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在鲁西南小村子的贫寒农家里，父亲是第二个孩子，他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父亲出生后，祖父母又给他生了一串弟弟妹妹，父亲共兄弟姐妹七人，最小的姑姑仅比我大九岁。
母亲说，父亲家很穷，祖母八岁就来祖父家里做童养媳，生活很是拮据，为了生活，祖父十五岁就独自闯关东，所幸父亲的两个姑姑当时嫁的都是大户人家，在她们的接济下，父亲兄妹七人和祖母虽然也受了不少苦，但都生存下来。
父亲说，他对饿的深刻记忆是在1960年春天，他11岁，此前还能吃到埋在地里的红薯，可1960年春天再找不到任何吃的东西了，村子里每天都在死人。正在长身体父亲，很饿、很饿，头发都掉没了，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哪有他吃的？后来，他和姐姐一商量，两人一路要饭去了东北，去找他们的父亲，那时祖父在沈阳的一家木器厂工作，父亲和我的大姑姑终于吃上了饱饭。
由于穷，兄妹又多，为了能吃上饭，能够活下来，父亲三番五次去东北，以致于上学就断断续续了，所以直到1968年父亲去当兵时，才读到高小。但父亲乐于学习，字写得特别好。这么多年，村里家家户户都找他写春联，直到现在，村里哪家有个红白事，还会请父亲去写喜贴、写挽联。
父亲当兵是在武汉，伞兵，不过他的任务是守总机，父亲爱干净，就是那时养成的习惯，守总机的工作很清闲，父亲就给部队的报纸写文章，所以1971年父亲复员回家时，部队领导一再找他谈话，希望他能留下来，可他坚持回家。看吧，人在年轻时候的很多不经意选择，会错失很多机会。
1971年，父亲从部队回来后，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和他一块从武汉复员的战友张叔，由于没文化就到公路段上干活。
感觉父亲挺悲催的，父亲是那种自识很高的人，但却总落人后，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父亲终其一生也没能吃上财政饭。
教书挺好的，但父亲脾气不好，和他的同事，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吵了一架，他就把自己的东西从学校拿回了家，校长、公社教育组的人找了他很多次，他高低不干了。其实他那个同事，远没有他有知识、有学问，但人家一直很坚持，终于熬到了民办教师转正，前些年职称评定不严时，还评上了高级职称，现在退休了，一个月9千多元钱。
还有父亲那位战友张叔，在公路段上干活远没有在学校教书好，可是，张叔也没别的本事，就一直干一直干，后来公路段归公路局了，所以张叔就统到公路局去了，成为公路局的正式职工，现在退休每月也有5千多元钱的工资。
母亲比父亲大一岁，1976年他们结婚时，都已是大龄青年，1977年有了我，然后1978年大妹、1979年小妹，连续三年生了我们姐妹三人，尽管有没生儿子的巨大遗憾，但记忆里父亲母亲都很疼爱我们，我是我们村第一个穿裙子的小姑娘，父亲母亲总是尽最大所能把我们三人打扮的漂漂亮亮，养得健健康康。
小时候，家里有八九亩地，父母就是靠地里的收成供我们一家吃穿用度，父亲母亲一直辛勤劳作，想生活得更好一些。祖父母分给父母两间土房，我们姐妹三人都在那两间土房里出生、成长。后来有了一些积蓄后，父母在村子的最后面盖了四间半土半砖的瓦房，紧挨着瓦房搭了个厨房，记忆里我家大门一直是木篱笆。
1990年，我到离家二十里的乡一中读中学，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开始做些小生意，贩过苹果，收过猪，开过饭店，作出过很多努力，但生活一直也没能真正富裕起来。
父亲母亲一直致力于盖房，并不怎么关心我们姐妹的学习，那时家里收入少，我们姐妹三人上学，学费是很大的一个负担，我们姐妹仨人一直是班级里最后交上学费的学生，后来大妹妹受不了了，初中二年级的一个学期，当再一次没及时交纳学费后，她把书包背回了家，不上了。父母没说什么，转年就把她送到市里的三叔那，让她在一个小馒头作坊里打工，十三、四岁的孩子干活着实辛苦，大妹妹可能也有过再去读书的想法，但父母没在意，也许让她赚钱补贴家用比让她读书出人头地的念头更甚。
