都勉强。重看全书，我对这个生硬的剧情最合理的解释是：路遥要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农村兄长形象，无意中也给孙少安带上了准主角光环。
除了田晓霞、田润叶姐妹，田氏家族还有个人物看起来颇为扎眼——高大全的西安市委书记田福军，嫉恶如仇，两袖清风，做事雷厉风行，做官青云直上，从基层干部迅速变成镇抚一方的高干。尽管这也反应了80年代初知识分子干部（田福军有大学本科学历）跨越式提拔的事实，但怎么看这田福军也不像个食人间烟火的80年代干部，倒像是样板戏里走出来的主角。到了第三部，不仅孙少平的女朋友是高干的女儿，就连孙兰香也变成了省委常务副书记的的准儿媳妇， “儿子带回来的是这么个潇洒漂亮姑娘，而且言谈举止没一点农村人味道”。读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要吐槽一句：路遥大叔你是扎根于陕北农村的大作家，看在前两部的份上，眼睛不要总向大城市高干家庭瞟……
虽然我列举了这么多的抱怨，但我绝对无意否定《平凡的世界》的巨大艺术价值。相反，我重读之后，对这本书的评价反而比当年更高。20年过去，我从娃娃变成了中年人，虽然远不敢自诩读懂人生，至少对大多数事情也不会只看皮毛。书中描述的那个年代，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距我不过六七年，许多细节和身边的现实几乎一样，所以对时代背景并不在意；现在，路遥描述的年代已是30年前的旧事，我对那个年代的理解反而更深了。除了开篇令所有读者印象深刻的“欧洲馍、亚洲馍、非洲馍”之外，我又读懂了许多原来看不懂的配角生活细节，发现每一件都是时代的铭牌。
比如说，公社副书记徐治功宁愿平调回城，也不愿意就地提拔，体会当公社书记一言九鼎的地位。这个情节当时只是一眼看过。现在参照80年代的回忆，才知道这反映的是80年代县城和乡村的天壤之别，以及当时交通条件的恶劣。
那时候的县城虽然又小又旧，但的确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文明“据点”，有电影院，有图书馆，有百货公司和定期发往大城市的班车，偶尔还有专业艺术团的巡演。几千甚至几万有稳定收入的受教育人口聚集在这里，既享受着最低限度的工业文明，也为彼此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封闭乡村的文化环境。
与县城相比，那时最繁荣的乡镇也不过是一条土路两侧的几排砖瓦房，在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向四周望去，几乎肯定可以看到农田和猪舍。至于普通的乡镇，就如书中所说：“一条约摸五十米长的破烂街道”。如果通往县城的电话线断掉，整个乡镇和外面世界的联系立刻就退化到了大清朝的水平，必须在土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才能和现代文明恢复最低限度的联系——这在现代足够飞机飞过半个中国，高铁跨越整个省区了。换句话说，那时的普通乡镇，距离现代文明比现在的西部荒野还要远。
这样的乡镇，如果从供销社调剂一些物资，在物质生活上未必不能接近县城，但对于受过教育，见识过现代生活的人来说，乡镇完全不能提供城市的精神生活和归属感，完全不是一个让人长期安心生活的地方。所以就算是公社书记也不愿留在这里，更何况比他年轻许多，对现代文明认识更多的孙少平？有了徐治功书记作时代背景，孙少平拒绝留在农村和哥哥一起经营家业，宁愿背上布满血疤当小工也要留在城市的选择才符合逻辑：
“谁让你读了那么些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个大世界……如果你从小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有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劳，象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生个胖儿子，加上你的体魄一定会成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庄稼人……”
不读《平凡的世界》，今天那些坐在村委办公楼里上网的驻村大学生、下班就坐通勤车回县城的乡镇干部恐怕很难理解孙少平当年的心情
又比如孙少平和田晓霞在日落后坐在山顶，看着黄原城（延安城）的灯火憧憬梦想。这实际上需要另一桩事实做背景——80年代初的中小型城市，白天的俯瞰景色实在不敢恭维。少数灰色的混凝土建筑和破旧的平房混杂在一起，激增的人口对道路和下水道系统施加了破坏性的压力。若非以怀旧的眼光去看，白天的景色实在没法用来承载浪漫的约会。所以男女主角对着夜晚的灯火反而能有最奔放的思绪；所以第一次进入铜川矿务局的年轻工人们会为灯光欢呼。在贾樟柯的《站台》中，从小县城走出来的主角也会对着远方工业城市的光亮久久凝视。或许非洲、印度的当代年轻人也有类似的约会场景吧。
重读小说，新发现的时代印记不计其数。比如80年代初，地级市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在普通人眼中毫无疑问地是“天之骄子”，是正牌大学生。比如煤矿招工提供“公家人”身份，在普通农民看来说宛如鱼跃龙门，地级市近郊的富裕居民（仍是农业户口）却视之为贱业……若非它们填满了整部小说，《平凡的世界》绝不会成为伟大的作品。
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和台词不是路遥坐在书桌前想出来的，而是他几十年人生的积累，是他写作期间深入一线调查，用苦功夫换来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与主角的人生不同，路遥不会去刻意修饰、删改这些源于真实生活的细节。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比主线情节更“真”，更能反映那段历史，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线情节的生硬转折。重读《平凡的世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读懂了次要人物们短暂的场上表演。
