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比喻的刘慈欣在使用虫类单词时，不仅限于具象的虫子，很大一部分表现为意味深长的非动物。比如“妈妈，我要变成萤火虫”。
韦勒克、沃伦曾提出“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虫类词语在刘慈欣笔下反复出现，这一形象在刘氏笔下已经组成了一套完整的象征系统，虫在文中是压缩了大量文化信息的象征符号，而且不同种类的昆虫指向的意义并不相同，本文选取了出现频率较高的四类进行分析。蝗虫
日常提到虫，我们先联想到的一般是长着细毛的不停蠕动的软体,或者是引起身体上红发痒肿的小“烦人精”们，继而联想到词语“害虫”和“虫害”，总之大部分都不令人舒适。
蝗虫就是四大害虫之一，蝗灾爆发时飞蝗遮天蔽日集结而来，一天半日便可将庄稼毁坏殆尽，人民深受其苦，故此在传统文学里蝗虫就成了胃口大、贪婪的象征，林黛玉就曾戏称食量大的刘姥姥为“母蝗虫”。
而在《中国 2185》中刘慈欣也描写了一批“飞蝗”。这部至今未单独出版的长篇小说畅想了 2185 年的一场由计算机复活的数字化灵魂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不过在此之前，最头疼的社会问题是“钢铁飞蝗群”——“飞蝗”指的是全国 13 岁左右的孩子会集体骑“飞摩托”上天，这种不约而同地在空中自发地高速飞驰事故频发并且不可预测，文中描写道：“是无组织的甚至无意识的群体行为。这些孩子们大多互不相识，他们的共同之处只有一点：‘我闷得难受！我想飞！！’”孩子们完全不能自已，哪怕撞伤撞死也要飞，大人们对此束手无策，便称之为 22 世纪的“蝗灾”。
大规模、不可控、损失重，确实和传统蝗灾性质相同，蝗虫在这里仿佛仍是贬义的象征。直到情节徐徐展开，两个世纪以前的复活灵魂之一在计算机内部疯狂自我复制，建立起一个电子国度，占领网络、控制全局，真正的社会痼疾这才浮出水面，即墨守成规的风潮。原来技术的发展使公民寿命增长，却无法更新思想，严重阻碍了国家的健康发展，而“钢铁飞蝗群”的出现其实不过是在病态守旧的压抑之下孩子们潜意识里选择的发泄方式。
“我想飞”是精神上的呼喊，是突破枷锁的渴望，而不顾生死地飞驰是少年们被按压在地面的灵魂追求上升的具象化，这恰恰是证明了他们的健康。这是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原始冲动，健康的生命是流动的、向上的，甚至是带有野性的，这种欲求是沉滞的权威（文中的大人们）无法束缚住的力量。“飞蝗”正是这种生命原始的渴望在无意识间状态的象征，种种欲望在这个阶段并未觉醒，但违背其本性地过度压抑不可取。
原始欲望不能过分压制，可是一旦突破某一界限贪婪与罪恶就衍生了，比如《三体》中描写大生产运动中的狂热砍伐时作为喻体出现的蝗虫：“叶文洁看到的砍伐只能用疯狂来形容……几百把油锯如同一群钢铁蝗虫，她的连队所过之处，只剩下一片树桩。”特殊政治背景下，运动的锯条如同蝗灾爆发时一般蚕食了所有的树木，发展的欲望变成狂热的大潮泛滥成灾，此处刘慈欣越是刻意地拉远距离保持笔调的冷静，读者越是能感受到叶文洁的荒凉绝望。
但需注意的是，这种无意识的冰冷笔触提醒读者若把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聚焦到每个民众却都是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这使叶文洁倍感苍凉，但藏在文字背后的刘慈欣却静观其变。所以蝗虫在刘慈欣的作品里其实象征的是人类生而拥有的最原始的、还停留在无意识中的一部分，无所谓善恶，可以直接概括为人性里留存的动物性。它既带有破坏性又是人类向前的原动力。
所以与传统的象征贪与恶的“蝗”不同，刘慈欣笔下的蝗虫代表的是人类无意识的动物性。其实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刘慈欣笔下的虫其实就是刘氏科幻对于人性的象征符号，并且不同的人性侧面用不同种类的昆虫进行象征。如果说蝗虫象是关于人性里混沌欲望的象征符号，那么象征人类理性一面的则是蚂蚁。
蚂蚁
蚂蚁是在刘慈欣笔下出现最多的昆虫意象，达到 400 次以上。在《三体 II 黑暗森林》的一开篇，刘慈欣描写到了一只爬碑之蚁，叙述的口吻颇为有趣，这只蚂蚁仔细地攀登，认真地探索碑上文字的形状，爬过“7”时它觉得很愉悦，爬过“9”时它感到幸福，高级动物的智慧光辉已经开始在这个小小的蚂蚁身上闪耀。
刘慈欣还以蚂蚁为主角完成了他目前唯一的科幻童话《白垩纪往事》，讲述在白垩纪时代里蚂蚁与恐龙共同缔造的一个文明的兴衰史。我们最好是不要以拟人来理解这则故事，而是刘慈欣假定蚂蚁、恐龙在进化中拥有了高级智慧后在纸上模拟的另一文明系统。在全文的运行中，蚂蚁都表现出了取长补短的大智慧。他们小到几乎没有力量，却依靠为恐龙剔牙谋得安全，与恐龙一起经历了五万年双双进入信息时代，创造了白垩纪文明。蚂蚁之国发挥自身在工业与医疗方面精细操作的优势，仍然能和恐龙之国互相依存，即便摩擦不断。