九十年代，乡镇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父亲在附近村的毛巾厂给大妹妹找了一份工，一月能赚二、三百块钱，大妹妹那时应该觉得还不错，给家里一部分后，自己还能有钱自己支配，买衣服，买化妆品，那时她已长到1米70，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在毛巾厂工作了两年后，父亲就找了个关系让大妹妹去县委招待所上班，1993年吧，有一个农转非机会，父亲在花费了一笔钱后，成功将大妹妹的户口由农业转成了非农业。
一个普通农家的社会关系可想而知有多么的微薄，所以那几年母亲养的鸡呀鸭呀没少往人家家里送，直到现在，父亲对他那个朋友也是很感激的，逢年过节都要去看看。
事实上，父亲的那个朋友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少分给父亲很多钱，但父亲说，把大妹妹的户口转成非农业，人家帮了大忙，一点钱算什么，现在来看，农业与非农业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当时村里很少有人能把户口转成非农业，所以那时父亲走路都是昂头挺胸的，很是自豪。
小妹妹是最不愿意学习的，她读小学时，家里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小妹妹最喜欢看电视，父母也不管她，看电视就看电视，不去上学就不去。
小妹妹对读书学习越来越没兴趣，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在家了。大妹妹不在毛巾厂上班后，小妹妹就顶替她去了毛巾厂，一直干了好多年。小妹妹是很孝顺的一个人，在毛巾厂做工时，发的工资奖金，她会全部交给母亲，花钱再跟母亲要，但很少。现在，她在城里买了房，偶尔父母会跟她住。
1997年是我们家高兴的一年。一是父亲又盖了新房子，亮亮堂堂5间大瓦房，还盖了独立的厨房，那时父亲跟人合伙开板皮厂，不赚钱也不赔钱，能盖房小妹妹功不可没，那时的毛巾厂效益很好，小妹妹把赚的钱都交给了家里。二是我考上了大学，我一直喜欢读书，尽管总是最后一个交学费，由于学习成绩还可以，所以老师也没说过什么，我情愿穿大妹妹的旧衣服，也一定要上学读书。也许是父亲喜欢读书写字影响了我，总之，书越读越多，心越来越大，立志要去远方。
现在想来，父亲的眼光也没多高远，也从没想让我们姐妹仨人有多大成绩，我在县一中读高中时，每年麦收时节，父亲总要来学校让我请一周的假，跟他回家割麦子，很奇怪那些年割麦总下雨，天晴了，还要把捆好的麦子再放开晒，晒干然后再捆起来，用板车拉到场里，垛好，排号用脱粒机打，再晒麦粒，反正特别麻烦，总要十天半月才能弄完。
读书时，星期天回家从没写过作业，总要去地里劳动，特别累，也许是因为不想劳动，所以才想着一定要好好学习。
再后来，我们姐妹相继成家，离开了家，家里就剩下父母两人，住着诺大的院子，不再盖房，父亲也不做生意了，突发奇想出门打工，相继去了北京、天津，我们姐妹当然不愿看年老的父亲四处奔波，后来在县城一处中学给他找了个看大门的工，一月1000元钱，隔一天上一天班，父亲特别高兴，因为跟他一起看门的都是些退休下来的书记啊、局长啊。
其实父亲穷其一生都想当个村干部，但一直也没能如愿，他脾气不好，总是和村里干部们处不好关系。
到是那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小妹妹这几年上了个农村干部大专班，热心为群众办事，在村里干起了妇女主任、计划生育专职干部，一个月有700多元的工资。
但父亲字写得好，有文化，穿着也干净，所以一直是村里的红白事理事长，他也感觉特别有面子。
这几年国家也没忘记他们这些为国家、社会作出过点微贡献的人。先是他当过4年的兵，每年给10元钱，每月40元，一年480元。2014年民办老师开始发补助，他当过9年每年是20元，这样每月是180元，一年2160元。再加上农村60岁老人的每月60元的养老保险，父亲每年能领到3360元钱。虽然不多，但父亲很知足。
小妹妹嫁得村离父母家很近，我和大妹妹也都在城里工作生活，周末放假总带孩子去看望父亲母亲，这几年，小妹妹也在城里买了房子，冬天父母都来过冬，我们姐妹晚上都去陪父母打牌。
父母亲都七十多岁了，身体硬朗，种着三亩田，母亲还在村子里的板皮厂做工，一年能赚一万多元，他们靠自己生活得好好的。
父母在，不远游，父亲母亲养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慢慢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