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11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瓦窑堡，走完了千难万险的二万五千里征途，结束了整整一年的颠沛流离。红军到了陕北有了落脚点，从此有了革命的根据地，有了自己的家。队伍到了陕北安顿下来，形势的发展也暂时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红军到了家，干部们何尝不想有个家呢！在中央苏区时，由于战事频仍，无暇顾及个人的婚事，如今不少干部已到了30 岁左右的年龄了，尚未成家，一些同志便开始考虑解决个人的婚事了。
一段时间内瓦窑堡出现了结婚热。刘少奇、董必武、周昆、宋任穷、刘道生、王智涛等同志都是在瓦窑堡成的家。我们红军学校的教员和干事也有在瓦窑堡结婚的。红军干部主要找红军女干部或地方机关的女同志。那时，部队都在前方，瓦窑堡主要是驻中央机关和红军学校，人口少，女同志更少。这对红军婚恋客观上是个限制，因此，有的人找到了，而多数红军干部的婚姻问题还没能解决。
过去在中央苏区时，苏维埃政府的法定婚龄是男18 岁女16 岁，到了陕北，也是沿用这个规定。有位干部违反规定，与一位15 岁的少女结婚，受到了处分。当时我25 岁，也有人给我介绍，因地方女同志不多，部队女同志年龄较大，不大合适，加之工作紧张，想多学些知识，所以，自己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更多的考虑。1936 年底，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都搬到了延安，罗荣桓、谭政等同志先后在延安结了婚，当时也主要是红军找红军。解决红军干部的婚姻问题也为领导上所关心，罗荣桓同志曾找女同志谈话，为部属牵线搭桥做工作。那时，延安找对象也很困难，就与延安河防警备司令杨至诚联系，因为他那里有个女生队（四方面军女干部），杨司令也是热心肠，他用汽车送来了10 多名女同志来延安见面，后来，都与老干部结婚了。
1937 年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大批男女青年涌入延安，给延安古城带来了生气，延安一下子活跃起来、年轻起来。女同志多了，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了，不少同志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终生大事”。不过，这些久经沙场的红军将士，办起自己的“终生大事”并不浪漫，有的仍然是军人的性格和作风。
战场上林彪作为一名战将肯动脑子打仗还是很有办法的，可在“情场”上却显得有点“木”。别人给林彪介绍了一名抗大女学员，见面前介绍人没跟女方讲明，只是将女孩子带到林彪处就离开了。女孩子尚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事，静静地坐在那儿等着校长说些什么。可等了一会儿，林也没说话，两个人尴尬地坐着，林彪突然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嚷：“我不干！我不干！”跑掉了。事后，我们开林彪的玩笑，埋怨他太直太急：“情场不比战场，哪能直来直去，猛打猛冲，也要讲点战略战术呀，结婚的话可以以后再说嘛”。可林彪有他的道理：“这话反正早晚都得说，晚说不如早说”。
当时抗大学员每期基本上是6 个月左右毕业，学习操课还是比较紧张的，学员学习期间谈恋爱，势必影响学习。一次，我去毛主席处汇报工作，顺便提出了这个情况，我说：“主席呀，女学生一来，谈对象的情况多了，学习期间谈恋爱影响学习呀。”主席问：“怎么办呀？”我说：“学习期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过半年毕业再谈”。主席马上同意：“好，你回去下个通知，规定一下，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之后，抗大政治部下了通知，规定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
不久，一名抗大校领导干部没有报告，与女学员结婚了。这事主席知道了，一纸手令下来这位领导干部被撤了职，降一级使用。我接到手令后，考虑事情已经发生了，批评一下就行了。于是我与林彪商量后，给主席写了一个说情报告，请主席“收回成命”。毛主席住处离我很近，他接到报告后，把我叫去了。一进屋，主席迎面就是一通批：“你这个莫文骅，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的是你，现在说情的又是你，出尔反尔，怎么搞的嘛？”我一听，自知理亏，赶紧作了检讨，表示回去按主席手令执行。
