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4年春季正月的一个早晨，天空被肃杀，春寒陡峭，御史大夫晁错进入宫殿，见了面。
晁错穿好朝服后，登上前来接他的马车，但马车并没有直奔皇宫，而是驰往处决犯人的长安东市。中尉停 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这个忠心耿耿为汉家天下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了。这一幕，史书仅以“绐载行市”一笔带过。“绐”即哄骗，说白了，晁错是被诓骗到东市诛杀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晁错被诛实在是太冤枉了。晁错死得无辜，不当诛而被诛，是谓冤；晁错死得不值，不该杀而被杀，是谓枉。晁错本无罪，是被强加罪名腰斩的，腰斩后又没能达到平叛目的。
既然晁错是被错杀的，那么，谁该为枉杀晁错负责？有太多的声音回应说，怪就要怪晁错自己，谁叫他那么严峻苛刻，刚愎自用，树敌太多呢？谁叫他那么个性张扬，锋芒毕露，不知收敛呢？的确，晁错为人耿介戆直，不思后路，以至于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这种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却是舍本逐末，无形中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历史冤案的本质。
细看史书记载的原委就会发现，尽管“清君侧”因“削藩策”而起，但诛晁错并非唯一选择，而是汉景帝情急之下的一念之差。景帝在下决心杀晁错之前是颇费踌躇的，就在这时，晁错的政敌袁盎加入到“清君侧”阵营中来，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晁错担任御史大夫后，拟以接受吴王贿赂的罪名处罚他，被景帝下诏赦免，降为平民。吴楚叛乱的消息传来，晁错就对部属们说，袁盎得了吴王好处，总说他不会造反，现在果真反了，我想奏请严惩袁盎，这样定能查清吴王的阴谋。可部属们认为，叛军已经打过来了，审判袁盎又有什么用呢？见大家都不赞同，晁错犹豫不定。袁盎得知这一消息后，吓得要命。因他已贬为平民，没资格觐见皇上，于是连夜去找窦婴，希望援手引见皇上，亲口说明原委，窦婴立马进宫奏报皇上召见袁盎。景帝问他如何看待吴楚叛乱的局势，他却说不足为虑。景帝说，吴王有备而来，没有万全把握怎么会起兵？袁盎回答说，吴王铸钱、熬盐是真，但他招募的都是些乌合之众。景帝问他有何妙计，他说，请陛下让左右回避。景帝屏退左右后，晁错仍在场。袁盎说，我要禀报您的话，任何臣子都不当听到。景帝就让晁错也予以回避，晁错闻言对袁盎极为恼怒，但也只好蹑步退到东厢房。袁盎这才对景帝说，吴楚七国诸侯兴兵是冲着晁错来的，当今之计，只有杀了晁错，再派出使臣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他们的封地，兵不血刃即可平定叛乱。景帝沉默良久，表态说，如果没有别的法子，我不会为怜惜他一人而谢罪于天下。就这样，未经核查与审判，汉景帝只批了一个“可”字，就匆匆把晁错全家老少送上了黄泉路。
后来，景帝征询从前线回来的邓公，得到的答案却恰恰相反。他对景帝说，吴王蓄谋反叛已有数十年之久，这次串通诸王联手举兵志在必得，诛杀晁错，不仅退不了叛军，而且封闭了言路，今后谁还敢向你讲真话呢？景帝闻言追悔莫及。试想，景帝当时若能洞悉清君侧不过是个借口，诛晁错无异于扬汤止沸，怎么会偏信袁盎，无谓牺牲晁错这位股肱之臣呢？
晁错,颍川(今河南禹州)人，以文学进身，辩术与谋略也相当了得。他多次就外御匈奴侵扰、内固中央集权等大计上书，“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颇受文景两帝赏识。他由太常掌故起步，再拜太子家令，进而擢升内史，后迁御史大夫，晁错的政治抱负得到进一步施展。御史一职，先秦时期还只是国君秘书，到得秦汉，逐渐完善为职掌监察执法的最高长官，与总理政务的丞相和掌管军事的太尉合称三公。
