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和帖木儿帝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建立了朝贡关系，明朝是帖木儿帝国的宗主国，帖木儿帝国向明朝纳贡称臣。这样的观点深受明朝官方叙事立场的影响。洪武永乐时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是亚洲东西两端最强盛的国家，它们之间距离遥远，都曾试图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帖木儿帝国与明朝之间很难建立稳定持久的朝贡关系，帖木儿帝国的相关记载也否定了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存在。本文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明朝与帖木儿帝国的相关记载，试图跳出传统的明朝官方叙事立场，重新审视洪武永乐时期的明帖关系。
一、蒙元的继承者：明朝和帖木儿帝国的兴起
14世纪后半叶，随着蒙古帝国的衰落，明朝和帖木儿帝国几乎同时兴起，亚洲的东西两端形成了两大帝国对峙的局面，这对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秩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朝与帖木儿帝国都宣称自己是蒙古帝国的合法继承者，都试图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性的朝贡体系，它们之间的竞争难以避免。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随后北伐驱逐元顺帝，攻取元大都，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结束。政权建立之初，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向中外宣扬明朝受命于天，是元朝的合法继承者。朱棣即位之后，欲远方万国臣服，积极推行对外扩张的政策，很多学者将之解读为继承元朝的传统，恢复蒙元时期的世界秩序。日本宫崎市定认为朱棣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为了再现忽必烈时代四夷朝贡的盛举，檀上宽也认为，“永乐帝既是太祖朱元璋的继承者，同时，又是元朝或者说忽必烈的后继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西域诸国之所以向明朝朝贡是因为它们把明朝当作蒙古帝国的继承者，“盖有明之兴，不仅驱逐胡元，光复旧物，且隐然继元室而为蒙古帝国之中心。成祖建都燕京，实元大都旧地，自西域诸国观之，君汗八里者，即为蒙古帝国传统之共主，此为不可忽视之心理。故西域史书竟多误会明之皇室，谓为蒙古之裔……然就此传说观之，则知当日西域诸国之中，固以有明为继承成吉思汗之正统，其继续称藩奉贡，乃当然之事，无足怪也”。朱元璋和朱棣都认为明朝是元朝政治遗产的合法继承者，元朝建立的世界性的朝贡体系应该由明朝继承。
1370年，明朝建立两年后，帖木儿灭亡西察合台汗国，建立帖木儿帝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服战争，帖木儿建立了一个领土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的强大帝国。为了建构其统治的合法性，帖木儿自称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铁（帖）木尔是成吉思汗的先祖哈布勒汗之兄郝乎喇诺颜的后代”。帖木儿在建国初，扶植成吉思汗后裔为傀儡汗王，他对外宣称自己是黄金家族的代言人，其对外扩张是维护黄金家族的正统地位。