3 读书人 老百姓 孙兰花
孙少平家兄妹四个，最没有存在感的是长女孙兰花。其他三兄妹都是主角或准主角待遇，唯独孙兰花除了一次未遂自杀外，几乎始终是以背景模式存在，主动出场的机会还不如丈夫王满银多，只能算是一个重要配角。甚至儿女“猫蛋”、“狗蛋”都比孙兰花更“出镜”。
孙兰花当配角的理由很简单——《平凡的世界》是一本写给新时代的书。它的作者、读者都是从农业文明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多数接受过现代教育，都知道在日常琐碎的谋生之外还有一个壮丽的大世界。所以主角也必须是这样的人物。在路遥笔下，“读书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以至于完全可以用“读过书”和“老百姓”这个分类衡量所有中国人。借孙少平之口，路遥有这样一番自白：
【甚至想某一天，他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嘴里叼着黑棒卷烟，到东关大桥头去挑选工匠……嘿嘿，他就是成了包工头，为什么一定要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呢？不，他不会象现在这些工头一样，神气活现地把自己搞得象电影里的保长一般；他要和他雇用的工匠建立一种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
“尤其”二字，充分反映了路遥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也说明了路遥划分主角和配角的标准。孙兰花虽然是两位主角的亲姐妹，但既不读书，和外面的大世界也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只能屈居配角。
当然了，没读书不影响孙兰花做一个优秀的传统农村姑娘。为了弟弟妹妹能上学读书，孙兰花没有进过学校门，早早在家操持农活。用王满银的话来说：
“那女子长得还俊样！再说，身体又壮实，将来砍柴担水种自留地都行……”
孙兰花的心里只有小小的双水村和亲爱的家人。至于外面的那个大世界，在她看来可以完全不存在。
不过，虽然孙兰花不在乎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却主动找上门来。走南闯北，到处胡混的王满银盘算了一晚，断定自己按照传统的模式找不到媳妇，转而用上了新式“恋爱”手法。他不找媒人，主动对孙兰花发起攻势。“穿戴一新，脸洗的白白亮亮”，截到田间地头， “热心和她说些叫人耳热的话”。撩得孙兰花“心里倒不由得直跳弹”。这样反复多日，终于瓜熟蒂落：
“在双水村的后河湾里抱住她，把她狠狠亲了一顿。在她丰满的脸蛋上啃下许多牙印子后，这家伙就把挂包里准备好的一身外地买来的时新衣裳塞到兰花手里。”
而孙兰花并没有勃然大怒，而是很有主见地回答：
“这衣裳我现在不敢拿回家。你先拿回去，让给家里大人把这事说了再……”
在70年代的陕北偏僻山村，这种私定终身的方式显然是大逆不道。更何况王满银是公认的二流子。但孙兰花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平时一直对父亲羔羊般温顺的兰花，这一次却强硬地一边哭，一边和父亲顶嘴，说她死也要死在王满银的门上”。
在僵持之时，来自外部世界的现代文明力量再次站到了孙兰花一边——
“孙玉厚急得脱下一只鞋要打她，被当时十七岁的儿子少安挡住了。已经是一个成熟庄稼人的孙少安，那时就在家里开始主事了。他上过几年学，虽然现在还是这么个年龄，但理解事情无疑要比他父亲开阔一些。他已懂得要尊重一个人的感情，因此竭力劝说父亲不能干涉姐姐的选择。”
孙兰花的选择因此得到了全家的默认。
70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人民公社也搞了十四五年，但在陕北的山村里，壮年男性的肌肉（而不是大脑）依然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所以，婚姻习俗还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重。父亲显然希望女儿嫁给另一个能踏实种地的农民，和几千年来的祖先并无差别。这是孙兰花青春年华的宏观背景。孙兰花虽然大胆地追求爱情，但在家庭生活的看法上，和祖先也完全一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论王满银怎么不务正业，即便王满银一年只在家停留几天，孙兰花也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甚至王满银带回一个“洋女人”，孙兰花还是忍气吞声为他们做饭，忍不下这口气只肯自己一死了之，绝没有离婚改嫁的心思。孙兰花、孙家大姐，王家嫂子或者说王孙氏终究是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女人。
虽然孙兰花的故乡还停留在农业时代，但从她的婚姻来看，农业社会已经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出现了深深的裂痕。现代文明通过这两条裂缝快速地渗入传统社区，即将为传统社会敲响最后的丧钟——这一点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今天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从经济方面看，孙兰花一家依然贫穷，依然住土窑，盖破被，要为吃饱肚子而奋斗，甚至时不时还要借债过难关。这和几十年前的民国时代也没有什么大差别。但稍加分析就能发现，孙家在艰难度日的同时，让大儿子接受了高小教育，次子和次女都读完了高中。在整本书的时间跨度内，孙家只有一半甚至不到一半的壮劳力出工干活，让另外一多半劳动力脱产受教育，还能时不时的贴补一下出嫁的孙兰花。在最艰难的几年：
“老祖母年近八十，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了几个工分；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姐又寻了个不务正业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经常接济一点救命的粮食——他父母心疼两个小外孙，还常常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喂养。家里实际上只有大哥一个全劳力——可他也才二十三岁啊！”
