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高书华 齐娟（署名除外）
丈夫吕月生又大出血了！他倒在医院走廊上，即便失去了意识，鲜血依然顺着他的嘴角往外涌。医生、护士掠过林竹韵抢上去急救，她束手无措地看着丈夫被推进抢救室，脚下虚浮，脑袋嗡的一下，什么也听不见了，只有地上大摊浓稠的血红得刺眼……
时隔半年，再回想起那个血色凌晨，40岁的林竹韵仍会心悸不已。自从年初查出肝硬化晚期，丈夫吕月生腹内就像安了一个“不定时炸弹”，爆了就是大出血。“如果人身上的血只有10斤的话，他早吐完了。”林竹韵想不通，一直好好的丈夫为何成了命悬一线的病人，更想不通丈夫的病情发展之快，竟然到了需要换肝的地步。想不通也不能再想，生命的抉择已刻不容缓。
一念起，万水千山。从北京到青岛的千里奔赴，成了他们的重生之旅。
两难抉择
“得这种病就是面临生死，选择做手术就活下来了。如果不做这个手术……也就早晚的事儿……”林竹韵眼圈红了。
“不做这个手术吧，就是一步一步地……也是……推向……”43岁的吕月生坐在床上补充着，边说边停顿，最终没说出和生命终结相关的那个词。
10月23日，在崂山区王哥庄社区一处民居小院里，林竹韵再一次看起最新的复查报告，已换肝4个月的吕月生肝功能“比正常人都好”。短短数月，两人的生活就从慌乱无措回归到岁月静好，林竹韵有时想想都觉得不真实。
吕月生和林竹韵两口子十八九岁就外出打拼，在北京做了20多年水果批发生意，每天都从半夜干到第二天凌晨，为了儿子高考，2016年全家才回到老家内蒙古赤峰。儿子顺利考上大学，两人正要享受生活时，灾难却从天而降。
今年1月，吕月生肚子突然鼓了起来，快过春节的时候，肚子大到把肚脐眼拱了出来。他们连忙赶往赤峰当地医院，还没等到医院肚脐就破了，血水四溢。吕月生捂着肚子找到医生，医生说：流吧，流没了就不流了。接下来一查，是肝硬化腹水。
造成肝硬化的原因有很多，有肝炎引发的，也有自身免疫性出问题的，还有喝酒导致的，但吕月生既无肝炎也不喝酒，医生最终也没查到病因。
整个春节都没过好，正月初十吕月生两口子赶到北京求诊，又检出胃底门静脉高压伴有静脉曲张，随时有破裂的可能，医院用胶给补了补血管，补完后两人回了赤峰。一天晚上正吃饭，吕月生咳嗽了一下，结果一口血就吐出来了，赶紧又跑医院、打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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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半夜的时候，突然间就觉得嘴‘炸’了一下，不好！一吐全是血，后来就拿着盆子接……”吕月生说到这里，一旁的林竹韵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种情况下，医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鼻腔处伸进胃里一个三腔两囊管，下到胃底后外边打气，把气囊给充起来，贴到出血点上压住血管，血就止住了。但从鼻子眼捅进胃部一根管，人还得配合着往下咽，那难受的滋味，“谁用谁知道”。
4月3日，赤峰当地医院给吕月生下了三腔两囊管，六七天后不出血了，医生把管取出后特别叮嘱吕月生，“别下地”。可两三个小时后，忘记医嘱的吕月生起身上厕所，还没到厕所，就晕了过去，遍地是血，也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再次下了三腔两囊管，过了七八天还止不住血，林竹韵陪着吕月生乘救护车转到了北京佑安医院，三腔两囊管在他身体里一待就是20多天。
治疗中，医生都建议他们换肝，说那是唯一的根治办法。但两人心里没底，都听说过换肝，但也听说过换了肝会发生排异，万一排异了，原装的也装不回去了，可咋整？吕月生两口子一时进退两难。
犹犹豫豫着，两人又回到赤峰，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吕月生爱做饭，做完后吃两口就觉得胃里烧得慌，一天就吃几口。“人活着连个正常的饭都吃不了，还有啥劲？”
5月份，两口子再次去北京就医，医院没有床位，只能借住在亲戚家。这一次，林竹韵下了决心，让丈夫换肝，“如果手术失败了，他命该如此。但我要不努力去做这件事情，就对不起任何人，第一个就对不起我儿子。”
向死求生
“儿子很支持，跟他妈说，妈妈，你把房子、车卖了，不管怎么着都要给我爸治病，将来你们两个，我来管，我不用你们给我留任何东西。”
儿子越懂事，林竹韵越难受，“就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什么不满足孩子的。但是，我儿子今年都不再跟我们要生活费……”林竹韵泣不成声，吕月生转过头去，眼泪顺着下巴滴在床上，过了一会儿，他抽出一张纸巾默默递给了妻子。
