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5日，卓长仁、安卫建、姜洪军、王彦大、吴云飞、高东萍6名同伙,在万里高空用手枪对准了中国民航B-296号客机机长王仪轩，此时飞机上已有两名机组人员遭受枪伤。胁迫之下，这架原本计划从沈阳东塔机场飞往上海的飞机迫降于韩国春川军用机场，飞机上共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人，乘客96人，乘客中有3名日本人。
以卓长仁为首的六名劫机犯叛逃成功。
此案举国震动，被称为“中国劫机第一案”，也有媒体称为“5.5劫机案”。 那么，这六人为何要冒着杀头的风险，劫持民航客机？他们劫持飞机的枪支是怎么来的？另外，在万米高空，这家民航客机又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劫机与反劫机斗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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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多说，咱们开始讲起！
首先，咱们聊聊一聊这帮劫机犯的枪支是怎么来的？1983年5月5日，是个星期四，早上6时30分，沈阳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安国瑞像往常一样，走到书桌前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早间的全国新闻节目。
就在这时，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上的字迹告诉他，信是儿子安卫建写的。他颇感诧异地把信打开，只见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
安国瑞看到这里，心头涌上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沈阳体育学院院长。沈阳体育学院院长得知情况之后，心里顿时陷入极度不安之中。
安卫建是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任职期间曾因盗窃、持枪斗殴和流氓罪等行为，数次被警方拘捕。那么，他这次不辞而别会不会又是一次犯罪行动的开始呢？想到这里，他立即找到学院保卫处副处长栗增洪，让他马上检查一下存放在保卫处保险柜里的枪弹是否安在。
检查的结果，让在场的所有人惊惶失色，存放在保险柜里的4支手枪以及30发子弹不翼而飞，全部丢失。
紧接着，他们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保卫处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姜洪军也失踪了。姜洪军是安卫建的密友，两个人携带枪支弹药同时失踪，这让所有人更加紧张不安。
姜洪军和安卫建一样声名狼藉，也曾有过数次被警方拘捕的不良记录。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担忧。栗增洪立即带人赶往火车站查找二人去向，但却一无所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失，通过各种途径展开的查找也都毫无结果。
上午9时10分，学院决定向警方报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区公安分局在接到报案后，迅速派警员赶往现场进行勘察。就在警方对安卫建、姜洪军失踪以及丢枪事件进行调查的同时，另外一起投毒案又出现了。
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侯鹏向警方反映，说他：“早晨8点多钟，在办公室里沏了一杯茶，喝的时候感觉很苦，就将茶水倒进痰盂里。随后发现茶叶盒里有白色粉末。”
随后，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的李茂德也在茶叶里发现白色粉末，经过公安机关检测，这些白色物质相当于三四级氰化钠。氰化钠为烈性毒物，成人的致死量为0.15至0.25克。
此时的沈阳体育学院乱作一团。10时整，案情被报至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11时40分，市公安局向全市各大车站及交通要道安保部门发出了对安卫建、姜洪军等人的通缉令，同时立即派警员赶往东塔机场截堵嫌犯。
