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
范鸿业，王良宗
8月29日上午，正在专门撰写胡善熙会议文章纪念，张奎微信宣布，多年卧病在床的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学科创始人洪业老师离开了。
可在月中与她见面时，还告知樊先生病情稳定，实在愕然。一、樊先生也是我的导师
去年博士论文增订再版座谈会上，我曾说学术生命历程中有三位导师，即硕士导师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先生、博士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先生和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樊洪业先生。与两位论文业师不同，我自认的与樊先生师生关系完全属于学术传递中的“精神相通与学术共鸣”，是在长期的学术交流与交往中日渐形成的。
自1994年初沈渭滨先生为我设定研究方向以后，阅读过程中就不断与樊先生碰面，深为他时而细致入微的缜密考证、时而精妙超绝的独特见解所折服，但真正见到他本人却是在近十年之后的2003年10月。因为是两人单独见面，我们预先约定“接头”暗号。博士论文被纳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结项成果“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出版，樊先生是项目组所请书稿评审专家。当时樊先生身体并不好，正病后修养恢复中。为了深入交流，先生要我到北京他家，课题组将我安排在离他家不远的劳动大厦住宿。25日一早，与先生约定在他家附近公交车站碰面，我手里拿着博士论文。一下车就看到一个面带微笑、高而消瘦、穿着夹克的老者向我走来，握手时手还稍微有些颤抖。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樊先生！他带我到家后，立马开始工作。博士论文出版时“后记”中有如下述说：
樊先生从上午九时许开始就书稿的史实错误、可商榷的地方及其篇章结构的布局等方面与我长谈，不知不觉间就过了中午吃饭时间。本书修改吸收了樊先生不少建议，可惜由于时间关系与能力欠缺，没有完全达到樊先生的要求。
书稿问题解决后，樊先生煮了一大盆水饺，我俩一人一个碗（碗里放佐料），从盆中挑饺子放到碗里沾佐料吃。樊先生告知，他是东北人，喜欢吃饺子，这是他在超市里寻到的味道最好的饺子。聊天中，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陈旭麓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近代通史的最好著作，众多进化论研究也是陈先生指导的研究生马自毅老师硕士论文最好（《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19世纪70年代至1898年）》，《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1987年，第262-325页）。当时以为课题组安排住宿时费用已付，身上所带款项并不多。不想，入住时需要自己先付费。想到附近一带书店购书，第一次见面受教之后，就开口向樊先生借钱。两三天后去自然科学史所报销，请张藜将钱带给先生。现在想来，实在是不好意思。
其实在此之前，樊先生就对我关爱有加。2001年，樊先生老朋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耿云志先生主持“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研究”，邀请樊先生承担“科学文化转型”卷。樊先生当时正全身心投入《竺可桢全集》工作，他向耿先生推荐了我。翌年初，我向课题组提交了第一份提纲，耿先生征求樊先生意见后，来信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诸如中国当时是否真正存在唯科学主义值得推敲，建议从科学观念、科学思想和方法的传播与接受进行历史性阐述；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有陈立夫等在背后操作，有政治意图（与“中国本位文化”相唱和），建议还是集中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等等。耿先生还特别注明，“樊洪业先生有一建议，全书标题是否只提科学，不提科技”。当年冬天，课题组专门召开各卷提纲研讨会，耿先生告知樊先生与会，结果当天樊先生未来，失去了与樊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机会。
课题以《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完成后，耿先生请樊先生审稿。樊先生手写满满3页审稿意见，先予我极大的褒奖：
作者运用科学社会学的基本观点构建本书的主体框架，循历史发展阶段，梳理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建制化过程。国内传统科学史研究，以史述和史料为主，少数文章做了科学社会史研究的努力，但在综合性长篇著作中做此研究者尚未见有。本书既区别于以往组织机构史、学科史等专题性论述，也区别于那些在大时间尺度上展开宏论而缺乏史料支撑的思辨性著作。在国内已出版的综合性中国近代科学史论著中，这是迄今最好的一部。
然后提出“值得讨论的几点意见”：
一、本丛书以“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为题，而本书作者在前言中专门有一段文字论及转型，其基本论点是：近代科学与传统中国科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近代科学不是从传统中国科学通过转型而发展起来，因此没有转型过程。本书不是考察转型，而是考察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发展。
从对现代科学的内涵出发，我大致同意作者的观点，但当对科学给予一种广义的理解时，就不必如此看待“转型”。作者在书中使用了“中国传统科学”的概念，这已经是广义的科学了。为使与整个丛书协调，建议做如下处理：
