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刺猬公社X快手《怀旧记》非虚构故事大赛参选作品，王磊光在2015年春节期间刷了文章《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作者。
作者 | 王磊光
不是开始的开始
2011年，农民工朱建民带着妻儿回家过年。
没有回家，已经十三年了！车驶入大别山，山水越来越熟悉，他泪流满面。
“十三年变化多大呀！当初五十多岁的人，很多都已经不在了。同辈中，很多人也都已经老了。”
十三年间主要是通过电话跟亲人联系，同四哥朱七一的联系最为紧密。虽然后来可以网上视频，但他不喜欢视频。也许，他无法面对亲人吧。
“回来的第一感受就是对不起亲人。十三年不回，肯定是对不起啊！”说到这里，朱建民再次啜泣起来。“最开始只是有一个发财的梦想，没有发财便十三年不回老家，好残忍啊！即使没有钱，每年都应该回来看看。”
是啊，要发财与要回家，从来都不是矛盾的。难道是有什么更隐秘的原因，让朱建民无法面对家乡？我有一位朋友，同样是在外打拼，迄今已15年没有回家了。家里的老房子，是依然在风雨中飘摇，还是已经倒掉，他都不知道。他不回家，不仅仅是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来逼迫自己在城市里闯出一条血路，更是因为他始终无法面对少年时代的贫穷和被剥夺带来的耻辱感——他成长的年代正是农民税费负担最沉重的年代，为了收税，村干部连家里的一只热水瓶都提走了。
在朱建民内心深处，大约也有一份无法直面的痛楚吧？
回到家，他们继续住在几十年前的老屋里。老屋一直由哑巴大哥照管，才保存完好。
物是人非、人生如梦，发财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平安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朱建民回到家乡时得到的最深刻的领悟。
此后几年，朱建民每年都会带着妻儿回家过年，到一些亲戚家走动走动。
但有一家亲戚，他一直没有去。那是他的嫡亲表哥家。表哥是从L县走出的杰出人才，据说现在身家已经上百亿，是商界的风云人物。
2017年腊月二十二，坐在我面前泪眼模糊的朱建民对我说：“表哥家早已没有人居住了。但我昨天还是开车去了他家，在大门的对面望了半个小时，只是望着，没有进去。他家已经建成了别墅，有三个人在搞装修，不知道今年过年有没有人回来……”
表哥名校毕业，刚走上社会就占据重要舞台；而朱建民第一次闯入社会，便是流落街头。这中间的差距，他不是不明白。表哥早已是朱建民永远遥不可及的梦想。
1998—2017:朱建民自述
“1998年，我刚到浙江，找不到工作，就去当渔民， 600块钱一个月。在船上没有怎么吃饭，却一直吐，最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实在是太苦了。我对比我年纪还小的小兄弟说：不要在船上做事，没有前途，要去岸上找一份工作。其实，这何尝不是我对我自己的劝说！在海上我们打到的唯一的鱼，是一条八米长的大鲨鱼，当时网都拉不动。我只干了一个月，就辞职了。我要去岸上寻找属于我的大鲨鱼。
“上岸后找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机械厂。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厂。应聘的时候，我对老板说：我可以把这个机械的原理都弄懂，然后帮你跑全国的销售。所以我在厂里学做装配工。所谓装配工，就是要从零件到机械成型都要懂，是一个比较有技术的工作。装配工需要三年出师，但我对许诺一年可以出师。我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努力，只要付出得多，肯定可以提前出师。在这一年当中，我仔细钻研，不懂就问，因为装配工必须要懂得车床、钻床，甚至磨床，是比较综合的一个工种。最开始连游标、卡尺都读不懂，但最后，机械的安装、操作、运行，我都掌握了。一年之后，我真的出了师。
