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怎样的青年，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在“爆款”主旋律电视剧《觉醒年代》中，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为了追求信仰，慷慨明志，从容赴死，给我们留下了最好的答案。
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福清，也孕育出了一批年轻的觉醒者，余长钺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出生华侨富商家庭，却甘愿为穷苦人闹革命，13岁加入共青团，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时还未满19周岁。正是盛开的年华，却从容赴死，这位年轻的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告诉后来者什么是信仰之坚、理想之美。
“为了全天下都没有乞丐”
1934年6月下旬，时任中共福清县委委员，尚未满16周岁的余长钺，与何文成、陈炳奎等县委领导人，组织了震惊福州地区的南西亭暴动。打土豪，开谷仓，焚烧契约债据……这是中共福清县委领导的第一次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暴动。暴动过后，国民党疯狂搜捕共产党人，余长钺被迫四处躲藏。
看着眼前衣衫褴褛、满身疥疮，就像一个小乞丐的余长钺，姐姐余惠忠心疼得哭了：“我们家是富商，又不是穷人，为什么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闹革命，还让全家人担惊受怕？”余长钺回答：“三姐，对不起！我所做的事，是为了全天下都没有乞丐。”
这段姐弟之间的对答，今年74岁的陈家智听母亲余惠忠提起过无数遍，至今仍记忆犹新。
1918年10月，余长钺出生于福清北门外阳下村（现福清市阳下街道阳下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他有一兄三姐，父兄在印尼经商，大姐早夭，二姐余长彬常年在外求学，留在福清家中的就剩下母亲方氏、三姐余惠忠和他，姐弟俩自幼便感情甚笃。
在阳下村，现有两处余长钺的故居，一是他的出生地，二是他成长的地方。这两处故居，都是百年古厝，厝内装饰精美，占地面积加起来上千平方米，足见百年前余家的富足。
余长钺故居，这是一栋两落大厝
“母亲常说，你这个小舅舅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陈家智说，母亲余惠忠103岁时去世，生前，一直把弟弟的照片放在床前。
富商子弟 革命之路从同情穷人开始
福清市政协原文史研究员翁宜用一直在搜集整理余长钺的生平事迹，起初，他和很多人一样不明白，像余长钺这样的富商子弟，本可锦衣玉食过一生，为何最后放弃一切，走上了革命道路？随着资料的搜集，翁宜用找到了答案。
在余长钺出生、成长的年代，阳下村和中国所有的贫穷农村一样，多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承受繁重的苛捐杂税，很多人被迫漂洋过海，去南洋讨生活。余长钺的父辈也是去南洋谋生后，家族才开始变得富有。
“他童年时就十分同情穷苦人。”翁宜用说，有一次，父亲让他到佃户家中收田租，路上遇到没钱过年的近邻，就把收到的田租全部送给了对方。
在阳下小学读书时，余长钺的老师是夏昌福。夏老师毕业于福州市乌石山师范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进步，常对学生讲述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在夏老师的启发下，救国救民的思想，在余长钺心里开始发芽。
余长钺13岁到福清县城的明义中学（福清二中的前身）读初中，是福清最早的进步社团“同攻读书会”的骨干。他性格活泼开朗，学业全优，尤其擅长国文写作，喜欢阅读《新俄国游记》、普罗文学等进步书籍。“他看了许多这方面的书，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在家里反对蓄婢，反对苛刻对待佃户，反对亲属中的糜烂生活，代表着一代的新生力量。”读书会的发起人之一何希銮曾回忆道。
翁宜用介绍，在读书会期间，余长钺便已经加入共青团，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9月，因发表激进的革命文章，他被国民党福清当局逮捕，并解送到福州，两个月后，蔡廷锴、蒋光鼐等在福州发动反蒋事变，释放政治犯，他才得以安然脱险。