1.对“中国传统科学”做一简单的解释（不必定义，是如何“理解”）。
2.把“从中国传统科学到中国近代科学”视为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不只是科学，教育、卫生、体育等，就其内容和体制而言，都有类似的问题，不必过于在“科学”“转型”的名词上钻牛角尖。
二、本书是讨论自然科学的，近代中国早期的“科学”概念是不严格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后来英美留学生处于强势，科学也就做了英美式的理解，本书亦如此。既然如此，除非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关度极大的情况下，书中就不必论述社会科学，这可以在前言中做一说明。前言第5页中大段论述社会科学性质的段落应该删掉。
三、书中有些部分对史实罗列过细，有冗赘之感，减弱了论述的力度。建议做适当精简，有些注明文献即可。
樊先生审稿意见首页与尾页
樊先生这些意见，不仅直指书稿存在的问题，也切中了我研究中一再难以避免的毛病，诸如概念不清常常给自己挖坑，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与细节上用心用力而望了原初目标与总体关照，过多陈列史实缺乏论述与理论思考，等等。樊先生还指出书稿存在的一些史实错误如人名，特别标示中研院首任物理所所长丁燮林，1949年后才改名丁西林，因此1949年前最好不用丁西林。这提示我历史研究中不能超越历史语境，全以今天去关照历史。樊先生当时手关节的毛病还没有痊愈，他在意见末尾注明：“关节有毛病，持笔时间稍长即不听使唤，鉴谅。”樊先生这个审稿意见，不仅是对我学术研究的鼓励与鞭策，更指出了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时时警醒着我。
后来，与樊先生见面也就渐渐多了起来。他到上海定稿《竺可桢全集》，《科学》编辑部总是做东邀请一起聚会，听他畅谈整理出版竺可桢先生日记的酸甜苦辣、斗智斗勇，分享问题解决后的兴奋，期间我曾邀请他到单位做过一次相关《竺可桢全集》的报告。他长时间沉浸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料中，通过勾连各种片言只语，将因缺乏档案而难于解决的问题一个个破解，每次聚会都会被他新研究和新看法深深吸引。他不时将他主持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中精彩而有意思的卷册赠送，我也将读书笔记向他汇报，也曾建议将沈宗瀚自述纳入其中，他说：“沈宗瀚自述在考虑之中，但在‘口述史’名义之下，‘笔述’只能以适当比例夹带，……以免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另外，沈宗瀚自述“篇幅较大”“版权购买”等也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后来，沈宗瀚自述被另外的“丛书”出版，可惜删减太多。
他身体日渐好了起来，“老科学家学术成长采集工程”第一次结项评审，2011年10月在香山举行。一天早上，樊先生、北京理工大学的吕瑞花老师、段炼兄和我一同结伴登山，我们三位年轻人都跟不上他的步伐。2012年11月，在济南开结项会，为他庆祝70岁生日。2015年10月我组织中国科学社成立百年学术讨论会时，他却因病不能与会。年底到北京开会，张藜预约聚会，他精神不错，胃口也很好。第二年3月，治疗眼疾中发现身患小细胞癌。7月与段炼兄去看望他时，已经历两个化疗疗程，正进行放疗，但精神很好，而且很乐观，说他这样的情况，也有治愈的可能性，还谈起“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后续与“采集工程”的未来。最后一次见他老人家是2018年9月22日，不仅眼睛完全看不见，而且听力也很差，但思路非常明晰，对他在“科学春秋”微信公众号发表的那篇《周恩来的“科代筹”讲话与新中国的科学方针》很是得意，“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
10月中旬的香山，已经有些寒意。这是那次登山途中段炼兄给樊先生与我留下的合影。那时是多么高兴！
中国科学社是樊先生倾力时间最长的研究对象，他与《科学》编辑部一直有编纂一本相对通俗的《〈科学〉百年》的著作，并已撰写了模本与初期内容，后邀请我加入，我们对编写方式与具体撰写内容也不断商讨与修订，并确定由我承担大部分工作，但因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完成，实在是惭愧不已。与樊先生长期交往中，他一再提醒我要客观地对待研究对象，不能“移情”，例如中国科学社仅仅是留美学生创办的社团组织而已。记得在武夷山旅游时，与他同住，卧床夜谈，隔壁的张藜与艾素珍老师很是羡慕。也就是在那天晚上，大致了解了樊先生的一些经历和学术兴趣所在。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没有了行政职务，可以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中，对他来说太幸运了。
二、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科开创者
樊先生1942年11月9日生于辽宁抚顺，196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生物化学专业，分配到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曾任微生物所期刊编辑室负责人。他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兴趣，可能源于他长期与老科学家的交往。他曾说，“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科学家们，都有一段可以话说的‘前朝’科学史，赵钱孙李烩在一起，原认为‘一片空白’的那段历史，突然变得丰盈起来”，“受此诱惑，我开始了对中国现代科学旧踪的探寻”。（《科学旧踪·前言》，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中国科技史研究因前辈科学家及科学史家竺可桢、叶企孙、李俨、钱宝琮等和英国人李约瑟等的提倡和努力，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历史研究的显学之一，但大多集中在“光辉灿烂”的古代科学技术，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发展即西方科学的本土化历程的研究当时却几乎是空白。