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郭梓昊
凌晨2点，玉米地里一阵响动。
老高抄起铁锹和手电筒搜寻。强光打向漆黑的角落，地上满是苞谷碎屑——野猪又来了。两小时后，半片农田“被糟蹋光了”。
一只成年野猪，眼泛幽幽红光站在不远处。对峙之下，老高不敢贸然靠近，站在原地猛跺了几脚，用陇南本地话厉声呵斥了几声，“打野猪咧！”
野猪跑了，消失在夜色中。
甘肃省陇南市，一贯有“塞上小江南”的美誉。白龙江蜿蜒曲折，青山密林环绕，是野猪繁衍生息的天然宝地。
从农历三月开始，土豆下种之后，野猪就开始到农田里拱种子；当小麦青苗刚长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野猪又来啃青苗；而到了夏秋之际，土豆、玉米等作物熟了，野猪们又成群结队的下山“饱餐一顿”。“农民一年四季，天天都得防野猪”。
除了“霍霍”庄稼，野猪还伤人。
“太凶了，太凶了。”去年冬天，48岁的杨平德在路边给房子打地基。一头野猪冲撞而来，直接把他掀翻在地，又转身将他死死压住。“200斤的体重！还想划破我肚子，我只能背过身去。”杨平德边说边拉起衣袖，展示野猪在他的手臂上留下的伤疤，近15厘米长。
杨平德手上的伤疤
被咬几口后，杨平德不断挣扎呼救。儿子闻讯赶来，抄起铁锹赶跑了野猪。老杨至今后怕：“如果儿子不来，我人就没了。”
但人拿野猪没办法。
2000年8月，野猪被国家林业局列入三有保护动物名单，禁止捕猎和杀害。此后20年来，它们越发频密地闯进寨子、堵住居民楼道，甚至在小学门口打起滚来。
不提捕猎，就算是驱赶，如老高这样的农民，也多次被当地派出所告知“要有分寸”：“不要给打死咯，不然还得抓了（你）去。”
老高们不理解：“保护这些搞破坏的野猪成了义务，那我们农民呢？”
野猪噩梦
百度上有个野猪受害城市排名，陇南排第一。
“头猪二熊三老虎”，是陇南民间流传的一句谚语。对于常年耕作的农民来说，成年野猪群是最痛苦的噩梦。当地野猪体长在1.5-2米之间，有些比成年人还高；体重基本在200公斤左右，相当于一个日本相扑力士。
“它们昼伏夜出的，难预防得很，一晚就能糟蹋完几亩耕地。”陇南三仓镇，山坳与斜坡上，玉米杆子被拦腰折断、苞谷散落一地，野猪留下的脚印比人还多，呈u字形、散乱地嵌进泥土里。
野猪糟蹋过的玉米地
二十年来，当地农民驱逐野猪的办法五花八门。有时候，是提着灯敲锣打鼓；有时候，是放一串鞭炮；晚上进山能听见农民用录音机循环播放的陕西老秦腔。内容从昔日的“山花花”，变成了“哒哒哒，野猪快跑”。
“这野猪，我们赶不走。”老高愁眉苦脸地抱怨。五花八门的手段虽然短时间里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过于耗时费力，另一方面，野猪们一旦确认这些手段没有实质性危险后，依旧来去自如。
老高的遭遇算好的。
在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49岁的尹克举躺在病床上，伤口缝了三十几针，目前仍有感染危险。因为下唇肿胀得说不出话，他只能用动作示意。
在医院的尹克举
7月24日早上8点，尹克举伺候好80岁老母的起居，打算牵马进山耕地，路上被“带有利角”的野生动物袭击了。在医院开出的证明上，此次遇袭造成伤者“左面部开放性损伤”、“唇部多处裂伤”。
村民们认定，这事儿又是野猪干的。
“野猪伤人事件的起因，往往来自人类的主动攻击或被动自卫。”陇南武都区相关部门负责人林真明称，只有受到威胁时，野猪才会出于本能反抗。“进入攻击状态的野猪，奔跑起来相当于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獠牙顶到人身上，就是个血窟窿。”
在陇南市，野生动物伤人几乎每年都有发生。据林真明介绍，仅2020年一年，陇南市仅武都区便发生野生动物（野猪、羚牛）伤人事件3起，造成1死2伤。自2016年有记录以来，因野物造成受伤、死亡的，超过8人。
情绪引来对碰，当地村民一天多个电话，打爆了陇南武都区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的固话，想以“除害”的名义狩猎野猪。
但这样的愿望无法实现。
退耕还林
满地狼藉中，老高挑拣着残存的玉米粒和土豆，心凉了一大截。
这次，老高“看得不紧、运气不好”，地里的收成算是黄了。陇南市武都区一家保险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武都区因野猪损毁农作物的赔付款，仅玉米一项，便超过150万元。
