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是内地戏说历史剧的元年。
虽然没有人天真地以为历史剧讲述的就是分毫不差的信史，但内地历史剧此前都是以正剧的面目出现的。《努尔哈赤》就是要再现女真英雄开拓大清王朝的关键史事，《末代皇帝》就是要让观众认为他们看见的就是那个经历了大清、民国和新中国的溥仪。并且总要配上纵情讴歌或者充满兴叹的主题歌，力图把观众拉进电视剧营造的历史情境。到了1994年，一部名为《戏说乾隆》的香港电视剧反其道而行之，上来就开宗明义要戏说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之一乾隆，故事也果然没那么“正经”：军国大事成了背景，重点是一身好武艺的皇帝在民间冶游。乾隆的政治作为退隐幕后，而情爱故事被推向前台。皇帝总能遇到倾国倾城但一身麻烦的美女，他身边的卫士、宫女甚至太监个个都春情满怀。在原先的历史剧里，皇上因为身份贵重、行止受限，是一个貌似威严但严重失去自由的人，到了《戏说乾隆》里，他成了百无禁忌、随心所欲的游侠，同时也遍尝民间疾苦和凡人辛酸。郑少秋可能是香港演员中的乾隆专业户，赵雅芝从年轻时候起就是他的黄金搭档，两人的明星效应更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观众们接受了这个风流倜傥的皇上，从中体会到了一种看内地历史剧时从来没有的松弛感和亲近感。当然，这样的“戏说”是不为严肃的评论家接受的，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戏可能的“坏”的示范作用，发出了痛心疾首的批评和警告。然而，这三十年的电视剧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严肃文化消退而通俗文化开进的旅途，几年之后，随着《宰相刘罗锅》和《还珠格格》的得势，戏说风还是不可遏制地刮了起来。
当然，这一年并非随意虚构的戏说剧一枝独秀，庄严、凝重、宏篇巨制、内涵丰富的历史剧也投下了重要的一子。1994年冬天，央视一套黄金档推出了精心炼制的84集电视剧《三国演义》。据统计，《三国演义》当时在全国的收视率高达 46.7% 。也就是说，每当《三国演义》播出，全国至少有5亿观众围坐在电视前。这样的收视影响力，远远地超过了《戏说乾隆》。
《三国演义》每集开篇用旁白、结尾用画外音叙述背景，人物对话文白杂用，看上去像是一板一眼的历史正剧，其实主要依托的是同名小说，跟《三国志》等史书大有距离。该剧保留并强化了小说“拥刘反曹”的倾向，在刘备集团一方注入了忠义、仁政等道德观念和理想人格。严格说起来，这也是一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戏说”——“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戏说。从反响来看，观众似乎并没有被主创牵着走，刘关张的兄弟情意固然动人，诸葛亮的献身精神也很感人，可是曹操也没有成为“大白脸”。毕竟不是道德标准衡量一切的时代了，曹操因其有血有肉、有勇有谋，一样成为观众心目中的英雄。
（1）三国文化是一张大网
一般来说，中国人成长的经历绕不开《三国演义》，那些故事不读原著也早就听熟了。通过八十年代初兴起的评书连播，通过民间秀才茶余饭后的娓娓道来，通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精美连环画，通过零星改编三国故事的戏曲和影视作品，“关云长屯土山约三誓”、“张飞截江夺阿斗”、“四弟赵云保刘皇叔”的故事，在大众中广泛流传开来。
对于35岁以上的人来说，恐怕谁都不会对上海人美社的《三国演义》连环画感到陌生。在那些不以画“小人书”为鄙陋的老画家们笔下，三国人物们丰神俊彩、跃然纸上。