孩子靠什么生活呢？“他送外卖挣生活费，男孩子关键时候有担当。”林竹韵的语气隐隐透着有些自豪。
5月20日，综合多方面考虑，吕月生两口子从北京坐火车来到青岛，住进了青大附院。
“咱不是多有钱，考虑的是既便宜又好。在北京，人家要我准备100万，这对有钱的人来说不多，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一大笔钱。”林竹韵说，“后来机缘巧合，我们认识了青大附院的移植团队，就来到了青岛。”
到了青岛，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转变。林竹韵曾忐忑地问医生，手术成功率是多少。医生告诉她，医院做的没有不成功的，林竹韵悬着的心一下就落了地。因为她在北京咨询的时候，了解到的成功率是90%，已经不算低了，可谁又愿意成为那不成功的10%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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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一个周，吕月生又大出血了，被医生禁止下地，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只能靠打点滴维持。不能吃饭对人是一种煎熬，馋极了，吕月生央求林竹韵，“你就给我舔一口”。
更煎熬的是等肝源，有了肝源才能手术。如果病人能吃能喝还好一些，但吕月生随时会发生危险，整个病区几乎数他的情况最重，肝已经不造血，再加上大量吐血，“假如说人体要有10斤血的话，他早吐没了，几次加起来肯定吐了不止10斤这么多。”
这煎熬逼得林竹韵寝食不安，大家都睡了，她会在楼道里一圈一圈地走，无处发泄。
“没人告诉你啥时候会有肝源。今天说没有，但也许后天就能做上。我们6月23号做的手术，22号早上查房的时候，医生还告诉我，等着吧。到下午的时候，护士过来告诉我，明天要手术了。”林竹韵一直说，来到青岛后，感觉老天爷特别眷顾他们。
手术当天，ICU门外聚集了很多家属，或席地而坐，或靠在医院的长椅上，没人离开。
“医生不让家属在门口等，说有事会打电话，家属一个小时之内赶到都行。但家属就是不听，就必须要在门口等。那样觉得离他更近一些。明知道他在里边很好，我在ICU门口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我们就待在那儿。”
在ICU住了5天，吕月生转到普通病房，第二天就能下地了，健康状况以林竹韵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做完手术后，除了刀口有点疼，就没有啥不舒服。别人做完了有不通气、还有坏肚子的，这些症状他都没有”。
吕月生把这些归功于心态好，“就是被推入手术室前，也没有多少担心。”他的想法很简单，打上麻药以后什么也不知道了，顺利的话，能再睁开眼睛就说明没事，不顺利的话，睁不开也就什么不知道了。
做了重大决定的林竹韵却没那么“轻松”，她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仍认为换肝是丈夫延续生命的唯一选择。命运把这个家庭卷入漩涡，逼着林竹韵做出抉择，她决定向死求生。她赢了，医生给了她一张完美的答卷。
小院夫妻
10月的青岛天气舒爽，在崂山王哥庄社区一处深藏小巷的民居小院里，林竹韵和吕月生已住了快3个月。
院子面积不大，上午的阳光和煦地照进正屋，吕月生穿着病号服盘坐在床上，面色红润。正屋很大，放了两张床，中间用屏风隔开，进门靠右的地方放着一张吃饭用的圆餐桌，吕月生的床旁放着茶几和沙发。正屋外面，左侧是厨房和卫生间。
吕月生术后和林竹韵在王哥庄社区租住的房屋内景
“我们出院以后搬到了这里，便宜，一年才几千块钱。医院附近的房子一个月就要4000元。”林竹韵说，房子是自己找的，丈夫身上有个T管，要在肝移植3个月后才能拔掉，很多做完移植的人出院后都在医院附近租房子，王哥庄这里是朋友告诉她的。
林竹韵两口子在青岛的朋友就是病友，但他们不喜欢用“病友”的称谓来介绍，认为大家就是朋友。
说到租房经历，林竹韵表示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感激了，“住到这处小院的时候，中介大姐连锅碗瓢盆都给拿来了，还送来大米、挂面、土豆……大姐能想到的、能有的都拿过来了”，房东大姐也给他们送了韭菜和茄子，“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俩走过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对我们有利的。往青岛这一步算是走对了，真的是走对了，感恩我遇到的任何一个人。”
