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6 次访问中国。每次来中国，我都有幸跟年轻人讲话。等我回到日本，我又跟日本年轻人说起和中国年轻人说过的话。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在我心里，一直以来都怀着一个梦想。
我在想，不知道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共同对话的场所，为了那些在中国听我讲话的中国年轻人，和那些在日本听我讲话的日本年轻人。因为我觉得，没准儿，要是听了我讲话的中国的年轻人，在某处遇到了另一个听了我讲话的人，然后，两人发现他们都听过我讲话，于是就交谈起来，你对大江的讲话有什么看法和感受？从日本来到中国的人们和中国的年轻人之间，还有，从中国来到日本的人们和日本的年轻人之间，可能会需要这样一个场所。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对话的场所可能会在纽约、柏林或巴黎，在那里各自留学的年轻人，因为某种机缘而成为了朋友。
然而，随着因特网在全世界的普及，我的梦想变得更加真实。今天，我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如果和在日本，比如说和去年或前年在东京大学所做的讲演在主题上有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很快在北京和东京之间，在因特网上，就会有很多人以我的讲话为基础自由地展开讨论。
因特网时代的“语言运动”
实际上，在因特网刚开始普及的时候，我在东京还没有上网，却到北京和100 个中国年轻人在因特网上进行了一次1 对100 人的对话。那是一个网络四通八达的电台，好像是叫“FM365”，对话地点在他们的本部大楼里。
100 个年轻人的提问，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整理成一行行的文字。100 行文字排列在我面前的屏幕上，由我来逐个回答。然后，针对我的回答，他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我就接着再回答。如果要问我这么做是否有什么确实的成果，说实话，我现在还是不得而知。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屏幕上放出我的照片，并向网民提问“你对这个日本人的印象如何”的时候，来自因特网上的第一个回答是一个高中女生写的。她批评我说：“大江先生很土。”“Tu”，写作汉字“土”，就是“很乡下”、“很老土”的意思。然后，在这个回答出来之后，网上立刻出现了很多赞同的跟帖。我所在的演播室里的那个大屏幕，一大半都被“土”字给盖住了。虽然我心里很是失望，但还是觉得，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在世界各个地方，利用因特网，让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广场，打开沟通的渠道，进行讨论，那么，就会出现从未有过的广泛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性如今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的生活重心并不是上网，而是阅读书籍。今天聚集到此的年轻人中间，应该有很多人虽身在中国，却能自由地跨越国境，在因特网上(比如说和东京的学生们)谈论着发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事情。
就在我来北京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 日，星期四，有人提出倡议，号召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建立联络点，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我响应了这一号召，并回信表示自己也要加入其中。然后，我又把这个倡议书转发给了好几个朋友，他们都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是因为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直接认识的朋友。倡议这一小规模运动的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兼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倡议书的内容，就是抗议以军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和地面攻击。尽管巴伦博伊姆是个犹太人，(对他而言，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却一直抗议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对与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奋斗不息的爱德华·萨伊德(他已经于5 年前去世了)这个美国的文学理论家一起合作组织的运动产生了共鸣—这件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以色列的年轻人和伊斯兰教的年轻人，他们的音乐家聚在一起，以歌德的《西东诗篇》为基础创作了著名的交响曲，同时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地举办了演奏会。本来萨伊德就是我的老朋友。
巴伦博伊姆的倡议书想必已经在世界各地召集到了很多的参加者，等我明天回到东京后，我想事情的经过应该都已经送到我那里了。利用电子邮件和因特网的迅速，将世界联接在一起—对这种新的传递方式之下的“语言”的运动，我充满了期待。
《孔乙己》与《故乡》的影响