我看的第一本连环画是《煮酒论英雄》，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刘备是懦夫。曹操请刘备吃饭，豪情大发，点评当世英雄，一句旁敲侧击，把刘皇叔吓得筷子落地。随献帝打猎，关羽看到曹操的僭越之举，催马挺刀要立斩此贼，被刘备拦下。董承接受献帝衣带诏图谋大事，刘备加入了这个反曹联盟，又找机会带兵逃走。这本连环画十分古旧，我至今只记得两个形象了：一个是董承接诏出宫时遇到的曹操，宽袍大袖，满脸奸诈，前来盘查；还有一个就是“冢中枯骨”袁术，被曹操打败逃到一个小地方，面如死灰的样子，还骄横地想喝蜜水。属下回答说：报告皇上，蜜水没有，泥汤子倒有一些！袁术的心愿不能达成，当场归西。想在想来，那应该是1957年版，我看过的也仅此一本。
现而今，这套连环画身价倍增。1999年在武汉举行的连环画拍卖会上，全套第一版《三国演义》的成交价为 1700元，到了2001年，由北京中国书店举办的大型连环画拍卖会上，全套第一版《三国演义》的成交价达到12000元。目前，这套《三国演义》已有价无市。后来看的《三国演义》连环画都是上海人美社1979年版。据说，第二版发行量大，收藏小人书的几乎都有，全套价格在1200元左右。这套连环画让我完全熟悉了“三国”故事，书中很多细节更是多年不忘。
在《三让徐州》中，吕布打败曹操，在乱军中截住阿瞒。夜色中，吕不识曹，用翻天画戟敲着操的头盔问“曹操安在？”曹操机敏地回答：“前面骑黄马者便是。”这个细节让我笑了好几天，就跟后来看《笑傲江湖》桃谷六仙把杨公庙里的牌位断句成“杨公再，兴之神”时一样。
在《长坂坡》中，赵云在曹操营中七出七入，斩将54人，另外击败10员大将，其中不乏张合、 曹洪、文聘、许褚、徐晃、 张辽等勇将。都说三国勇将排名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其实以子龙长坂坡之勇和一生未败的资历，他才是真正的三国第一勇将。吕布不过一人大战过刘关张，便永远占据了头一把交椅，似为不公。
在《辕门射戟》中，刘备得罪了袁术，请吕布讲和。吕布把袁术的大将纪灵和刘备请到自己的营中，施展百步穿杨之技，以武力吓退了袁兵。这很像香港黑帮片里的“讲数”，两派争战不休，最有实力的老大露一手，把两边弹压下去。“三国”中的计谋甚多，武技的描写却不多，这一章最精妙，不亚于后世武侠小说的创意。
在《小霸王孙策》中，盖世英雄孙策打遍江东无敌手，却死于妖道于吉之手。小说的描写带有“迷信”色彩，小人书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编，让孙策死于叛徒许贡家将之手。可见，即使是小人书，也得讲究政治正确。
连环画主要是面向孩子的，要想真正搞明白“三国”的文韬武略，还得靠评书。罗贯中的原著用浅近文言写成，对一般人来说还是有门槛的。袁阔成参透原著再以人民最喜闻乐见的方式播讲出来，仅仅一部《三国》就足以奠定他评书界第一高手的地位。更何况，在《三国》之前，他还有武侠小说般离奇生动的《水泊梁山》，有电影般千人千声的《暴风骤雨》；《三国》之后，他还有随心所欲皆妙谛、进入了自由王国的神魔作品《封神演义》。
袁版《三国》至少有两大优长：一是语音正。他用的是纯正京腔，这一点为众多的东北评书名家所不及。单田芳有明显的大茬子味儿，刘兰芳细听也有东北腔，田连元稍好一些。论嗓音，刘兰芳口齿伶俐，声音清脆，八十年代初风靡一时，不过这样的声音说个人英雄主义的《岳飞传》很合适，说英雄辈出、波澜壮阔的“三国”就未必合适。中年袁阔成不及年轻时声音清醇，略带点儿烟酒嗓，这倒正好配合《三国演义》的厚重气质。而单田芳的“云遮月”嗓子适合剑走偏锋的《白眉大侠》，说正奇相合的“三国”似乎也不对味儿。他也说过“三国”，效果不及袁阔成。当然，袁阔成能说好“三国”，最主要的缘由是他的文化底蕴深。
