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湖南解放后，毛主席收到了不少家乡亲人的来信，这些信让主席内心很是温暖，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忘不了自己家乡的亲友。
然而，他也有一件愁闷的事情，很多亲戚纷纷写信请求给他安排工作，还有的要来到北京。
毛主席抱怨道：“如今我当上了大官，如果直接翻脸不认人，那人家就会说我毛泽东不讲情义，更何况也有很多人帮助过我，帮助过党。
但有求必应的话，岂不是成了国民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时间长了就会背离人民，那是行不通的。”
因此，毛主席给身边的秘书下令，今后家乡来的信件由他们自行处理，并称：“想要来北京看望我的，全部谢绝，如果偏不听，执意要来，那路费由他们自己出，来了后我也不会接见。
而至于那些想要来找我要工作的，我是‘4不主义’，不举荐、不介绍、不说话、不写信。”
为了避免尴尬，主席很长时间里都不敢回到家乡韶山，1959年6月时才来到阔别了三十二年的家乡，得到了韶山百姓们的热情接见和招待。
主席的外婆一家听闻主席回到家乡，希望主席能去往他们家看一看。
毕竟外婆家文家是毛主席年少时最爱去的地方，那里有照顾他、体贴他的亲人。只是因时间紧张，没有时间过去，主席邀请外婆一家过来。
在和那些革命前辈以及先烈家属合影后，主席特别邀请了外婆一家的亲戚合影，这张照片中几乎沾满了文家和毛泽东关系亲密的人，却唯独少了他的表兄文运昌。
之所以提到这个人，还因文运昌和毛主席曾是关系最亲密的表兄弟。
大家都知道主席写下“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却不知正是文运昌的鼓励，才让主席选择离家读书，改变了人生命运。
文运昌之所以没有前来合影，还因一件事和主席闹了别扭，这之后两人就没有再来往，一直到死，文运昌都不理解主席为何这么绝情。
毛泽东母亲文七妹在姐妹中排名老幺，十八岁时嫁给了毛顺生，不过前2胎都夭折了，等毛泽东降生后，文七妹将其带到条件更好的娘家照顾，外祖母贺氏对他十分疼爱，曾特意带上祭品，拜一个巨石为“石干娘”，因此毛主席也就有了“石三伢子”的乳名。
八岁前，毛泽东一直在外婆家生活，这段时间他一直无忧无虑，且和表兄弟之间建立了深切的友谊，特别是大毛主席九岁的表兄文运昌，对他更是特别照顾。
当时母亲在韶山，外婆要忙于家务，文运昌就成了他最重要的伙伴，且还引导他走上读书之路。
当时毛泽东八舅开了个私塾，辅导族内的孩子们学习知识，他也借着这个机会识字看书。
八岁后，毛泽东来到家乡的私塾读书，这期间也和表兄多多来往，且没有书了就去找文运昌借读，文家成了“图书馆”，有时候为了借书他冒着夜雨前行，路途中多次摔跤。也正是这些书籍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也变得深邃。
十五岁那年，长沙出现了抢米风波，毛家的两船大米被盗匪抢走，毛泽东母亲听了后，承受不了那么大的打击，结果一病不起。
年轻的润之来到当地的寺庙里，请求香灰给母亲治病。
回到家里，文运昌刚好来到毛家看望姑姑，发现润之手里的香灰，直接将其打翻在地，并痛斥：“你这是愚昧无知，只听说吃香灰让人死的，如何能治病救人？”
从这之后，毛泽东的命运就在表兄文运昌的影响下改变了！
十六岁时，父亲毛顺生就不想让他继续读书了，希望他能回家种田、经营米铺，尽管他执意要读书，可专横的父亲坚决让他退学。
此时文运昌正在湘乡县就读中学，得知他的遭遇后，对其的处境十分同情，引导他去往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是中西合璧的新式学堂，老师的思想开明，可学习不少新知识，扩展自己的眼界，他鼓励毛泽东报考。
然而，父亲一直固执己见，不愿意他去读书。
此时他正值青春叛逆期，坚决要去读书，并找来了文运昌、八舅等亲人帮忙劝说，在大家的劝说之下，毛顺生犹豫了起来。
毛泽东低声说：“父亲，椿柴山公案你还能回想起来吗？”
说起这个案子，毛顺生就一肚子气，这个案子明明对方理亏，但因对方懂得引经据典，将自己说得哑口无言，最终自己稀里糊涂成了被告，只能无奈将椿柴山让给对方。
毛顺生这才明白学习的意义，他不能让儿子吃了没文化的亏，再加上亲人的劝说，他这才同意儿子读书。