“在这一年中，发生了很多故事，比如我把我的老乡介绍了进去，在里面打杂。老乡年龄比较大，头脑没有我灵活。他进去打杂，五六百块一个月，我当学徒工，三百块一个月，但几个月后，我也拿到了五六百一个月，出师后就会拿更多。老板跟我年纪差不多，我会打乒乓球，经常跟老板一起打，我的字写得好，口才也好，老板很器重我。但有一天，老板突然对我说：你不适合做装配，让你的老乡做装配。我一头雾水：我这么努力，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做装配？我当即眼泪就流下来了。这样一来，我老乡去搞装配，换成我来打杂。打杂做什么呢？修车、扫地等。老乡年纪大，学起装配比较慢，几个月之后，老板还是让老乡继续打杂，让我重新回到了装配的位置上。当时我老婆在食堂帮忙，有五六百一个月。一年之后，我出了师，但是老板突然宣布把我开除。我当时听了，莫名其妙。我没有犯任何错误，掌握了技术，也非常努力，以后还可以帮他搞销售，但是老板突然宣布把我开除。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何故。我走了之后，我的老乡重新回到装配工的位置上，后来又回到打杂的位置上，十几年之后也成了百万富翁，打杂也成了百万富翁。我的运气非常差，打工没有赚到钱。每次快到巅峰的时候，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改变了我的命运。
“99年的时候，我被一个朋友骗去广东做传销。每天除了听课，写信，发电报，就是睡觉。吃饭除了大白菜还是大白菜，几乎没有油，因为没有资金。哪怕买日用品，也都有几个人跟着。我没有深陷其中，想方设法逃了出来。那个骗我去的朋友年纪小，不懂事，容易上当，那时候已经被骗了上万元，那个年代，万元不是小数字，我劝他跟我一起离开，他不肯。最后我还是逃票回来的。”
“2001年，我进入了顺丰快递公司。当时我对快递行业完全没有概念，只是抱着尝试的想法做一做。从收派员做起，这是最末端的工作，相当于邮递员。那个年代手机使用的人还很少，我没有通讯工具，就买了一个BP机。BP机器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数字机，一种是中文机。我买了一个中文机，两三百块。快递行业是一种服务业，在做快递过程中，态度好、服务好，人家才会认同你。人家认同你，有收件自然会有寄件。顺丰快递1993年成立于广东，后来慢慢向省外发展，2001年的时候，T市的顺丰快递公司才成立不久，我成了第一批收派员，我的工号是002号，在我上班的第一天，001号辞职了，他看不到快递行业的未来。但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意味着一种机遇。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公司呢？在一个小区里租了一个门面，卷帘门。这就是公司的工作场所。楼上是办公的地方，有经理、文员、还有一个综合文员，还有一个是服务员——专门搞售后的。那个时候快递不准挂牌营业，因为邮政一家独大，三五天就会查一次，一旦被查出来，随时都要被关门。我们只能躲着营业，像做贼一样。那时候T市的快递也主要是寄送机器的零配件，因为T市是一个工业城市。而且人们对快递行业还普遍缺乏认识和信任，高端一点的东西，都是通过邮局来寄送。我们几个派送员，每个人负责一块。我花几十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靠这辆自行车把快件送到客户手中。客户觉得我的服务很好，慢慢地我的业务也就起来了，越做越大，后来在整个T市，我的业务排名第一，2001年最高的时候拿到了3500块钱一个月。
“我做了一年的收派员，就升任为主管。我经理是我的朋友，对我很信任。T市哪里的网点出了问题，他就把我派到哪里做到主管，解决问题。总共做了六年主管，一直做到2007年。但是主管的工资不一定强过收派员，主管最开始是拿固定工资，1500块钱一个月，后来通过考核，根据绩效来给工资。主管最高拿到的最高的工资是3800。我做主管时还被客户绑架过。客户从我们的网点寄了两票黄金到深圳，一票三十万，一票十九万，寄丢了。客户表示：我们不赔钱，就别想走人。客户把我的点封掉了，派几个人把我软禁在酒店里，陪我吃住，抽的是中华烟，就是不要我走。我手下有十几个人，我只好遥控指挥，到处打游击，办理快递的交接。就这样维持了几个月。但最终，公安局破了案，是广东那边的收派员监守自盗。
“做了主管，有希望升任运作主管。很多人都认为我是最有希望的。2005年，我们有四个人到温州去接受面试考核。最终的结果是，我只是一个储备运作主管，意思是没有正式录取，等到需要用的时候才可能用。另外一个人做了运作主管，成了我的领导。我继续当我的主管。我要是当了运作主管，我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如果我做了运作主管，我现在可以说是在开奥迪、奔驰。