每隔20天左右，吕月生便和林竹韵从住处出发，走到620路公交车站，乘车到地铁11号线浦里站，转乘地铁到苗岭路站下车，再步行到青大附院崂山院区复查。整个过程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这对换肝后的吕月生来说，不再是件难事。
6月23日做手术，7月22日出院，换肝4个月后，吕月生的体重已经从手术时的120斤增到了145斤，这个身高一米八一的北方大汉，身板再度硬朗起来。
手术的日子，对吕月生夫妇而言，从此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林竹韵说，以后都会在6月23日这天给丈夫过生日，这是他重生的日子，青岛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而不去医院的日子里，两口子就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吕月生每天要出去走个五六千步，保证运动量，顺便跟邻居们聊聊天。他还“抢回”了家里做菜的“大权”，天天做给林竹韵吃。
岁月静好，吕月生看上去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但身体里有个“零件”不是原装的，终究还是有些不同，保养进入了繁琐程序，需要注意的事项增多，生活变得精细起来。
光是药，每天要吃七八种。尤其是抗排异药，时间要求得非常严格，早上9点吃3粒，晚上9点吃3粒，必须准点吃，一次都不能落下。且吃药的前后一小时内都不能进食喝水。别的药就没这么严格了，但每天都需要吃，像激素类、溶栓类、治疗肠胃的，等等，还要吃补钙的，因为抗排异药导致钙流失得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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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肝，体质跟以前再不一样，需要好好维系，尽量避免感冒发烧、拉肚子。“正常人感冒了，可以拿过药来就吃，他们不行。吃药一定要严格遵医嘱，不能因为移植后身体好了，就擅自吃药，千万别觉得自己很牛。”林竹韵听朋友说，有个人换肝七八年，身体指标正常，便把抗排异的药停了，没过两个月，指标便不正常了，“肝发生了排异，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饮食上需要注意的地方更多，很多东西坚决不能吃，比如柑橘类、木耳、枸杞、各种菌类，“民间说的大补和长脂肪的东西都不能吃，什么人参、海参、蜂王浆等，都不可以。能吃的有鱼、瘦肉、蛋和各种青菜，他们要严格控制体重，还要做运动，不能过于胖，容易得脂肪肝。”林竹韵说，丈夫现在不是为自己活着，“他是为全家活着，非常感恩捐赠者，也要为他好好活下去。”
不问前程
经历过生死劫，林竹韵特别欣慰自己选对了路，她现在每天都很开心，也想把这段经历分享给任何一个需要的人，希望同样遇到这事的人可以考虑肝移植。
“没准我这个小分享可以挽救更多的家庭。我们已经移植了，结果很好。假如我们没做移植手术，我老公就会一直频繁出血，我们会整天泡在医院。也许他活三年五年，也许活十年八年，但我们不会有任何生活质量。”
换肝后的寿命和存活质量，是换肝者和家属最关心的，林竹韵也不例外。她打听了在医院复查的朋友，有一位福建患者做手术已经6年了；她和老公还从网上查到，国外最早做的一例已存活35年了。此前，他们在北京也问过，医生说，一切正常的话，活个15年肯定没问题。
同样，钱也是很难逃避的话题，在青岛换肝虽然费用降了，但也花了几十万元。可看着吕月生的脸，林竹韵说自己又会笑了，而且也敢打算将来了。
谈到以后，林竹韵一脸希冀，“回去再说，今年负责养病，明年看看能干点什么再干点什么。说实话，怎么也要去挣钱，没有钱什么都谈不来的，一个月吃药也需要几千块钱。但好在能治这个病，如果有多少钱都治不了病，那才叫无奈呢。”
林竹韵两口子被人夸起心态好，他们都笑了。林竹韵说，就是因为心态好，他俩每次去医院都会给别人带去快乐。有一个山西的朋友，换肝6个月了，经常发烧，吃不下东西，跟吕月生在医院聊了几次天。那人说，后悔没跟他们住一起，要住一起，他也天天出去买菜回来做饭，身体应该比现在好。
在青岛的最后一次复查是10月20日，林竹韵打算再过几天就和吕月生回赤峰，因为当地也可以检查，她会把检查结果发给青大附院的大夫，由大夫根据结果调整用药，“青岛的医生都非常负责任，真的是把每个病人都是特别放在心上，回家也不担心。”