但是，当警员赶至机场时，安卫建、姜洪军和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卓长仁、王彦大、吴云飞、高东萍共6人早已登上了由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B-296号三叉戟飞机。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恶性劫机案已经在渤海湾上空发生了。
1983年5月5日，B-296号航班将要直飞沈阳到上海的航线，这是一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飞机上一共有96名乘客，其中3个是日本人，其余的都是中国人。
B-296号航班机长叫王仪轩，1940年生，时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长。B-296号航班原定是8时20分起飞的，但是王仪轩上了飞机以后，检查了一下，发现有点故障。于是，王仪轩决定暂停起飞，请地面人员做进一步检查。飞机打开舱门以后，机组有人从飞机上走下去。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小插曲曾经让卓长仁等几个劫机犯异常紧张，他们以为自己被发现了。大约10时半左右，故障被排除了。10时49分，飞机正式起飞。
B-296号航班的机组人员一共有9个，除了3名乘务员，另外6个人都在前面的驾驶舱里，其中飞行员有2人，分别是王仪轩、和长林，另外还有2个领航员、1个报务员和1个机务人员。
机组人员有配餐，在正常起飞的情况下，机组人员是到上海后吃午饭的。但因为这次起飞得比较晚，所以飞机飞了二三十分钟，到达大连上空的时候，王仪轩机长就对机组里暂时没有事做的领航员王培富说：“你出去弄点吃的回来，等咱们到上海再吃饭就太晚了。”
王培富出去不久，回来的时候，一进驾驶舱，就对机长王仪轩说：“后面第三排的那6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不老实，一直在嘀嘀咕咕的。”王仪轩听了以后一半当真，一半当开玩笑地对王培富说：“准备好！准备好！把咱们反劫机的工具拿出来！”
王仪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一年多之前，曾经发生过一起未遂劫机事件，民航局里的领导反复告诫机组人员要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在飞机上还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木棒、消防斧，还有绳子，以备应急之用。
在这里咱们可以看出，王培富的预感还是相当准确的，而机长王仪轩的反应也相当快捷。都是非常负责任的飞机工作人员。
听了机长的吩咐，大家把工具都拿出了来，王仪轩又嘱咐把门锁上。就在这时，驾驶舱里的警报铃声响了，这是机组人员事先和外面的乘务员约好的一个通信方式，一旦她们发现有情况的话，马上按警报铃，驾驶舱里的人一听到铃声，就知道后面出事情了。
王仪轩听到警铃的同时枪声就响了，枪是往驾驶舱里面打的，因为门是锁着的，外面的人进不来，劫机犯就往里面打枪，大约打了十来发子弹。子弹落到了王仪轩的腿边，落在地板上，把地板都穿透了，驾驶舱里全都是烟，还有木头屑子。
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打门锁，但就是打不开，最后他们用脚一踹，门开了。劫机犯冲进驾驶舱后，开枪打伤了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机组的另外两个人——林国荣和冯云武，赶快把受伤的人抬出了驾驶舱。驾驶舱里原来有六个人，只剩下了王仪轩、和长林两个人。
这时，几个劫机犯全进来了。其实从他们打枪的时候开始，王仪轩、和长林就一直在晃动飞机，制造颠簸，为的是让劫机犯难受，干扰他们的劫机行动，结果晃了半天也没管用。
为首的劫机犯冲进驾驶舱以后，跑到王仪轩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还大声喊着：“148度！148度！汉城（今首尔）！”
他喊的这个148度是飞行航向，王仪轩一听，心里吃了一惊：在渤海湾这个位置上，148度就是汉城方向啊！王仪轩想这是个什么人呀？他有准备！他懂行！这个人就是卓长仁。
后来王仪轩才知道，卓长仁上过航校，是辽宁省航校毕业的。
B-296号航班本来就在紧急下降，卓长仁一推驾驶杆，飞机就下降得更快了，实际上已经是在往下急速俯冲了。
为了避免机毁人亡，王仪轩赶快向上拉，B-296号航班在经过了一阵剧烈颠簸之后，终于重新恢复了平稳，王仪轩浑身都湿透了。