“我的那个朋友后来又升了官，调到S市当区部人力资源部总监。调来了一个新经理。曾经跟我一起竞争运作主管的那个人，现在也是我的上司。我这人性格耿直，锋芒毕露，无论是经理还是运作主管，我都看不上，跟他们关系搞不好。于是我处处被穿小鞋，受刁难，遭受攻击。做得好得不到鼓励，做得不好那就更不用说。就这样，我在一怒之下就辞职了。我是含着眼泪写的辞职报告。这是2007年夏天。我辞职的时候，总部的人还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辞职。我的那个做人力总监的朋友让我去他那边，我也不去。我去意已定。
“从顺丰辞职后，我改行跑销售。从07年到2013年，我一直在跑业务，6年间换了三四家公司。我的业务是跑建筑材料，建筑材料都是针对大工程，不可能是小工程。于是这就需要关系。我一个外地人，虽然口才好，交际能力也不错，但是就是没有关系。我的一些朋友也都是在快递行业。跑业务是底薪加提成，底薪一般2500一个月。一年赚了个五到六万块钱。跑业务没有赚到钱。我还在一个生产汽车零配件的公司跑过销售。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面对同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忽然感到跑业务已经不太适合我了。在S市做人力总监的那个朋友，这时候已经调到了顺丰总部，跟在老总身边。我跟他说：我还是想回来。一般来说，年龄超过了35岁，顺丰就不收，但2013年，我已经43岁了。我重新回到了顺丰。回到顺丰还是做销售。顺丰不是搞快递吗，为什么也要做销售？有些大工厂一个月的快递费就要几万，有的淘宝店一个月的快递费要几十万。顺丰的销售主要是针对大客户，我们也有具体产品，产品就是快递。顺丰的销售其实就是维护客户，打开客户市场。我们的快递公司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合适的快递服务。说实话，做快递销售，我潇洒了几个月，工资一般在一万以上。我从13年做到15年，干了两年。这两年干得也算是可以，但是还是没有存下钱。为什么要辞职呢？因为在顺丰公司做事的主要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且如今的顺丰业务越做越大，风气也在迅速变化，不是从前的顺丰了。其中很多故事说来话长。总之是不愿同流合污，最后被人踢出，调到一个几乎没有业务的偏僻点跑销售，我又再次辞职。
“从01年到07年，从13年到15年，在顺丰前后干了十年。顺丰是我付出心血最多的地方，我对它怀着深厚的感情。（说至此，他的眼睛又湿润了。）顺丰的服务好，速度快，连邮电局的员工寄最贵的东西时，也都拿到顺丰来寄。
“从顺丰出来后，我又跑起了销售，先是在W市的一家激光切割机跑销售，又在N市的一家生产LED灯的公司跑销售，又发生了很多故事。又辞了职，到了17年，进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工作。保险公司说是底薪加提成，如果没有业绩，连底薪也没有。我进保险公司不后悔，起码让我了解了保险。
“我事业上虽然不成功，但妻子跟我在一起过了二十多年，对我始终是不离不弃，充满了鼓励。儿子也已经长大成人。对于儿子的教育，我很愧疚。儿子当过一年的留守儿童，孩子不在父母身边就要出问题。他初中毕业就没有再读书。他爱打台球，八岁时就在打台球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我送他去北京上斯诺克学院，成绩在学院排名第四。台球学院需要读三年，但终于因为无力支撑一年10万的费用，读了一年后，他只能选择让儿子退出。儿子因此变得不爱说话，不爱与人交流。为了培养他打球，我前后负债十几万，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还严重地打击了他的自信心。斯诺克是最难的体育运动，也是贵族项目，像我这样的经济条件不可能让儿子继续。
“我当时出去的时候，发过誓：没有发财，就不回家。我给自己设定的期限是十年。
从1998年一直到2011年，不仅是过年的时候没有回来，平时也没有回来，十三年无缝隙地未回。十三年过去了，我对自己说：十三年终于没有发财，但我也要回老家。”
不是过渡的过渡