说书人在过去是民间艺人，不见得有多深的文化水平。而《三国演义》里包含的东西太多了，那些世故人情、兵法战策、典章典故，不是一般的说书人能吃透的。袁阔成也是走江湖卖艺出身，他在1981年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邀录制《三国演义》时，已经掌握了超越同行的技艺。他叙事的基本骨架是现代白话，但遇到紧要关头的辩论和辞章，他就先来一大段文言，再用白话一句句解释清楚，中间还加上自己的评点。这种评点常常很幽默，听起来妙趣横生，变幻多姿。“诸葛亮舌战群儒”那一段，“诸葛亮骂死王朗”那一节，如果没有过人的记忆力，就记不下那许多为难舌头的古文，如果没有独到的观点和幽默的技法，也断不可能说得那么活色生香。传统评书中的人物是扁平的，故事是套路化的，刘兰芳的《岳飞传》、单田芳的《瓦岗寨》都曾风靡一时，但都比不了袁阔成的《三国演义》的长久生命力。
小说、戏曲、连环画、评书、影视作品，构筑起天罗地网般的三国文化圈。作为一个中国人，就算闭目塞听，你呼吸的空气中还是充满了“三国”的因子。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电视剧《三国演义》出场了，第一次把三国人物谱全伙展示在观众眼前。
（2）六大导演各有所长
《三国演义》是央视搬演的四大名著中的第三部，前有“红楼”和“西游”，后有“水浒”。总导演王扶林在博客里曾写道：一九七九年，王扶林参加由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约请的中央广播电视代表团，一行十人出国考察。他们发现英国人已将37部莎士比亚戏剧拍成电视剧，畅销海内外。其它国家的名著，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他们也改编了不少，就是没有中国名著。这让王扶林很受刺激：“不是说我国的名著如《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海内外闻名嘛，事实并非如此，完全是自欺欺人！”后来，拍摄名著的机会真的落到了他头上，先是《红楼梦》，后是《三国演义》。
王扶林回忆说：“1989年7月中旬，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正在怀柔农村拍《人间芙蓉色》，快中午了，太阳基本上能烤死人，正准备吃饭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一部小车开过来，从车上走下来的是任大惠，张嘴就说三句话：第一句：我代表制作中心两位主任张天民和阮若琳来找你；第二句：《三国演义》正式筹拍，领导小组已经成立一个月了；第三句：他作为总制片人也代表领导小组聘请你来担任总导演。末了三个字：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多少有点天旋地转，我说：‘我现在怎么回答你呢？这个《三国》能不能拍好，怎么拍，我懵里懵懂，现在我满脑子都是《人间芙蓉色》……你能不能容我考虑一下。’任大惠特别爽快，告诉我：‘能，给你三分钟！’我就这样当上了《三国》的总导演，三生有幸！”
一旦接了这个任务，王扶林就全情投入。《三国演义》篇幅浩繁，他派出五个导演在各地分别拍摄，各组之间山遥路远，主要演员的档期安排，总体风格的协调统一，都由王扶林来掌握。他奔波在五个剧组之间，第一时间审看拍摄的毛片，与导演们交流拍摄思路。他还去八一电影制片厂淘副导演、制片主任、特技摄影、道具焰火师，因为搞过《大决战》的八一厂最擅长调度人山人海的场面。做后期制作的时候，他亲自上剪接台编辑镜头，《三国演义》成片长达84集，而他看的总片长至少是成片的五倍以上。还不是机械地观看，而是要考虑情节能否连上，镜头组合是否流畅，接不上的地方还得组织人手补拍。王扶林这个“总导演”实至名归，不像后来的一些“总导演”一样只挂名不出力。