帖木儿通过这种方式来笼络蒙古部落，并试图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等重新统一起来。帖木儿的继任者沙哈鲁“同他的父亲帖木儿一样，自称系出成吉思汗……八二六年时沙哈鲁子拜宋豁儿曾命哈非思阿不鲁编纂一部世界史，后附帖木儿同他的八世祖的传记，以为系出秃蔑乃子哈出来”。帖木儿朝后期的统治者们也“总是在撒马儿罕城立一个成吉思汗的后裔为傀儡汗，令其签署诏令以号令诸侯”。朱新光曾说：“帖木儿在建立帝国期间，自视为正统的‘黄金家族’的后裔，在他眼里不允许非‘黄金家族’的后裔据汗位。帖木儿七征东察合台汗国就扮演这种‘去异扶正’的角色。……因此，他对明朝始终耿耿于怀，伺机报复，以恢复蒙古的正统地位。”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打着成吉思汗的旗号，试图继承蒙古政权的政治遗产，在中亚建立以帖木儿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谁才是蒙古帝国的合法继承人？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之间的角力不可避免。
二、帖木儿东征：帖木儿帝国对明朝的挑战
帖木儿在位时期，明帖关系极不稳定。帖木儿帝国初期，两国之间曾建立过短暂的朝贡关系，但是随着帖木儿帝国的发展壮大，明帖之间不平等的朝贡关系难以维系，帖木儿帝国开始扣留明使，两国外交关系中断，开启大国争衡模式。之后帖木儿趁朱棣立足未稳之际，发动了“帖木儿东征”，准备征服明朝，终因病死途中而作罢。帖木儿死后，因继承人问题国内陷入混乱，朱棣抓住时机进行对外扩张。
14世纪80年代，帖木儿政权处于草创时期，专注于西方的征服战争，无暇东顾，对强大明王朝采取了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主动遣使纳贡称臣。洪武二十年（1387）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帖木儿多次向明朝派遣使臣。“二十年四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有八锭，自是频岁贡马驼。二十五年，兼贡绒六匹、青梭幅九匹、红绿撒哈剌各二匹，及镔铁、刀剑、甲胄诸物。”除了官方往来通使外，商人也不断往来于两国间，“而其国中回回又自驱马抵凉州互市”。洪武二十四年（1391），帖木儿朝的劲敌东察合台汗国（明代史籍称别失八里）遣使明朝，主动谋求与明朝的友好往来，朱元璋随即派遣使臣回访，“给帖木儿帝国造成无形的压力”。洪武二十七年（1394），帖木儿派遣迭力必失到南京呈表文称臣，“（九月）丙午，撒马儿罕驸马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必失等奉表来朝，贡马二百匹。表曰：‘……臣帖木儿避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惟知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永永无极。’”朱元璋看到此表后，于次年“命给事中傅安等赍玺书币帛报之。其贡马一岁再至，以千计。并赐宝钞偿之”。这次奉表称臣应该是帖木儿的缓兵之计，为了避免明朝与东察合台汗国联合起来对付帖木儿帝国。这一阶段帖木儿向朱元璋纳贡称臣只是权宜之计。
1395—1402年，帖木儿“先后击败了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北印度、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帖木儿帝国”。西方的统治稳定之后，以成吉思汗继承人自居的帖木儿不再甘心臣服于明朝，公开与明朝翻脸，否定了明朝的宗主国地位。洪武二十八年（1395），傅安、郭骥率领一千五百人使团被帖木儿扣留，帖木儿强迫傅安周游帝国，以示强大。洪武三十年（1397），陈德文的使团也被帖木儿帝国扣留。