从离家到外求生5个月，不仅已“脱胎换骨”的吕月生和妻子思归家乡，就是家里的父母亲人，也急切地盼望两人回去。来的时候心里惴惴，走的时候满面阳光，心态已大不相同，林竹韵感觉自己完成了“任务”，亲朋好友也都称赞她，“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人，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但她并这么认为，“生活把你逼到死胡同的时候，谁都会这么做，而且有人可能比我做得还好。”
10月25日早上7点钟，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临上飞机前，林竹韵请人给她和丈夫拍了一张合影，她紧挨着丈夫，小鸟依人。
离青前，林竹韵和丈夫在胶东国际机场候机厅合影 受访者供图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两闯生死关
痒，特别痒，一大片一大片的红印分布在汤江建的大腿和后背，全是他自己挠的，恨不能抓掉一块肉。但无济于事，痒顺着全身毛孔钻入骨髓，无时无刻不折磨着他的神经，让他无法集中注意力，更让他睡不着觉，一直捱到凌晨两三点钟，他才能因倦极而短睡一会儿。醒了以后，痒再度如潮水般将他淹没，周而复始，让人崩溃。
与吕月生移植一次便成功相比，53岁的汤江建肝移植经历要坎坷得多，第一次术后肝内胆管一直有问题，导致全身发黄发痒。术后3年，他不得不进行了第二次肝移植。这一次，发生了感染，但他挺了过来。如今，人和肝“相处”得很好，已经度过1年10个月。
两度换肝
每个人都对换肝的日子记忆犹新，因为那一天意味着重生。汤江建也不例外，说起自己的“病历”，他都能清晰准确地说出两次换肝的日子——第一次2016年3月3日，第二次2020年1月8日。
汤江建出生于江西，定居在福州。他是母婴传播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因乙肝病毒活跃导致肝病发作，即便吃了抗病毒药，但他的肝损坏仍不可逆转，最终导致肝硬化。
2015年初，汤江建的黄疸已经很严重了，在福州当地住院治疗后情况没有缓解，到2016年年初发展到了肝衰竭，一位比较权威的肝病专家建议他换肝，并把他推荐到上海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16年3月3日，他做了第一次肝移植。手术比较成功，但愈后不是特别理想，肝功能有些指标偏高。手术后他在上海租住了3个月，便回到福州休养，半年后肝功能指标还是偏高，且每次检查指标都不好。
2017年到2019年，汤江建每年都要住一次院，每次都会在胆管里放支架，但新肝和他“八字不合”，造成胆汁酸一直比较高，导致他全身皮肤又黄又痒，痒得人睡不着觉。汤江建不得不回上海找了曾经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求助，医生建议他做第二次肝移植。
第二次准备换肝时，有病友建议汤江建到天津去做手术，那里有家医院的器官移植中心建得比较久，在业内名气很大。
2019年11月，汤江建和妻子何晓到了天津第一中心人民医院，找到了器官移植专家蔡金贞教授，边做各项检查边等肝源。2020年1月8日，他终于等到了肝源，手术被安排在下午4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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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上麻药后，无影灯很快在他眼中暗了下来，等意识再度回到汤江建身体已是1月9日晚上。那时，他已躺在ICU病房里，但尚未完全清醒，并不晓得当时是黑夜，真正清醒过来是1月10日。
换了两次肝，汤江建依旧选择相信医生，并不担心手术。对他而言，每次手术过程就像是睡了一觉，换了两次肝，就相当于睡了两觉。不同的是，这两觉都睡得沉寂而绵长，再度醒来时，身上插满了各种引流的管子。
一次肝移植要过三道关，手术关、感染关和排异关。三关都过了，新肝才算在体内成活。
这一次，做完手术后的汤江建身上不痒了，虽然出现了感染，但他挺了过来。出院以后直接回了福州，定期在福州当地医院复查，各项检查指标叶慢慢恢复了正常。看来，这个肝和他身体比较匹配。
忘记过去
汤江建不担心手术和换肝后的命运，并不代表没人担心，压力都转移到了汤江建妻子何晓身上。
请何晓谈谈这些年陪着丈夫治病的感受，她直接拒绝，“那种至暗时刻经历一次就够了，不想回忆第二遍”。她说，自己现在选择刻意忘掉过去这几年来经历的事情，连想一想都觉得心塞。