樊先生以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西学东渐即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一是近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的进程。与当时通行的科学史研究主要关照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科学内史”不同，樊先生从一开始就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机制即科学社会史的研究。这与他曾参加“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工作，先后审阅了两部科学社会学名著罗伯特·默顿《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译稿有关。他曾说，审阅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使他对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史有了基本了解，进一步将“兴趣集中在了中国近现代科学的社会史方向”。（熊卫民《为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铺路——樊洪业研究员访谈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4期）
80年代初与金观涛、刘青峰合作发表《历史上的科学技术结构：试论十七世纪之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及其续篇《科学技术结构的历史变迁：二论十七世纪之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5期，1983年第1期）时，就注意挖掘科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他们认为西方科学技术之所以发展，是因为16世纪以后，逐步确立了由构造性自然观、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组成的具有循环加速机制的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近代科学技术结构只有从原始科学结构通过示范作用社会化而建立，中国古代由于原始科学结构的不完备和封建社会结构的特点，决定了近代科学不能首先在中国产生。后来专门撰文讨论“中国近代科学社会史”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确立中国近代科学的“起跑线”。他认同明末西学传入中国是中国近代科学的起点，也“是中国传统科学质变的开始”。第二，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他以为，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分为“与传教活动相结合的渗透式传播”“为洋务运动服务补缀式传播”“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社会启蒙式传播”。第三，中国近代科学的真正确立即体制化的完成。包括以中国科学社为标志的体制化萌动期和以中央研究院为标志的科学体制化确立期。（《中国近代科学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3期）
樊先生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科学体制化两个方面。他将“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科学”作为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起点和研究重点，先后发表《西学东渐第一师——利玛窦》《明末“南京教案”及其对西学传播的影响》等，专著《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作为“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时出现波折，直到1992年才面世。该书对因耶稣会士来华而引起的西方科学在明末清初的传播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独特的见解。如讨论晚明科学繁盛局面出现的原因时，他缕析了三个相互关联而递进的因素，阳明心学的兴起打破了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由此出现对八股取士的批判，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社会兴趣转向科学技术（晚明四大科学家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都曾在科场滚爬，除徐光启外其他三人科场不顺而弃绝仕途，徐光启也以为他的科场生涯“甚可笑”，曾对崇祯说八股文“直是无用”），同时在对阳明心学“虚”的反动中兴起实学思潮。
1992年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封面