王扶林曾到赤壁、沙市、荆州和宜昌等地考察，准备在三国古战场拍摄，但从地理条件看，古战场上没有布置那么多水寨、旱寨的足够空间，同时赤壁矶水流湍急，“战船”无法在江心停驻，会给剧组带来巨大困难，最后还是定在中央电视台外景基地拍摄。《三国演义》投资1.7亿元，近1亿元用于建拍摄基地，7000万元则投入直接制作。请注意，这是在1990年代初期，当时的电影票价不过2、5元，今日已涨了十倍不止。也就是央视这样的官方电视机构能搬得动这般大块头，如今几家民营公司筹备四大名著，无论是资金聚集还是人力调度都显力不从心，叫嚷多时，到今天仍没有一部正式开机，《水浒传》更是被无限期搁置。看看老“三国”当初的大手笔吧：在涿州搭建了我国两个最大的摄影棚，每个棚的面积为1200平方米，两棚共约耗资4000万元；无锡的“唐城”和“汉城”共约耗资2000万元；涿州的“汉城墙”“街道”、“铜雀台”约耗资3000万元。这些景片至今仍在造福各影视剧组。
《三国演义》全剧分五大部分：群雄逐鹿、赤壁之战、三足鼎立、南征北战、三分归晋。第一部分介绍东汉末年的政治背景，几大政治集团勾心斗角，兼并分化。第二部分是原著中最波澜壮阔的部分，曹操统一北方，与孙刘联军在长江上决战。刘备半生飘零后聘得军师诸葛亮，定下天下三分的隆中对策。第三部分说的是曹操兵败后，刘备取西川实现诸葛亮战略的过程。第四部分说的是诸葛亮南征孟获，北出祁山，鞠躬尽瘁，身故五丈原。第五部分说的是司马家族夺权，三国归于一统。全剧分五个剧组拍摄，蔡晓晴、张绍林、孙光明、张中一、沈好放各挑一摊。
蔡晓晴是王扶林手下第一重臣，她导演的篇幅最长，包括《群雄逐鹿》中从开始到吕布杀死董卓的部分和整个《赤壁之战》。蔡晓晴1966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7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当导演。八十年代初期，她在飞天奖和金鹰奖中获奖无数，其中最有名的作品当数《蹉跎岁月》。作为一名女性，她喜欢拍摄唯美的画面，喜欢使用艳丽的色彩，也擅长挑选女演员，何晴（演小乔）、赵越（演孙尚香）年轻貌美，娴静大方的气质也深合剧中人大家闺秀的身份，陈红演的貂婵也是个出色的花瓶，吕中（演董太后）、盖克（演赵范嫂）、郑天炜（演何太后）露面不多，形象气质都很恰当。难能可贵的是，她指挥千军万马拍摄了剧中最宏大的场面“火烧赤壁”，足见其巾帼英雄的气质和调度场面的水平。就连香港导演徐克对她也深表佩服：“她很不简单，古战场拍摄难度很大的。”当然也留有遗憾，最著名的战斗场面“三英战吕布”和“长坂坡”拍得粗陋草率，没有表现出吕布和赵云万人敌的英武。不过，这是整个《三国演义》的通病，她作为一个女导演，本就不擅长此道。
沈好放，1953年生于北京，父亲是八一厂导演沈剡，母亲是日本人。沈好放1982年留学日本，1988年毕业于东京写真专门学校电视艺术系，曾为日本著名导演佐藤纯弥做副导演，拍摄中日合拍片《敦煌》。他毕业回国进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任导演，不久就赶上了《三国演义》的大好机遇。他负责的是《群雄逐鹿》中三让徐州到官渡之战部分，篇幅虽然不常，却是曹操扫平劲敌、称霸北方的关键时段，曹操的风采在这一节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92年6月拍摄的“官渡之战”，动用了一个师的兵力，一万多人次，耗资40万元，最后拍成的场面堪称威武雄壮，沈好放在此练就了驾驭宏大战争场面的能力，在其后的《东周列国》中也多有发挥。拍完《三国演义》之后，沈好放最著名的作品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对北京底层市民生活进行了真实还原，捧红了梁冠华、朱媛媛、霍思燕等演员。近年，他拍摄的主旋律电视剧《任长霞》和《戈壁母亲》也有不错的反馈。