如此窘迫的条件下，家庭依然能勉强维持，能供养两个学生，甚至还能为去黄原（延安）的孙少平准备一身体面的衣装。这说明农业劳动的收益率比起上一代人有明显增长，在保证农民基本生活的同时，还有足够的剩余粮食让青年男女脱产上学，让王满银这样的“逛鬼”也有最底限的生活保障。
在孙兰花的婚姻问题上，起关键性作用的不仅是王满银从城市带回来的“新奇”求婚模式，还有孙家经济支柱——孙少安的教育经历。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传来的现代文明冲击着传统家庭，孙家破窑洞里的日子已经和过去上千年大不相同了。
当然，进步本身未必意味着立刻到来的幸福。可以想象，孙兰花少年时女伴的婚姻大多没有她这么“现代”。在父母安排之下，她们多半嫁给了附近的朴实农民。按照现代的标准，她们的婚姻未必谈得上美满，多半会在男尊女卑的秩序下生活一生，被丈夫殴打算是寻常之事。但无论如何，她们会有稳定的家庭，丈夫早出晚归，承担家里主要的体力劳动，也能在农村从不停息的日常利益冲突中为一家 “撑起门户”。过着这样相对安稳的日子，她们在农隙闲聊时，对孙兰花年轻时的“浪漫”会做如何评价呢？多半是同情兼嘲笑吧。就算孙兰花自己，对嫁给王满银的“疯狂”举动也不乏悔意。
但无论如何，孙兰花拥有那一代农村女子中罕见的一份财富——关于浪漫爱情的记忆
“不管别人对她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曾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年月里，第一次给过她爱情的欢乐啊！”
按照今天的标准，即便不考虑物质水平的巨大差距，旧日农村的生活也只能用乏味来形容。物质上的贫乏反映到文化和人际方面，就是单调和现实。在这样的生活中，用一辈子加倍的辛劳和寂寞来换一份鲜亮的“爱情”记忆，到底值得不值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晚年的孙兰花自己回答。
4 郝红梅 侯玉英 八零年代的爱情
黄土高坡角落里的双水村尚且感受了现代文明的冲击，县城、地级市的居民更不必说。随着主角孙少平一步步远离农村，走向越来越大的城市。路遥借孙少平的眼睛展示了越来越多的新旧时代冲突。其中那些支线情节尤其动人。因为新时代的冲击不会只眷顾那些才貌双全的主角，更给千千万万普通人带来了新的生活选择。而多数读者，包括我，包括我的朋友，就是这样的普通人。
孙少平和他的中学同班同学占据了全书的一半篇幅。这些同学中有漂亮细腻的郝红梅，有才气逼人的田晓霞，还有个“跛女子”侯玉英。候玉英出场很早。就在第一章的“欧洲馍、亚洲馍、非洲馍”情节中，她就是负责向吃“非洲馍”的孙少平、郝红梅输出歧视的人。
只有高一（1）班的值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迹的饭场上。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女生，大概是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一类的病，留下了痼疾，因此行走有点瘸跛。她面前的三个菜盆里已经没有了菜，馍筐里也只剩了四个焦黑的高粱面馍。看来这几个黑家伙不是值日生本人的，因为她自己手里拿着一个白面馍和一个玉米面馍，碗里也象是乙菜。这说明跛女子算得上中等人家。她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立在房檐下，显然是等待最后一个跚跚来迟者。
如此说来，候玉英倒无意中成为促成孙少平初恋的重要因素了。不过，很快她就从无名配角变成了标准反角。先是企图破坏孙少平读“反动书籍”，破坏对孙少平而言最重要的精神生活：
在生活中她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象要竭力证明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侯玉英讨论时常常第一个发言，象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劳动时尽管腿不好，总是抢着干。当然也爱做一些好人好事；同时又象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书记一样监督着班上所有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
……低着头悄悄在桌子下面看小说。他根本没有发现跛女子给班主任老师示意他的不规行为。直等到老师走到他面前，把书从他手里一把夺过之后，他才猛地惊呆了。全班顿时哄堂大笑。顾养民不念报了，他看来似乎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但孙少平觉得班长分明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老师怎样处置他呀。
等到再次露面的时候，她不仅站在主角的对立面上，还对主角造成了实际损害——抱着报复（或是嫉妒？）心态毁了孙少平的初恋：
少平看她在大家面前伤自己的脸，就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我把好铁锨给谁了？”
“给你婆姨了！”侯玉英喊叫说。
全班学生“轰”一声笑了，有些同学很快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干脆不劳动去了。
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讽言讽语说：“贼不打自招！”
…………
两个人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所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处境，竟然都有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跛女子达到了目的，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哈哈哈的笑声叫人感到那是故意让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