其后因积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70周年活动，樊先生跳过了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传播，直接进入体制化的中国科学社研究，先后发表《“赛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科学社会史的考察》《科学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任鸿隽：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科学〉杂志的历史功绩》《“科学”概念与〈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的先锋队》《中国科学社史事汇要》等，并主编了中国科学社灵魂任鸿隽文集《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先生认为中国科学社1915年创刊的《科学》最早提出“民权”与“科学”，把科学作为批判封建迷信的武器，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而中国科学社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第一个以纯学术为目标的科学家团体，为探索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和建设新文化做出了特殊贡献。（《中国科学社与新文化运动》，《科学》1989年第2期）进而思考科学与新文化运动关系，以为由科学家们创办的《科学》杂志率先提出科学与民主是强国之策的主张，并通过影响陈独秀而影响新文化运动成为时代最强音。他还指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与创立者，与新文化运动先锋“几乎是并肩成长起来”，“前者致力于科学的体制化，后者兴起了科学主义思潮”，并由此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与作用。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却并不真正关心在中国如何发展科学事业”，因此大多数科学家们对新文化运动很冷漠。（《“赛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科学社会史的考察》，《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2002年8月出版的《科学救国之梦》影响很大，曾激起一阵“任鸿隽热”，出现相关的任鸿隽博士论文与研究专著。后来，樊先生还与人合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任鸿隽卷》。
1985年樊先生发表《中央研究院机构沿革大事记》，开启他对中国近代科学本土化标志性机构中研院的研究。又先后发表《马相伯与函夏考文苑》《“研究院”东渐考》《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任命与选举》《前中央研究院的创立及其首届院士选举》等，详细考察了“研究院”这种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组织的起源及其东渐历程，厘清了一些认知错误如函夏考文苑模仿对象是法兰西研究院而不是法兰西科学院，号召学术界加强对中研院院士群体的研究，“考察第一代科学家的形成背景和过程，分析科学家集团的贡献及其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揭示他们的特有活动方式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总结科学家队伍成长的历史经验教训等等”。（《前中央研究院的创立及其首届院士选举》，《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此后，虽关注重心转移，他还是发表《1935年中央研究院使命的转变》（与段异兵合作）、《解读“院士制度”》等，讨论中研院从自由研究转向研究国家及社会实际急需问题的背景、过程和影响，厘清学术界对院士制度的误解。
此外，樊先生还曾对世纪之交的教育变革与科学概念演化有所关注，发表有《从“格致”到“科学”》《从科举到科学：中国本世纪初的教育革命》等，也曾利用科学家集体传记研究方法，对20世纪精英科学家的代际分布及其他们教育背景进行考察（《20世纪中国科学精英的年龄分布状况及其教育背景考察》）。
樊先生开启的上述研究领域，都已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研究关节点与重要方向，奠基了后辈学人的研究基础。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已成为中外学术界热门研究领域，特别是相关康熙皇帝与传教士的研究，激起了中外学者如韩琦、詹嘉玲等继续深入，出现了一批精深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思考学术与政治的新维度；中国科学社研究出现热潮，中外有多篇博士论文和数部专著出版，更有大量的专题研究与硕士论文；中研院的研究目前正向广深发展，著作、课题与论文不断涌现。
三、中国现代科学史学科奠基人与20世纪中国科学史料“开路小工”
1990年，樊先生因负责中科院院史研究，将体制化研究扩展到中科院，研究领域也进入中国现代科学史，由此奠基中国现代科学史学科。他充分依靠组织力量，从抓中科院院史资料征集开始，建立院史资料室，以院史发展阶段时序开展对老科学家、老领导和资深人物的抢救性访谈，编辑《院史资料与研究》，按年编纂《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和《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等，先后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中国科学院早期领导人物传》等，指导“中国科学院院史丛书”编研，承担《中国科学院史稿》第一卷等的编撰任务。组织工作之外，樊先生对中科院发展早期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寻流考源，发表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的来龙去脉》《中关村寻根考辨录》《中国科学院早期的改造之路》《陈伯达“被”书记始末：中国科学院初期院党组史实辨正》《郭沫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科学一政治”背景考察》等，解决了中科院院史的“拦路虎”，为中科院院史研究建立了极高的学术标准。如通过文献分析和人物访谈，弄清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是为中共最高领导层对建立中科院问题进行决策时所提供的建议报告，钱三强在其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中科院初期建制基本上与“草案”设计一致；通过各种资料排比，厘清“陈伯达被书记”的过程，认定“陈伯达是中科院第一任党组书记”的定论是“谬传”，而真正的首任党组书记是恽子强。