晁错在做太子家令时，就因见解独到、别出机杼而深受文帝刘恒和太子刘启赏识。刘启继位成为汉景帝后，对晁错信任有加，对晁错提出来的政治主张无不采纳。刘启年少时就很有想法，拿到老爸文帝的接力棒后，极为信任并采纳晁错的治国方略，对外采取积极防御方针，对内奉行“与民休息”政策，承前启后的文景之治得以并称，可眼见以刘濞为首的诸侯王尾大不掉，分庭抗礼，隐忧如猬，难以释怀。
晁错擢升御史大夫后，积极倡导并多次上疏削减诸侯国所辖封地。公元前154年，汉景帝采纳晁错提出的《削藩策》，激起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各路诸侯的强烈反对。削藩之策并非晁错首创，自分封制开启以来，特别是诸侯权势的膨胀超出了中央政权容忍限度，成了集军政、司法、财税大权于一身的国中之国，削藩以制衡诸侯问题就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早在文帝时期，太傅贾谊就曾提出割地定制的措施，消弭诸侯王反叛的风险，晁错的削藩举措不过是贾谊主张的继续，且势在必行，拖下去只能是养虎遗患。
吴王刘濞剽悍勇猛又极具野心，尽管早年刘邦看他面有反相之说不足为凭，但他坐断东南、图谋不轨之心，却是朝廷内外、路人皆知的事实。汉文帝时期，刘濞因儿子刘贤被太子刘启失手打死而结怨记恨，诈病不朝。真相暴露后心生恐惧，遂起谋反之心，后因文帝抚慰赦免而有所收敛。但同姓诸王割据一方、妄自尊大的问题终归是朝廷的一块心病，只是一时拿不出和平解决的良策而已。晁错为太子家令时，曾经屡次向刘启谈及刘濞地盘过大，所为过分，应及早采取措施，并多次上书削藩，但汉文帝终不忍心处罚他，致使刘濞愈益骄横起来，全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袁盎当年被委派到吴国时，情知刘濞心机难测，一百个不情愿，但又没理由推托，只好前往。临行前，侄子袁种对他说，吴王刘濞骄横已久，手下多是奸诈之人，万不可告发他们，否则你就危险了。袁盎本是个性情耿介、敢于直言的人，连他都不敢开罪刘濞，可见刘濞的确不是省油的灯。如此骄横跋扈的诸侯王不加制裁，汉景帝的天下能坐得稳吗？
晁错并非死于自身缺陷，而是死于汉景帝在危机决策时的一念之差，刘启应负主要责任。晁错曾为太子家令兼老师，胸有韬略，能言善辩，刘启即位后信任并重用他可以理解，但过分宠信晁错，使之凌驾于三公九卿之上，不仅有悖分权制衡原则，而且还会引起其他公卿的不满。汉代中央机关，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之中，丞相为主要治国大臣，主持廷议然后领衔上奏。太尉一职置废无常，多半是根据战事需要临机授命。御史大夫居末，职能比较模糊。一方面为丞相之副，职掌监察；一方面供内廷的差遣。因个性使然，晁错与同僚关系原本不睦，景帝的做法无异加剧了他与其他公卿的对立，等于把他推向风口浪尖而陷入孤立，一旦情势有变，忌惮他的人和他得罪的人势必会寻隙报复。尽管如此，手握生死予夺大权的景帝，也不该偏信袁盎的一面之词就把晁错送上祭坛。说到底，还是他为一己之私而丧失了理智和主见。景帝若能珍视晁错的赤胆忠心，关键时刻保护他，晁错又怎么会成为无端被诛的牺牲品呢？
晁错之错，在于他太相信景帝了，没想到景帝最后还是抛弃了他。晁错的悲剧同商鞅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晁错的施政措施零散，不够系统，不够成熟，缺乏徐图渐进的操作性；实施步骤随意，激进有余，稳妥不足，缺乏应对危机的预见性；感召能力欠缺，单枪匹马，四面出击，缺乏和衷共济的协调性；加之对政敌能量估计不足，策略失当，再好的施政方案也难贯彻到底。
晁错还错生了一个年代，倘若景帝能像文帝，懂得取舍权衡，晁错也不至于死于非命。
不过，就像商鞅、王安石和戊戌六君子等一样，历史上那些锐意革新的有识之士，无论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都值得历史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