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979年7月，这个江南小城发生一件大事情，新建的国营第二毛纺厂建成开工，面向城镇居民中的适龄青年招工。招工门槛几乎没有：初中以上待业青年。这是继1976年以来最振奋人心的大事。
在这之前的20年里，招工从来都是零零碎碎的，社会就业是个大问题。城里的孩子出了校门，就进了家门，变成待分配的社会青年。而家家日子都不宽裕，日子需要节俭着过。比如居民家的电灯基本都用最小的15支光灯泡，后来市面上有了8支光的荧光灯，又都改用了8支光。昏暗又晃眼，穿个针线都难。年轻人若是晚上开灯看小说，总要被老人埋怨几句浪费电，劝你早点熄灯睡觉，不挺地唠叨，直到你识相地关掉。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宣传画上是这样说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游荡在城镇的“66、67、68这“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几乎都上山下乡去了。再后来，就是“新三届”全部安排在工矿企业就业。
留在城里的人，如果每天早上能出门去上班，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即便是裹着满身油污的破棉衣上下班，那也是兴高采烈的，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
二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给工厂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中国工人阶级确实具有无限的创造力，那时候车间里的“八级钳工”，按现在的标准，个个都是“大国工匠”。小皮匠、泥水匠，修缸补碗，哪个不是匠人的身价？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东风纸厂的电容纸是卫星上用的，绢纺厂的红梅牌绢丝全部出口挣外汇的。
那时的纺织厂，是这座城市的支柱企业，吸纳的工人也最多，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人在纺织厂上班。纺织厂里的机器24小时运转，大年初一也加班，企业经济效益普遍提高。
到了八十年代上半叶，效益好的企业都会积极给职工谋福利发实物，比如中山路绿岛对面有一家叫协作办的三产公司，吃的用的样样发，给员工分海鲜，从来都不用秤来秤，秤秤也嫌麻烦，直接按堆分分么好了。也有国营企业喜气洋洋给员工发年货，职工直呼：来不及吃啊。临近过年的那几天，企业竞相攀比，天天都有惊喜，幸福感满满，是看得见、摸得着、说来就来。哪怕效益一般的小企业，借钱也要准备些福利而不至于太寒酸。这些都是真的。
社会主义的大企业，工人阶级的福利尽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小病不用出厂门，大病一张“记账单”。一旦你想到外面医院去看病，只要去厂医务室扯一张医疗记账单，直接去医院，所有药费结算，医院收费窗口见单即付，跟银行支票似的，个人完全不用掏钱，比现在的离休干部还要方便。
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即便工作岗位辛苦，下了班也是欢乐的。当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刚在街头唱响、西装开始出现在人们视野的时候，当年轻人还没有学会系领带的时候，绢纺厂给4000名员工配发了全毛的西装加领带、外加滑雪衣。那时的人们都坚信：进了工厂，就是找到了组织，找到了依靠，幸福生活有了保障。
纺织厂的女工是辛苦的。一天八小时围着机器转，需要眼明手快处理布面，决不放过一个疵点。有个劳动竞赛叫“万米无疵布”，可以评上全国劳模。有体弱多病扛不住的，打报告、托关系或许能够换一个相对轻松点的工种，也有姑娘会找个当兵的去随军，大部分人就在工厂里做到企业倒闭下岗或退休。
纺织女工也是最美丽的。曾经的上下班路上，纺织女工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爱漂亮的姑娘，两斤混纺毛线，就能不断翻新，一件手织头绳衫就有百变花样，结出风情万种，尽显生活中的朴实之美。也透露出姑娘们的心灵手巧，笨拙女人织的毛衣要么领口紧、要么袖口松。
纺织女工领导着这个城市的服饰潮流。上班路上，姑娘们从中山路、环城路等四面八方汇集过来，穿过沪杭铁路的洋桥洞道口、再闪过解放军第111医院的大门口，车流汇入了树荫满天的南湖路。绢纺厂、毛纺厂数千名工人同一时点上班的场面，车流滚滚，浩浩荡荡，然后汇聚厂门，五颜六色，鱼贯而入。