老高没有买保险，只能默默承受。但据隔壁何家坝村的村民说，去年在下乡干部的动员下，村民曾集体为自家庄稼投了保，“一亩6块钱”。当地受猪害之后，村民也是自发统计上报，最终却没了下文。“我们这天高皇帝远，谁管？”该村民说，“大部分人都没拿到钱，就算有，也少得可怜，买种子的本钱都收不回来。”
老高心疼的站在自家的玉米地旁
和毁坏玉米作物相比，野生动物伤人的代价更小。2017年至今，陇南市武都区用于野生动物伤人补偿的总款项，仅为106800元。这个记录在册的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更多人在遭遇野生动物袭击后，不懂、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争取权益，只能草草作罢。
陇南深山里，农民们几乎都跟野猪打过照面。“数量多”、“破坏庄稼”成为他们描述野猪时的标准答案。但对于野猪真正的泛滥程度、损坏的庄稼面积以及赔偿金额，陇南当地却始终无法给出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数字。
“野猪满山遍野跑，我们也没能估算具体数量。当地以山林为主，耕地被分得细碎，受损面积这些更是难以统计。”上述负责人林真明表示，想要说明野猪泛滥，目前仍缺少一个系统的论证和调查。
在他看来，农民口中的野猪“变多了”，更多是一种直观感受。“究其原因，是野猪下山、与人交集的频率变高了。”
“以前山上都种着庄稼，野猪就只在山上活动。这几年退耕还林，野猪找不到吃的，就跟着人和耕地，一点点地下山了。”林真明解释道，野猪下山也从侧面说明近年来的环境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野猪下山了
公开信息显示，2014年至2020年，陇南市全面完成退耕还林108.9748万亩。其中，栽植经济林77.9748万亩，占退耕总面积的71.6%。大面积地种植经济林，改变了野猪所处的原生坏境，“七成的经济林，大多种的是野猪不吃的花椒、核桃树，加剧了它们下山觅食的几率。”林真明分析。
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问起野猪泛滥的原因，种地的农民几乎很少会想到环保上取得的胜利，仔细考虑后，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答案：野猪多了，是因为猎人少了。
“猎人缴了枪，豹子、老虎全被关进动物园了，野猪在山里几乎没了天敌，还不泛滥？”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种群调控委员会主任助理王海滨看来，因为人类的保护、天敌减少，才导致了野猪种群数量激增。
他举了个例子，2010年时全国有野猪150万头，其中陇南占了60万。而这些野猪一年下两窝，一窝7、8个，繁殖能力极强。“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进行了二十一年的保护，如今种群数量失衡肯定是正常现象。”
躲在车里的老高，深夜与野猪“斗智斗勇”
“目前国内已经不存在一个纯自然的生态系统了，人类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实际上改变了自然的生态链条”。王海滨认为，作为食物链的顶端，人类在扮演主角的同时，还要负起相应的责任。“面对不断激化的人猪冲突，可在进行一定容忍度调查后，成立狩猎队，对野猪种群进行适度的调控，也就是所谓的‘汰猎’。”
6月11日，陇南市武都区下发野猪捕猎试点公告，称当地野猪损害庄稼严重，正在组织成立狩猎队，全区计划捕猎野猪600头，试点期间捕猎200头。
当地农民似乎看到了希望。
狩猎队难产
从7月开始，32岁的李挺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区里了解狩猎队的成立进展，每次都被告知“还在筹备中”。
李挺从小生活在山区，8岁跟着爷爷打猎，14岁时自己外出接活。在猎枪管制还没收紧的年代，野猪是爷孙俩枪口下的猎物。1996年，国家实施枪支管控法，家里的几支老猎枪被收走，17岁的李挺拿起锄头下了地。
二十年里，丢掉猎枪的李挺，拿野猪没办法。“我们寨子原本有两千多口人，因为野猪作乱，不敢耕地，60%的劳动力一年到头都在外面打工。”
田里的稻草人已经无法对野猪形成威慑，而真正的人则被野猪挤走了
狩猎队迟迟没消息，李挺有些着急，捕猎野猪的事儿，又这么算了？