然而，驾驶舱里的局面已经完全被劫机者所控制。
在这个过程中，报话机里一片嘈杂，地面沿海一带的机场都在向B-296号航班喊话，因为报务员王永昌在卓长仁他们闯进驾驶舱以前向地面喊了一句：“有人劫机！”
这句话沈阳、大连一带都能听到，所以地面的人都在找飞机，里面都叫乱了！
王仪轩当时一直在驾驶飞机，根本不能分神，也不能动，连头都不能回，所以也没办法和地面通话。卓长仁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很快就破坏了通讯系统，中断了飞机和地面的联系。
这样一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由机组人员自己想办法应对了。
此刻，卓长仁的手枪就顶在王仪轩的头部。王仪轩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拖延，他只知道，接下去的一切，都将取决于他在这段不确定的时间里做出的决定。
同地面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他也不可能和副驾驶有任何交谈，他只能独自完成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和劫机者同归于尽，还是尽最大的可能保全乘客的生命？
王仪轩把飞机重新拉回到安全高度，在这个过程中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向北飞15度，那是大连方向，他想首先争取到大连落地。于是，他就趁着拐弯的时候让飞机掉了个头，从罗盘上看，148度和15度在不懂行的人眼里是没有多大差别的，至少有的罗盘看上去差不多，因为飞机上有好几个罗盘。
飞机向北15度大约飞了一分钟，卓长仁发现了，他说：“不对！不对！148度不是往北，是往东南飞！” 卓长仁拿枪不断地敲打着王仪轩。王仪轩只好稍稍向东调整了一下飞行方向，但卓长仁还是不停地说：“不对！不对！往东飞！继续往东飞！往左改！再改！”
王仪轩又改了一点，心里想，大连去不成了，就准备去丹东吧！就这样，飞机往丹东的方向又飞了一两分钟。卓长仁发现方向还是不对，又说：“不行！再改，再改，再往东边改！”
这样一改，就真是往东飞了。往东飞就是对着朝鲜平壤那个方向去了，王仪轩心想也行呀，如果不得不出境的话，能飞到平壤落地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就这样，飞机继续往东飞。半路上，卓长仁把伤员擦血的毛巾拿过来放在了操作台上。卓长仁警告王仪轩说：“你要不听我们的话就是这个下场，咱们同归于尽！因为我们要是不在汉城落地，回去肯定被枪毙，前面那几个人不是都被枪毙了吗?所以你必须听我们的！”
在飞行过程中，王仪轩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了一下卓长仁，卓长仁戴着眼镜，长得黑乎乎的，是个黑大个儿。王仪轩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卓长仁说：“你别管！我是老大，你以后叫我老大就行了！”
王仪轩又问：“你是什么单位的？”卓长仁说：“我是政府机关的，人家都叫我汽车大王，什么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汽车都是我给买的。”
飞了一段时间以后，到了平壤境内，王仪轩发现了一个机场，准备降落。但是卓长仁不让，他用枪逼着王仪轩，“拉起来！往南飞！再不拉起来我打死你！”
把飞机重新拉起来以后，王仪轩就想，接下去该怎么办？
按照当时的政策，一旦遇到了劫机事件，机组首先要做的是迷惑对方，如果迷惑不成的话就要搏斗，搏斗还不成，那就要当“一发红色炮弹”了，也就是要机毁人亡了。
但飞机上有一百多人。王仪轩想，到韩国就韩国吧！先落地把人保住，然后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飞了很短的时间，飞机就过了“三八线”。
一过“三八线”，韩国方面的战斗机马上就围上来了。
此时飞机已经能看清地面的情况了，所以王仪轩就让和长林赶快找机场。他趴在驾驶台上向下看了一下说：“那儿有一个小机场！跑道好像是沥青的！”然后飞机掉头准备降落。
后来才知道，那个机场是美国的一个专门起降直升机的机场，跑道很短很窄，根本不适合起降客机。三叉戟的跑道最短也要2000米长、45米宽，可是它这个跑道只有1260米长、25米宽，更何况当时飞机还是顺风，所以飞机停下来需要更长的距离。
其实，比跑道还危险的是机场周围的地形，这个机场三面环山，而且这些山又陡又高，只有一个入口，如果不从这个入口降落而是从对面降落的话，飞机的落地点起码要在跑道中间，那后面的跑道就太短了，飞机肯定冲出去了。