帖木儿两次扣留明朝使团，由于路途遥远，明廷除了中断遣使，并没有太好的办法进行反击。扣使事件令明廷颜面尽失，《明太祖实录》对此隐讳不书。1402年，帖木儿正式宣布脱离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昔日帖木儿对中国称臣纳贡，现在则拒绝之矣”。除此之外，帖木儿还断绝了两国之间的商贸往来，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说：“及帖木儿远征归来，认为商货既系中国天子境内运来之物，遂将人货一并扣留，不放一人归去”。至此，帖木儿帝国彻底断绝了与中国的联系，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朱元璋去世之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明朝陷于内乱，帖木儿认为有机可乘，遂有东向之意，“得闻契丹国皇帝唐古斯汗死，契丹人叛，国中大乱”，“帖木儿自此，即专心致力于中国风土、人情以及地理、形势之考察，以及中国人口、财富、特点之研究”。永乐二年（1404）11月27日，帖木儿以中国压迫中亚细亚商人和排挤穆斯林为借口发动东征，“下令全国，亲征契丹。征集大军一百八十万人”。帖木儿大军“东行一月余，抵沙漠，须行七十日始得越过。水草缺乏，天气寒冽，马死者甚众。帖木儿乃归国都，病死。”1405年2月18日帖木儿病死于东征途中，东征宣告结束。帖木儿东征声势浩大，引起明廷的警觉，朱棣曾“敕甘肃总兵宋晟儆备”。
帖木儿东征直接挑战了明成祖朱棣天下共主的尊严，必然引起朱棣的反击。此时的朱棣刚刚夺取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正忙于安抚中外，向天下宣扬自己才是朱元璋的合法继承人，帖木儿的挑衅无疑令朱棣十分难堪。帖木儿病死于东征途中之后，帖木儿帝国很快陷入争夺汗位的内斗之中，朱棣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开启了对外扩张模式，锐意经营西域和西洋地区，试图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实现君主华夷的抱负。帖木儿东征激发了朱棣与帖木儿帝国争雄的决心。西域诸部与帖木儿帝国、北元邻近，受其影响，对明朝叛服无常，朱棣通过设立哈密卫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永乐二年（1404），哈密王遣使来贡，明廷封其为忠顺王，永乐四年（1406），在哈密正式设立卫所，实现明朝对西域地区的直接管理，哈密卫东距肃州、西距吐鲁番各一千五百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控制哈密可以保障明朝与西域各国往来的交通安全。帖木儿帝国曾与北元关系密切，鞑靼部此前曾臣服于帖木儿帝国，蓝玉捕鱼儿海俘获大量撒马儿罕商人，说明当时帖木儿朝与北元有密切商业往来，帖木儿准备东征期间，“为搜集资料起见，特命鞑靼人赴中国首都居住6个月，从事调查”。朱棣通过多次御驾亲征迫使鞑靼、瓦剌向明朝称臣纳贡，以此来显示明朝才是蒙古诸部的宗主国。永乐三年（1405），朱棣派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试图建立西洋朝贡体系，西洋地区的印度和忽鲁谟斯都被帖木儿帝国征服过，原本属于帖木儿帝国的势力范围，明朝通过贸易和军事的强大影响，最终将之纳入自己的朝贡体系之中。
三、“朋友之谊”：沙哈鲁与朱棣的外交博弈
帖木儿帝国经过短暂的混乱，最终由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实现了统一，帖木儿帝国很快恢复了与明朝东西对峙的局面。沙哈鲁在位时期，明帖两国恢复了使节往来，朱棣试图继续维持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之间的朝贡关系，沙哈鲁则希望帖木儿帝国与明朝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经过外交上的沟通和博弈，朱棣最终承认了帖木儿帝国在西方的宗主国地位，认可了沙哈鲁与自己地位对等。帖木儿帝国的《沙哈鲁史》收录的三封国书清晰地反映了沙哈鲁与朱棣之间的外交博弈过程，值得特别重视。
