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所罗门·诺瑟普在1853年所著传记体小说改编的电影《为奴十二年》，反映了美国早期种植园的蓄奴历史，以及地域、种族和文化冲突，该片获颁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费舍尔检视出美国早期历史中的四种人群：清教徒、保王党、贵格会和边区人，他们因不同原因离开英国故土，其各自的宗教派别、社会等级、地域文化迥异，也为此后建立的多元主义美国打下文化烙印。
《阿尔比恩的种子》
作者：（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译者：王剑鹰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根据霍桑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红字》，以17世纪的英属殖民地马萨诸塞湾为背景，“非道德”的男女爱情与清教徒的恪守清规产生巨大冲突。
当我们谈论起美国时，我们是否能意识到，美国其实是一个复数名词？即便谈论起美国的“复数性”特质，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联邦制和多元文化主义，往往忽略了地域文化与美国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形塑关系。《阿尔比恩的种子》一书的译介，弥补了中文世界读者对于美国地域文化差异的认知匮乏，在一定程度上能为我们理解美国当前政治文化，提供更为厚重、更具历史感的维度。
在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尔的笔下，有四种地域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美国“自愿社会”（voluntary society）的形成。四种文化都来自不列颠，经由1629到1775年间四次不列颠移民大潮，穿越大西洋，到达美利坚，从此落地生根，成长为彼此迥异的地域文化，但又共同铸就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自由底色。书名中的“种子”正是对这一过程的比喻。四种地域文化分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文化、弗吉尼亚的保皇派文化、特拉华河谷的贵格派文化与阿巴拉契亚边区的边境居民文化。将美国文化的源头追溯至英国移民的故土，这样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是此前罕见的，它让世人了解到美国并非“没有历史的国家”。
为了区分和说明四种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别，费舍尔试图用“文化所包涵的价值、习惯和意义的规范性结构”来构建一套标准意义上的“民俗”。这套标准化的民俗采用了语言、建筑、家庭、婚姻、性别、性、取名、儿童抚养、年龄、死亡、宗教、魔法、学习、文字、食物、衣着、运动、工作、时间、财富、继承、等级、联合、秩序、权力、自由等26个基本要素。费舍尔认为，四种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根源于不同的原生文化区域。
费舍尔建构的民俗模型，就是为了分别讨论四种不列颠地域文化如何在北美传承、适应、发展与演化。虽然都来自于不列颠，但在费舍尔笔下，四种地域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远小于其与大西洋对岸的故乡之间的关联。不仅如此，从不列颠不同文化区域出发的早期移民，虽然移民动因、宗教派别、社会等级、世代顺序以及来源地区各有不同，但来到美利坚之后，都竭力保持着祖地原有的理念与文化特质，并没有因为殖民地的外部环境而完全“文化重组”。在美国社会族裔日趋多元化的当下，英国后裔早已成为人口比例中的少数，但按照费舍尔的标准，从乔治·华盛顿以来的美国历届总统中，除了范布伦、肯尼迪以及奥巴马之外，莫不是他笔下四种地域文化的后裔。可见这四种地域文化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绵长的文化霸权地位。
新英格兰
英国新教徒的“圣经共和国”
迁往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多是出于信仰目的。1629年到1640年期间，从英格兰东部七郡出发的新教徒移民，选择在新英格兰地区再造一个“圣经共和国”。这个加尔文主义乌托邦的建造者，来自英格兰清教运动最兴盛的东部小城镇之中。被后世化约为美国理想主义与例外论信条的“山巅之城”，就是源自十七世纪英国东部的流行语。新教徒的宗教信念包括了堕落、誓约、拣选、恩泽和爱。这些核心观念一直存在于新英格兰的新教徒心中，奠定了这一地区基本的文化基调。“与祖地分离的疼痛感”构成了新英格兰地区文化的另一重要因素。乡愁、焦虑以及“自愿放逐”的失落构成了普遍的文化意绪，结果在殖民地焕发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风气。新英格兰人厌烦种种新变化，同时担心会出现所谓“殖民地退化”的问题，因而力图坚守从英格兰带出的文化遗产。