王仪轩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一进跑道就落地，飞机接地后马上踩刹车，然后拉反推、反喷，飞机就停住了。
飞机停稳后王仪轩看了一下时间，下午1时15分，就这样，B-296号航班闯进了汉城东北方向的一个小镇——春川镇。
飞机在春川军用机场一降落，便被飞驶而来的美军卡车团团围住，卓长仁荷枪实弹出现在舱门口，大声要求会面“台湾驻韩国大使”，否则机上乘客将被继续扣押。
飞机降落后，卓长仁等六名罪犯武装控制飞机和人员近八个小时之久，最后向韩国当局缴械，机组和旅客才摆脱人质状态。
随后，B-296航班所有人员被转往汉城，韩国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善意。中国外交部接到通知后，随即向韩国提出请求将被劫持的航空器以及机组人员和乘客交给中国民航当局，并将劫机罪犯引渡给中国处理。
经外交部与韩国代表谈判，签署了一份关于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问题的备忘录。
1983年5月10日下午，全体中国旅客和九名机组人员回到上海。回国人员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时，受到200多人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民航总局副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均前来接机。
一位旅客在下飞机时对媒体说：“在汉城，有人问我们愿意到哪里去？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定要回到祖国！”
“5·5”劫机事件发生后，很快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卓长仁劫机用的手枪和子弹是怎么带上飞机的？
经调查发现，同机的劫机女犯高东萍的父亲是沈阳军区副参谋长，高东萍把手枪和子弹藏在她的化妆盒里，以她高干子弟的特殊身份，走免检通道把手枪和子弹带上飞机的。
不过，后来台湾《时报周刊》副总编辑赵慕嵩专门到沈阳采访，发现高东萍父母亲都是沈阳普通的工人，根本不是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六个劫机犯的枪支到底是如何躲过重重安检上了飞机的，值得我们深思。
1983年12月20日，韩国汉城高等法院以航空器运输安全罪判处卓长仁有期徒刑六年，姜洪军和王彦大有期徒刑五年，安卫建、吴云飞、高东萍有期徒刑四年。
过了不到一年，1984年8月13日，韩国方面宣布对卓长仁等六名罪犯“停止服刑”，“驱逐出境”，并于当天将他们送往台湾。
老秦在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卓长仁是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姜洪军和安卫建两人是沈阳体育学院保卫科工作人员；王彦大是沈阳市于洪区陵东公社上岗大队第四生产队金属结构厂业务员；吴云飞是广东省琼海县温泉公社农场工人；六人之中唯一的女性是高东萍，她是沈阳某机械厂工人，也是卓长仁的姘头。
至于这六个臭味相投的败类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咱们先在这里不讲。
在这6个败类抵达台北后，立即受到了台当局的空前热情地迎接。
此前为了营救这6个败类，台当局还在岛内掀起了一场“救援”运动，专门组织了一个“中华民国各界支援大陆飞韩国争取自由六义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专门聘请了多达18人的精通韩国法律和国际法的律师团，专门赴韩国去打捞这六个败类。
在盛大的欢迎仪式后，蒋经国还亲自接见了这6名劫机犯，并亲口称他们为“六义士”，还指示所谓的“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必须妥善地安排这六名败类的工作、生活及学习。
在蒋经国发话后，这6个劫机犯顿时鸡犬升天，摇身一变成了所谓 “义士”。
这6个败类不但每人领到了1000两黄金和一处住宅的，台当局还根据六个败类的不同要求，安排他们到不同的单位工作或学习。尤其是首犯卓长仁，他被安排到所谓的“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当上了“研究员”。
但由于卓长仁这个败类不学无术，“研究”不出个什么新鲜东西，只能将台当局反复鼓吹的“反共”、“自由”等口号翻来覆去地喊，实难当此任。