此次我来中国，是来参加由各位所熟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一个文学奖项的颁奖活动。更确切的讲，是因为我信赖这个文学奖项的评委会，因为我多年的好友都参加了这一活动，我期待着与他们的会面而来到了中国。不过，这个文学奖的决定来得太突然，我还没有为中国之行做好充分的准备。再加上，到这个月底，我就要成为一个74 岁的老人了，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于是，我提出要求，希望能让我做两件事情，在他们都答应了我之后，才匆匆忙忙地踏上了这次的旅程。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去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去看看那些自己一直以来都怀疑有没有资格直接看到的东西。另一件事情，也许给在座的各位添了不少麻烦，我想直接和北京大学的年轻人讲话。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做准备，所以，我就来说一说从年轻时代到步入老境这段时间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吧。我一生的工作，就是文学，就是写小说。在此过程中，“何谓小说？”成了我一生最重要的主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很“土”，很不流行，却是我今天讲话的主题。
而且，我多年的夙愿业已实现，我访问了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并深受感动，所以，我要从鲁迅开始讲。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也就是说，在我思索文学的时候，总会想到鲁迅，所以，我要从这里开始讲起。
我第一次听到鲁迅这个大作家的名字，是在我9-10 岁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国民学校上小学四年级、五年级。现在想来，那是收集了从《呐喊》到《野草》等鲁迅于北京时期创作的中短篇作品的一本翻译过来的小书(岩波文库)。母亲很爱看这本书，并把它送给了我。于是，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孔乙己》。
母亲好像打算在我从国民学校毕业之后，送我到隔壁镇子的一个商店里去当住店的学徒(我们那儿叫“奉公”)。所以，我想她是为了让我了解小孩子如何在大人的社会里做事，才给我看了这本小说。通过在酒店里做事的少年的视线，观察着到店里来的大人们，其中还包括一个叫“孔乙己”的老人。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自己也想成为那个伙计，想像他那样仔细地观察大人。
然而，在我10岁的时候，日本战败了。自从1937 年侵略中国开始，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接下来的两年时间，日本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宪法为日本人所有，教育制度也得到了改革。于是，在我生长的地方，在那个叫“四国”的被森林包围着的小小的村子里，有了新制度下的中学。我就不必像《孔乙己》里面那个讲故事的少年一样，去当学徒去了。
上中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喜欢看那本母亲送给我的鲁迅的短篇集。后来，我升学进了位于我们那个地方中心城市的一所高中，就在那时，母亲对我说：“去看鲁迅老师的小说《故乡》！”—母亲总是称呼鲁迅为“鲁迅老师”。里面写了很多村里孩子的快乐生活，但是，那些离开村子去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就要过和好朋友“闰土”不一样的生活。那是很没意思的。“高中毕业后看样子你好像打算上大学，等大学毕业了，你就马上给我回村里来，跟你现在那些好朋友一起来做事，来建一个新村子。这一点你可千万不能忘记。”—这就是母亲对我的嘱托。
我也打算按母亲说的去做，于是，就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抄下了《故乡》结尾那段广为人知的话—“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
然后，我上了大学里的法国文学系，在那一刻，其实我已经违背了自己和母亲之间的约定。就算我成了法语专家，我们村里也没有法语老师的教职。即便在我们县里的大学里，当时也没有法语讲座。更不要说和四国森林里的朋友们一起干活了，就连在四国地方城市大学里找到工作的希望都没有。不过，作为一名23 岁的东京的学生，我却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我在东京大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奇妙的工作》。
在这篇小说里，我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年轻人—从外地来到东京，学习法语，将来却没有一点希望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而且，我一直都在看母亲教我的小说家鲁迅的短篇小说，所以，在鲁迅作品的直接影响下，我虚构了这个青年的内心世界。有一个男子，一直努力地做学问，想要通过国家考试，谋个好职位，结果一再落榜，绝望之余，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挖掘宝藏上。晚上一直不停地挖着屋子里地面上发光的地方。最后，出城，到了外面，想要到山坡上去挖那块发光的地方。
听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知道我所讲的这个故事了，那就是鲁迅短篇集《呐喊》里的《白光》中的一段。他想要走到城外去，但已是深夜，城门紧锁，男子为了叫人来开门，就用“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在那里叫喊。我在自己的小说中构思的这个青年，他的内心里也像是要立刻发出“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我觉得写小说的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青年。如今，再次重读那个短篇小说，我觉得我描写的那个青年就是在战争结束还不到13 年，战后的日本社会没有什么明确的希望的时候，想要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的这么一个形象。
