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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
老蒋接电哭笑不得，这厢刚刚授完“青天白日勋章”，那边就给撤职，简直是自己打自己脸嘛，但是为了支持爱将在东北打开局面，仍然选择了牺牲陈明仁，最终签字照准。于是陈明仁刚刚立功授勋，反而稀里糊涂丢了兵权，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陈诚的这波操作，几乎让所有人目瞪口呆，连东野方面都大出意料。
陈诚这个人做事吧，怎么说呢？整军肃贪貌似没错，但是选择的时机之恶劣，以及大搞派系偏袒和倾轧，都使他成为一名妥妥的上将级工兵，给老蒋埋下一颗又一颗地雷。
（老蒋和陈明仁）
二、陈子良重掌兵权。
陈明仁被撤掉兵团司令兼军长职务后，按惯例调任有名无实的“总统府中将参军”，大概等于抗战时期的军委会高参的意思，当然就是个闲职。想都不用想，陈明仁肯定极度郁闷外加情绪低落，每天在南京喝酒打牌混日子，并且在好友的劝说下，对自己的黄埔校长渐生不满，这是陈明仁思想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到1948年秋，蒋军在各个战场上不断遭遇失败，整军整师的部队被全歼已是家常便饭，各战区既缺兵又少将，而素有悍将之名的陈明仁，自然成为几大军头竞相拉拢的对象，包括西北的胡宗南、华东的刘峙和杜聿明以及华中的白崇禧等人。这帮人都希望陈明仁出山“加持”，甚至许诺可以独挡一面，换句话说，当个军长肯定小意思了。
陈明仁考虑再三，拒绝了一众蒋军嫡系的邀请，而是选择答应了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所属的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官兼第29军军长。
（老蒋和小白）
为了笼络住陈明仁，白崇禧那是非常慷慨的，1948年12月准其重建在东北覆灭的老部队第71军，再将第29军（抗战胜利时裁撤的部队番号）和第71军、第79军合编为第一兵团（原番号的部队在长春起义）。所以到了1949年初，陈明仁身兼“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武汉警备司令、第一兵团司令、第29军军长共四大实权军职，可谓是位高权重。
白崇禧重用陈明仁当然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是陈确实很能打，另一方面是明知陈跟老蒋有了嫌隙，能够拉拢过来一名黄埔一期的名将，对桂系扩大实力和与蒋争权，都大有好处。而陈明仁选择附白，也是心里对老蒋有气，明知道蒋白不合而故意为之，双方属于各取所需，但是要说清楚，这个时间点的陈明仁，还真没有起义的念头。
四平血战，至少使陈明仁单方面认为，自己已经跟我方结下很深的梁子，没有什么转寰的余地了。
（早年陈明仁）
三、程潜相中陈明仁。
在北伐军最初的八个军中，有三个都是湘军系统，其中只有第2军谭延闿（陈诚的亲岳父）态度较为亲蒋，而第6军的程潜和第8军的唐生智，对后来居上的老蒋都不怎么感冒。所以唐生智一度举兵反蒋，而程潜的第6军也被老蒋缴械后给搞掉了，尽管这两位虽先后晋升陆军一级上将，但都是没了牙的老虎。
也就是失去了基本部队以后被边缘化的高级将领，比如程潜历任参谋总长（抗战爆发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天水行营主任等职务，其实根本没有实际兵权，1940年调回重庆担任副参谋总长，官反而越当越小了。不过老蒋也不敢怠慢这位湘军元老：一是军界资历实在深厚，二是门生旧部遍布朝野。
民国年间三湘大地可谓精英辈出，然而无论哪个阵营的湖南人氏，都得尊称程潜一声“颂公”，毕竟那是1905年就开始追随中山先生的老前辈。
（抗战后期的程潜）
抗战胜利后，程潜出任武汉行营主任掌管华中军政，但始终不被老蒋所信任，1948年怒而宣布竞选“副总统”，拉票拉到一半又决定放弃，转而与桂系达成合作，将手中掌握的选票全部投给李宗仁，助其成功当选“副总统”。这次事件，也是程潜与老蒋决裂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老蒋的“意中人”那是孙科。
老蒋恼羞成怒，将白崇禧踢出南京就职武汉，亦即武汉行营改制的“华中剿总”，再改任程潜为“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也就是从封疆大吏降为一省之长，两人关系更加恶劣。李宗仁上台后开启和谈，而宦海沉浮的程潜也深知蒋家王朝气数已尽，为使桑梓免遭战火，他很快就通过密友程星龄与我方建立了联系。
桂系的和谈目标是想搞什么“划江而治”，他们与程潜脱离反动政府的理念，有着本质的不同。
（程潜）
想法倒是有了，可惜程潜手里的实力太弱，他在湖南匆忙组建起来的地方保安部队只有不到3万人，且基本都是新兵，战斗力很差。面对白崇禧的20多万重兵环伺，贸然起事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左右建议应把陈明仁争取过来，那么双方联手将拥有10万人马，足以跟白崇禧周旋，程潜深以为然，遂请刘斐出面，请调陈明仁兵团入湘。