从中科院院史出发，樊先生进一步拓展视野，对共和国科学史展开研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通过不同言说“版本”的比对，樊先生以为其来源与“文革”政治斗争密切相连，毛泽东对此也曾有过论述，但对科学的“生产力”属性和“上层建筑”属性有不同的看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历史公案之我见》，《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第1期）。梳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成立的缘起、演化及其最终达成目标的过程，分析周恩来在大会上所做4个小时报告的具体内容，樊先生认为周恩来的讲话，“应该视为中共宣示用延安治理模式改造旧中国科学遗产和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宣言书”，“基本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事业的早期话语体系和政策思想资源，在其后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乃至内化为许多科学家和科学管理工作者的思维定式、批判武器和行动准则”。（《周恩来的“科代筹”讲话与新中国的科学方针》，“科学春秋”微信公众号2016-12-02）此外，他还发表有《对邓小平知识分子观的历史追溯》《50年前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等，专题研究中国科学家的1956年，发表系列文章。
相对其他史学门类大量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发生发展特别是20世纪中国科学的本土化历程及其发展，虽牵涉学科门类众多、人物也不少，但史料建设几乎还是空白。作为学科奠基人与创立者，樊先生深知史料整理的重要性，正是在搜集整理中科院院史资料的过程中，他逐渐确立了他未来的工作重点。他曾说：“在面临不同目标选择时，我还是把建设 20 世纪科学史的史料工作放在了头一位。这也可能与我研究中国科学社的过程中受到胡明复的精神激励有关。”（熊卫民等《为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铺路》）胡明复是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1917年获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回国，致力于科学教育与传播，未能在科学研究上有所作为，他曾对杨铨说：“我们不幸生在现在的中国，只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现在科学社的职员社员不过是开路的小工……中国的科学将来果能与西方并驾齐驱、造福人类，便是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班无名小工的报酬。”（杨铨《我所认识的胡明复》，《科学》第13卷第6期）樊先生以胡明复自勉，要做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开路小工”，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未来的繁荣发展奠定基础。
在南京陈学溶先生家（张佳静拍摄）：陈学溶（1916-2016）是竺可桢早年在南京办气象训练班时培养的学生，《竺可桢全集》“特邀样审”，樊先生帮助整理他《我的气象生涯：陈学溶百岁自述》出版。
在搜集整理中科院院史过程中，樊先生得到竺可桢先生家人及其学生们的信任，将分散的日记等原始资料集中到院史研究室保管。樊先生深感日记价值的重要性，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早上班半小时晚下班半小时”读日记。后经呼吁与各方努力，《竺可桢全集》的整理出版于2001年3月正式启动，樊先生任主编具体负责实施，到2013年12月出版第24卷，终于大功告成，全书两千余万字，其中主体为日记共16卷1364万余字。起步之初，以樊先生为首的项目组就定下了“求全、存真”的宗旨，“力求保存竺可桢文稿历史原貌”。今天读者看到未有删减的竺可桢先生每一天的日记原文，“确实是天大的礼物”。编校过程的辨识、纠误、标注、整理、编排等一系列工作，为“全集”编撰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标杆。全集的出版，被誉为“近现代中国科技与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历史学家的梦想成真”，“为学者广泛研究中国的科学史、教育史、和政治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其益处可能延伸至社会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王作跃《存真求全的〈竺可桢全集〉：历史学家的梦想成真》，“科学春秋”微信公众号2018-09-27）