因此后来被台当局安排去台军所谓的“政战学校”进行“深造”。
卓长仁对这一安排很是不满，特地跑去找台当局高层哭穷，于是台当局大笔一挥，又给了他500万台币作为补偿。
卓长仁拿了台当局的钱财，就必须为台当局卖命。他开始奔波于岛内各地的电台、电视台、企业、学校、机关及军警部门，先后发表了近百场的演说，这些演讲无一不是恶毒地对大陆进行攻击，同时鼓吹台湾的制度等等。
卓长仁也因此成了当时台地区响当当的“名人”。
由于当时台地区经济发达，有是个花花世界。所以很多叛逃来的台大陆败类们，来到台地区之后，无一例外地都被台湾的花花世界给迷住了，加上手里也有了钱，在暴发户的心态驱使下，绝大多数人都沉迷在酒吧、夜总会、赌场等场所不能自拔，卓长仁自然也不例外。
虽然当时台地区就有传言，称卓长仁在大陆有妻儿，他是因为贪污公款以及和劫机犯之一的高东萍私奔，才当了“义士”。但对于这个“谣言”，卓长仁当时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
1985年，也就是来台一年后，卓长仁开始交女朋友了，但对象却不是高东萍。高东萍知道以后，自然非常生气，她频频找卓长仁“谈判”，要求卓长仁不能抛弃她。
高东萍当时为了抬高身价，吹嘘自己是“空姐”，是“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的女儿”，称自己利用身份将劫机用的枪支藏在自己的行李中，才得以避过安检。
她仗着自己和卓长仁是最早开始谋划劫机的，处处自诩是“六义士”的二号人物，因而自持有功，加上东北人大大咧咧的个性，大有要将自己和卓长仁这点破事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台当局自然不希望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义士”人设，毁于一桩莫名其妙的感情纠葛。于是，在台当局的强力介入下，卓长仁最终在1988年4月11日和高东萍“喜结良缘”。
由于他们有2份奖金，又有体面的工作，在台湾顶级的圆山饭店订了200桌的喜宴，大宴宾客，极尽奢华。
1987年，随着蒋经国的去世，卓长仁在单位里遭到了同事的冷嘲热讽，他受不了这种“排挤”。
1989年，卓长仁辞掉了台当局为他安排的工作，正式“下海”。卓长仁和他人合资开了地下投资公司，并且野心勃勃地大笔资金投入期货市场、股票市场，还兼做土地中介生意。
大约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卓长仁的运气似乎用完了，麻烦开始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
首先，自然是他在大陆的妻子。
在蒋经国驾鹤西去后，台当局迫于岛内的舆论压力，不得不放松了到大陆探亲的禁令。台《时报周刊》对卓长仁在大陆已经有妻儿的消息很感兴趣，于是派出副总编赵慕嵩利用探亲的机会采访卓长仁妻儿。
赵慕嵩先是到了北京，经中国记协的同意，同时在辽宁省记协的协助和陪同下，又来到沈阳采访卓长仁原配妻子王玉春。在她工作的工厂会客室，王玉春向他谈了卓长仁的一些情况。
采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赵慕嵩通过王玉春的言谈，已经了解卓长仁所谓“唾弃大陆制度，愤然投奔自由”的腔调，实质目的就是为了捞钱，并和时年28岁的高冬萍私奔。
当天，赵慕嵩又去了卓长仁父母家，采访了卓长仁的父母，虽然此时咱们大陆已经不再对叛逃者的家属采取严厉的监管，但老两口还是受尽了邻居的冷眼，以及亲朋好友的疏远，心里是极为痛苦的。
采访后，赵慕嵩对卓长仁的观感一下子就变了，从那个能说会道的“义士”变成了一个抛弃一家妻儿老小的“亡命之徒”，并且对他的行径极为鄙视。
当晚，赵慕嵩又造访了在沈阳市民主路的高冬萍家，这是一栋当年典型的国企职工宿舍区的二层楼房，高冬萍在叛逃前和父母就住在二楼的一间住宅。
高冬萍叛逃后，其父母无法面对周围的鄙视和唾弃而搬了出去，后来由于企业要将这里改为幼儿园，其他住户也都迁走了。
赵慕嵩在当地找到了认识高东萍的邻居，邻居把高东萍的老底全告诉了记者，这位东北大妞原是机械厂工人，在认识卓长仁后，很快被这个有妇之夫迷住了，两人很快勾搭成奸。
但这段婚外情后来曝光了，高东萍还受到了单位和家庭的警告，但高东萍并没有迷途知返，反而变本加厉，最终与卓长仁一起实施了劫机。
这次采访也戳穿了高东萍是“空姐”，父亲是“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的谎言。
赵慕嵩在回台后，发表了他在大陆采访的报道，把卓长仁的老底全都抖了出来，并且他还配发了卓长仁妻儿的照片。
这篇报道立即在台湾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抛弃发妻迎娶姘妇”的报道铺天盖地，随后台“国大”代表吴哲郎受卓长仁原配王玉春的请托，起诉卓长仁涉嫌犯有重婚罪。