对于程潜的这一请求，老蒋和白崇禧居然同时一口答应了，前者认为，陈明仁怎么说也是黄埔嫡系，率兵镇守长沙既可以监控桂系和湘军，也可以堵住白崇禧企图退往广东的后路。而后者判断，陈明仁早跟自己是一条心了，由第一兵团控制住长沙，桂军主力可保后方无虞，一旦将来四野压境，也方便通过湘境南撤。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下，1949年2月18日，陈明仁率第一兵团77000余人到达长沙，名义上是“率部驻湘编训”，司令部驻湘江西岸之望城坡。
四、学生老师“演双簧”。
陈司令官到长沙的第一件事，便是面见昔日的恩师，同时把老蒋命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老校长过目，则两个校长在陈明仁心目中的分量，至此一见分晓。程潜笑了，试探地说：“你握有兵权，要杀要抓随便”，陈明仁急忙表态：我不听老蒋的，听颂公你的指挥！也就是说，程潜请调第一兵团入湘的谋划，完全成功。
在两个人的第一次密谈中，程潜也基本摸清楚，陈明仁对蒋、白皆为不满，对老蒋自不必说了，至于对白崇禧负隅顽抗的企图，陈明仁站在军人的角度，也深知解放军的战力非常强大，打下去是没有前途的。不过四平之战的阴影，也让陈明仁很是迷惘，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他当时并没有想好。
在不久以后的第二次密谈中，程潜干脆坦率地交了底，说明准备与中共合作走和平的道路，希望陈明仁与之一致行动。
陈明仁并不感到意外，因为程潜的政治态度他早已有所耳闻，否则蒋、白也不会命令他就地监视了。但是对于举旗起义，他还是有些顾虑的，一方面是个人的处境问题，另一方面是白崇禧的桂系军队仍驻于武汉地区，如果事泄暴露，桂军可从武汉迅速南下实施武力镇压，以第一兵团和长沙绥署的力量，是绝难对抗的。
所以陈明仁的表态颇有回旋余地：“这件事，我只和你颂公保持联系，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在公开场合，我还要以原来的面貌出现，这样可以继续取得蒋、白的信任，特别是减轻武汉方面的军事压力”。程潜虽然没有看到所希望的最好结果，但至少陈明仁没有表示反对，说明事有可为，
当时的长沙内外，蒋系特务和桂系眼线遍布，陈明仁的些许犹豫和谨慎行事，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保密的作用。
（白崇禧）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程潜和陈明仁这对师生巧妙地演起了“双簧”，一个主和，一个主战，把老蒋和白崇禧玩得团团转。关于这段历史细节，早几年有部电视剧《黎明前的暗战》，对长沙当年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进行了全面刻画，郭达版的白崇禧、杜雨露版的程潜，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1949年4月20日，当李宗仁最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程潜立即在长沙召开绥署高级会议，研究和谈破裂后湖南究竟怎么办的问题。会上程潜点名请陈明仁第一个发言，这位子良将军站起来慷慨激昂：“中央既有命令再战，自然只有在中央和白长官领导下作战到底”！
这番表态让与会众人面面相觑，程潜默不作声，而蒋、白闻报则大加赞赏，愈发信任陈明仁。
（像不像）
渡江战役后，随着四野大军兼程南下，远在香山的毛主席，也对老家湖南的局势给予了非常关注，委托湘籍民主人士联络程潜，希望当年的“老长官”（1912年，主席曾在湖南新军当过半年的列兵）毅然站到人民的一边，而关于程潜名列“战犯名单”第26位的事情，也进行了相应解释，彻底打消了程潜将军的顾虑。
与此同时，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也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做陈明仁的工作，先后发展了若干陈明仁的亲信作为沟通的纽带，其中就包括第一兵团参谋长文于一。不过6月间当程潜就湖南和平起义诸事，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备忘录”时，陈明仁仍然拒绝签字，也就是尚未下定最后的起义决心。
1949年5月底，四野大军兵临长江北岸，白崇禧率部仓惶退入湖南，长沙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程潜剧照）
五、陈明仁坚定信心。