虽然拒绝回忆，但她还是忍不住说了两个词：煎熬和绝望。
比如，第一次术后汤江建出现了胆道问题，这在病友群里比较常见，可也有很多人没有问题，术后都很好。这曾经让何晓心有不甘，“为什么偏偏是我们！再换一次肝，会不会是同样的结果？那换肝还值不值得？”
再比如，每一次移植都要等肝源，尤其是第二次，等到心焦，因为汤江建是O型血，肝源特别难等，周边很多人都做了手术，他们还没有等到，希望似乎很近，却又虚无飘渺到让人绝望，摸不到抓不着，焦虑天天顺着喉咙流到胃里。
治疗期间，汤江建被下了数次病危通知书，每一次都让何晓全身哆嗦，而等待肝源时每天不断刷新的住院费用，也让她感到心焦。
第二次移植手术后，汤江建发生了感染，必须要用很贵的消炎药，每天一万多元，到底能不能过得去，她的“心被放到了火焰山上”。好在汤江建最终挺了过来，她感觉自己脱了不止一层皮。
林竹韵曾说，她宁愿躺在床上的那个人是她。床上躺着的人无力做什么，地上站着的人更是焦灼，就怕走错一步。何晓也是如此，丈夫两度换肝，对她造成的煎熬绝不是两倍的叠加那么简单。
第二次换肝后汤江建办了病退，随着身体越来越好，已可以自己去医院复查，何晓再也不用跟着去让她窒息的医院了。身为大学老师的她继续回去上班，丈夫负责在家里做饭，每天下班回家都能吃到热乎乎的饭菜，这样平常的日子多年不曾有过了，绷了多年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下来。
4月上旬，汤江建回到在江西吉安，抱着外孙女街头散步 受访者供图
更让何晓高兴的是，今年7月下旬，丈夫还带她出去旅游了一段日子，经历过惊涛骇浪，这个家庭的幸福日子正缓缓向前流淌。
“规划”人生
换肝后并不意味着治疗的结束，一次换肝，病人和医生要终生保持联系。随着蔡金贞教授的团队从天津转到青岛，经他手术的患者也都由青大附院的团队接手术后随访。汤江建也是其中之一。
换肝接近两年，休养生息成了主旋律，汤江建的生活被吃药时间规划得严丝合缝——
每天早上7点起床、做早餐，8点出去买菜，9点钟回家，休息一会儿，11点开始做中午饭，吃完午饭，下午1点钟出去散步。担心食物反流，医生要求他饭后一个小时不能躺着，所以走到下午两点回家，休息一下，就到了下午3点，再做点家务，下午5点开始做晚饭，和妻子吃过晚饭就到了晚上7点，再出去走一个小时，回来看看书或者电视，就到了晚上休息时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在这些划分好的时间里，就是吃药的时间，攸关性命的抗排异药物一次也不能落下。
汤江建选的抗排异药是缓释胶囊，只在每天晚上10点吃6粒。但其他的辅助药各有服用时间段，早上8点、下午两点、晚上8点、晚上10点半，都有药吃。
除了规律吃药，就是定期复查身体指标，将结果发给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医生。器官移植随访群是蔡金贞带头建立的，里面有医生和患者以及患者家属，辐射范围达到2000多人，医生们会利用休息时间在群里给患者解答疑问或者指导用药。
生了一场病，换了两次肝，汤江建也像换了一个人。妻子说他以前在大街上有看不惯的事就要跟人家大吵大闹，现在能很好地控制自己，不再随意发脾气。
汤江建则说，想到生命第一，健康最重要，脾气就比以前好了一些。生死关头他早想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自己过得开心，家人也就放心了。生病自己受苦，家人也跟着受累。所以，为了换肝以后的生命和生活质量，他愿意改变自己。
出生在江西的汤江建原先无辣不欢，现在他硬生生戒了辣味，程度并不比戒烟差多少。以前他不爱运动，人稍胖，现在每天坚持散步，一天一万步，体重已经回归正常范围。
换了肝能够存活多久？
汤江建不太关心，“走一步算一步，活好每一天吧。认识的病友里最长的存活了21年，还好得很。听病友说过，最长的是1995年换的肝，现在仍然很好。”他说。
对此，何晓很在意，现在平淡而幸福的生活是她用数年的殚精竭虑、劳心费神换来的，她特别珍惜现在的日子，希望这样的日子长一些，再长一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肝，在路上
每一天，46岁的苏美丽都在病房内坐卧不安，每次护士推门进来，她都闪烁着期盼的眼神看着对方，很快，又暗淡下来。她在等待合适的肝源，但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半年前，她不幸患上肝硬化急需移植肝，但此前因胆管多发结石反复手术，她的腹腔变得又小又窄，体内装不下正常大小的肝，她需要一个小型肝源。虽然早早就提交了申请，但半年过去，不少病友都做了手术，她还在等待，毕竟，有一个完美匹配的肝脏，是一个概率性事件。