樊先生把现代科学史料分为文字、记忆、图像和实物四类，《竺可桢全集》为文字类史料建设，“口述史丛书”则属于记忆类。他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把“当事人头脑中记忆的东西挖掘出来”，主持“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大型丛书，带领王扬宗等与出版社通力合作，从2006年开始出版，到2018年12年间，共推出54种56册，收录1880—1940年出生、400多位科学家亲历的往事，展现了中国科学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对研究中国科学史的特殊价值不言而喻。“丛书”分口述自传、人物访谈录、自述、专题访谈和旧籍整理等五类，对重要史实做文献查证，对歧义陈述予以说明，附人物生平年表、大事记等，注重深挖历史细节，反复强调“往事因亲历而鲜活，历史因细节而动人”。作为公认“最好的主编”，樊先生倾力投入，亲力亲为，从每本书的选题到组稿，从访谈提纲到书稿审定修改，每个环节严格把关，字斟句酌，可谓精益求精。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虽然也是卷帙浩瀚，但樊先生以为相对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史料，“只能得记忆类史料中九牛之一毛”，因此，他对2010年由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启动、中国科协牵头、十多个部委共同实施、张藜为首席科学家，以“抢救中国现代科学史料”为目标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倾心倾力，成为公认的“最好的学术指导”。他参与采集人员的培训，为他们讲授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史，并传输口述访谈的规范与技巧；也参与结项评审，对优秀的项目与有价值的史料击节叫好，对存在的问题也毫无情面地予以指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培养了大批“采集工程”合格工作者，更培育了大批科学史从业者。正如樊先生一再述说：“采集工程——是我们共同的事业!”，“采集工程”寄托了他“对中国现代科学史料建设的憧憬与梦想”。（熊卫民等《为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铺路》）
樊先生几十年浸润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有其独特的看法和总体思考。记得2012年参加“采集工程”培训，听他20世纪中国科学史演讲，线索明晰，框架独特，资料丰富，特别是1943年国民政府留学计划、政权转变之际及政权转变以后的梳理，发前人未有之覆。当时建议将所讲内容细化，出版《20世纪中国科学与社会简史》，作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听张藜说，他们有合作《20世纪中国科学史》专著计划，惜乎很快疾病缠身，壮志难酬。他念兹在兹的《中国科学院史稿》第一卷虽准备多年，也未能写成。这些及其他未能完成的计划都是他的遗憾，更是学术界的损失。
樊先生在“采集工程”培训班上讲解中研院院士（罗兴波拍摄）
智者的离去，不仅是肉身的消失，更带走了未来得及传世的思索与思想，但他们永不消逝，遗留给世界智慧与精神。作为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学科奠基人，除学术成就之外，樊先生让我们更难忘的是精神，一辈子“求真”的科学精神。
五、“求真”的学术人生
2016年7月11日，收到樊先生群发单显邮件说：“虚构故事，借政治领袖造势，把竺老抬为党史人物，有违‘求是’精神，有污竺老平生之清名。故撰此文，希望有助于遏制伪造历史的歪风。”附件为7月7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毛泽东何曾让竺可桢“管天”？》。原来2001年6月28日《北京青年报》整版刊载竺可桢文章，题目为《毛泽东让他管天》。由此，“毛泽东让竺可桢管天，他管地”的说法，不胫而走。樊先生当时就认为不确，这问题一直萦绕心头，15年后终于撰写该文，厘清此说法的来源及其谬传，最后总结说：“毛泽东是政治领袖，竺可桢是学界大师，他们都并不需要后人在其头上添加一道虚幻的光环。以求是精神治史，还原历史真相，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樊先生说，科学是以探索真理为目标，“求真”是其本质属性。科学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认识世界的真理性知识体系，二是为获得上述知识而进行的研究活动，三为保障上述研究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建制。第一层面是科学的本质所在，是基础与前提，“科学活动的内在目标指向真理，外在目标指向社会，即所谓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包括更新人的观念、完善人的知识结构、通过开发新技术而推动经济发展以及提高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由此，他认为“求真”是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的基本内涵。（《求真—科学精神与科学道德的基本内涵》，《科学新闻》2003年第8期）樊先生如此定义科学本质、科学精神与科学道德，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求真”贯穿他学术研究的一生。
早在1979年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号发表2两万多字的《李森科其人》，揭露了借助政治而走上一条不仅给科学蒙羞，更给“社会主义苏联”乃至“社会主义大家庭”抹黑的李森科的真实面目，并总结说：“自然科学理论问题上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被轻率地判定为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派， 禁止另一种学派；随意给科学设禁区、下禁令；不准自然科学刊物宣传不同的学术观点，不给科学家以交流学术思想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灾难。”翌年又以《是“那”样一个人——评杨沫同志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人〉》，揭批借助学术之外政治、媒体力量进行招摇撞骗的刘亚光，并说刘亚光之所以演成影响巨大的刘亚光事件，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科学管理体制有弊端，刘亚光以“中央领导批示”吓人，与李森科事件有共通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件最终以邓小平的“批示”了结。因此，樊先生晚年以为刘亚光事件是“新中国科学史上反映科学与政治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值得好好研究与总结。