这个青年，和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学生，以及另一个学生，三个人一起在大学医院打工。医院里养了很多“实验用犬”，数量不断增加，造成了一些麻烦，需要处理，也就是要杀掉它们。然后，他们就在专业屠夫的指导下开始工作。这份工很苦很累，还有可能拿不到钱—就在这种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故事”结束了。
当下的日本，正笼罩在此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要工作却找不到就职的地方(并不只有年轻人为找工作而苦恼)，于是，“贫困”问题受到了年轻人的关注。从文学上讲，就是有很多人又开始读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这部小说描写了在极度恶劣条件下工作的贫困的劳动者。小林多喜二生于1903 年。1933 年，在国家权力的迫害之下，被残酷杀害。我到鲁迅博物馆，看到鲁迅先生写的悼念小林多喜二的文章，心里又觉得非常地感动。
我20 岁时(还是一个在大学里学法国文学的大学生)写的第一篇小说并不像小林多喜二的作品那样，深刻而敏锐地反映出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现状，并对其展开了强烈的批判。但是，在这篇小说当中，男学生和女学生展开的下面这段对话，虽然幼稚，却包含了对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观察与批判。大家都沉默了。我感到伤口逐渐地痛起来，还悄悄地肿起来。
“一共杀了多少只？”女学生问。
“七十只。”
“还有八十只。”
“我们怎么办？”私立大学的学生说。
“回家呗！”屠夫不高兴地说着就进木板围子取工具。
我们开始向林荫路走去。女学生贴近我的身体问我：“喂，疼吗？”
“疼啊！听说必须打针。”
“是够严重的！”
“真不轻。”我说。
晚霞染红天边。一只狗高声吠叫。“我们曾打算杀狗了吗？”我含糊其辞地说，“可挨宰的却是我们这些人哪！”女学生皱了皱眉，干笑起来。我也疲惫不堪，笑了起来。
“狗被击倒，被剥了皮。我们虽然挨了宰，却仍在徘徊。”
“可是，皮都剥下来了。”女学生说。所有的狗都叫起来了。犬吠声涌向黄昏的天空，从现在起狗要不停地狂叫两个小时。
我的短篇小说就这么结束了。这是一部阴暗的小说。但是，当这部短篇小说登在大学报纸上，我拿到了第一笔稿费的时候，心里却感到了喜悦。老实说，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并决心今后要靠写小说为生。之前，我还靠打工、做家教，以维持在东京的生活。几年后，我回到了四国的森林里，把登有这篇小说的报纸拿给母亲看。我相信母亲一定会为此感到高兴的。
然而，母亲却是万分失望。“你说要去东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叫你好好读读鲁迅老师《故乡》里的最后那段话。你还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了。我隐约觉得你要走文学的道路，再也不会回到这个森林里来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能写出像《故乡》的结尾那样美丽的文章来。你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
我想，是的，您说得完全正确。但是，22 岁写了这篇小说，23 岁发表在大学报纸上，我的心里真的是高兴极了，我没有勇气接受母亲的批评。我是这么辩驳的：“母亲，鲁迅不只在《故乡》里用了希望这个词，还有《白光》里头也用了，我就是想起了里头的一段话，才写出这篇小说的。”说完，我就看到了母亲的眼睛里流露出可怕的轻蔑的神情，那种轻蔑我至今还是记忆犹新。母亲说道：“我没上过东京的大学，也没什么学问，只是一个住在森林里的老太婆。但是，鲁迅老师的小说，我都会全部反复地去读。你也不给我写信，现在我也没有朋友。所以，鲁迅老师的小说，就像是最重要的朋友从远方写来的信，每天晚上我都反复地读。你要是看了《野草》，就知道里头有一篇《希望》吧。你看了《希望》吗？”
我坦白说，我没有看过。那天晚上，我坐了公车，又坐火车，回到了东京。我实在羞于继续待在母亲身边。这次，我拿着母亲给我的书，里面有《野草》全篇，就在夜行的火车上读了起来。我感到羞愧难当。接下来我要重新开始，我要写母亲说的那样的小说，像母亲那样的读者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朋友写来的信。我读到的《野草》中的小说真的是精彩极了，而我的自信却已经碎成了齑粉……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这次来到北京，我终于做了一件一直想做却没有勇气完成的事情。如今，我已73 岁，从那个在夜行火车上看《野草》、身心都受到巨大震撼的夜里至今，50 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我来到了鲁迅创作《希望》的地方，来到了鲁迅博物馆。《希望》中引用的那首诗的作者，那位诗人的铜像也在那里。我想要在那个翠竹掩映的庭院里，在心里默默朗诵一遍牢记于心的《希望》的全文。前天，我就这么做了。周围的人，包括我的朋友，还有摄影师，我从他们面前偷偷地消失了，然后面红耳赤地又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们一定觉得我很不可思议吧。下面的一段引用比较长，但请允许我来读完吧。中间我会跳过一段，缩短一些。我所记得的是竹内好的译文，他是日本最好的鲁迅作品的译者。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灵魂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我早先岂不知道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飘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写完这一段之后，作者“我”又想起了刚才所说的裴多菲·山陀尔的诗《希望》，然后，就引用那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飘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搏着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哪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老实说，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清楚地把握这篇文章的意思。