脸皮薄的郝红梅接受不了这个打击，逐渐疏远了孙少平。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郝红梅无法接受侯玉英逼她“做选择”的冲击。
初到县城的郝红梅是懵懂少女走进了大世界，还算英俊的孙少平不仅和她处境相似，相互怜惜，还能和她一起读很少见的课外读物。很自然地，郝红梅对共享精神生活的英挺少年会产生好感。不过，由于家庭的变故，郝红梅的头脑里还有一个更“现实”的自我。祖辈的富有和眼下地主成分带来的歧视，令郝红梅比大多数同学更渴求社会阶层的上升：
她自己明白，一个女孩子，成份又不好，上学只能到高中就到头了，毕了业还得回乡劳动——至于将来推荐上大学，她家的成份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她只有寻个好婆家，好对象，才有可能改变她和全家人的状况——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如此说来，她自己现在穷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她同样穷的男人呢？
在21世纪的大多数互联网爱情段子中，第三人在无意中点破暧昧关系，往往是浪漫故事的开始。但在70年代的内地中学，暧昧感情多半会因此撞上尴尬的终点。那个时候的中学生，那个时候的中国内地社会，还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来承载这额外的浪漫。在最后一次“约会”中，郝红梅除了还书，还在书中附赠了珍贵的点心——亲手拣麦穗制成的白面饼，然后就倒向了顶层中产阶级子弟顾养民。从后面的情节来看，这份“告别礼”似乎对物质-精神问题做了一个典型隐喻。
精神愉悦感和物质需求的对抗从来没有确定的结果。如果孙少平和郝红梅的暧昧关系持续到毕业，如果他们共享的精神世界成长到无法舍弃的地步，郝红梅未必不会选择和孙少平做一对贫贱夫妻。但很显然，一个多学期的交往不足以让郝红梅下定这样的决心。进城生活和“吃公家饭”的诱惑，虽然只是可能性，也实在无法舍弃。所以，当侯玉英替他俩把关系挑明的时候，郝红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缩。最近一条很火的微博说：犹豫不决的时候，就扔个硬币决定。扔完如果想再扔一次，你就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了。在这个场景中，侯玉英就是那枚被过早掷出的硬币。
下一个场景，侯玉英依然是一个陪衬主角的道具。上劳动课时突降暴雨，侯玉英因跛脚而没有上山，被不断上涨的洪水困住。这时，孙少平不计前嫌，游过洪水泛滥的山涧，冒死把她拉到了安全的地方。孙少平因此在同学中获得了声望——至于被救的是不是侯玉英，反而没那么重要。即便是这段表态：
“我这下才知道你是个好人！郝红梅不是个东西！她和你相好着就不相好了，又跑去骚情顾养民！”也只能算是本能的反应。
直到毕业前夜，侯玉英终于主动介入主角的生活圈。郝红梅为了面子偷手帕，被侯玉英父亲的下属捉住。侯玉英一面告诉父亲这是孙少平的“仇人”，一方面跑到学校，在通知校领导之前把信息传递给孙少平。这一连串的行动，报恩和嫉妒的心态恐怕要各占一半。不料孙少平非但无意让郝红梅和顾养民丢脸，反而借助恩人的身份把事情压下来。
“你要想想，郝红梅是我和你们家玉英的同学。她因为家穷，给同学送不起礼物，才犯了这个错误。你应该相信，她是一个好人。谁也不能伤害她！如果谁要是伤害了她，我就不会原谅，迟早会向伤害她的人算帐的！
叔叔，请你把这钱交给金光明。那十几块手帕还让红梅拿走。请记住，她没有偷！这手帕是她买的！”
主角一席话，便拿回了情节的主导权，让配角重新回到了配角的位置上。第二天毕业日，孙少平收到了最精美的一份毕业赠礼，以及平生第一封求爱信。
原来她在最后的一刻，才把这么一个漂亮笔记本送给他——这个心眼很稠的人，送东西都是三等两样。少平见她前几天送给别人的笔记本根本不如这个好。
他好奇地把这两条丝线解开，翻开笔记本的破皮，突然从里面掉出一张折起来的纸片。
他打开纸片，原来是一封信
——亲爱的少平：
自从你昌（冒）着生命危险，奋不过（顾）身地抢救了我的生命后，我就从心里面爱上了你。因为我腿不好，可能你看不上我。但我们家光景好，父母亲工资也高。我是城市户口，因为腿不好，也不要去农村播（插）队，你要是和我结婚了，我父亲一定会给你在城里找到工作，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会让你一辈子吃好穿好，把全部爱情都献给你。你要是心里情原（愿），回家后给我回信说明。
你回家后，需要钱和什么东西，我一定全力以付（赴）支原（援）你。
盼着鸿雁早飞来！
爱你的人：玉英
孙少平的反应是：
【脸上露出温和而讽刺的笑容。他把侯玉英的信揉成一团】
当然，对这个无论如何表现了善意的女配角，孙少平多少还是露出了一线温情。
【正准备随手扔掉，但马上又想到这样不合适。他于是很快到隔壁抽烟的同学那里借了火柴，走进厕所，把这封信烧掉了。】
对全书主线来说，侯玉英的主动影响已经基本结束。接下来她还会出场几次，展示小市民的平凡日子，衬托孙少平的个性人生。但无论如何，她没有任何希望跟上主角的生活节奏。
在他教书不久后，城里的跛女子侯玉英接二连三给他写了几封“恋爱信”。少平接到信看完就烧了，也不给她回信。如果出身于一个光景好而有地位的家庭，接到一个自己毫无兴趣的女人的求爱信，那也许会不以为然的；甚至象对侯玉英这样有生理缺陷的女人，说不定还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但孙少平接到侯玉英如此热情地表白自己心迹的书信，却油然生出一种温暖和感动的心情。
活在这世界上，有人爱你，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尽管他实在不能对侯玉英产生什么爱情，但他仍然在心里很感谢这位多情的跛女子，在他返回农村以后，仍然不嫌弃他贫困的家庭，在信上发咒：“愿和你一辈子同作比冀（翼）鸟，如果变心，让五雷洪（轰）顶”……少平觉得他不能藐视和嘲弄跛女子的一片热心，后来便很诚恳地给她回了一封信，说他现在根本不愿考虑自己的婚姻；让她再不要对他提这事了。他还说了他对她的谢意，并说他不会忘记她对自己的一片好心……