张绍林本是河北人，1971年从部队复员到山西电视台从事电视新闻报道，1983年转行当上电视剧导演。由于家境贫寒，他没上过几天学，属于边干边学、自学成才的典型。他和张艺谋多有相似之处，以农村题材起家，在摄影造型方面独具天分，他在1987年拍摄的电视剧《太阳从这里升起》，成为中国电视剧造型艺术的名篇。在八十年代后期，他的多部作品获得“飞天奖”。张绍林能当上《三国演义》的导演，是因为他在山西台拍摄的《杨家将》给王扶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内地电视导演拍摄马战的整体水平不高，张绍林拍的《杨家将》的金沙滩之战中，既有万马奔腾的雄阔场面，也有人马默契配合的近景动作。张绍林负责《南征北战》部分，空城计、七擒孟获、秋风五丈原都是他的手笔。在他的调度之下，群众演员扮演的士兵精神焕发，很有搏命沙场的战士的气质。大将们的武艺也明显超出其他部分：孟获飞斧打飞一个敌人，那个飞起来撞倒另一个敌人，这样的场面就有些看头了。在《三国演义》之后，他又领衔拍摄了《水浒传》，风格更加成熟。
孙光明与《三国演义》早有渊源，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导演过李法曾主演的《诸葛亮》，诸葛亮苦心为国的形象很动人。他主要负责《三国鼎立》部分，“水淹七军”和“火烧连营”是他这部分的大场面。这部分最煽情的戏是“走麦城”，关云长英雄末路的惨像看得人满心悲伤。
张中一主要负责《三分归晋》部分。英雄七零八落，华彩乐章已过，剩下的似乎只能草草收尾。幸好有个姜维，为这部分平添一种悲怆的力量。姜维空有智谋，司马昭以诈取天下，在张中一的指导下，扮演姜维的樊志启和扮演司马昭的高兰村表现不俗。
（3）曹操和诸葛亮最传神
《三国演义》人物众多，当时全国有点儿分量的男演员几乎悉数出镜，动用群众演员数量总和高达40多万，可谓空前绝后。《三国演义》投资巨大，但制作费高，演员们的薪金极低，唐国强笑称：“我们人人都是二百五。”制片人、导演一级的大概是250多元，主要演员“刘备”孙彦军、“诸葛亮”唐国强、“曹操”鲍国安等都是一样的工资标准，大概是225元。不过，《三国演义》的后续效应无穷：唐国强再次进入一线演员行列；“吕布”张光北、“刘备”孙彦军、“关羽”陆树铭、“张飞”李靖飞的命运从此改变。
2006年年底，《三国演义》部分主创和演员重聚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导演王扶林透露，当年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孙权、周瑜这七大主演是他们六位导演一起商定的，但凡有哪个导演认为哪个演员不合适，就不能通过。《三国演义》剧组在选演员时，刘备的扮演者孙彦军当时还在深圳拍一个关于华罗庚的片子，遇见了王扶林导演。孙彦军被选中演刘备后不太乐意，一来是他想演曹操而非刘备，二来三年的拍摄期太长，蔡晓晴导演劝他说“人一生难得遇到一次名著戏”，他才留了下来。孙彦军说，拍这个戏是“参了三年军，关了三年牢，做了三年苦力。”《三国演义》之后，孙彦军经历了一段百事不顺的日子，还因为车祸撞断了腿，当时他万念俱灰，对“刘备”这个角色心生怨恨：刘备，背到家了。等恢复健康以后，他已经厌倦了镜头前的演员生涯，乃创办了自己的艺术院校，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扮演曹操的鲍国安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居住环境。那时剧组的规定是四个人一屋，刘关张因为是同一阵线，一直住在一起，而曹营这边人员流动性较大，鲍国安成天换搭档，每个新演员进来都要跟他寒暄家长里短，鲍国安不堪其扰，只好拿着剧本在楼道里背词儿。演完曹操之后，鲍国安名气大涨，可是苦恼也来了：没有一个角色能超过曹操。他有一段时间为此较上劲了，因为没有好角色一年半没接戏。直到近年才回过味儿来：“曹操的形象是多少人大劳动成就的，超不超过曹操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吴晓东是王扶林导演的老部下了，在《红楼梦》里演过贾芸，开始在《三国演义》剧组里当副导演。导演看他鼻梁较高，就让他粘上胡子试了一下孙权的妆，结果很有“碧眼儿”的风采，就定了他。他是个有心人，当时就有意识地找了套录象设备，记录了《三国演义》拍摄过程中的工作花絮，为剧组留存了宝贵的资料。