由于证据确凿且民意汹汹，这回即使是“义士”的金身也保不住卓长仁了，经台地区士林地检署起诉后，卓长仁被士林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由于台当局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最终宣告缓刑三年。
卓长仁才刚刚缓过一口气，更大的打击马上就来了。
由于台当局开始整顿岛内地下金融市场，查抄钱庄、交易所、以及各种机构，致使卓长仁在这个过程中全部投资血本无归，损失达数千万台币之多。
生意失败后，之前的道上“兄弟”立刻翻脸不认人，逼卓长仁将别墅卖掉抵债。而“败家娘们”高东萍也将手里的钱败得七七八八了，由于她头脑简单，任何人只要恭维她一番，就能骗取信任从她手里借到大笔的钱，她前前后后被“借”走而无法收回的款项达数百万。
到了1991年，卓长仁和高东萍这对夫妻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搬到一处普通出租屋居住。
高东萍开始尝试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而卓长仁却另有想法，他还幻想着能“一夜暴富”，东山再起。卓长仁找来了当年的劫机案同案犯姜洪军和另外一名“义士”施小宁，开始策划一起大案来搞钱。
这个施小宁是原来是咱们福建省平潭县人武部军械库保管员，1985年叛逃台地区，也是个败类。
这3人盯上了台湾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的儿子王俊杰。这位纨绔子弟也是不学无术，每天不务正业和一帮“兄弟”混迹社会，他年轻气盛，社会经验浅，加上出手大方，简直就是一张最佳“肉票”。
于是，卓长仁出面设局以介绍一桩土地买卖为借口，把王俊杰约到卓长仁住处。
1991年8月16日晚，王俊杰到卓的住处，随后三人立即出手制服王俊杰，在双方扭打过程中，王俊杰的头部挨了致命的一击，因颅内出血当场死亡。
卓长仁等人杀人后，就将尸体丢在车上，再把车停在一处偏僻的建筑工地旁弃尸。第二天，卓长仁打电话给王欲明，要求付五千万赎金，否则撕票。没料想王欲明在第一时间报警。
那么，在王玉明报警之后，他的杀人罪行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公平审判？杀人犯卓长仁的最终命运会怎么样？
1991年8月20日，在王玉明报案后的第4天，由于王俊杰的尸体腐烂发出臭味，工地工人赶紧报警，于是台地区警方发现了王俊杰的尸体。
在随后的追查中，卓长仁等“义士”就立即浮出水面了。由于王俊杰失踪前曾经告诉女朋友当晚要和卓长仁等人谈生意，因此台湾警方立即传讯了卓长仁等人。
卓长仁极力否认当晚见过王俊杰，声称王俊杰后来打电话取消了行程。高东萍也声称没看见王俊杰走进家门。
但台警方随后查明，8月16日当天只有卓长仁和姜洪军打过死者的电话，死者根本就没有打过卓长仁、姜洪军的电话！因此根本不存在王俊杰打电话取消行程的事情，卓长仁和姜洪军2人有重大嫌疑！
按说此时如果台湾警方祭出其在“戒严”期间的“传统手艺”，那套结合了中国传统刑讯、日式酷刑和美式科技的“手段”，只怕卓长仁等人连一个回合也坚持不住。
但由于这些人毕竟是“义士”，蒋经国虽已归天，但尚在政坛且与“六义士”有渊源的国民党大佬还颇有几个，因此台警方和检方不得不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给予了卓等人最大的“体面”。
可卓长仁压根就没想到也给台湾当局一个“体面”，眼看着警方和检方对案件的调查逐步深入，他开始慌了手脚，情急之下的卓长仁开始打算打“政治牌”了。
1991年11月，卓长仁放出风声，扬言由于他目前受到了“政治迫害”，他有意返回东北老家，他还胡说大陆的有关方面对他的身份和名气非常重视，已经邀请他返回大陆，不但答应以前的贪污和劫机案都既往不咎，还许诺他当沈阳市台办主任！
卓长仁妄图以此“以退为进”，利用自己敏感的身份，迫使台当局出手替自己摆平此案。但此时两岸的联系已经恢复，虽然台湾当局无法直接与大陆进行政府间的沟通，但是派个记者问清楚情况还是办得到的，当台方就此询问辽宁省台办时，得到的回复是绝无此事，并再次声明卓长仁只要回来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卓长仁玩弄得这一手反而让台警方觉得如果不拘捕他的话，这厮没准真有可能外逃。于是，台警方申请了逮捕令，将卓长仁收押进台北市看守所。