终于有一天，侯玉英和孙少平在街头相遇。
侯玉英怀里抱着个孩子，一瘸一拐从一个白布帐遮盖的货摊上转出来，走到了他面前。
“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侯玉英兴奋地笑着，对少平说。她比过去胖了许多，脸蛋象个圆面包似的。
“这是……？”少平指着她怀中的娃娃。
“我的！四个月了！云云，给叔叔笑一笑！”侯玉英用手指头在孩子的下巴上按了按，那孩子就咧开小嘴笑了。
少平把孩子从跛女子手里接过来，在这个胖小子的脸上亲了亲，又递给她，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前年国庆节……你看不上咱，咱没等头，就寻了男人……”侯玉英虽然大方地说了句玩笑话，但脸已经通红了。少平的脸也红了。他还没有遇见一个女的当面说这种话。
丈夫近在咫尺，但侯玉英还是鼓起勇气做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面表白。
“他也是个待业青年！去年，我爸为我们办了个营业执照，我们就干上了这营生……生意还不错……哎，下午到我家里去吃一顿饭！两年多没见你，还以为你死了！我么……一直还忘不了你……”侯玉英竟然羞得低下了头。
可惜，配角的人生没资格和主角产生第二次交集……侯玉英的信可以让孙少平感到温情。莽撞的街头表白可以让孙少平感慨，但在孙少平心中。侯玉英的小市民生活和自己要追求的的未来再无关联。
少平已经很不自在了——跛女子站在大街上说这种话！他只好客气地说：“我还要到中学去找我妹妹，以后我到城里再去你们家……你快忙你的，我走了……” 和侯玉英这次意外的邂逅，使孙少平感慨万端。唉，时过境迁，他们这一茬人已经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同学之中，有的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儿女，安安稳稳过起了光景日月。少年！少年！那是永远地逝去了……
对于侯玉英的真诚邀请，孙少平礼节性地用“有事”拒绝了；在他心里，真实的理由是“少年！那是永远地逝去了……”。但用从后文来看，这并非事实。因为就在一年多以后，孙少平并没有拒绝另一个同学的饭局，还在觥筹交错之间一起追忆了少年时代：
金波想了一下，说：“那就去吧！”于是，这两个人在下午五点钟左右，一块相跟着去了北关的黄原师专。
晓霞早已在学校大门口笑吟吟地等待他们了三个人进了顾养民家。
养民兴奋地拉住他们的手摇了半天。他和保姆一块动手，早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他还把父亲的小酒柜打开，把所有的白酒、红酒、啤酒都拿了出来。
四个老同学围着桌子先后落座。亲切、兴奋，又有点百感交集。
几年前，他们还是少年。现在却都成了大人，而且每个人都已经有过一些生活的经历。当年，他们还为一些事闹过孩子式的别扭。现在想起来，连这些别扭都值得人怀恋！中学时代的生活啊，将永远鲜活地保持在每个人一生的记忆之中；即是我们进入垂暮之年，我们也常常会把记忆的白帆，驶回到那些金色的年月里……“干杯！”
这样看来，孙少平那句话的真实含义是：“配角的青春已经结束了，我们主角没有”。
第二部的这场聚会有四人到场。但郝红梅作为“不能提的名字”，实际上也享受了“列席待遇”。因为在场的每个人都会想到她。至于侯玉英……她甚至没有被人想到的资格。然而，书中另外一个细节间接证明，侯玉英没有忘了那一晚和孙少平的对话。
传播这件丑闻的是跛女子的父亲侯生才。因为顾健翎是全县的知名人士，他孙子的婚事也就会有许多人关心。当养民和红梅的关系在县城有了传闻后，侯生才不久就知道，顾先生的孙媳妇竟然就是在他门市偷过手帕的女学生。小市民拨弄事非的劣根性，使他迫不及待向顾老先生告了密。侯生才一家人身体都不好，常到顾先生那里去看病；在侯生才想来，给顾先生揭穿这个“西洋镜”，往后先生给他们家的人看病就会更认真了，说不定老人家还会拿出什么祖传秘方。把女儿侯玉英的那条跛腿治成好腿哩！
从前面的情节看，侯玉英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无论是出于替孙少平报仇的想法，还是嫉妒郝红梅是孙少平的初恋，她都很有理由毁掉郝红梅的前程，这也是她第一时间把郝红梅的丑闻报给孙少平的原因。不过，虽然孙少平在这个事件中没有给侯玉英好脸色：
“对谁也不能说！也不能对顾养民说！你听见了没？你要是说了，我就掐死你！”
虽然她的父亲很有兴趣把这个信息拿到县城的情报市场上做交易。但侯玉英本人始终记得她对孙少平的答复：“我听你的话！谁也不给说！”
只是，只是孙少平永远不会知道他眼中的小市民侯玉英毕业后坚守了承诺。
不仅孙少平忘了侯玉英，就连路遥在后半部的情节中也遗忘了她。她最后一次出场就是以小市民、女摊主身份和孙少平邂逅，之后永久地留在县城的街头，整个第三部都没有侯玉英的名字。如果不是因为要提到郝红梅的人生波折，读者简直可以在后面的情节中把她忘掉。郝红梅倒是通过另一次邂逅和主角身边核心圈人物田润生走到了一起，重新走进故事主线，获得了安稳幸福的生活。她虽然曾经对不起孙少平，但终究是做过准主角，和孙少平一起分享过精神世界的人物，路遥不能让她落得没下场。
从全书的前半部来看，如果不考虑侯玉英相貌平平、行走不便的因素。其实侯玉英很有准主角的潜质。除了超级主角田晓霞之外，侯玉英是主角身边唯一敢于和命运对抗、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恩怨分明，重诺守信，择偶首重人品，郝红梅甚至田晓霞的堂姐田润叶都无法与她相比，只有全书末尾时孙少平的堂妹孙卫红表现了类似潜质。她的最后一次出场还说明了她的经济自立能力——即便父亲是县城的准“权贵”（供销社主任），侯玉英和丈夫依然保持待业青年的身份，上街摆摊谋生。从当代读者的视角回望，侯玉英的性格最符合21世纪读者口味。至于为什么她被无声无息的遗忘，郝红梅却还要被翻出来安置一个好结局，答案也许就是最近网络段子上常见的简明回复：看脸。
喜欢看帅哥美女是人之常情，现代人尤其如此。因为现代传媒随时会把明星模特的形象展示给普通人群，把校花校草毕业后的自拍送到每个人的手机。但是，但是，我们大多数人终究要顶着一张平凡的脸过日子，要在生活中当配角。如果当田晓霞不可能，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像侯玉英那样活的有滋有味。