原本，我是追踪朱建民四哥的故事去的。四哥朱七一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在外打工二十年；终于，他结束了打工生涯，回归家乡。一个人走得再远，还是要走回来的；一个人打工再久，终将还是要回到故土：这是第一代农民工对于生活的普遍认知。回乡后依然闲不住，朱七一做了一件吃力却不一定讨好的事——带领村民进行村庄环境治理，还集体出资数百万，建了游客接待中心，但由于政策限制和资金不足而陷入困顿，前景未卜。我曾将所见所闻截取一段，写成《水口实践》一文，发表于“澎湃新闻”。这篇文章在L县引起了极大关注，尤其是引发了当地父母官的思考和讨论。
在《水口实践》中，朱七一这样介绍自己：
“我是67年出生的。七岁时父亲过世，母亲是村里了不得的人，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几个拉扯大。我高中毕业，没有考取大学，就回来生产，然后外出打工。我在浙江的船上打过鱼，在新疆种过棉花，在工地上挑过砖，搅拌混泥土，还安装水电，搞消防……什么都干过。我读过书，比同代的一般人多点知识，但没有技术，打工收入就没有保障，除了能写会算，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打工之路非常艰辛。我在外面打工20年，去过全国三分之一的地方。在新疆，离边境只有十公里。打工的日子不好过。2010年回来后，就没有再出去。”对于20年的打工生活，朱七一的叙述是简略的，但其中的辛酸藏在他心中，大约不足为外人道。
原本，我是来追踪朱七一的故事的，却无意中收获了朱建民的故事。如果不是过年，我遇见不上他。这是我第四次来水口，住了两天半。前三次没有碰到水口塆的任何年轻人，因为他们全都在外打工，而朱建民，早不在年轻人之列，依然奔走在打工路上。
1970年出生的朱建民，是水口塆的第一个外出打工者，在水口塆所在的鸠鹚河镇，在鸠鹚河镇所在的L县，恐怕也都是最早的打工者之一。现在，水口塆仍在外打工的人员中，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个。
谈及这个弟弟，朱七一说：“要说打工，我非常坷坎，但我家老五比我还坷坎。”“坷坎”是L县的方言，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坎坷”，但从方言里表达出来，“坷坎”似乎比“坎坷”更有形象感，更带力度，更让人觉得刺痛。
改造前的水口塆。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供图
腊月底，年轻人一起吃烧烤，商量塆落整治。
1988—1990：到武汉去，到青岛去
“我打工不成功的原因，一是与我的文化程度有关，我是初中毕业，1987年初中毕的业；二是身体不好，我母亲怀我七个多月就把我生了下来，生下来的时候只有一两斤，而且母亲年纪大，没有母乳。读初中的时候，我修了一年的学，因为交不起学费。一期要交15块的费用。早餐店的油条，8分钱一根，买不起，真想吃啊，肚子老是饿的。因为没有钱，我休学了一年，挖药材卖，挖了一整个冬季的苍术。我给自己规定是一天挖两篮，一个冬季卖了150块，鸠鹚河镇价格低，就坐车到邻镇大河岸去卖。当时觉得150块真是巨富。”至今依然瘦弱的朱建民，让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他幼时先天不足、营养不良的窘迫境况，也让我们可以想见：对于一个必须得靠体力吃饭的农民工来说，身体不好又是多么大障碍。
当我问起这150块钱是怎么花的，他却早已记不得了，只是记得自己到了学校，手头有了钱，觉得日子极好过。
“我哥当时也因为没有钱，修了一年的学，他也在家里挣钱。他做生意，赚了一些钱，又重新读书。”
但当我向朱七一求证休学一事时，朱七一说自己并没有休学，而是在1983年从农高毕业后开始做点小生意：从L县城拉饲料到镇里贩卖，赚了一点钱。
显然，朱建民的记忆是有误的。但他的讲述却印证了另一件事。——这还得回到我写的《水口实践》。文章是这样记录朱七一的讲述的：“我高中毕业，没有考取大学，就回来生产，然后外出打工。”其实，朱七一原本的讲述并非如此：他其实收到“华中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但不久后教育组来人，说是送错了，又把通知书收了回去。为什么当时我要把朱七一的讲述进行改动？因为事关公平与正义，极敏感，时间又过去那么久远，当时仅有当事人自己的讲述，我担心出现偏颇，便对叙述内容做了必要的处理。