在新英格兰人看来，好的社会秩序应当保全整体。保全整体的前提意味着不承认内部差异的存在。新英格兰人的公共自由观念，也关涉到整体的社区。为了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个人要受到很多限制。新英格兰人愿意为了共同体的秩序约束个人行为，但要求这些限制要有成文法的依据，并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贯彻。与之类似的，还有新英格兰人的“灵魂自由”观念。这种“灵魂自由”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宗教宽容。新英格兰的奠基者们相信自身的信仰乃是真正的正统信仰，因而，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迫害与之相异的其他人。公共自由与灵魂自由都是新英格兰“有序自由”的组成部分。费舍尔认为，在漫长的岁月中，有序自由的原则是新英格兰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
有序自由意味着政府的积极角色，早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约翰·亚当斯。他担任总统期间，通过了一系列立法来促进国家对经济和道德方面的直接干预。新英格兰人有序自由的国家试验，被联合了其他三种地域文化的领袖人物托马斯·杰斐逊所阻断，这位亚当斯的老对手，代表的是与新英格兰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地域文化。
弗吉尼亚
骑士精神的贵族遗风
奠定弗吉尼亚殖民地主流文化的保王党，主要在1642到1676年之间到达美利坚。移民高峰是英国国内清教徒当政的十年。这批移民在英国内战中始终忠于国王，他们的故土家园主要位于英格兰的南部与西部，尤其是以威塞克斯为中心的英国腹地。保王党移民潮的形成，离不开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Sir William Berkeley）的推动。伯克利有意要在美利坚重建故国遭到排斥的文化体系。按照伯克利的说法，在新建的共同体中既可以免受政治迫害，又有广袤的土地供给无产业可继承的贵族青年。
对于想要延续英国内战前旧有道德准则，保持一贯社会地位的英国保皇派而言，殖民地无疑充满了吸引力。这批移民对自身传统英国文化保有深刻的眷恋，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精英倾向、等级观念”。他们是所有殖民地社会中最乐意将英国称为“母国”的一批人。与新英格兰的移民类似，他们也有移民身份所产生的焦虑感。弗吉尼亚的“母国文化隐痛”，表现在殖民地精英对内很高傲，但作为殖民地又感觉低人一等。其结果是，他们对殖民地内部的等级秩序特别地看重与强调，比如说弗吉尼亚殖民地的禁奢令，目的就与新英格兰截然不同。他们的目标不是禁止奢华和炫耀，而是为了维持社会等级。再比如说，弗吉尼亚人培养下一代人的目标，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在等级社会里找到合适的位置。一方面，按照贵族文化的标准，男性应当骄傲、勇敢，执着于名声与荣誉；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等级社会的准则，他们又必须克制、谦恭，须平静接受命运的安排。乔治·华盛顿正是这种教养方式最成功的案例。
弗吉尼亚的自由观是精英式和等级化的。自由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社会等级，费舍尔称之为“支配性自由”。支配性自由有几个重要的面向，会在美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反复出现。首先，支配性自由是统治的权力。自治与有限政府的观念由此而来，国家的权柄不能超出保护自由所需的最小职权范围。伯克利与弗吉尼亚精英共同设计的政治与法律机制，都最大限度地保障着本地贵族的自由权利。比如，“无代表不得征税”原则的确立，以及本地精英长期处于自治的状态，都为伯克利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其次，支配性自由通过支配他人来实现独立，维持自由。这是一种全然基于等级观念的自由，上等人拥有更多自由，奴隶则绝对没有。支配性自由还要求个人独立以及对自我的约束。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必须是自己行为与思想的主人。弗吉尼亚的绅士训练，始终都在贯彻这样的理念。支配性自由的观念具有不断延展的能力，比如，杰斐逊所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他们所秉持的正是精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立场。