后来抗大发生了黄克功事件，我就不敢再保了。黄克功是抗大三期六队队长，他很小就参加红军，在长征中立过大功，当过师宣传科长和团政委，在抗大学习后留校任职。他自恃年轻有为，立过战功，比较骄横。他与山西大同来陕北公学学习的女学员刘茜谈恋爱，关系也明确了，可后来刘茜又不同意了。1937 年9 月底的一天傍晚，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上谈话，谈来谈去谈不拢，黄竟残忍地开枪把刘茜打死。“这是苏区中从未曾见过”的事件，一下轰动了延安城，舆论哗然，群众反映强烈，要求严惩。尤其是女学员们非常气愤，“无不咬牙切齿，痛斥这种行为是惨无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实行枪决，以严肃革命纪纲”。但也有不少同志，认为黄克功同志是有功之臣，年纪还轻，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黄克功自知有罪，写报告给毛主席，请求减刑，让他到前线杀日本鬼子，立功赎罪。教育长罗瑞卿同志念及黄克功出身贫苦，工作有才干，很能打仗，又年轻，曾去找主席说情，被批驳而回。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同志，也写了报告给毛主席，提出减刑意见。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对雷经天还比较客气，亲自给他写了信，指出：“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到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10 月11 日边区高等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审判长雷经天宣读了毛主席的信，并宣判将黄克功执行枪决。宣判时，全场鸦雀无声，当宣判结果时，会场上出现了唏嘘之声，一些女学生反而伤心落泪了，有的竟失声痛哭。此时，人们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对黄克功的罪行，非常气愤，对共产党执法严明的公正判决感到满意，但又为处决这样一位有着艰苦斗争光荣历史的红军干部而感到惋惜。
黄克功事件后，毛主席还特地到抗大作了一次“革命与恋爱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婚恋要遵守的三条原则，即“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和自愿的原则”。随着女青年学生来延安日渐增多，恋爱结婚的情况也多起来了，陕北公学等单位对此并不限制，我们抗大也挡不住了。
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婚恋问题的三条原则，引导青年学员严肃地、正确地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培养和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与情操。抗大三期临毕业前，我和女生队学员杨枫同志认识了。杨枫是河南郾师人，来抗大前在北平上学， 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6 年底转党，政治可靠，年轻活泼，是女生队党支部的宣传委员。我俩经过两个多月的相互了解，于1938 年1 月16 日在延安结婚。结婚那天，我借了17 块大洋，请抗大的主要领导干部和双方的好友，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时正严冬，我们没有棉被，我的一床旧毛毯是我们新家的唯一家当。
在那个战争年代，红军结婚差不多都是这么简单。记得毛主席结婚也是请人吃顿便饭而已。那是1939 年夏的一天，主席秘书叶子龙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请你中午12 点来吃饭，我问吃什么饭呀？他说，你来吧，来就知道了。主席请客还能不去。我到了凤凰山脚下主席的住处，窑洞外面摆了三桌，桌上放着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吃饭。请来的客人主要是延安文化界的人士，我很纳闷，便问身边的同志：“今天吃的是什么饭呀？”旁边的人笑了：“你真傻，今天是主席和江青结婚呀！你还不知道？！”“啊！是婚宴，没人告诉我呀。”窑洞里边还有一桌，主席始终没有出来，只看见江青到外面转了转。婚宴没什么仪式，大家自己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那时，不少新婚的年轻人没有房子住，延安腾出了十几孔窑洞作“青年宿舍”，有点像现在的公寓吧，不过，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5 毛钱。每到周六，小俩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延安结伴，风雨同行。1989 年，全国妇联组织了全国50 对金婚佳侣评选活动，我和杨枫入选，并获双鹤纪念杯。我写诗一首，赠杨枫：
战火纷飞万事艰，狂飚险恶互相关。
隔地各尝千辛苦，同居共御五更寒。
儿女强随军长大，孙辈共享国昌繁。
抚摩古铜交颈鹤，功业家务两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