1910年秋，毛泽东在表兄的带领下，来到了新式学堂东山学堂。不过此时报名时间已过去，且名额也已满了。
文运昌为了让表弟进去读书，想了不少办法，这才让主席破格入学。
数年后，文运昌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表示：
“当年正是7月初，天还比较热，我们吃了早饭后就从韶山赶往湘乡县，因是步行速度不快，走了一天才到了县城北，找了个旅社住了下来。
第二天到了学校后，我给校长写了推荐信，又让润之将文章递过去，校长这才同意破格录取。因润之手里的蚊帐比较破旧，我的妻子还给他换了个新蚊帐，并帮他办好了入学手续。”
在东山学堂期间，毛主席想要读什么，文运昌都会帮忙寻找，并送到他的面前，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这些都是进步书籍，也正是这些书让毛泽东的思想更加丰满。
1936年7月，美记者斯诺来到延安拜访毛泽东时，主席提到这两本书，说：“表兄给我的这2本书，我是反复阅读，读到最后里面的内容可以背诵出来，我对康有为、梁启超非常敬重，也很感激我的表兄文运昌。”
东山学堂为主席打开了一扇门，让他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以及世界局势，让他从一个有理想有斗志的少年走上了知识分子的道路，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
可以说，东山学校就是毛泽东的人生转折点，后来他曾多次表示：“如果早些年不是就读东山学堂，恐怕我后来是去不了长沙城的，更不可能接触革命，那我毛泽东也很难有今天的成就。”
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病逝，当时正在北京闯荡的他，连夜赶往家乡奔丧，此时文运昌早就来到毛家，帮忙处理姑姑后事。
同时，当时主席所写的《祭母文》以及挽联，都是表兄文运昌手录才保存的。
一年后，父亲毛顺生因伤寒病逝，尽管双亲离世，但主席对外婆家的感情依旧。
1922年他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住在长沙，这一期间多次给舅父母以及表兄写信，向其表示问候。
1925年2月，毛泽东、杨开慧从上海回到韶山开展革命，并在住处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因此时刚好处在春节期间，且还是农闲时刻，毛泽东回到家乡后，不少人都过来拜访。
文运昌听说表弟回家后，第一时间赶往韶山和其相见。时隔几年没有相见，两人彻谈了半夜，分析今后的革命形势，文运昌也支持表弟闹革命。
之后，毛泽东也经常去湘乡县宣传革命，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文家几个表兄也加入了农运活动中，文运昌也担任农协秘书。
同年7月，韶山遭遇了一场大旱灾，农作物颗粒无收，而当地的地主成胥生却趁机囤积粮食，并抬高价格，百姓们怨声哀道，却没有什么办法，只能购买高价粮食。
但穷苦人家能有多少银两，很多农民因买不起粮食只能活活等死。眼看着百姓受难，毛泽东决定发动农运工作，逼迫成胥生开仓放粮。
谁知恶霸成胥生不仅拒绝，还秘密将粮食高价卖到外地，毛泽东等人知道后，发动了几百个农民前去阻拦。成胥生见状，吓得乖乖开仓济民。
不过事后成胥生心存不满，决定报复毛泽东，随即将此事上报给了反动军阀赵恒锡，并在其面前添油加醋，让赵恒锡务必要拔除眼中钉。
八月的一天，赵恒锡下令让县团防局抓捕毛泽东，不过当时他正在谭家冲秘密开会，很快家里就送了一封信件，让他提前躲了起来。
团防局的人见抓捕落空了，也就回去了，临走时家人又送上银两，团防局也就没再找麻烦。
1925年冬季，在文家交谈革命形势的毛泽东，计划谈完事后回到韶山，不料他的行踪被军阀赵恒锡的手下得知，率领一大批人马前来抓捕。
此时天已经黑了，且年关临近，百姓们都在忙着备上年货，官兵快到村子里才被放哨人发现。
随即，放哨人连忙发了信号，但因敌人临近，此时转移的最好时机已错过。
不过因文运昌长得和毛比较像，他立马站了出来，冒充毛泽东的样子，并让毛抓紧逃跑。
就这样，毛从后门顺利逃了出去，隐藏在山林中。
而伪装成毛润之的文运昌，却被敌人抓捕归案。在审查后，赵恒锡才知道抓错了人，他知道文家有钱，狠狠敲诈了一笔，这才将文运昌放掉。
