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李世民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与臣属房龄、杜如晦、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经过密谋后，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
李世民当上了大唐帝国的皇帝后，局势并不容乐观，原东宫及各王爷府的敌对势力仍然存在，他们正虎视眈眈地望着新皇帝的宝座。众所周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原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已经筹划了多年，在朝廷内外和地方都有相当强大的势力。虽然他们在玄武门一战中被杀了，但是他们培养的势力仍然存在，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太宗的地位仍会受到威胁。所以，唐太宗首先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唐太宗起初对东宫和齐王府的敌对势力实行的是高压政策。玄武门之变的当天，他不仅把李建成的四个儿子、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杀死，为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他还下令绝其属籍，满门抄斩，家产全部归国家所有。一些人为了迎合唐太宗的这种仇恨心理，甚至打算将李建成、吉左右百余人全部斩杀，唐太宗没有反对，以默许来表示赞同。
这时，站在一旁的大将尉迟敬德急了，他坚决反对李世民这种惨无人道的株连政策，他大声地说:"罪在二凶(即建成、元吉二人)，他们既伏其诛，如果再祸及支党，不是求得安定的良策!大王如果想得到人心。千万不可株连过多过广!
尉迟敬德说得很对，诛杀虽然可以做到消除后患，但是随着打击面的扩大，随时有激化矛盾的可能，到时如果有人狗急跳墙、顽抗到底，就不好办了。唐太宗经敬德提醒，猛然醒悟过来，他不无感慨说:“此乃真的一条良策啊，我株连过广的目的就是为了安定局面，然而却忘了这其中的最基本一条，实在令人汗颜啊，要不是尉迟将军的力排众议，我们可能还蒙在鼓里呢!”
唐太宗很快就改变了策略， 对原东宫、齐王府的势力转而采取宽大政策。他制止了部将滥杀无辜的建议，同时下诏赦天下，称“凶逆之罪，只止于建成、元吉二人，其余党徒，一概不问其罪”。
这一政策的改变果然是立竿见影。玄武门之变的第二天就有人向唐太宗请罪来了。这是谁呢?原来是曾率领东宫、齐王府卫兵进攻玄武门的李建成心腹将领冯立和谢叔方。
作为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得知玄武门事变后，立即率领属下军队往玄武门方向而来。在玄武门下，他杀死了屯营将军敬君弘。由于冯立的反攻使秦王府将士受到威胁，尉迟敬德无奈地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掷出大门。冯立看到自己主公的首级时，大声疾呼道:"我没法报答太子之恩了!”此时，无心再战的他这才撤围而去。
对于这样一位忠于对手的将领，唐太宗先是说道:"你在东宫之时就曾暗中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昨天又领兵来攻打我，杀死我的将士:你认为我该如何处置你才好呢?”冯立开始低头不语，最后颤颤魏地说道:"愿大王给末将机会，我定不会辜负大王的不杀之恩!”
谁也没想到，此时的唐太宗突然变得和颜悦色起来，他扶起了冯立对他说道:“冯立，朕何曾怪罪于你啊?你身为东宫翊卫车骑将军，誓死保卫其主，这是何等忠义之士啊!朕就缺你这样的人才，如果你真的!为朕做事，就升你为左屯卫中郎将。”这时的冯立早已痛哭流涕，他激动地说:“末将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报答!谢主隆恩!”
唐太宗就这样收下了一个忠肝义胆之士，他认为冯立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尽奴仆之事，各为其主罢了，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他不来保李建成，李建成万一胜了，他岂不是犯下了大罪?所以，于这样的忠义之士，绝不能采取对付那些小人、坏人的手段，而是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将其揽于门下，这才是良策。
还有，原太子府大将薛万彻，在玄武门之变时也曾率兵攻打玄武门程秦王府，后因失败未遂，带领着数十骑人马逃往了终南山。
唐太宗怎能“放”过这样一位忠诚骁勇之士，如果能够把他招降到己的麾下，不仅对自己大有益处，而且对原东宫、齐王府的势力招揽也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想到这里，唐太宗立即派人去终南山请薛万彻回长安，并让其转告说:“将军乃是忠诚之士，我绝不会怪罪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