朱建民讲起四哥的事情，依然充满激动：“通知书上写着‘华中农学院’和‘朱七一’几个字，我和邻居都看到了，哈哈大笑，说是考起了大学，就一起到河里去洗澡。哪晓得上面来人说通知书送错了，把通知书收了回去。那时候我们都不大懂，我哥十六岁，我十二三岁。这个事情永远是一个谜，到现在还是谜。你说，哪有通知书送错的情况？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朱七一的名字，永远都不会有通知书送错的情况！而且不可能同名吧？世界上还能找出几个叫朱七一的人？他当时只有十六七岁，说是送错了就送错了，没有把它当一回事。但是后来想起来心痛啊！这件事改变了我哥一生的命运。如果他那时候读了大学，命运就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跟着改变了：他考起了华中农学院，凭借他的才华和能力，没有县长一级的官，是打不住的，以后就可以关照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如此漂泊一生，也可能功成名就。”
1988年，18岁的朱建民同三个初中好友相约外出打工。其中一个伙伴说：我有亲戚在青岛上班，我们可以去投靠她。四个人中，最小的17岁，最大的19岁。他们把所有的钱都凑在了一起，有的凑了十块钱，有的凑了二十块，有的凑了几十块，然后开始了第一次打工之路。首先是要去县城，他们每人只买了一张去大河岸的票，却一直坐到了县城，短票长坐，是他们逃汽车票的办法；然后又坐汽车到了武汉，他们每人买了一张站台票，一直混到了青岛。
“哪晓得他的那个亲戚只是宾馆的服务员。一个宾馆服务员能有多大能力？她给我们管了一餐饭，就再也没有办法帮我们。我们在青岛混了几天，没有钱吃饭，看到地里有红薯就挖红薯吃，有萝卜就挖萝卜吃，就这样饱一餐饿一餐。没办法，只有回家。又是每人买了一张站台票，从青岛逃票到武汉。哪晓得到武汉要出站的时候出了事，我们四个人中有一个比较老实，看到检票员就非常紧张，缩头缩颈，检票的一把将他拦下。坏了，没有票！要补票又没有钱。检票员打开行李箱检查，看有什么值钱的。最后找到两副健身球，只有这个东西值点钱，拿去抵了车票。我们在青岛的时候，看到健身球极可爱，可以放在青石板上溜，就每个人偷了两副，带回来玩。那时候从青岛回来可能要十几块钱。我们就这样闯过去，又闯了回来。放在今天，今天的孩子想都不敢想。他们出去要把钱带足，要住好旅社。但是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理想。”
回忆起人生的第一次的闯荡，朱建民的言语间充满了欢乐，然而三十年前那种面临饥饿和居无定所时的那种无助，今天的年轻人又如何能够体会？
18岁的朱建民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次行动，让他已在无形中被历史放进了“第一代农民工”的行列。L县是大别山腹地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打工潮兴起之前，本地农民只能依赖种植粮食、板栗和养牲口来获取经济收入，打工潮兴起后，在外打工就成了农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查阅《L县志（1986--2005）》，关于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却只有寥寥几句话和一个数据缺失严重的表格：1986年，该县人口不足51万，开始有少量青年前往深圳、广州等地打工。1987年，该县人口不到52万，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有3890人。此后十多年，打工人口数量缺失，一直到2000年才有据可查，这一年，该县人口59万多，打工人数有61900人，此后五年，外出打工者急剧增加，到2005年，全县总人口依然是不足60万，但外出打工人数接近10万。
“第二次打工是在我19岁的时候，和张柏志去武汉找事。还算走运，我们在汽车站就被人找走了。是武汉长江电源厂招工，但招的不是正式工，而是厂房内部搞基建需要人手。我们在这里做杂工，15块钱一天，供吃，还有饮料喝。15块钱的工价在那个年代真是高。但正是大夏天，武汉又是火炉，我们没有宿舍，住在户外的工棚里，你想想有多热？夜晚根本睡不着。我睡在水龙头下，让水一直淋，还是睡不着。我们干了一天，住了一夜，实在受不了，就走路。直接回了家。
“第三次打工还是去武汉。我和另一个伙伴一起。哪晓得一出车站我们就走散了，我找不到他，他找不到我，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就想：既然来了，干脆就把武汉逛一圈。我反正会逃票，挤公交车把武汉三镇逛完了，还去看了黄鹤楼。”