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派遣使臣至撒马儿罕，并带去国书一封，沙哈鲁于永乐十年（1412）4月看到这封国书，“一四一二年，秦、马秦及各部之皇帝，大明汗之使者抵哈烈。沙哈鲁陛下升殿受贺。国中大臣及使者，皆赴前，执王之手以口亲之，大使献上礼物后复呈国书”。朱棣致沙哈鲁的第一封国书中写道：
大明皇帝诏谕撒马儿罕国沙哈鲁把都儿：
皇天生万物，使凡在天之下，地之上，莫不熙然宁处。朕以皇天之灵，为天下万物主，寅遵天命，临御宇内黎庶，无有遐迩，一视同仁，期咸能安居乐业，前闻尔仁智过人，能遵天命，关怀民瘼，慎治甲兵，恩辑其属，朕甚嘉之，故遗使锡尔织金文绮，红绫诸服，以表朕意。使至尔处尔受命甚恭谨，遵事朕躬，大小人民，奠不欣跃，即遣使者来朝，贡马匹方物，以明尔之忠诚，嘉锡殊宠，尔实应得无愧。前者元社既屋，尔之先人帖木儿驸马能识天命，归藩太祖高皇帝，贡献不绝，以故朝廷加恩于尔遐僻之国，使得艾宁无事，人民亦皆安谧。朕闻尔能继先人遗志，恪守旧章，今遣都指挥白阿儿忻台，千户某，及随从若干人，赍敕赐尔织金文绮，红绫诸服及他色物件，示朕眷遇之意，期此后信使往来，朝聘不绝，商旅安然互市，各遂其欲。尔从子哈里锁鲁檀，实尔懿亲，当务敦睦，宜信朕言，恪遵所命勿替，钦此。
在这封国书中，朱棣俨然以宗主国口吻要求沙哈鲁效法其父帖木儿归藩明朝，并企图干涉帖木儿帝国内政，要求沙哈鲁与其侄儿哈里亲睦和好。
沙哈鲁收到朱棣的国书后，随即遣摩哈美德拔克西随明朝使臣东往，“中国皇帝尚未奉回教，饮食起居，亦未能依《可兰经》而行。故沙哈鲁以朋友之谊，上书请崇奉回教”。沙哈鲁这样回复朱棣：
沙哈鲁锁鲁檀致书大明皇帝陛下，敬问圣安。在昔天降亚当（祝其灵安谧）！锡以全智大能，使其子孙中若干人为先知预言家遣之於民，纳民於正道。自是代有预言家作。如亚伯拉罕，摩西[此处应为两个人]，大卫，谟罕默德，皆见于书。立教律昭示天下人民，使咸遵守其法，虔奉其教。先知等使民归于一神宗教，崇拜上帝，而禁民拜奉日月星辰君主，每项皆设专律治之。於是民咸崇奉独一无二之上帝矣。自大圣谟罕默德先知，袭先知预言家之职位，（祝上帝加以慰劳安宁！）革除旧教律，为全世界之先知预言家。凡学士，官吏，王公，大臣，贫富，大小行事皆遵其法。弃国废法者死。信真理正义者此，谟罕默德教所言者此。曩者成吉思汗作，遣其子孙西征各国，使术赤汗征萨莱、克里米亚、钦察大原，其地嗣位诸君主，如月即伯，如札你汗兀鲁斯皆崇“伊思兰”教，守谟罕默德（祝其灵安谧！）之法。旭烈兀汗取呼罗珊伊剌克各地，其子孙中继守各地者，多崇信伊思兰教，终身不衰，谟罕默德教律若朝曦之耀其心也。历“正地”皇帝合赞，完者都锁鲁檀，及“隆盛”皇帝不赛因把都儿汗，以迄我皇考帖木儿驸马（祝其陵寝芬馨！）受大统，君临国内，皆昭令全国谨守谟罕默德（祝其灵安谧！）教律。当此时，信教者之光荣盖无以复加。今赖上帝威灵，呼罗珊，河外伊剌克等地，悉归敝国，故以先知洗涤罪恶之教律，发号施令於全国，劝行善而戒为不善。……上帝仁惠，望贵国亦崇奉谟罕默德先知（祝天赐其灵安谧！）教律，藉增圣教职力量，以沟通“暂今世界之帝国”与“未来世界之帝国”。适逢使者下临，惠加盛锡，且言和好。……谨遣谟罕默德巴黑失奉使前往修好。约定道路通行之后，人民可自由往来无阻，此实为两国之兴隆及“现今”“未来”两世界之令名计也。愿共守此约，勿蔑友好之言。敬上。