5 谁还记得曹菊英？
刚上网的时候看过一个笑话：【本人表白六次，被表白七次，暂以7:6领先……】。这显然是一个当代段子。因为只有在自由恋爱时代，被表白和被表白之间的比率才能用来说明一个人的魅力。《平凡的世界》描述了一个所有人都从传统社区进入现代社会的年代，其中孙少平和少数朋友走的最积极、最主动。那么，问题来了？谁拒绝过孙少平的主角光环？郝红梅算一个，还有谁？
就我的记忆，另一个拒绝孙少平的人是黄原（延安）城外阳沟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女儿曹菊英。当然孙少平这一分丢的很冤枉，因为他对此根本不知情。
少平立在原地方半天没挪动脚步，他怎么也反应不过来这件突然冒出的事。曹书记怎对他这个揽工小子关怀到这种程度呢？
其实，曹书记有曹书记的打算。
阳沟的这个精能人只生了两个女儿。他的大女儿菊英已经十八岁，但念不进去书，一直在初中留上一级再留一级；看来只能勉强初中毕业，高中的门是进不去了。少平在他家做活的时候，他老两口一下子就看中了这娃娃。少平离开后，他们商量，想叫这后生将来和他们的菊英成亲。做个上门女婿。他们没生养儿子，有个女婿在身边，老人就有人照顾了。因此，多少天来，曹书记跑着在各处的工地上打问他未来的“女婿”，却想不到今天无意中在街上碰见了孙少平……少平对这一切当然毫无所知。他现在立在黄原河桥头，只是对曹书记的一片好心充满了感激。他真想不到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转机。他想，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吧？
孙少平打工时的勤俭诚恳不仅给包工头留下了深刻印象，还对了市郊实权人物曹书记的心思。因此，在未开口提亲之前，孙少平先得到一个市郊户口做见面礼——这几乎相当于非洲非法移民拿到一张美国绿卡。按曹书记的盘算，孙少平无法拒绝这个礼物，自然也不会拒绝和土豪的女儿结亲。所以，无需询问孙少平对婚姻的意见，曹书记就开始操办迁户口，为女儿准备一条很可能用上的“备胎”。在曹书记眼中，一个【准】城市户口足够拉平主角和龙套之间的差距，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城乡经济鸿沟可见一斑。曹书记选婿的自信，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侯玉英向孙少平求婚的资本。
接下来的情节似乎一切都按曹书记的剧本进行。孙少平耐心地为曹菊英讲课，顺便看清了她的相貌：
“十八岁的菊英完全是城市姑娘的打扮。白净的脸蛋，弯弯的眉毛，一对清澈活泼的眼睛”
而曹菊英对孙少平的印象也不错：
“很崇拜地听少平头头是道地讲解课文。她看起来很聪敏，但学习实在迟笨；少平说半天，她都理解不了。她只是惊讶地看着他，带着一脸的疑问：你这么能行，为什么要揽工呢？”
在上一代人看来。有这种程度的好感，有土豪父母的经济援助和承诺：（如果少平成了他们的上门女婿，那阳沟队其他人有什么，少平就得有什么），婚姻的基础已经足够稳固。接下来20年，他们完全可以指望孙少平这个优秀的青年撑起门户，甚至继承曹书记的地位也不无可能。
万没想到，18岁的曹菊英对这个方案行使了否决权：
不久前，曹书记的女儿考高中又没考上。看来这孩子的书不能再念下去了。于是，书记老婆才把少平的事提到了女儿的面前。不料，菊英学习不中用，找对象的眼头倒蛮高。她说她看不上孙少平！话说回来，这也难怪。菊英虽然是农村户口，但一直在黄原城里长大，怎么可能看上一个乡下来的揽工汉呢？她对父母亲表示，她决不可能和这个叫孙少平的乡巴佬结婚；她要在黄原城找个有工作的对象哩！
曹书记两口子四只眼大瞪。他们决没想到，他们各方面都平庸的女儿，竟然看不上他们精心挑选的孙少平！
这里的细节很耐人寻味。从后面的情节看，在孙少平肯定不会入赘曹家的前提下，曹书记为孙少平要一个招工指标依然不犯难。那么可以想象，如果孙少平真的当了上门女婿，曹书记绝不会让他一辈子当农民。而是会发动自己的关系网，为孙少平在城市里找一份足够体面的工作，保证自己的女儿生活无忧。所以，“找个有工作的对象”这个要求，恐怕不仅仅是经济诉求，而主要是对城乡文化背景差异的担忧。
前面谈到那时县城和乡镇的天壤之别。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城市和农村，区别不仅仅在于电灯和煤油灯、柏油路和泥巴路，还有20年来城市迅速工业化带来的生活方式革命。县城以上的城市，集中了绝大多数八小时工作制、家里有电灯、有读写能力的人口，这意味着有时间、有机会、有能力参与现代文化活动的人都在城市，城乡文化因为城市的迅速进步而出现了断裂。即便毛泽东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文艺下乡、知青下（回）乡，也只能在局部缓解矛盾，无法弥合城乡之间的鸿沟。这也正是中学生孙少平对城市的向往和敬畏的来源。
城乡鸿沟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8小时工作制、电灯、普及教育的经济基础是工业化高效劳动，农业村落的经济效率无法支持这样的生活。中国暂时还没有足够的机器工具把所有人装备起来，为了保证工业高速增长，为了保证最优秀的青年随时乐于被抽调进城市，中国必须让城市里的工业人口优先享有现代化生活。可以说，孙少平和他的同学们对城市生活的渴望，曾经是中国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直到最近几天，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份河南取消了城乡户口区分，孙少平们熟悉的城乡鸿沟才开始逐步被填平。
这一制度的副产品就是“城二代”对农村的歧视。
建国前，除了上海天津沈阳等几个工业中心外，大多数城市都只是附近乡村的中心，是一个“超级集镇”，在文化上和乡村区别不大，直到工业化建设在几乎所有内地城市铺开，城乡文化才出现明显区分。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代被招工提干的城市人口大多来自农村或者生活无保障的城市贫民，他们即便认识到农村生活的落后，也能接受至少是容忍身边人的农业社会生活习惯。等到他们的子女长大，这些年轻人从记事起就把准现代化生活当成必需品，看待进步相对缓慢的农村就是另一种眼光了。对他们而言，上山下乡已经是值得哭爹喊娘的惨事；和农村人结婚？那想都不要想！