青少年的这三段失败的打工经历，在朱建民看来，都是人生最开始的一些尝试，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打工。那么，这些尝试给了朱建民什么呢？我推测，应该是开阔了他的眼界，给予了他闯荡社会的勇气。
朱建民还记得，少年时代在家乡的大山里放牛，望着远处最高的那座山，想：“我将来一定要出这个界，到山的那一边去实现我的理想。”朱七一说：“我第一次去L县城是83年，参加高考。当时发洪水，月山庙那里的一座桥被冲断了，我从那里一直走到县城。”朱建民第一次去县城，比他哥要早，但也已经十余岁了。“车从家乡的盘山公路上转出来，眼前是一条大路，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宽这么直的路，我说：这路不需要掌方向盘。”
朱建民说的这座高山，就是鄂东名山薄刀锋。
1991—1995：在无锡
在朱建民看来，1991年去无锡当印花工，才是他真正打工的起点。这一年他21岁。
“江苏无锡有个丝绸印花厂，跟我们的大河岸镇有合作关系，大河岸有个缫丝厂，出售丝绸到这个厂，这个厂再将丝加工成布，印上花，出口到国外，利润非常高。后来这个厂来大河岸招工，当时我姐在大河岸镇工作，就给我报了名。于是一批L县人招到那个厂里工作。”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L县的蚕丝产量在1980年代达到湖北第一，各个乡镇都设有桑蚕收购站，可是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蚕桑业全面崩溃，缫丝厂也垮了，蚕丝几乎无人收购。蚕农们排着长队，一个个忍饥挨饿地向收购站的人说好话，就差没有向他们磕头祈求，任他们挑三拣四，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挑走没有一丁点瑕疵的那部分蚕丝——我还记得那一年母亲清早去镇上卖蚕丝，到天黑才回来，一季蚕丝卖了十多块钱。其状之惨烈，远超1932年茅盾在《春蚕》中所描述的景象。终于，全县农民充满仇恨地把桑树挖个干净。我家也同样把大面积桑树挖得一棵不剩。L县蚕桑业的悲惨遭遇，只是当时农村经济的一个缩影，也可看作是当年为什么无数的人要逃离家乡，去异地讨生活的一个注脚。“第一代农民工”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而且多是由家庭中年龄较小的人率先出去闯荡，有了经验积累后再带动自己的兄长和父辈离开农业，离开家乡……
“印花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本地人不愿做，只有从外地招工。车间里有锅炉，有蒸汽，不管夏天还是冬天，都是光着膀子做事。因为印花是液体印上去的，需要用蒸汽来提高温度，所以车间常年总有四五十度的高温。学徒工150块钱一个月。我先天不足，身体瘦弱，有点受不了。我就给老板写信说：工作太辛苦，条件太差，待遇太低，要求老板改善条件。但是老板不理会。我又煽动员工罢工，大家就不做事了，老板把我找去谈话。这个厂还算可以，没有追究我的责任。
“当时我在跟我的老婆谈恋爱，我把她也带到这个厂里做事。因为丝绸厂要织布，需要女工，她就在那里面织布。我是印花工，她是纺织女工，也是一百多块钱一个月。过了学徒工，印花工后来工资涨到了三百多。说实话，这个工资，相比于农村的收入来说，那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印花的苏州人，工资是我们的两倍。他们也不是好有技术，只是比我们熟练。这是村办企业，集体性质。这个厂不黑，我们的生活条件、住宿水平都还可以，比如素菜是一毛钱一个，油面筋只需要三毛钱一个，吃得舒服。一天下来吃饭只需要几毛钱。一个月十多块钱的生活费。说实话，这次打工还是挺幸福的，就是我的体力太差了。”
在这个印花厂工作的时候，朱建民还把兄长朱七一也叫过去做事，但朱七一是近视眼，戴着一副眼镜，热气动不动就把眼镜蒙住了，做事只能靠手双手来感知。朱七一做了两个月就辞职了。“我哥也真是可怜人，从无锡回来后，把女儿留在家里托亲戚照顾，带着妻子和儿子去新疆种棉花，儿子刚满一岁。要坐七天七夜的火车。”说到这里，朱建民哽咽起来，他抬起手抹着眼泪。
1994年，朱建民因为再次煽动罢工而被开除。在无锡三年间，他与一个本地人交上了朋友，这人虽然大朱建民十多岁，但他们一起谈人生谈理想，成了忘年交。经他介绍，朱建民带着女朋友和一帮老乡，去了另一家印花厂继续当印花工。