此后，樊先生撰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1982年集结成《科学业绩的辨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写在前面”中说：
工厂的产品中是否有次品和废品，谷苗中是否有莠草，稻秧中是香有毛稗，艺术珍品中是否有赝品，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辨伪问题。科学史，一般被理解为科学成果月积年累的进程。有关科学史的书籍，很少讲科学上的失误，更少讲科学上的丑闻，所以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中，科学界俨然如一片圣土，遍地尽放鲜花。其实并不尽然。在科学中，在科学人才和科研成果方面也存在着真伪的问题，需要人们注意辨别。……我们有必要在讲科学史上的辉光与坦途的同时，也来讲一讲它的暗影与陷阱。这……对立志献身于科学事业的青年同志来说，也会有助于他们了解和热爱真正科学之所在，以便刻苦努力打好基础，及早养成好学风，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在书中，他一再强调，学术问题归学术界，这是学术发展的唯一正途。十多年后，他还受自然基金委委托，承担科学辨伪方面的课题，发表《科研作伪行为及其辨识与防范》等论文。
在“求真”的学术征途上，樊先生往往能通过各种资料的勾连与解析，抹去蒙在历史真相上的尘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地质学是中国近代最早本土化的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中期已具有世界性声誉。按照对中国地质学影响进程与时间顺序，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和李四光是公认的中国地质学奠基人。丁文江1936年去世，翁文灏是“战犯”，1949年后地质学界独尊李四光。李四光的话语系统中除对1951年去世的章鸿钊有所尊崇外，还制造出同为留英出身的丁文江是“买办”，是地学界的“学阀”、反动政府的“走狗”，与外国地质学家一起打压他的“冰川”学说等等，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樊先生以《李四光与丁文江的恩恩怨怨》《李四光庐山论“冰”真相》《李四光与学界的历史纠结》还原历史真相，1949年前丁文江与李四光关系“情深谊厚”，李四光对丁文江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很尊重，丁文江对李四光也很照拂。问题出现的症结是1949年后“学术问题往往被政治化”“用行政手段干预科学，又往往把科学事业范围内的简单问题变得复杂化”。
在对“真”的追求道路上，樊先生总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往往给热潮一剂清醒剂。由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一书，早被遗忘的物理学家束星北因其1949年后的不幸遭际，一时间成为“继顾准之后为社会关注度极高的又一位学者”。樊先生通过竺可桢先生日记等资料研究，以为极有天分的束星北未能取得与其天分相匹配的成就，不能完全归咎于1949年后的境遇，“他是个心多旁骛的人”，不能坚守一个学术工作者的寂寞生活，如受高薪诱惑离开浙大到军令部技术室“高级打工”。（《竺可桢日记里的束星北》，《南方周末》2005年9月15日）而对于束星北自称曾作为爱因斯坦助手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一事，樊先生为文予以辨证，指出这是束星北在“文革”结束后“科学春天”里的“自我期许”，是当年“科学热”失实宣传中侧影的一个点而已。（《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
樊先生凡事不虚美，不回避，“实事求是”。如他曾对“两弹一星”群体有一个社会学的分析，得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23人大多数在抗战期间和战后内战时期出国留学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抗战八年加上随后的国内战争，其持续时间超过了‘文革’十年）没有造成严重的人才断层。可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有值得肯定、值得研究和总结之处”。（《“两弹一星”人才的教育背景与启示》，《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4期）
樊先生对“真”的追求，还表现在对一个问题可以几十年兴趣不减。例如他对中央研究院1948年9月院士会议合影人员名单的确认，从1980年代中期“刚刚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入迷”之时获得1970年台湾商务版《李先闻自传》开始，直到2013年春节之后与年轻学者郭金海一起，最终“从合影中‘揪’出林可胜和蔡翘，哇，打了一个打胜仗！”（《首次院士会议合影识图记》，《中国科技史杂志》2013年第3期）如对民初中央学会的长期“跟踪”（《“中央学会”之迷踪》，《中国科技史杂志》2013年第2期）。
“求真”的路途是艰辛的，但“众里寻他千百度”后的喜悦又是难以描述的。樊先生虽然已去，但在阅读他的著作与文章中，我们都能体会他的激愤与愉悦！
（感谢中国科学院大学王扬宗教授、北京大学张藜教授的建议和提供照片）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