平心而论，这种看法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优越感”和“特权思想”。毕竟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现代化生活消灭落后的农业社会习惯是一种必然。曹菊英是个18岁的少女，没有义务考虑全社会的公平问题，没有资格讨论正在取消的知青下乡政策，对于在80年代前期达到顶峰的城乡差异和歧视问题，她应该只是直观地理解为：“要找个能说上话，生活习惯不冲突的男人，农村的多半不行”（我代她做总结）。
这个简单的择偶观，既反映了建国前30年中国的根本性转变，也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地区还没有体会到工业化的成就，还需要另外一个30年来解决问题。直到30年后的今天，农村出身的“凤凰男”到城市生活，依然会激发无数的家庭矛盾。在书中描写的80年代初，我们必须承认，曹菊英的判断的确有一定道理，即便她因此错过了比她优秀许多、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孙少平，这也只能算是小概率事件，无法否认城乡文化差异也是择偶“初选”的重要客观标准。
当然，即便曹菊英如此有主见。如果在一个父权制至上的传统社会里，她也不可能拗过为选婿付出了巨大努力的父亲。曹菊英能一口否决用心良苦的父母，和孙兰花坚决要嫁给王满银，侯玉英苦追孙少平一样，也是现代化社会逐步摧毁传统社会的表现。
从前面引用的段落可以看到，曹菊英其实对孙少平颇有好感，和孙少平的相互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包办婚姻时代大多数夫妻的婚前了解。但对于一个准现代化女性来说，这绝不意味着你可以指定我嫁给这个看上去不错的男人！1956年，新凤霞和赵丽蓉的成名作、评剧电影《刘巧儿》就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都选他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
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头放不下呀，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
这个经典唱段，说的是刘巧儿拒绝了和未谋面的赵柱儿的包办婚姻，又对赵振华（正是赵柱儿）暗生情愫。无数台下的少女从中认识到：在新社会，男人优秀不优秀，终归要自己决定才算数，而且自己决定就算数！
《刘巧儿》电影是一部优秀的宣传片，宣传目的是配合1950年5月1日公布的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新婚姻法第一章第一条即规定：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但在实际执行中，传统婚姻习惯和新社会还要经历一代人的搏斗。直到全书的第三部，曾经对社会变革最热心的孙玉亭还会拿出父权的威风来压制子女自由恋爱
过了一会，孙玉亭红脖子涨脸对金俊武说：“这事弄不成！我怎能把卫红给了犯罪分子的后代？就是这话！你们是白日作梦！妄想把我的女儿拉入那个黑染缸？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孙玉亭最终没能阻止女儿嫁给金强，曹菊英也对父母的包办婚姻行使了一票否决权，经过一代人的斗争。新中国建立以来，和工业化建设同步推行的文化革命，到此算是开花结子，落地生根，再也不可能反转了。从孙兰花的例子来看，文化革命的成果要比工业革命传播快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孙兰花、侯玉英还是曹菊英，在这几位准现代女性的考虑中，文化背景已经是至少可以和经济因素相提并论的择偶条件，甚至有所超过。而他们的父母，在择偶等问题上明显要比她们“现实”，会更多地考虑经济问题。孙兰花的父亲希望女儿嫁给殷实农民，曹书记把能干的雇工选为女婿，侯玉英的父亲则为了讨好县城显赫家族，主动告发了郝红梅。
“代沟”两侧的差异无所谓对错，只是分别应用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两个不同的参照系。管仲说“仓廪足而知礼节”，几千年后，当工业文明创造出的财富远远超过“仓廪实”这个阶段的时候，新的“礼节”也就是生活方式自然也会纷纷涌现。整本书的主线就是主角孙少平在这新旧交替的大潮中奋力向前的经历。不过，大潮卷来的时候，学游泳的不止是主角，还有无数运气或好或坏的配角。20年前的我喜欢看主角弄潮，如今我更喜欢看配角们笨拙而真实的泳姿。
6 笔下春秋
在这篇书评里，我从背景中拽出来的配角基本都是女性。这不是巧合，而是我预先确定的“取样”标准。因为我在重读小说的时候发现：“主角光环”不止会修正孙少平的人生，对于其他男配角，尤其是那些和孙少平、和王卫国年龄相近的配角，路遥在写作中显然也产生了代入感，也会不时地让他们用一下“主角光环”，多享受几分人生的亮色。
比如说那个前半程的反面角色周文龙，当了工农兵大学生又主动要求回乡务农；以公社主任身份当造反派，推行“极左路线”却让父亲享受吃肥肉的特权；攻击田福军的“修正主义”政策，并顶替了田福军的副县长（革委会副主任）位置。这显然是个按80年代政治风向做了“脸谱化”处理的人物。
“周文龙就已经散布说邓副主席还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张有智也把筷子搁在了桌子上。
然而，周文龙这个角色的人生经历和现实中的王卫国有很多重合之处。两人都是文革初的中学生，都参加过武斗，都在70年代初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都曾回乡务农，都有过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所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到了第二部田福军复起之时，周文龙做了一个180度大转向，而且准主角田福军并没有把他的急转弯视为谄媚：