“这是一个私营企业，工资给到了500一个月，老板很有钱，那个时候就已经开上了小车。哪晓得干了几个月，老板一分钱不发。我一看形势不好，只有辞职。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找厂长要工资，他不给。我看到他的豪华办公桌放着一把剪刀——因为剪丝绸需要剪刀，就把剪刀捏在手里，问：你到底结不结账？我把剪刀往桌子上一插，他当即就吓着了，连忙说：结、结、结。对于耍无赖的人来说，你越是低声下气，他就越是不理，只有硬碰硬。这个老板有黑道背景，而我在印花工中是最瘦弱的一个，但我把他给震慑住了。最终，他只把我和我老婆的工资结了，其他人的工资还是没有结。我们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工厂。”
朱建民补充说：这是我打工第二次遇到黑厂。那么第一次呢？我忘记问，朱建民也没有补充。
1996—1998:去新疆“旅行结婚”
离开印花厂后，又去了哪些地方打工，或许还有不少曲折，朱建民都没有讲述。他谈到了婚姻问题。这是1996年。
“我和我老婆谈了三四年的恋爱，但是还没有结婚。——不是准备结婚，而是永远都结不了婚。结婚多少要点彩礼吧，老屋要整理下吧，要买些东西吧，要举行婚礼吧，要过客（宴请亲朋好友）吧，但我没有钱。”
朱家兄弟五人，另有一姐姐早已出嫁。老大是个哑巴，老二是教师，老二结婚后，从大家庭里分开，剩下三兄弟住老屋，老三结婚后，也从老屋搬出，剩下没有结婚的老四和老五一起过日子。
“我为什么跟我家老四感情最深呢？因为十几岁的时候，我们相依为命，吃住在一起，睡一张床，我给他做饭、洗衣服、养猪。我结不了婚，老四也很为我着急，就想了一个计策：让我带着女朋友去新疆。我们把结婚证领了，就去了新疆。其实我老婆家庭条件不错，我的岳父在当地也是一个有名望的人。”
一个女孩子就这样跟着一个空有理想的穷小伙子去了新疆，没有举行任何结婚仪式。这在传统尚未消亡的1990年代中国农村，无论是对于父辈，还是对于子女，都是多么大的一种压力。光舆论的压力，就可把人压垮。
“我们坐七天七夜的火车，去新疆旅行结婚。一路上看到许多地方都是荒无人烟。我们转了几次车，终于到达巴楚县。最后一次转车时，天快黑了，几十公里看不到一个人，一棵树甚至一棵草，清一色的戈壁滩，怪石嶙峋，也担心遇到坏人，我老婆坐上车就哭了。”朱建民转过头对妻子说：“你说你有没有哭？你还记不记得？你哭了。”
朱建民的妻子只在一旁笑。笑声一抽一抽，似乎在努力控制一种想哭的冲动。
“新疆是兵团建设，因为地震多，房子建设得厚，都是一排一排的。总算找到了我哥，在兵团下面的一个小单位——农二连。哪晓得我哥是个豪爽人，两间房子已经住了好几个人，除了我哥一家三口，另外还有他的两个亲戚，都是他叫过来打工的。我哥真讲义气，他自己没有钱不说，一餐还要煮好几个人的饭。我因为新婚，我哥就把他们夫妻住的一间房子让给我们住，他们搬到另外那一间房子，几个人住一间屋。”
在新疆，朱七一一家人第一年承包了39亩棉花地，第二年承包了45亩。朱建民夫妻承包了15亩棉花地。棉花由建设兵团统一播种，他们只需要负责管理。哪晓得种播下去后，第二年春天出了苗，一场大风刮过，棉花苗死光了。新疆初春的风无比凛冽。只好补种。补过的就不一样，因为过了时令，要么减产，要么根本就没有收入。
管理的过程非常艰辛。新疆缺水，得渠道引水，人工灌溉，很需要体力，而且哪里溃堤，得马上补上。朱建民虽然极瘦弱，但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老婆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依然挺着大肚子在地里劳动。在兵团打工的好处是，即使不能赚钱，生活是有保障的。不担心没有饭吃，每个月有定量的小麦供应。“我们更喜欢吃大米，就把小麦卖掉了换大米。那时候我老婆已经怀孕了，需要补充营养，便把小麦背去卖了买羊肉。虽然很穷，但是住房、吃饭都不花钱，生活有保证，搞的是共产主义，所以我觉得还算幸福。这是97年，香港回归，我给我的儿子取名为“润香”——润，是因为新疆本来就缺水，渴望雨水滋润；而“香”就是指香港。润香润香，就是滋润香港。”朱建民妻子临产的时候，是兵团派车送到维族人的医院里，顺产生的，住了三天院，总共花了三四百块。现在家乡人说起“润香”，会说：“哦，就是那个维族人接生的孩子。”
一年下来，补种的棉花不挂果，也就没有收入。种棉花以失败而告终。
“种棉花失败后，我们就去了英吉沙，在那里的农场上开发旱地水稻种植，新疆种植水稻是很稀奇的事情，意思是说如果成功，就能一举成名。搞了几个月，又失败了。”