目前，器官移植的来源主要靠捐献。在青大附院肝移植病房，每天有大量的人在等肝源，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幸运会降临，医护人员只能劝慰那一双双焦灼的眼神：“不要急，肝还在路上”。
捐肝救女
10月中旬，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病房里，一缕阳光洒在赵婉清稚嫩的脸庞上，她露出了笑容，世界重又在她眼里变得五彩斑斓。最近一次检查，赵婉清的肝功能等各项指标均表现正常，这意味着，父亲赵振生移植给她的肝在她体内成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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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爸爸非常伟大，他捐了60%的肝脏给女儿。本来妈妈也想捐，但妈妈配型不如爸爸合适。”青大附院崂山院区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蔡金贞教授介绍道。
赵婉清家住潍坊，今年刚刚20岁，得的是一种罕见病，叫做“肾单位肾痨”，发病率五万分之一到九十万分之一不等。这种病对肝有很强的攻击性，赵婉清已经出现肾功能异常、肝硬化、腹水等症状。如果拖到最后，其他器官都会连带衰竭。要想保命，得先把肝换了，让肝正常运作，其他器官才有希望保住。
女儿遭此噩运，赵振生落泪了。四处打听后，今年6月，他找到了蔡金贞教授，把给女儿换肝的希望寄托在蔡金贞身上。
“针对我姑娘的手术，蔡教授至少跟我交流了4次，跟我说孩子手术怎么做法，有些什么风险，哪些地方有什么把握。我非常感谢蔡教授，总觉得他们这个团队在我孩子身上费了太多的脑力和精力。”
9月1日，赵婉清各项身体指标都达到了手术要求，肝移植终于可以进行。这是两场生死接力的手术，医生需要先把赵婉清的病肝切下来，同时把父亲赵振生健康的右半肝移植进去。
长年累月的工作，家庭的负担，已压得赵振生不再强壮，捐出一部分肝脏，不知道瘦弱的他能不能承受得住。父女俩被一前一后推进手术室，一场12个小时的接力手术，最终成功完成。
麻醉药劲散去，赵振生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我女儿怎么样了？”得知手术很成功，他才又沉沉睡去。经过20天的调理后，赵婉清从重症监护室转出来，一切指标恢复正常。术后第一次见到女儿，赵振生上前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喜极而泣。
望肝欲穿
在没有器官移植技术前，对于肝肾等内脏器官衰竭或者丧失功能的病人，医生只能采取保守冶疗，眼睁睁看着病人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器官移植技术的兴起，给了病人第二次生命选择。这种技术，目前被称为“现代医学之巅”，是挽救心、肝、肺、肾等器官终末期疾病患者的唯一希望。移植器官的来源分为两种，一种是亲体捐献，一种是非亲体捐献。
赵婉清的肝源属于亲体捐献，亲体捐献就是从健康的亲人身上摘取部分器官，进行移植手术。因为捐献人和受体为血缘关系，这种方式不用等肝源，只要配型合适就可以进行，但也受很多条件限制，比如捐献人身体太差或者配型不相符等。现实中，更多的是非亲体捐献，受体得到的是一个完整的肝。这是另一个残酷的现实，这边的新生，就意味着那边有一个鲜活的生命此前已经逝去，由于捐献量和需要量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器官短缺。
每天，都有人在苦苦等待适合自己的救命器官，在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来就诊的病人大半以上都在病床上等待肝源，有的等待半年甚至一年都等不到合适的肝源，这对病人和家属，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煎熬。有的家属天天去找医生、找护士，但谁也无法变出配型合适的肝源。