在最后对恐龙的报复行动中，蚂蚁更是将自身小而巧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发明“变色雷粒”、制定了“断线”、“断脑”行动，即依靠微小身形潜入恐龙世界的各大系统切断导线、钻入恐龙精英的大脑切断血管，导致了恐龙世界完全瘫痪。这则童话在一定层面上可以视为现代国际政局的转喻，一大一小、一粗一细，体现出各个族群在不同环境里的生成了不同的文化生态。
但正如人类的理性常常受历史的局限而被蒙昧、冲动所遮蔽，蚂蚁的智慧也会受到生理机能的限制。比如墓碑上的那只蚂蚁不管探索得多么仔细，都会囿于短暂的记忆力很快遗忘，而创造了文明的白垩纪蚂蚁还是未能把握恐龙世界的全部，“断线行动”使得无法输送发射解除信号给恐龙制造的威力超过核的神秘武器，蚂蚁和恐龙眼睁睁地看着白垩纪文明走向荒唐的自我毁灭。刘慈欣让蚂蚁和恐龙走过和人类一样漫长的文明旅程，申明了各个族群、国家、地区命运相依的关系。
不过蚂蚁和蝗虫出现时，刘慈欣的笔触都保持着一贯的冷调，因为人性中温情脉脉的一面他留给了蝴蝶和萤火虫来象征。
蝴蝶与萤火虫
蝴蝶轻盈，流萤闪耀，一直是被人们寄予了美好意蕴的两种意象，但是它们又太过轻飘脆弱，让美好的事物显得要么缥缈神秘（如庄周梦蝶、腐草为萤），要么就易碎难留，比如梁祝化蝶，刘慈欣在《赡养上帝》中就引用了这个典故。此短篇讲述创造了人类的高级生物文明（代称上帝文明）进入晚年衰败期，来到地球被人类的普通家庭分摊认领，进行赡养，但渐渐地人类开始厌弃老而无用的“上帝”们，故事聚焦到秋生的普通家庭中。
某日“上帝”突然要回到他们的旧飞船上，临别时“上帝”的淡然和博远让秋生一家重新认识到这个漫长而光辉的文明之高贵。即便旧飞船已经难以支持，“上帝”仍执意离开，去寻觅早就以光速飞离了二百亿光年的爱人：“宇宙啊，就是《梁祝》最后的坟墓，我和她，就是墓中飞出的两只蝶啊——”，“上帝”的命运把化蝶这一传统神话投射到无穷无尽的漂流中，使这一古典神话拥有了更广博的空间，更是让爱情拥有了无限的生命。
宇宙浩浩，如何求得两只蝶儿的重逢？但是爱情让生命长出双翼当然蝴蝶在刘慈欣笔下并不止延续着古典的象征义，康澄就认为“象征中的文化记忆只有在创造与想象中才得到有效的‘释放’”。刘慈欣在使用蝴蝶为象征符号时还利用了气象学上著名的“蝴蝶效应”。
《混沌蝴蝶》就是一篇以此贯穿的作品。故事虚构了俄国和北约的战争，俄国科学家亚历山大试图用一己之力救国于危难，以远距离爆破引发蝴蝶效应，致使俄国阴雨连绵遮挡敌军的信号的方式，经过计算只要一个月就能扭转战局。这个计划仿佛天方夜谭，得不到国家支持也得不到爱人理解的亚历山大仿佛移山的愚公一般，在全球各地辗转，孤独地进行着计划，到底独木难支，未能按时赶到最后一个爆破地点，最终绝望地自焚于南极。“为了苦难中的祖国，我扑动蝴蝶的翅膀……”，亚历山大一直默念着这个句子直至牺牲。
这里的蝴蝶既是“蝴蝶效应”里的蝶，又因为蝶与蛾形态相近也暗含“飞蛾扑火”的意味，把亚历山大的孤勇、决绝、义无反顾刻画得淋漓尽致，还应和了亚历山大焚身于火的悲情结局，意有双关。于是在这里，蝴蝶便成了为了国家大义牺牲奉献的象征。相似的情节也出现在了《三体》中，不过使用的象征符号是萤火虫。
“……从陈列室中的一位即将出击的神风队员写给母亲的遗书上看到的：‘妈妈，我将变成一只萤火虫。’”变成萤火虫，是一个战士面对大战时准备献祭自己时的美丽留言，一去不返，捐躯不悔，分明晓得自己只有微末萤火，也愿倾尽所有去做穿石之水、填海之沙，这里萤火虫的象征义极其明显。
蝴蝶和萤火虫虽然都是人类情感与精神方面的象征，但在刘慈欣笔下出现时却体现出不一样的意境。蝴蝶在刘氏科幻中出现时，人物往往已经走到了几乎无望的地步，或者已经迎来了极为惨烈的结局， 比如刚才分析的亚历山大，而萤火虫出现的时候则相对乐观一些，比如《三体》里的那位年轻的神风队员，虽然他知道自己有去无回，但还存在着天真的幻想，以为自己的牺牲能换得地球的胜利，对战局存在盲目乐观的判断。
所以萤火虫还会作为希望的象征符号出现，诸如在《球状闪电》中出现的如下描写，“他计算了两个多小时就停止了，搬了把椅子坐到试验场上，不停地抽着烟斗，那与夏夜萤火虫一起闪灭的小火星成了球状闪电研究的希望之光。”
刘慈欣在凝练了中国经典文化记忆的同时又有所生成，得出了一个完备的人性各侧面的象征系统：蝗虫是欲望象征符号，蚂蚁是理性象征符号，蝴蝶与萤火虫是情感象征符号。这一套象征符号为刘慈欣有意模糊人物个性的写作方式下保证了读者还是能识别出不同人物的个性，却也同时印证了刘慈欣笔下的人物大都是情节道具，昆虫象征系统仿佛京剧里的脸谱系统一样使一大批人物的性格特征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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