扮演诸葛亮和曹操的两位演员是王扶林亲自选择的，当时他受到的压力很大。尤其是让唐国强扮演诸葛亮引起很大争议，人们普遍不相信举国闻名的“奶油小生”能演好智慧的化身。王扶林当时说了三点：“一、唐国强有儒将之风，戴上胡须根本不可能是奶油小生；二、唐国强本人的表演能力可以信赖；三、现在是他的非常时期，我们应该支持他。”事实证明，王扶林的眼光有独到之处，全剧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正是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物。
曹操世称“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剧中这两点表现都很充分。鲍国安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之前演过山东版《水浒传》里的宋江，他的表演抑扬顿挫，念白刚劲有力，令人信服。鲍国安版“曹操”没有像后世的很多帝王电视剧一样，故意隐去了人物身上不光彩的一面，而是书中怎么写，戏就怎么编。比如说开篇不久，曹操刺杀董卓不成“献刀”之后，逃到了朋友吕伯奢家。吕家杀猪沽酒款待他，他却疑心对方磨刀是为了杀他，乃突然出手杀其全家。逃走的路上遇见沽酒而归的吕老，才知犯下大错。此时，曹操一咬牙，一刀结果了吕老先生。侍从程宫不解，曹答道：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还有在董承“衣带诏”事发后，曹操虐杀太医吉平，打得他浑身上下再无可施刑之处，断其十指，割其舌头。尽管有了这么多凶残暴力的表现，曹操仍没给人留下屠夫的单一印象。因为更多的时候，曹操表现了在用兵打仗、诗歌文章方面的杰出才华。按照当世喜欢复杂性格、鄙弃高大全的欣赏习性，《三国演义》虽未给曹操翻案，观众心目中早已给他翻了案。
唐国强的诸葛亮刚出山的时候并不惹人喜欢。唐本就戴着“奶油小生”的大帽子，加之年轻的孔明画了一副吊着眉毛的嫩妆。据说开始定妆时并不吊眉，只是跟刘皇叔太接近了才改成剧中模样。孔明老是摆出一副神秘的样子，跟谁也不交心，动不动就拿出什么锦囊，只把别人当作木牛流马般的工具。尤其是出使江东这段，对周瑜、鲁肃、东吴众臣，全无半点尊敬之意。可能想表现的是成竹在胸，但太过优游自在了就缺乏质感和诚意了。进入中年阶段以后，孔明变得稳重起来。在白帝城托孤之后，白发日增，惨淡经营，孤忠老臣的气质日显。这时，孔明似乎不像年轻时那么神机妙算了，用马谡不用魏延，对敌司马，曾犯下诸多的错误。在阿斗面前一口一个“先帝”，也显得很唠叨。可这个有缺点的诸葛亮反倒可敬和感人起来。如果说《三国演义》前半部是英雄群像，后半部则只有诸葛亮的独角悲情戏尚能动人了。第77集诸葛过世之后，剩下的7集戏给人的感觉就是走过场了。
唐国强认为，历史剧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站在今天的高度选择原始的历史，给大家一些昭示和启发。唐国强早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他主演的《小花》和《今夜星光灿烂》都是轰动一时的作品。从《三国演义》开始，唐国强把自己的演艺重心放在了电视剧上。他觉得，拍一部40集的电视剧，用的也就是一部电影的时间，可是40集的电视剧相当于15部电影不止，等于把自己艺术生命延长了，而且可以打开一个很广阔的范围。尤其是一些历史人物，电视剧给演员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唐国强说：