卓长仁一计不成，很快又生一计，前面提到过，台湾警方在“戒严”期间有一整套让人开口的“传统手艺”。蹲在号子里的卓长仁于是很快就拄起了双拐，声称自己受到了警方的“严刑逼供”，什么老虎凳、喝煤油等，高东萍也绘声绘色地说她老公的腰被警察踢坏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卓长仁的控诉很快就引发了社会共鸣，社会上出现了声讨警方“酷刑”的声浪。自觉比窦娥还冤的台警方不得不求助检方为自己洗白，在台检方多次对卓长仁进行体检后，发现他所说的“遭受酷刑”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这家伙拄拐的原因更多是因为他自己有痛风。
而此时绑架杀人案的案情有了很大的突破，一个女性目击者出来指证当时卓长仁等3人曾经在案发当天出现在抛尸现场，并且在卓长仁家里提取到死者在挣扎时踢到墙壁留下的袜子的痕迹。
越来越多的人证物证使得卓长仁的2个同伙遭遇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最终施小宁和姜洪军先后招供，并且指认卓长仁就是主谋。在同伙的指认下，卓长仁也不得不认罪。
但要是认为卓长仁就此认命伏法那是太天真了。
在警方将案卷移交检方后，台地区法院开始审理此案后，卓长仁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矢口否认自己曾经杀人，并一口咬定自己是在刑讯逼供下才被迫招供的。
与此同时，高东萍也上蹿下跳，极力协助老公脱罪。
她奔波于当年会见过自己的台湾大佬的府邸和办公场所，恳请对方看在“义士”的面子上拉卓长仁等人一把，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警方“残暴不仁”，草菅人命。
于是乎，这些人碍于面子，不得不出面在各种场合“打招呼”，从而给台湾警方和检方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将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博弈”。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卓数次翻供，四处攀咬，甚至倒打一耙，加上案外的政治影响力，使得一桩案情简单的绑架杀人案最终成为了让人头疼的“悬案”。
虽然台地区法院一审宣判卓长仁等3人死刑，但卓很快上诉到高等法院要求重审，在随后的复核中，由于卓等人提不出新的证据，只是通过讼棍反复质疑警方提交的证据的有效性，但又无法证明这些证据是非法的。
最终台高等法院也驳回了上诉，核准卓长仁等人的死刑。卓随即又上诉到最高法院。
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除了卓长仁等3名凶手外，各方都被折腾地疲惫不堪。台当局捧着这个吃不下又丢不得的烫手山芋，陷入了极为狼狈的窘境。
按照正常的情况，卓长仁这种人早该上刑场了，但国民党内某些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势力，他们从心理上是不愿意见到当年的“义士”落得如此下场，让国民党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的名声再次受损。
但此时已经不是当年的“戒严”时期了，岛内的舆论和民意是这些人无法完全操控的。因此他们希望能拖着案子，待到各方都不想再纠缠下去后，至少能让这些人渣混个“不死”。
问题是卓长仁要的是“脱罪”，同时被害者家属意志坚定，拒绝妥协。
这来回的扯皮一扯就是9年，前后更换了10多位法官。虽然案子虽然一拖再拖，但是仍然不断向着不利于这几位“义士”的方向发展。在这长期的拉锯中，国民党本来就不多的一点“民心”算是被彻底败坏殆尽。
进入新世纪后，案件的“转机”似乎终于出现了！
随着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中，高喊“人权治国”，甚至不排除要“废除死刑”的民进党行情一路看涨，大有取胜的趋势，卓长仁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他决心踢掉无力为其脱罪的“恩主”国民党，改投民进党。
于是，卓长仁唆使高东萍在选战时顺应民进党的口号，以自身的案件作为炮弹大肆攻击国民党“司法不公”、“滥用刑罚”，民进党则就驴下坡，拿起此案抨击国民党的“黑幕”。
卓长仁此番行径使得当年出力为其“捞人”、“邀功”甚至“减罪”的国民党大佬自食其果，成为“大选”中的笑柄，间接“助攻”了国民党的败选。
在民进党赢得大选后，高东萍便找到了亲民进党的“监察委员”李伸一，向其提起申诉。
应该说最初民进党倒也的确想借此事继续打击国民党，于是李伸一向“法务部”调走了全部案卷，声称要仔细研究。这一调就是8个多月，致使全案完全陷入瘫痪，无法继续审理。