文龙特意把他拉在一边，说：“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自己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我很希望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
他亲切地拍了拍文龙的肩膀说：“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象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
在周文龙党校毕业后，田福军再次展现了自己的宽宏和用人不拘一格，为此不惜和自己曾经的最佳搭档张有智翻脸：
“文龙已经从省党校毕业回来了。据地委组织部的老察和省党校方面的介绍，小伙子这两年学得不错，表现也很好。我想让他回原西县去给你当个副手……”
“怎安排？”张有智的脸沉了下来。
“副书记兼县长。”
“什么？”张有智冲动地从沙发里站起来，“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
“有智，你坐下，先别激动。”文龙在‘文革’中是造过反，前几年在柳岔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不过，他是个青年嘛，‘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这几年来，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照我看那是真诚的。对待青年，我们不能总是揪住过去的一些事不放。只要认真改了，我们该使用的还要用。
到了最后，为了证明周文龙的成功转型，张有智反而充当了反面典型，丢掉了政治前途：
张有智同志已经不是原西县县委书记了……据说，有智同志将被安排任原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只是县上有些中层领导担心，弄不好，他在人大代表上很有可能落选……几年来，原西县各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全区处于最落后的状态。说实话，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县委书记张有智没有一点开拓精神。岂止是没有开拓精神，他连最起码的负责精神也没有！工作应应付付，整天把大夫叫到办公室或家里为他看“病”。
县长周文龙倒跌跤马趴地扑着抓工作。但因他在文革极“左”时期犯过错误，思想包袱很沉重，整党几乎过不了关。在张有智等人的坚持下，还是给他定了个“犯有一般错误”。“一般错误”也是错误，因此小伙子不太敢放开手脚工作。周文龙这几年一直在乡下跑，倒很有些设想，但有智不支持他。
这段情节除了再次验证全书“认真读书就有好人生”的总原则外，很明显弱化了整党、抓“三种人”的政治风暴，轻描淡写地让周文龙过了这一关，重新拿到大好前程。而实际上，翻出当时的中央文件可以看到，整党条款简直就是为周文龙量身定做的：
邓小平：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和王卫国不同，周文龙在文革初期不是“保”派，而是挑战老干部的“反”派，以这样的身份参与武斗，又在文革中当了回乡典型，还公开批评过“邓副主席”，他在80年代初的政治气氛中没有不判刑、没有死在专案组已是祖上积德。保留公职？保留级别还要提拔任用？想都别想！所以我很有把握的推断，周文龙的救星是路遥暂时借给他的主角光环，而不是现实中个别干部的任人唯贤。
从全篇来看，路遥给对70年代的知识分子干部、男性知识青年大多安排了远超现实的好结局。哪怕是周文龙、武惠良这种小配角也不例外。至于那些文化水平不高，为人比较传统的人物，以及大多数女性角色，路遥写起来却杀伐果断，毫不留情，赤裸裸地展示了命运的冷酷。对此，我在重读的时候只能解释为路遥在部分角色身上寄托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凡是能找到王卫国影子的角色，人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良”。只有那些次要女配角，路遥绝不会在写作时把自己代入她们的角色，所以，我更倾向于在女配角的人生中寻找真实的时代色调。
7 九十年代要来了
即便有作者这个“上帝”一次次地伸出援手，但从总体上看，孙少平身边的主要配角的人生依然谈不上圆满。在全书终了时，大多数配角生活的主色调甚至还是悲剧——田晓霞和秀莲都死了，孙少安把自己的精神寄托转向村小学，金波没有找到他心爱的姑娘，安锁子继续打光棍，田润叶和李向前、田润生和郝红梅都用怜悯当感情基础，王满银也在繁华的大上海忽然幡然悔悟，扔掉过去十几年的人生，回老家帮厨。所有人转了一个大圈，大多回到了他们走出来的地方，却没有一个人走到自己最初期望的生活里。
即便是主角孙少平，全书最后一个场景就是他当初的梦想吗？
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从前面孙少平的精神历程和雄心来说，我只能说，这是孙少平眼下能接受的最好的妥协方案。回到铜城煤矿，惠英嫂会为他操持一个温暖的家，已经被镇服的下属能保证工作业绩，他努力学习的采煤技术能带来工人技师职称，大城市的诸多朋友提供和外部世界同步的精神生活……孙少平被招工的时机非常好，70年代末、80年代早期的工人、尤其是重工业国企的工人正处于生活黄金时期。企业领导们刚刚获取一定的自主权，就争先恐后地发福利，扩大职工数量，增加后勤服务人员，为此透支企业乃至国家的积累也在所不惜。在这个阶段，历史上第一次，没读过大学的的普通工人可以用工薪参与丰富的业余活动，以“青工”的身份了解乃至参与最前沿的文化事件。
接下来几年，孙少平或许不会遇到他期盼的技术改造，但凭借生产骨干的身份，他多半会在一栋四五层的砖混住宅楼里得到一个两居室，平时有工人俱乐部和图书馆供休闲。逢年过节，他会分到许多北方少见的蔬菜水果，隔几年还可能去一趟煤炭部设在风景区的疗养院，甚至去北京参与一次全国性的职工运动会。孙少平30岁的生活听起来似乎还不错，足以让工会干事上门拍出系列照片、绘成宣传画，塑造一个理想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