种地不行，种水稻也不行，他们只好去一个湖北人的建筑工地上做事。30块钱一天。“那时候30的工价，还是很贵的，一个月能挣900块。我和我哥去工地上做事，老婆孩子在家闲着。我们两个人养两家人。我们住在工地旁的一间废弃的泥屋里。因为新疆地震多，这个废弃的屋子到处是裂缝，我们就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在工地上做了不到两个月，接到我二哥的消息——那时候没有电话，我也忘记了是写信还是发电报，反正是说，因为计划生育的问题，让我们一家赶快回去。因为我老婆没有结扎，镇里担心我们生二胎，鞭长莫及，管不了。我二哥是中学教师，如果我们不回来，就会危及他的工作，这就叫做‘株连’。危及到二哥的饭碗，我也心软了，只好辞工。我因为做事很卖力、灵活，老板本想要培养我当架子工，要走的时候，老板很惋惜。据说后来很多人的工资存在扯皮的情况，但是我当时的工资都顺利结给我了。这些钱作为一家人回家的路费。又乘汽车，转火车，再转汽车，回到了家里。”
这是1998年。朱建民一家由于计划生育回到了家里。
“如果当时没有回来，我可能以后还会在新疆奋斗很长时间。有可能干出了一番事业，也有可能一事无成。人的命运，往往是在一夕之间改变的。”
是啊，命运的事情，谁说得清楚呢？命运从来都不曾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1998年下半年，在妻子结扎后，朱建民去浙江打工。出去的时候，他发誓：“没有发财，就不回家。”他给自己设定的期限是十年。
不是结尾的结尾
2017年腊月底，我碰见了消瘦而健谈的朱建民。
朱建民说：“不努力肯定不成功，但是努力了也不一定成功。一个人成不成功，与很多因素有关系，比如说你生长的环境、社会背景、个人阅历、学历，甚至个人性格都有关系。我之所以不成功，与我个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太耿直了。在我打拼的过程中，在我迷茫的时候，始终没有一个人可以指点我。比如我老婆，她一直陪伴着我，但她还不足够指点我。”
问及朱建民妻子对于老公的看法，她依然只是笑，一言不发。
朱七一说：“我老五打工不成功的重要原因还是性格不好，太锋芒毕露了。这与家庭教育的缺失有关，在他几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又过世了。没有人来教导他，一切都得靠自己。”
塆里人说：“建民个性不好，从来不说别人的好话。”
对于个人来说，个性原因导致事业不成功，固然是这样的。但是，在世上还有无数个像朱建民一样努力，一样不成功的人，朱建民不过是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个缩影。追究根本，还是在于他们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将青春献祭给城市，然后等到被时代淘汰，重新回到自己当年出发的地方。如果对比朱建民和朱七一，就会发现，朱建民的心里收藏了很多成功者的故事，他似乎更相信只要通过个人奋斗，就能够发财致富的；但是朱七一认为靠打工并不能提供一条真正的出路，大家必须要抱成团，建设好家乡。
朱建民说，自己过两年就会彻底回家乡，说不定2018年就要回来。“我对我哥的评价，用的是‘伟大’——我用‘伟大’这个词，你不要计较，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伟大的。我哥太不容易，不是一个有钱人，但是这样有号召力。他能把这一帮力量组织起来，把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力量拧成一股绳。”面对兄长所做的事，朱建民感到惭愧，因为自己的经济能力不足，给予兄长的支持太少；自己常年在外，对于大家建设家乡的行动，也没法直接参与。他想着等他回来的那一天，能够贡献出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管理经验和销售经验。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家乡才是唯一的退路，唯一的归宿。就如海子所言：“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
过了2018年的春节，朱建民又要带着妻儿踏上打工之路。他即将48岁了，留给他在外面拼搏的时间当然不多了。他一定常常记起少年时在大山里放牛，面对薄刀锋许下的豪言壮语。薄刀锋形如薄刀，以奇、险著称，仿佛命运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