在抓捕期间，文运昌吃了很多苦头，遭到了酷刑折磨。
尽管后来被释放，但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就此疏远革命运动，也知道革命随时都可能会没命，这之后他不敢再闹革命，也正是这一时刻，他和毛泽东走上了相左的道路。
1927年1月，毛泽东来到了湘潭、湘乡、衡山等地，对当地的农民运动考察研究，这也是主席新中国前最后一次去往家乡。
在韶山考察完后，毛主席又来到外婆家，在这里召开了会议，文家的所有成年人都参加这场会议。
大会上，主席分析了当地的农运情况，并鼓励年轻人加入农民运动中。
文运昌尽管听得很认真，但他却没有发表言论，可见此时的他早已没有了对革命的信心。
而同年“四一二政变”后，整个韶山处在白色恐怖中，文家也受到了牵连和波及，而和毛泽东关系匪浅的文运昌无奈外出避难。
1929年，反动军阀抄了毛主席的老家，将其田产没收，文家再次受到了牵连。
毛主席的八舅，也就是文运昌父亲被捆绑，关押到了监狱中，经过层层关系，这才释放出狱，但身体健康却遭受了摧残。
一直到1937年前，毛主席和文家都没有太多联系，生怕会被反动派抓住把柄，亲人再度遭殃。不过1937年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后，毛泽东和家乡才重新联系。
他写了一封信给表兄文运昌，说：“八舅母仙逝，很是痛惜，诸表嫂还健在，又是好事一桩。如今全国百姓生活都很艰难，唯有共同团结，驱赶大日本帝国，才能有新的出路。
我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自然也将敬爱的外婆一家包括在内，我很眷恋我外婆家的诸多表兄弟子侄，以及家乡的穷苦乡亲们。”
没多久，文运昌介绍了一些进步青年来到延安，并写了一封长信，内容中也提出想要去延安工作。
对于表兄的提议，毛泽东选择了婉拒：“表兄想来工作可以，我们这里只能满足有衣穿有饭吃，不管司令还是伙夫，待遇一致，我们的党一直在牺牲个人利益，为广大穷苦人做事，因此人人平等，没有薪水。
表兄家累甚重，可以在外面谋求一大差事，还是别来我这里。且道路遥远，我也无法寄送差旅费。而在湖南开办军校，想法虽然好，但也很难施行，内心想帮助表兄，但难以做到。”
为了避免亲属再来找自己，主席还提前打了“预防针”，说道：“你可知韶山情况？
如果方便请通知我的乡下亲友，如果他们想和我书信来往，我是非常欢迎的，但要转告他们别来找我谋求差事，我这里没有薪水。”
抗日之中，文运昌也受到了不少苦头。
1938年11月，长沙的一场大火熊熊燃烧，文运昌在长沙建造的房子被烧毁，只能无奈带着家人来到湘乡老家避难。
因没有太多钱财，生存也受到了威胁。文运昌不得不辗转各地，索性得到了韶山的好友救济，这才挺到了解放后。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文家因在毛主席革命期间遭受了不少苦头，他们以为今后可以过上好日子。
因此文运昌等兄弟纷纷给毛主席写信庆贺，阐述了自1927年离别后发生的过往，并提高了对主席的思念，还提出想要去往北京。
此时文运昌认为，毛家人掌控了江山，文家就应该是“皇亲国戚”，应该受到特别的优待。
随即，他给表弟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列出了15个文家人名字，说：“以上十五人全是高小生，体格健壮，可以当技工学徒，也可继续深造学习，希望润之兄能给特别照顾。”
主席收到了这封信后，并没有生气，毕竟文运昌没有接受新思想的洗礼，骨子里还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想法。
他还特别对中央领导说：“我不知其他领导怎么看这件事，会不会为亲友谋求职位，不过这事情我毛泽东是不会做的，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私欲而奋斗。”
因此194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文家回信，第一封信就是寄给文运昌，信中祝福他和兄嫂身体健康，但并没有提到安排文家子弟进修、学习的事情。
其实主席多次强调：“对来北京看望我的亲人，今后一律不准让他们来，来了也不会见的，更不会帮其安排工作。”
其实在1949年长沙解放后，杨开慧哥哥杨开智就写了一封信，希望主席能帮他在北京安排工作。