在这封国书中，沙哈鲁并不承认明朝的宗主国地位，也没有回应朱棣对帖木儿叔侄关系的调解。沙哈鲁是以伊斯兰世界宗主国的身份与朱棣平等对话的。国书宣扬了伊斯兰教的荣耀和帖木儿帝国的文治武功，请朱棣也崇奉伊斯兰教。沙哈鲁没有直接驳斥朱棣，但言语之间强硬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沙哈鲁希望帖木儿帝国与明朝之间是平等友好的大国关系。这封国书永乐十一年（1413）七月送达京师，“帝喜，御殿受之，犒赐有加”之后，明成祖继续遣使前往撒马儿罕，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中国皇帝大明汗之使者抵哈烈……又国书一封，大旨详举两国以前和好历史，并希望以后两国国交，仍得亲睦。尤注意于扫除两国交通障碍。两国相处虽远，但可大开和协之门，俾两国人民商贾，可以自由往来贸易，道途之间，无盗匪骚扰也。又沙哈鲁前遣爱迷儿赛德阿合马达尔罕献中国皇帝白马一匹，皇帝尤爱之。故今遣使携珍物甚多，以报前礼也……使者特蒙优待后，乃辞别归国。可汗（沙哈鲁）遣阿儿戴细儿塔瓦斯吉随之往中国”。由此可见，两国关系并没有因为沙哈鲁坚持外交对等的态度而受到影响，明朝与帖木儿朝一直遣使往来并开展贸易，两国之间呈现出友好交往的局面。
永乐十六年（1418），朱棣又给沙哈鲁写了一封国书，永乐十七年（1419）十月，国书随使抵达哈烈。在这封国书中，朱棣正式承认了沙哈鲁在西方的霸主地位，明确表示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之间是平等友好的关系。“中国使者毕马清、杨马清抵哈烈，献呈沙哈鲁珍物及中国皇帝国书，书中写皇帝之名于第一行。序事稍低。遇有上帝神祇之名，则另行缮写。国王之名，亦同样写之”。国书云：
大明国大皇帝致书算端沙哈鲁：
朕深悉天赋尔聪明善德，政行回邦，故人民丰富宴乐。尔聪敏才能，回邦之冠。克顺天命，敬勤所事，故能得天佑也。朕前遣爱迷儿赛雷李达等至尔国。李达等归报，蒙隆礼优待。尔使拜克布花等偕李达等归朝，并带来尔所献缟玛瑙、野猫、天方马等，朕皆检阅一过。尔之诚敬，朕已洞悉。西方为回教发源之地，自昔以产圣贤著名于四方。惟能超过尔者，恐无人也。朕承天命，爱育黎元。西域之人，来中国者，皆善为保护礼遇。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天岂有不乐人之相爱者乎。[引用原文中为“。”]交友之道，礼让为先。不独如是，更有甚焉者也。朕今遣吴昌国等会同尔国使拜克布花等，携带菲礼鹰七头、文锦若干匹以赐尔。鹰乃朕常亲玩者也，不产中国，来自东海边，至为稀罕。彼人常进献于朕，故朕有鹰甚多。闻尔国无此，故择良者赐尔七头也。尔既雄猛，鹰即所以象德也。其为物也虽小，然用以表情则诚，尔其受之。愿自是以后，两国国交，日臻亲睦。信使商旅，可以往来无阻，两国臣民，共享安富太平之福也。朕望上天，更使尔我得知其慈善也。书不尽言。
与永乐十年的国书相比，朱棣的口吻不再居高临下，而是以平等的态度与沙哈鲁对话，他承认帖木儿帝国“人民丰富宴乐”，沙哈鲁“聪敏才能，回邦之冠”。两国之间虽然相距遥远，但是两国关系却“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朱棣还提出两国之间相处的原则是“交友之道，礼让为先”，希望“两国国交，日臻亲睦”。这封国书标志着朱棣最终认可明帖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不再寻求与帖木儿帝国建立不平等的朝贡关系。
四、势均力敌：明帖平等合作关系的基础
朱棣为什么最终放弃沙哈鲁纳贡称臣的诉求，愿意与帖木儿帝国建立平等友好的外交关系呢？其主要由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决定：
首先，两国的实力相当。沙哈鲁于1409年平息帖木儿帝国争夺汗位的内乱之后，定都于哈烈，令其子守撒马儿罕，西征札剌亦儿朝及突厥蛮人，经营波斯地区四十三年，逐步恢复了帖木儿时期的疆域，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帖木儿帝国的声望重新达到鼎盛，亚洲东西两大帝国对峙的世界格局依旧维持。在沙哈鲁的经营下，帖木儿帝国的影响力已深入西域地区。1413年，西域诸国使节出使明朝，皆受帖木儿朝使者节制，“沙哈鲁的使节主宰所有人这一事实就已证明，早在1413年，帖木儿的儿子的宗教和王权影响甚至已经扩张到了中国中原王朝的门户，一直到达吐鲁番”。