弗吉尼亚“保王党”文化中的荣誉观，缔造了这一地域文化的战争偏好。从1798年开始的每一场参战争论，包括后来的一战与二战，这一地区都强烈支持美国参战。这种基于地域文化的“恒定模式”，引起了不少美国外交史学者的注意。有研究者就依据费舍尔的研究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出台受地域文化影响较大，尤其是南北两个“亚文化区”分别代表了美国对外政策中鹰派与鸽派的立场。虽然这样的归类与归因可能过于粗略，但也说明了地域文化的持久的影响力。
特拉华河谷
贵格派的灵光与多元主义
第三波移民确立的文化意绪与前两波移民的文化保守主义完全不同，他们奠定的是多元主义的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由1675到1725年间横渡大西洋的贵格派移民带到了美利坚。贵格派移民来自英国中北部，这一地区地处偏远、人烟稀少、极度贫穷，结果促成了贵格派的诞生，使其迅速壮大。贵格派的移民动因不仅是消极躲避宗教迫害，还是为了积极实现宗教追求。贵格派教义的核心理念是灵光。有别于新英格兰清教徒被上帝拣选的宗教观，贵格派神学体系的核心是上帝的爱与光，他们相信耶稣给人类灵魂种下了神圣的善和美德，这种灵光为所有觉醒到其存在的人带来了救赎的手段。救赎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并非局限于一小撮被选中的幸运儿。
正是因为这种宗教信仰的支撑，贵格派移民在实现平等与包容的观念上，比十八世纪其他的区域文化要走得更远。比如贵格派反对由血缘、出身和财富形成的社会差别，而强调应当根据品行与价值来评价男女。特拉华河谷的公序良俗，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其他人的宁静，这种开放的秩序观念无疑是一种革命。宗教理念塑造了贵格派殖民地的政治文化。英国复辟时期的贵格派意识形态对宾夕法尼亚影响之深远，远胜其他地域文化。
贵格派的“相互自由”观也深刻践行了其信仰的核心原则。贵格派的宗教自由观念，不同于新教徒所秉持的坚守正道的自由观，贵格派的灵魂自由保护着基督徒的任何一种良知，即便是他们自身并不认同的观念。除了宗教上的自由，特拉华地区还有着三种世俗的英国人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受代表制政府统治的权利，以及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威廉·佩恩亲自为英国人权利制定细则，保障了这些权利在宾夕法尼亚的实施标准要远胜当时英格兰的普遍做法。费舍尔对于贵格派的评价极高。贵格派在英格兰曾饱尝宗教迫害之苦，他们在英格兰要求平等享有英国人的自由权利，却因宗教信仰而长期未果。当他们终于建立起自己的共同体时，他们不仅保护了自身的自由，还将他们在英格兰的权利诉求也同等地给予非贵格派的其他群体。
阿巴拉契亚
爱尔兰海沿岸边境文化的承继
在四种发祥于不列颠的地域文化中，费舍尔对边区文化的勾勒与阐释显得最具野心。美利坚边区文化的建立者，来源于英国相对应的边界地区。这是一个围绕爱尔兰海所组成的边境地带，它包括了英格兰最北端的六郡与苏格兰南部的五郡。这一地区长年处在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你来我往的战火之下，形成了苦难深重的边境文化。从17世纪开始，这种边境文化越过了爱尔兰海，蔓延到阿尔斯特地区。边境地区的文化崇武好斗、血亲联盟与宗族纽带，这些因素比对国王的效忠更重要。这一地区的移民动因更为世俗，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詹姆斯六世继位之后开启的边区平定改造运动，扰乱了不愿接受新秩序的边民生活，变革使他们处境艰难，他们逃往美利坚就是为了在新世界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
这批骄傲鲁莽的边境移民进入贵格派殖民地之后，被贵格派精英向偏远地区导流。来自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裔爱尔兰人”，迅速在南部高地建立了文化霸权。这片被费舍尔称为“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文化区域位于印白冲突的中心地带，大部分地区都有领土争议，属于美利坚殖民地的“文化边疆”。这些外部条件既契合了边民们原生的社会环境，又进一步加剧了边区定居点极度保守与排外的社会意绪。与不列颠边界地区的文化极为类似，美利坚的边区同样缺少权威政府的管制，一方面本地显赫家族把持大量土地，经济上两极分化，社会级差较大，但另一方面，美利坚边区的社会分层却没有在社会行为与准则上形成等级化的规范。