主席直接回绝，说道：“希望你能听从湖南省委的安排，省委委派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按规矩办事，别让政府左右为难，也别奢望来京。”
按道理，杨开慧本身就是烈士，杨开智是烈士家属，且为了营救毛岸英3兄弟四处奔走，安排工作理所应当，但主席依旧拒绝了，他还给长沙领导发了一封电报，让政府劝说大舅子别去北京，按其能力在湘分配一份工作。
其母亲杨老太太如果生活上有困难，可提供帮助。
1950年4月，毛泽东让儿子毛岸英去往长沙给外婆杨老太太祝寿，并去往韶山探望亲人。岸英出发前，主席多次强调别搞特殊化，因从湘赣回到老家需骑马，主席要求他离家乡十里路程时就下马走路，碰到亲友要求办事，直接拒绝。
回到家乡后，毛岸英又去了文家吃顿饭，代表父亲毛泽东向各位亲人问好。
吃了饭后，他准备告辞回去。在这之前，文运昌就让弟弟文南松出面，提出安排工作的请求。
因此当岸英离别时，文南松拉着岸英说：“几个月前，我们给你父亲写信，希望能给你文昌伯伯介绍工作，但你父亲不同意，你能不能和他说说？”
岸英诚恳回答：“恐怕这事情我办不了了，各位伯伯请原谅我。”文南松仍然不死心，将写好的书信交到岸英手里，让其交给父亲。
毛主席很快就看到书信，并回了信，说：“南松兄，你的信我已经收到，感谢你的好心。
运昌兄多次给我写信，我回了一封，不知道他收到了吗？他的工作，不应该由我举荐，应该看他在人民中的表现，得到人民认可后，自然有机会工作。”
1951年4月，毛主席给湖南省委打了个电话，邀请他的表兄文运昌、文涧泉、外甥陈国生去往北京。4月24日，文运昌三人来到北京，并被安排在前门饭店。
因主席日理万机，一直没抽出时间，三天后才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他们。
看到文运昌这张久违又熟悉的面孔后，毛泽东拉着一旁的江青介绍说：“这位就是我在东山学堂就读时担任担保人的运昌兄。”
因多年来再次相见，主席很是高兴，话匣子也一直没停，那天似乎过得很慢，主席的脸上吐露着笑容。
当晚，他还特意拿出了葡萄酒招待是，一直不爱喝酒的主席，这次破例和文家亲戚喝了些酒。
毛主席说道：“这些年你们因我而受到了牵连，吃了不少苦，如今我也要让你们享受享受，今天我们就一起干杯。”
吃完晚饭，他们继续聊着小时候的事情，一时间感慨万千，一行人一直聊到了深夜才结束。
此次进京，文运昌等人住了4个月才回去。次年6月，文运昌再次回到北京，但却惹恼了主席。
因熟悉环境，文运昌也不再拘束，不管什么场合见到酒就喝，每次都会喝得醉醺醺，喝多了后就会一派胡言，让主席很是难为情。
1953年，已是湖南文史馆馆员的文运昌，本应该安分守己地工作，却经常去往北京，让主席很是头疼，但顾忌亲情没有拉下脸来。
1953年冬，韶山毛家的兄弟来到北京，给毛主席祝寿，主席不是太高兴，说：“我之前多次强调，我乡下亲友不要为我祝寿了，这样影响不好。”
不过一个亲戚谭熙春说道：“我们韶山人到这里了，你说不要祝寿。你湘乡的亲戚来了，你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听说运昌阿公还在这，他不是也为你祝寿的？”
主席听了后不高兴，说：“运昌兄不是给我祝寿来的，今后谁再给我祝寿，那我就让他坐冷板凳！”
不过刚好此时文运昌走了过来，他听了刚才的话，不悦道：“该不是让我坐冷板凳吧？”
主席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说：“运昌兄，你来北京好多天了，如今有伴了，就跟他们回去吧！”
文运昌听了后就来气了，说：“我啊？我还没打算回去。”主席直接怒了，说：“好，你走不走随便你，我不管你了。”
不过没几天，文运昌还是回去了。不过回到老家后，文运昌更是放纵了，经常酗酒闹事，毛家侄子看不惯了，向主席反映其作风。
主席听了后，无奈道：“我的亲戚过去跟着我受苦，今天有缺点应该批评，但我管了他们有意见，不管又不行，但接下来还得管。”
其实文运昌一直想不通，为何自己表弟成了一国领袖，为何就不能帮助自己，不帮自己安排工作，不帮文家孩子上学等？
一直到文运昌离世前，都不理解主席为何不给自己一些好处，晚年一直生主席的闷气，直到1961年12月11日离世时，他依旧没理解毛主席的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