明朝文献中也有记载相印证，永乐十一年（1413），白阿儿忻台出使西域，撒马儿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土（吐）鲁番、火州、柳城、哈实哈儿诸国都随白阿儿忻台入贡京师，“自是，诸国使并至，皆序哈烈于首”。西域诸国时常派人跟随撒马儿罕、哈烈的使团一同前往明朝，明朝遣使西域也常有帖木儿国使者伴随，此即《明史》所云：“凡天朝遣使及其酋长入贡，多与之偕”。这说明西域诸国既承认明朝的宗主国地位，又承认帖木儿帝国的宗主国地位，他们的使者均受明帖两国使者的领导和节制，穿梭往来于亚洲东西大国之间，西域诸国同时向两国纳贡称臣，进行朝贡贸易。明帖两国共同管理西域诸国，它们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是势均力敌的。
此外，帖木儿帝国的影响力也深入到印度洋地区。印度从1398年至1399年被帖木儿征服后，成为帖木儿帝国的附属国。“帖木儿系同印度的交际大致是亲睦的。帖木儿系的臣民并在印度作一种很活动的贸易。”“印度在名义上亦奉沙哈鲁为上邦君主，八二四年（一四二一）底里王乞思儿汗曾遣使入朝。”印度诸国承认帖木儿帝国的宗主国地位，在经贸上往来频繁。波斯湾的重要出海口忽鲁谟斯也属于帖木儿国的势力范围，“二十年后沙哈鲁亦命奥都剌匝克往使印度，奥都剌匝克自一四四二年一月十三日出发，至一四四四年四月二十日始得还至忽鲁模（谟）斯。”沙哈鲁积极推行以忽鲁谟斯为据点的印度洋贸易政策。与此同时，朱棣派遣郑和六下西洋，建立西洋朝贡体系，印度诸国和忽鲁谟斯也均向明朝纳贡称臣。在朱棣与沙哈鲁统治时期，印度半岛和波斯地区的一些小国既是帖木儿帝国的附属国，也是明朝的附属国。帖木儿帝国与明朝都是世界性的大国，它们都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势均力敌的影响力决定了两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对等地位。
其次，两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经济和安全的需要促使明帖两国建立持久稳定的合作关系。明帖两国在经济上有较强的互补性，两国之间的对外贸易可以为两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帖木儿时期就非常重视从丝绸之路上获取的巨大商业利益，他数次出征金帐汗国的脱脱迷失，占领其商贸枢纽城市花剌子模，意在“最大限度地破坏欧洲通过克里木、伏尔加河下游、花剌子模同中国进行的商队贸易”。帖木儿帝国的撒马儿罕是丝绸之路西端最大的国际贸易城市，也是欧洲与中国之间的重要枢纽，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到达撒马儿罕时这样描述：“我们行至撒马尔（儿）罕之数月前，有自中国境来此之大商队。商队拥有骆驼800匹，载来大宗商货”。朱棣和沙哈鲁的国书均表达了希望两国道路无阻、商旅通畅的共同愿望。“这些使团都需要丰厚的礼物和贸易。它们给朝廷带来了诸如贵金属、玉、马、骆驼、羊、狮和豹；它们得到的赏赐是精美的丝绸和其他织品、白银及纸钞（它们可以此购买中国货物）及其他贵重物品。”共同的经济利益是两国平等合作的重要原因。
共同对付蒙古势力也是明帖两国合作的重要原因。帖木儿帝国建立之后，其北部一直受到金帐汗国的侵袭，钦察草原的乌兹别克人也时常南下对其进行侵扰，其东部的别失八里企图复国，帖木儿帝国多次征战未果，蒙古诸部对帖木儿帝国的边境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与帖木儿帝国类似，明朝北部也面临着鞑靼、瓦剌两大蒙古势力的侵扰，朱棣曾五次亲征蒙古。类似的边境安全问题会促使两国保持友好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蒙古部落。