有人说我是从《三国演义》开始从偶像派进入演技派行列。我敢接诸葛亮，得益于我在学校排的大戏《赵氏孤儿》，我演程婴，整个话剧演出中，连个上厕所的机会都没有，从40多岁一直演到70多岁，有了这样演过历史人物的经验，我才敢接诸葛亮。本来是让我演周瑜，后来因为要求诸葛亮比刘备、关羽年轻，原来准备演诸葛亮的李法曾老师比他们大，导演就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开始我觉得这个人物太难演了，因为家喻户晓，把人物很清晰地理出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就从背词开始吧，导演给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拿了几段大词去背，过完瘾之后来录像，比较重要的段落：“隆中对”之类。导演当时跟我说你先不要想别的，把这个背下来，之乎者也很难背，但是背下来你心里就有底了，如果你台词都拿不下来，根本无法进入表演。所以刚开始还是用比较笨的方法，下了很多功夫。
我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比较满意的是在晚年诸葛亮，这实际上是在早期拍的，先拍的中期，后拍的晚期，再拍的出山，两年半的时间。我应该感谢张绍林，他拍“六出祁山”这个段落，顶了很多压力。我们一起去街亭，去五丈原，逐渐有创作上的信任和默契，最后诸葛亮死前的那些戏还是蛮感人的。
《三国演义》宣扬的是忠义，而不是枭雄的奸诈，并不是说你得了天下你就是对的。《三国演义》有很多因果关系，曹操当年借衣带诏废了汉献帝，最后他的孙子也被司马炎用衣带诏废了。也有人说诸葛亮这么大本事，为什么不把刘禅废了，那不就改变局面了吗？其实封建知识分子最高的理想是为王者师，就是辅佐一个有为的君王治理天下，诸葛亮就是这么做的，形成了六出祁山屡战屡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悲剧。
所以，这个人物演到最后不是去演忠贞、智慧，我更多找到的是他的孤独，这个东西始终引导着演员走一条不一般的路。从刘备去世，白衣渡江，诸葛亮已经长叹一声，蜀汉气数休矣，那后来之所以能够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要维持这个政权，只能以攻为守。虽然老百姓有怨言，连年征战，民不聊生，但是如果不攻击敌人，敌人的势力迅速发展，那蜀汉就灭亡得更快了。而且有很多情况，刘备为了给兄弟报仇，不听诸葛亮的话，非要过江跟孙吴干仗，破坏了孙刘联盟。但是因为三顾之情，托孤之重，对他心理造成压力，中国知识分子一诺千金，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完，这种英雄悲剧，才是诸葛亮晚期最好看的戏。我说我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能不能再演绎一番晚年的诸葛亮，正好我这个年龄也差不多到了可能会有一些新意的东西，甚至某些东西超过了《三国演义》后半部的描写，这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咱们也试一把。
（4）批评声浪被时间冲走
《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大关节上“七实三虚”，具体故事“七虚三实”，而电视剧表现的主要是传奇故事这一面，却是正剧风格，旁白的穿插更使它比历史剧还有“历史感”。央视的片子永远不会像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作品一样完全采用大众视角，也拒绝“煽情”和“戏说”。当袁阔成连说带评地说起“二君侯”的英雄豪气和刚愎不融时，会让人由衷地产生一种“自家人”的感觉，但电视剧《三国演义》始终有一定的距离感，始终知道是在看戏。