但是，在我的老年生活还要继续的这段时间里，我想我还是会和鲁迅的文章在一起。从鲁迅博物馆回来的路上，我再次认识到了这一点。至少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母亲对年轻的我所使用便宜的廉价的“绝望”、“恐惧”等词汇表现出失望，却没有简单地给我指出希望的线索，反倒让我去读《野草》里的《希望》。隔着50年的光阴，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苦心。
小说就是来自重要朋友的一封信
刚才我花了很多时间，一直跟大家讲我的母亲，还有鲁迅在北京时期所写的小说。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花很长的时间去读一读鲁迅包含了深邃而复杂思想的文章，然后，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一直读下去。接下来，我就抓紧时间，尽快地来结束这次讲演。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我母亲说的那番话，把小说当作是来自重要朋友的一封信来读。而我在学习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的过程中，发现法国哲学家也说过和母亲一样的话。这位哲学家生于1884年，死于1962 年，名叫加斯东·巴什拉。巴什拉在《天空与梦想》中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解释了“想象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简单地说，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意象，从文学上说，那就是小说的语言所创造的意象。当然，这并不只是通过阅读，传达静态的、固定的东西，比如美丽的风景或是人物的表情。阅读小说所带来的意象，在我们的心中开始生动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意象真正地，也就是小说带来的想象力真正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下面我要引用的内容非常重要。
这些意象活在活着的语言的生命里。人们通过刷新灵魂和精神那个隐藏在其中的暗号，在鲜活的抒情性中，来体验这些意象。那些—这些文学的意象—给感情以希望，给这些想要成为人的我们的决心以特别的顽强，给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带来紧张。包含了这种意象的书籍，突然成了我们亲密的信件。
这些句子一时半会儿可能不太好理解，我将用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加以说明。各位想必都知道，以色列军队已经对巴勒斯坦人所居住的狭小的自治区展开了空袭和地面攻击，死者过千。这些巴勒斯坦人，和从他们那里抢走土地建立国家的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人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端，很多人都对此提出了抗议，或者说是评论。而且，悲惨的状态持续至今，现在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惨烈场面。
看到这样的报道，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我相交20 年、5 年前因白血病辞世的一位好友。他是一个美国籍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个文艺理论家，他的名字叫爱德华·萨伊德。相信有很多人读过他的大作。
我经常跟他直接交谈，还在他收山之作的封面上题词。我对待他的著作，就像是他给我的信和电话一样，把它们看作是他写给我的亲密的信。他还没有看到巴勒斯坦问题出现任何解决的征兆，就发现自己身患重症—白血病。就在他辞世前不久，他身边的人给我写了很多信，这些信讲述了萨伊德临终前的情况。这些信中都提到，萨伊德说了一句话，即“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
萨伊德并没有预测巴勒斯坦问题会在近期内得到解决。而且，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作为清楚表明自己意志的行为，他说，巴勒斯坦问题终将得到解决，因为这是人制造的问题，也是现在人正在做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最终，双方会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番话在我耳边回响，使我想起鲁迅先生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身患重病，又面临异常绝望的时代现状，鲁迅还是说，绝不绝望，而且也绝不用简单的廉价的绝望去蒙蔽自己或他人的眼睛。因为那才是虚妄。作为意志行为，不，就好比我是站在希望这一边的—即便这也是虚妄。
面对巴勒斯坦所面临的困难局面，我所能做的只有响应巴伦博伊姆的号召，参加他通过电子邮件号召起来的抗议活动。这位钢琴家兼指挥家，曾经和萨伊德联手组织过运动。现在，我一边做着这些事情，一边在写小说，它应该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我相信，会有一小部分人，会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来看这部小说，并把它当作是写给自己的一封亲密的信。
（本文根据2009年1月19日大江健三郎先生在北大演讲录音整理，未经大江本人审订；文字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