实际上，陇南市已在7月宣布进入集中捕猎阶段，各县区制定实施办法，全市范围内开展野猪捕杀行动。但实际执行中，问题不断。“由于枪支弹药管控和资金周转问题，目前组建捕猎队，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当地林业局的相关人员解释道。
“打野猪需要猎枪，但枪支证明始终卡在公安手里。无论林业局发多少狩猎证都没用，问题的关键还需要政府内部协调。”王海滨进一步解释称。
从真枪实弹的猎人，到拿着木头枪的稻草人
即便狩猎队能成立，也很难进入良性循环。“配齐人员、枪支、日常开销等各方面，组建一支20人的捕猎队，一年至少需要上百万，但捕猎野猪本身几乎不产生收入，财政相对困难的市县难以负担。”王海滨说。
对此，王海滨提出了一个想法：将已成立狩猎野猪的队伍进行市场化运作，去承包政府的服务，加入到全国各地的猪害整治。但这又涉及了另一个问题，捕猎的枪支流动该如何管控？
谁买单？
难产的狩猎队背后，是更广泛的的人兽冲突议题。
2021年7月，云南网红象群一路逛吃，在普洱市大开河村伤人，致1人遇难；同年5月，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的一名藏族村支书被野猪袭击身亡；南京城内，仅2020年，便出现了20头野猪在闹市狂奔……城市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的界限，逐渐模糊。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博士严中成，研究人兽冲突一年，期间走访了四川巴中、雅安、广安等人兽冲突高发地。在他看来，“致害赔偿是治理‘人兽冲突’的主要方式之一，即在损失后通过购买的保险或由政府部门直接定损后赔偿。”
谁为“野生动物致害”买单？首先要明确责任主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受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上述法律条文中的‘当地人民政府’是模糊的责任主体，到底是哪一级政府，没有明确。实施过程中，责任一级推一级，最终只能不了了之。”严中成表示。
野猪不会主动伤人，只是想吃饱
2020年，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块上，有西和县洛峪镇石景村村民反映称，野猪成群毁坏小麦，致多户村民小麦大面积毁坏，望给予重视和赔偿。
当地县政府回应称，由于野猪损毁农作物现象在林区相当普遍，如果对野猪损毁农作物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面认定补偿，工作难度极大，无法落实补偿资金，只能以人为防范，以减少群众损失为主。“经咨询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野猪毁坏小麦也不在赔偿范围。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除此之外，各地政府曾尝试与保险机构达成合作，开展野生动物致害保险业务，俗称“野责险”。但因缺乏长期盈利点，“野责险”发展举步维艰。
“保险公司需要专门的人、有周期性地到现场去定损，无形中拉高了成本；另一方面，由于赔付金额过高，目前卖野生动物致害保险，保险公司往往都是亏损状态。”严中成称。
推出“野责险”，赔付金额远大于保险费。《半月谈》2017年一篇报道披露显示：普洱市江城县2015年安排70万元购买野责险，保险公司最终赔付249.05万元。“保险公司赚不了钱，承保动力就很小了。”
“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野生动物致害成本，主要还是由受损主体也就是农民自己承担了。”严中成表示，若从野生动物产权归属来看，野生动物致害成本理应由全民共同买单，而具体的落实责任则由各级政府实施。
“忽视其它利益相关者，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如野生动物重要。”严中成强调，在人兽冲突中，利益受损更多的是“穷人”——如何解决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至关重要。
野猪在前进，而人在后退。收拾完地里的玉米，农民老高决定把自家的地撂荒了。“就种点野猪不吃的青草，平时喂喂牛羊。”老高指着远处光秃秃的山坡，“这半山腰，近一半的地都荒了”。
（文中林真明、李挺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