这部剧播出的时候，收视率很高，评论界批评的声音也很高。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电视剧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应该有自己的叙事方式和艺术创造，即使是改编名著，也必须放开手脚。可是《三国演义》尊刘贬曹册立场未变，情节发展未变，人物关系照旧，就连台词也是大段地取自原著的浅近文言，以致于不得不打上字幕。历史剧往往过分拘泥史实而疏于创造，而这部电视剧走得更远，甚至掉进了“忠于话本小说”的桎梏里，可见创作者思想僵化，才思平庸。
十几年过去了，人们对这段公案有了新的认识。其实，名著改编从来就是两种做法，一种是萧规曹随，以最大限度地还原为追求，改编者并不不想过多加上自己的烙印，甚至可以说，他们对原著充满敬畏，时时不忘自己的卑微。另一种是以我为主，自行取舍，甚至尽情颠覆，不管是什么名贵酒瓶，里面装的只能是新酿的液体，港台的影视人往往采行这等手法。他们充满自信，决意在巨人的肩膀上再辟新天地。这两种做法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有做得到位不到位、精彩不精彩之别。一般来说，名著第一次被改编的时候，人们往往选择稳妥的“描红”法，就像老版《三国演义》。现在来看，老版虽然略显谨慎，但文戏很有看头，一招一式，韵味十足，把三国时代的英雄群像和智谋韬略刻画出来，原著的精髓尽在此中。这已经很难得，比后来很多打着观众需求的旗号胡加乱改、注水稀释的片子不知好了多少倍。时至今日，最可担心的问题不是人们过分敬畏名著，而是没来由地调戏名著。
当时，《三国演义》在香港人受到了热捧。前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回忆说：“《三国演义》是在亚洲电视台播的。此前，亚视在香港只有20%的收视份额，无线占了80%。播《三国演义》时，亚洲电视的收视率一下上升了50%左右。当时无线的老板邵逸夫先生就问他手下的购片经理，为什么无线没买中央台的《三国演义》？经理就很紧张了，就跑到了北京来问：中央台还有什么大片子？当时我们说还有个《水浒传》正在拍。他说《水浒》就卖给我们了，他要了。”一部《三国演义》不仅改变了香港电视业的竞争格局，而且还顺带把央视的下一部大戏也预售出去了。
《三国演义》的音乐很有感染力，谷建芬的曲子做到了古朴风格和现代节奏的结合。杨洪基的《滚滚长江东逝水》和毛阿敏的“黯淡了刀光剑影”尽管演唱的难度很高，但时至今日，KTV包间里总有人愿意挑战这两首歌。实际上，最能涵盖“三国”的忠义思想和兄弟情意的是第一集里刘欢演唱的《这一拜》：这一拜/春风得意遇知音/桃花也含笑映祭台/这一拜 /保国安邦志慷慨/建国立业展雄才/展雄才/这一拜 /忠肝义胆/患难相随誓不分开/这一拜 /生死不改/天地日月壮我情怀/长矛在手 剑生辉/看我弟兄/迎着烽烟大步来。
说起来，《三国演义》的武戏粗笨简陋，给这部英雄史诗减色不少。长坂坡前赵子龙的神勇出不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杀气出不来，张翼德喝断当阳桥的煞气出不来，一众英雄都有点嘴强功夫软。这受制于当时内地动作导演的技术水平，也受制于王扶林制定的“武戏文唱”的方针。直到今天，马战的拍摄仍然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因为马不通人性，马不会吊钢丝。实际上，评书话本中的两员大将马上交锋，动辄百八十个回合，两方成千上万人干瞪眼看着，哪方将领一败，全员呼啦败退，这等写法很滑稽。实际情况是，古代骑兵是骑马赶赴战场，临阵下马杀敌，跟吴宇森新片《赤壁》里表现得差不多。可是观众不管这个，他们认为大将马战天经地义，影视又是视觉艺术，不能表现出来就是无能。看来，这个难题今后仍然会延续下去。
【文/李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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