46岁的苏美丽在病床上“望肝欲穿”。多年前她就被确诊为小体重的胆管多发结石，反复手术后腹腔变得又小又窄。半年前，她又不幸得了肝硬化，急需要小型肝源植入。她早早在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上提交了申请，但是符合她血型的肝源，对于她来说却过大。半年时间过去，她仍然需要“碰运气”，毕竟，完美配上是一个概率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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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林竹韵一直说自己是幸运的，她丈夫等了一个月就等到了肝源，而她认识的很多病友还没有等到，有的已经等了4个多月。她只能劝对方，“我可以做到感同身受，但我无法用任何语言来安慰你，因为我明白那种等待的滋味。肝源、肝缘，蔡教授说过，这也是一种缘分，缘分到了，自然就来了。”
但没来的时候，家属就只能当做肝源还在路上。汤江建的妻子何晓说过，那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人力无法干涉。也正因如此，等到合适肝源的家庭都特别感恩。
A面B面
就像一个硬币的AB面一样，一面是大量的人在等待肝源，另一面却是有人不愿意接受肝移植，宁可选择保守治疗，觉得还是自己的“原装零件”最值得信赖。
林竹韵在丈夫治疗没多长时间就决定做移植手术，而有的人肝病治了八九年，最终也不敢走出这一步。吕生月说，他们在北京住院时，一个病区100多个病人，没有一个想换的，都采取保守治疗。“有的人不想换肝，你跟他聊，他说那玩意儿危险，我这样还能活几年，换完了我要没了呢？有很多人担心在手术台上下不来，换了一个别人的器官，怎么能在我身体里工作？想都不敢想。”
问题来了，是一直用一个快报废的原装“零件”，像个老爷车一样运行；还是潇洒地换个“零件”，让这辆事故车“续航”更长时间？没有标准答案。
不想换肝的人担心很多问题，首要的是安全问题，虽然现在肝移植手术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谁也无法保证百分之百安全，一旦上了手术台，就没有办法再回头了，不可控因素太多。再就是后期吃药问题，以及术后存活期，都是需要关注的。所以，在有些人眼里，肝移植是一种激进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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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换一个肝除了要闯手术关、感染关和排异关，就现实而言，还有第四道关，费用关。汤江建说，换了两次肝，一套房子没了，费用之高也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后续还有吃药的费用，尤其是抗排异药，费用很高。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器官移植仍未全部纳入医保赔付范围，但一些地方已经先行先试。青岛市今年进一步调整二档缴费成年居民医疗保险待遇，将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超出起付标准以上部分的报销比例，由60%提高到了65%。
而为了救助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的贫困患儿，在青大附院的牵线下，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早在2018年7月设立了佑爱珑琪肝病救助专项基金，发动社会力量进行募捐，专门救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危重病儿及其家庭，每例可捐助6万元～8万元，已经在青岛救助了多例肝移植患儿。
目前，接受了肝移植的家庭，无一不认为做了一道正确的选择题。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病房外的走廊 受访者供图
汤江建说，肝移植不仅是手术，术后随访也很重要，关系到肝移植病人存活期的长短，所以患者和医生的关系是长期的，患者们在微信群里提问题，医生都能及时解答。他现在很好，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肝移植手术，从而造福更多的患者。
器官移植技术日臻完善，这是一项造福人类的工程。素昧平生的两个人，因为一个器官发生了某种神秘的联系，而器官的来源过程，则满满地写着人生大爱。对于受体而言，带着捐献者的美好期望，健康而有质量地活下去，本身就是在延拓捐献者的生命长度，同时也是在续写自己的美丽人生。医学，总是在向未知领域探索，给人类带来希望的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