为筹革命经费 找各种理由向家人要钱
1934年8月，中共福清中心县委成立，余长钺任中心县委委员。
“南西亭暴动后，国民党对余长钺的搜捕一直没有停止，为了不连累整个家族，余长钺的父亲多次劝他去南洋帮助兄长经商，以免牵连家人。”余长钺的一位堂侄孙说，1935年3月22日，余长钺随父亲前往印尼，一开始，全家人都以为这个家族的“叛逆子”终于可以安分了，没想到，在印尼，余长钺常常把店中商品贱卖或白送给穷人，导致店里月月亏损。他趁机以“回上海升学”为由，向父兄索取600元大洋。父兄担心他回国后继续“闹”革命，便郑重警告他，要和福清的革命战友“断绝”关系。
1935年7月31日，余长钺离开印尼，前往上海。在堂兄的帮助下，余长钺进入上海中国医学院攻读中医。很快，他又和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接上关系，积极投身学运。
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余长钺多次写信向印尼的父兄、福清的家人要钱。一开始，父兄是有求必给，但来信的次数多了，便怀疑他又“革命”了，到最后是郑重警告他——“除了结婚外，家里不会再给钱了。”
“为给革命筹钱，他几乎能用的理由都用过了。”家里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余长钺最后还想出了“骗婚”这一招。1936年，余长钺给福清家里寄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在上海遇到了一位名叫“李若兰”的姑娘，两人情投意合，正在筹备结婚，但手头比较紧张。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订婚照和一件给三姐余惠忠的女式毛衣，并特别交代毛衣是姑娘特意亲手织的。
陈家智的家里，一直珍藏着这张订婚照，照片中的余长钺英俊潇洒，“李若兰”端庄大方，就像一对“神仙般”的眷侣。“收到信后，特别是听上海的亲属说，小舅舅的身边确有这么一位姑娘后，全家人都很高兴，便又给小舅舅寄去了一笔钱。”陈家智说，家里人最后一次见到余长钺，是1937年的农历春节，他在家里住了三天后，正月初三便再次匆匆离家，没过多久，便听到余长钺被捕的消息。
余长钺和李若兰拍摄的“订婚照”
一张“订婚照” 50年后方知真相
1937年2月16日（正月初六），中共闽中特委在莆田梧塘镇洪度村秘密开会。因叛徒出卖，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委员黄孝敏、余长钺、潘涛被捕。随后，闽中特委的另一名委员陈炳奎在福清被捕。之后，五人被押送到福州刑讯受审。在狱中，严刑拷打、高官厚禄等，都动摇不了他们的革命意志。1937年6月23日，在福州西门鸡角弄，五人英勇就义，这就是著名的“闽中五烈士”。
陈家智说，舅舅余长钺牺牲时，他的父亲陈齐均正在福州读书，白色恐怖下，父亲不敢认领舅舅的遗体，只好默默记住了埋葬的地点。一年后，他的外婆也去了印尼，福清家里的事情便由他的父母负责。1940年，他的父亲和陈炳奎的侄子陈应明把两位烈士的遗骸，偷偷运回福清安葬。
“舅舅牺牲后，母亲一直挂念照片中的‘李若兰’。”陈家智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把那张“订婚照”冲洗了数十份，只要有福清籍的老干部回乡，母亲便把照片交给对方，托他们打听“李若兰”的消息，一直到1986年5月，终于找到了这位姑娘。
原来，1936年，余长钺和其他战友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李若兰也是其中一员。当时，正为革命经费发愁的余长钺，想出来和李若兰拍假订婚照，找家里要钱的办法。
1936年8月底，余长钺随抗日义勇军先遣队南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余长钺被组织派回福建工作，任福州工委书记、中共闽中特委委员等职。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余长钺和李若兰失去了联系。
1986年5月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史料座谈会上，余长钺的战友认出了已经改名为“李青彬”的李若兰。此时，余长钺已牺牲整整49年。
1986年5月16日，李青彬来到福清祭奠余长钺烈士，并和余惠忠见面。“一切真相大白后，两家人就像一家人一样，一直有书信来往。”陈家智说。
今年，在爱心企业家的赞助下，阳下村正在修缮余长钺烈士的故居、编撰烈士的生平故事等。“我们要一直继承烈士的遗志，建设美丽侨村。”翁宜用说。
编辑：小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