但随后，以操弄民意起家的民进党当局注意到这件案子如果能“秉公执法”的话，似乎对自己的利益更大。
首先，民进党是靠挑动“省籍矛盾”起家的，而这起案件完美地符合“外省人”（即卓长仁）在“外来政权”（国民党）的包庇下，杀害“本省人”（即被害人王俊杰），然后“外来政权”利用其在警政系统的权力，迟迟使正义无法声张；而“本土政权”（民进党）替天行道，将杀人的“外省人”正法，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赢得民意的做法么？
2001年8月，台监察院将案卷退回最高法院，并表示没有发现任何“司法黑幕”。8月9日晚，“法务部长”陈定南核准了对卓长仁和姜洪军的死刑执行命令，“法务部”于10日凌晨将执行令从“检察系统”送至“最高检察署”，“最高检察署”在当天傍晚将执行令送至执行死刑的机构“高检署”，而“高检署长”吴国爱于10日下午16时收到执行令后立即召集会议，研究执行死刑的细节。
与会人员决定当晚22时执行枪决。而高东萍在10日中午得知卓长仁当晚可能遭枪决的时候，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没有证据就枪毙人，不知道应该说什么！”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当天她没有出现在台北看守所，执行枪决的当晚也没有到看守所见卓长仁最后一面。
2001年8月10日晚21时23分，在台北看守所待了10年的卓长仁在台湾警察的押解下走出看守所大门，在盛夏的热浪中，他仍然穿着他当年劫机时穿的那件风衣，拄着拐杖，“吃力”地走出了大门，在上刑车前的前一刻，他干嚎了一阵：“中华民国万岁！我是冤枉的！我是清白的！抗议司法不公！”等口号。
直到此时这个“戏精”还在演戏，希望自己的“诚心”能打动哪位大人物，幻想着有人能在行刑前高呼一声“枪下留人！”，然后出示一张“特赦令”，让自己逃出生天。
当晚负责执行枪决的是台岛内第一位女行刑官林占青，当她询问卓长仁和姜洪军还有什么遗言时，姜洪军浑身发抖，面色苍白，不停地说自己是“清白”的；卓长仁则强作镇静，但也声称自己是“冤枉”的。
随后林占青让他们分别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画押。她看到两位“义士”的手在不停地颤抖着。
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上演了！
当22时05分，卓长仁和姜洪军被带到刑场左侧的围墙边，被命令面墙跪下时。卓长仁又高呼了一句“中华民国万岁！”
让执刑者和旁边的观察者感到莫名其妙，死到临头还在幻想着能“脱罪”。随后林占青将枪口对准卓长仁的后脑勺，开枪射击，卓长仁随着枪声一头栽倒，当场毙命。
当行刑官林占青提枪来到姜洪军背后时，姜洪军已经被吓得瘫在地上，身体如筛糠般地发抖，使林占青无法瞄准其后脑射击。
林占青不得不走到姜洪军身边，几乎用枪口对着他的后脑近距离将其射杀。
现场人员随后对两具尸体拍了照，作为档案留存。整个行刑过程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根据2名死者生前的“遗愿”，他们的遗体直接送去作器官“捐赠”。
“捐”出了心脏、眼角膜和肾脏，这是“义士”在台湾绑架杀人后，唯一对台湾社会做的补偿。
8月12日凌晨3时许，高东萍独自一人前往长庚医院领出卓长仁和姜洪军的尸体，然后匆匆离开医院。
她在办完后续后，卓长仁和姜洪军的尸体也被送到殡仪馆，由馆方人员协助处理后事。高东萍随后搬离了台北市万大路的住处，住到了一处廉租民居内。
由于之前这对夫妻挥霍无度，高东萍沦为领救济金的低收入户。
2014年8月13日，贫病交加的高东萍死于台北。8月20日，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台北第二殡仪馆举行。这一年恰好是“六义士”逃台30周年，卓长仁和高东萍这一对野鸳鸯的一枕黄粱梦，终于在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俗话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劫机犯卓长仁一生都在追求纸醉金迷的富裕生活，并不惜劫持飞机，不惜杀人越货，不惜铤而走险，最终以他的生命，为他所犯的累累罪行赎罪。
好了，今天老秦的题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恳请朋友们多多点赞、评论和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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