美利坚边区文化在社会行为方面有一种奇特的平等性。边区的精英阶层并不特别有文化教养，也非能力超群之辈。他们的地位直接依赖于所掌握的财富与权势，并通过阶层内部的通婚与友谊来巩固。一旦失去财富，立即丧失社会地位。边区社会存在着庞大的无地佃农群体。他们穷困但骄傲，将贫穷与自豪融为一体。比如“红脖子”一词，最早就是用来指称边区农村的无产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比较对等。他们着装类似，甚至相互直呼其名。与边区社会的平等交往方式相呼应的，是边区政治文化崇尚强人领袖的特点。领导人因为行动果敢、有效，能够吸引大批的追随者。这些领袖采用平民化的政治语言，但却不是用来表达对民众利益的追求，而是要号召人们为其事业努力。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民粹主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其政治风格明显源自于此。虽然研究边区历史的学者们多认为，费舍尔塑造和强化了阿巴拉契亚山区文化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但毫无疑问，当下美国的政治文化再次印证了费舍尔对边区文化生命力的判断。
边区的自由观念是一种极端的“天然自由”。边区居民反感政府的管制和法律的约束。他们厌恶强加的权威，提倡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认为公共事务只要以最低成本的方式来满足即可。18世纪南部著名的自由斗士帕特里克·亨利就是这种自由观的代表。他抵制任何形式的强政府，提倡低税收，主张以武力对抗侵犯自由之权威。“不自由，毋宁死”折射的正是边区文化特有的极端自由观念。
四种源流
美国历史中的共识与冲突
费舍尔的意图不在于揭示地域文化本身，而在于用四种源自不列颠的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来为美国历史中的共识与冲突找到新的解释，从而证明四种地域文化乃是美国“自愿社会”的中流柱石。费舍尔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四种地域文化之间差异巨大，并不存在相互消融与合流，而是顽强且完整地长存于美国政治文化中，各自生长。
四种地域文化中，除了边区之外的其他三个主要地域的精英，通过1787年宪法达成了制度上的共识，但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身份意识。进入全国性政治舞台之后，带有鲜明地域政治文化特征的国家观念、自由理念、围绕奴隶制、州权，以及外交事务等方面的不同态度，形成了差异分明的施政方针与政策走向。四种地域政治文化在联邦层面分化组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生机，从而塑造了美国历史的呈现面貌。
费舍尔以美国总统大选为例。在早期共和国的阶段，某一地域文化的代表人物如果要将本地域政治文化推向全国，都会招致其他地域文化的联合反对。比如杰斐逊在1800年战胜亚当斯，就是南部沿海联合了特拉华河谷与南部高地，通过一场“多元性的自由运动”击败了亚当斯的有序自由试验。1856年后，候选人单一的文化地域背景不再管用，新的以南北为划分的地域文化联盟开始形成。比如亚伯拉罕·林肯的当选，不仅因为其父系血统中具有新英格兰、贵格派与阿巴拉契亚山区三种地域文化因素，还因为共和党在北方形成了基本的政治联盟。
在费舍尔看来，美国政治文化显然重在分歧，而非共识。能在所有地区都赢得广泛支持的候选人凤毛麟角，伍德罗·威尔逊是其中之一，然而，他的改革方案仍然招致了大量基于地域的反对声音。在威尔逊之后，美国大选中一贯的地域性投票又卷土重来。费舍尔提出，只有面临共同的外部危险之时，四种地域文化才能暂时放下分歧，联合行动。比如，面对帝国官员改造殖民地的文化压力之际，18世纪末濒临与法国开战的准战争状态之时，还有在1920年代面临外来移民压力的时期，以及美国卷入二战之后。在危急关头，四种源自盎格鲁-撒克逊的地域文化往往能够放下分歧，一致“对外”。
费舍尔利用地域文化来解释美国“自愿社会”的形成，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其视野之宏大、格局之开阔都在历史学界难得一见。但全书过于宽宏的风格也产生了不少漏洞，比如全书通篇采用的精英史观，过于明显的现实指向，证据链单薄，费舍尔对边区文化对应地域和族群的分析，以及他对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忽视，这些都为他招致了不少学界同行的批评之声。可能同样因为此书体大思精，中文译本虽然语言流畅，但疏漏笔误之处颇多。但对国内读者而言，美国的学界争议也许难掩此书之光彩。
费舍尔的地域文化分析框架虽然宏大，但最终的落脚点仍是自由观。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在美国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多元的自由观。多元的地域文化滋养了四种不同的自由观念。正如他在结语最后所指出的，“美国自由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从来不是单一的观念，而是一系列有区别，有时甚至是冲突的传统，彼此之间维持着张力。自由观念的这种多元性缔造出一种自由文化，在开放性及扩展性方面远胜任何单一的自由传统”。美国文化的“复数性”特征，值得我们深思。
□何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