湖南省工委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准确地摸清了陈明仁思想上的“三怕”：一怕泄密，因为白崇禧正驻军长沙周围；二怕四平之战的事情被秋后算账；三怕戴“投降”的帽子。地下党一边继续做工作，一边将陈明仁的思想状态逐级上报，毛主席得知后，专门委托章士钊传话给陈明仁：
“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是了，我们还要重用他”！不仅如此，毛主席还派出特使李明灏先生（早年是广州陆军讲武堂教育长），专程秘密前往长沙，会见程潜、陈明仁并转交了亲笔信，至此，两位将军彻底解除了思想包袱。
程潜于7月16日秘密会见四野代表刘梦夕同志，表示说：“我本人已下了最大的决心，坚决遵照毛主席给我的指示去做，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陈明仁得知毛主席关于他的谈话后，也正式表明了起义态度：“近日得悉毛主席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起义，子良深表赞同”！然而在白崇禧的军事压力下，陈明仁仍然以主战的面貌公开活动，继续跟程潜唱黑白脸，关于起义一事，除少数几个心腹外，整个兵团的近八万官兵对此一无所知。
陈明仁还下令第一兵团各部加紧修筑城防工事，作出死守长沙的姿态，成功地迷惑了白崇禧，却也留下了巨大隐患：所部根本没有进行有关起义的思想动员，绝大多数官兵不知底细，一旦起义实施之际，思想上难免出现混乱。所以陈明仁行事之密固然值得称道，但是忽略了对部队的掌握，确是疏漏。
1949年7月下旬，四野大军全面逼近长沙，白崇禧不敢接战，又准备继续南逃衡阳。
六、湖南和平起义。
“小诸葛”也有上当的时候，他认定陈明仁是可靠的，而程潜是不可靠的，所以在撤退之前，逼迫程潜前往广州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然后由陈明仁兼任湖南省主席，掌握长沙军政全权。程潜不肯去广州，最终的协商结果，是离开长沙“出巡”祁阳，7月21日，白崇禧亲自带兵前来“送行”，确认程潜离开长沙后，才放心撤往衡阳。
白崇禧和桂军主力一撤，陈明仁终于松了口气，而程潜绕了一圈后，又秘密潜回长沙，至此湖南和平起义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1949年8月4日下午，程潜和陈明仁领衔37位军政官员发出通电，宣布湖南和平起义，第二天，四野先头部队第46军138师进入长沙。
毛主席、朱总司令发来贺电：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
在衡阳的白崇禧闻知长沙起义的消息后，气急败坏，一边以黄杰为司令重组第一兵团，给陈明仁的各军各师发出欺骗性电文，一边命令派出飞机到长沙撒下大批传单，极尽颠倒黑白和污蔑之能事。同一时期，蒋系的保密局特务也不断在陈明仁部队中进行煽动，使情况更加恶化。
第一兵团来到湖南整训后，作战序列有所调整，当时下辖第14军、第71军和第100军。从部队番号可以看出，都是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被歼后重建之部队，士兵也多为江南的各编练司令部所招募，陈明仁的老部下很少，因此掌握和熟悉的程度有限，另外由于都是新建部队，我党组织也未及开展工作。
因此，在敌人的欺骗宣传和不明真相之下，第一兵团所属三个军九个师中，居然有三个军部加六个师大部发生叛逃。
（陈明仁上将）
根据统计，先后南逃的叛军总数超过了40000余人，没有叛逃的三个师加程潜的三个保安旅、一个宪兵团最后改编为解放军时，实有人数为77183人，去掉程潜地方部队的约30000人，第一兵团真正起义的为47000余人，确实只占到了半数左右。期间，白崇禧还派出桂系精锐，北上接应叛军。
四野代表团在向野司发出的报告电中指出：“到目前为止，陈部发生问题部队已将近半数，陈对其部队把握亦不大，主要是陈对部队联系不密切、思想无准备、我党在该部无下级基础，现该部情况极严重”。
四野司令部接报后，一边上报北平说明情况，一边迅速组织有力部队南下追击，8月9日，司令员林彪下达作战命令，要求第40军、第46军和第49军分别出动，向衡阳方向疾进。
（陈明仁夫妇）
尾声：
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时间里，四野追击各军与接应叛军的桂军第三兵团多次交火，分别击溃了歼灭了一部分敌人，但大部分叛军仍然逃出了我军的包围圈，8月17日，林彪、邓子恢下令各追击部队停止南进，转入休整和筹划下一步大包围之作战。
期间出现了一个插曲，也就是第49军146师在追击叛军的过程中，由于通讯故障，未接到野司停止前进的命令，一头闯进了敌人纵深地带的双峰县青树坪地区，形成孤军深入之态势，遭桂军两个军的反扑和围攻，遂有“青树坪血战”，而这次战役的结局，又引爆了四野大破桂军主力的衡宝战役。
1949年9月2日和10日，程潜和陈明仁分别动身前往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陈明仁的第一兵团不久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