到了下班，姑娘们等不及吹干头发，她们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如运动员般在眼前急匆匆飘逸而过，充满青春活力。有适龄小伙子，头抹金刚钻牌发蜡，尾随其后。他们是纺织厂里的辅助工，机修工。女工厂里女多男少，大约是60比2，机修工们的岗位大都不累，只要机器在转动，他们就无所事事，大部分时间在偷懒，在打瞌睡，或者以巡视机器的名义围着女工转。女工厂里的男人们都被宠着。
三
二毛在大量招工，基本上有手有脚无前科的青年都被录用了。然而总有几个人运气不好被踢出门外，其中就有19岁的姑娘小王，还有19岁小伙子小孙等，他们是因体检视力不及格被拒绝了。纺织厂的眼神是很重要的。哭哭啼啼也没有用，求人行行好也没有用，只得伤心地回去了，一脸迷茫。进不了工厂，今后的就业之路也不知道朝哪里走了。
当二毛开始招工的时候，绢纺厂扩建的全民办集体性质的化纤分厂，也抢着招工2000名，毛纺织总厂的毛条分厂，招工1000人。这三家纺织厂一下子吸纳了6000名待业青年，确实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
小孙小王他们到了第二年，银行也开始有了招工的动静。银行对视力的要求不高，对文凭的要求也不高，没有现在这样牛逼兮兮，动辄985、211，其实干的也都是初中生的活儿。前面这二位被二毛踢出来的“四只眼”，也因此悄悄地去了银行。从那时起，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银行的新生代，银行业有了一股新生的力量。顺便说一句，那时银行的福利没有工厂好，他们心里还有遗憾在呢。
四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有，转眼到了20世纪末，工厂开始转制、转产，不管是全民的还是集体所有制的，都被推向了市场，工人阶级也丢失了体制优势。市场是不讲情面的，从前政治经济学里说了很多年。纺织女工遭遇优胜劣汰，齐刷刷下岗，成为凋零的玫瑰。
有些人摇身一变，把原来企业的债务债权转到个人名下，成了民营企业家，老板们抱怨工友们大锅饭吃惯了，懒散惯了，感叹下岗工人不如农民工来得吃苦和听话。而工人们则说现在的老板比资本家还结棍。这样的事件，不止这里有，上海市从国棉一厂到国棉36厂，号称就有55万下岗的纺织女工，需要分流，需要被重新安置工作。
真是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城市里的工人从依赖体制变得无所适从。工人阶级地位变了、维权也不易。后人把包括嘉绢在内的企业破产倒闭归咎于经营不善，也有纯朴的退休老工人误以为是被厂长经理们吃喝挥霍掉了。这都是不客观不公正的，企业兴衰成败其实就是一个岁月更替、斗转星移、春秋轮回的道理，击鼓传花，这一棒轮到了谁就是谁。嘉绢的沈厂长，就是在这个节点上出现的历史人物。时至今日，有关他的故事流传了几代人。沈厂长及其那一班人，应该是以博大的胸怀去做了一个国营企业领导份内分外的许多好事，也尽了社会义务和责任，从那里走出去的人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就凭这一点，就令后人仰视。
五
当工人阶级变成下岗工人，银行人的命运倒是时来运转了。都说银行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实际上银行是被经济发展的浪潮推动着走的。银行把钱借给需要的企业，银行也有本事把钱借给不需要钱的企业，银行变得强大起来了。
40多年来，世事有更替，经济有兴衰；人生有起伏，命运各不同。那些被工厂淘汰到银行里的人，等来了银行的春天。后来的日子，他们都成为了单位里的业务骨干，上面提到的小王小孙二位，后来都成为了行长，捱到了光荣退休。但也总有几位命运不济的精英，壮志未酬先折戟，半路上离开了银行，他们早已淡出江湖，甚至不记得他们曾经来过银行。正所谓三分靠打拼，七分是机遇。有同时代老人这样感慨：假如他们当初不要太能干，现在银行里的很多要职，都应该是他们的。
没有哪个工厂的拆迁，是那样牵动着整个城市居民的心。1921年建厂的“嘉绢”，记录了民族工业发展的历程，也承载了普通劳动大众的物质和情感的双重寄托，嘉绢是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者。时代在发展，南湖路、纺工路将迎来巨变，感谢几位嘉绢老先生的不倦奔走努力，南湖之畔或将有一个“嘉绢印象”的故事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