最后，两国之间彼此了解。明帖之间路途遥远，一个使团来回大概需要两年到三年的时间，但是在朱棣与沙哈鲁时代，双方使团不绝于道，动辄数百人，交流的频次和规模弥补了地理上的不利因素，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相互了解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在遣使交流的过程中，双方使臣都曾撰写行记记载行程及见闻，陈诚《西域番国志》记载了西域诸国的十八个城镇，包括哈烈、撒马儿罕、俺都淮、别失八里、哈密等，其中对帖木儿帝国都城哈烈的记载最为详细，“约三千余字，约占全书一半”。帖木儿朝的火者·盖耶速丁所撰《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则为帖木儿朝了解明朝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火者·盖耶速丁是沙哈鲁之子米儿咱·贝孙忽儿的代表，他按照贝孙忽儿的指示，详细记载了1419年沙哈鲁派遣五百多人的使团出使中国的日程和见闻，涉及明朝的政治、经济、地理、城镇、风俗、宗教等问题。与民间传闻相比，外交官的观察与判断无疑更客观、更全面、更准确，因而更有价值，这也让两国的相互了解达到了新高度。明帖之间密切的交流让双方的精英们相互了解彼此的强大与富庶，他们自然明白明帖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损的道理，主观上促进了两国平等合作的意愿。
五、纳贡称臣：明代史籍对明帖外交关系的书写
综上所述，帖木儿帝国初期帖木儿曾短暂地向朱元璋纳贡称臣，随着帖木儿统治的巩固，他不仅断绝了这种不平等的朝贡关系，还试图发动东征征服明王朝。朱棣即位之后，曾试图重新恢复明帖之间的朝贡关系，但沙哈鲁并未接受，他希望与明朝建立平等友好的伙伴关系，朱棣最终接受了沙哈鲁的立场。从帖木儿朝的相关记载来看，沙哈鲁与朱棣的关系是大国君主之间的平等交往，而明朝史籍的记载则存在着诸多隐讳，为了维护明朝天朝上国的形象，始终将明帖之间的外交关系描述为不平等的朝贡关系。
陈诚的《西域番国志》有意隐讳了强大的帖木儿帝国存在的事实，对明代史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永乐十一年（1413），陈诚奉命出使帖木儿帝国，永乐十三年（1415），陈诚回国复命时却声称：“臣自某年月日领敕命由京师戒行，西出甘、肃州卫、嘉峪山关，抵哈烈、撒马尔（儿）罕诸国。”如前所述，沙哈鲁在位期间，帖木儿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强大政权，哈烈为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撒马儿罕是其第二大城市，陈诚故意用帖木儿帝国的两个城市代替帖木儿帝国，让人以为哈烈和撒马儿罕是两个国家。不仅如此，其所撰《西域番国志》将帖木儿帝国划分为哈烈、撒马儿罕、俺都淮、八剌黑、迭里迷、沙鹿海牙、塞蓝、达失干、卜花儿、渴石等十个国家和城邦，分别对它们的风土人情进行记载，让读者觉得，这十个国家和城邦彼此独立，各不相属。但事实上，这十个国家和城邦都在帖木儿帝国的直接控制之下，沙哈鲁在首都哈烈对帝国进行统治，他的儿子兀鲁伯坐镇撒马儿罕，其他城邦也都由沙哈鲁派出的王公大臣管理，他们都臣服于沙哈鲁。陈诚对此十分清楚，《西域番国志》也有所透露：俺都淮，“虽为哈烈所隶，赋税止入于其本处头目之家”；八剌黑，“西南诸番商旅聚此城中，故番货俱多，哈烈沙哈鲁遣其子守焉”；迭里迷城在阿木河东岸，“河东土地隶撒马儿罕所辖”；渴石，“城中有园林一所，云故酋长帖木儿附马所建”。《西域番国志》共录西域诸国十八处城镇，其中竟然有十处隶属于帖木儿帝国！陈诚遍历西域诸国，显然十分清楚帖木儿帝国的强大与广袤，但他在书写历史时却有意解构了帖木儿帝国这个概念，将它分解为数个邦国，并声称它们都向明朝称臣纳贡，是明朝的附属国。为了维护明朝“天朝上国”的尊严和朱棣“君主华夷”的形象，陈诚别无选择，只能无视帖木儿帝国的存在，借助其境内众多的城镇重新构建西域的图景，否则他是无法交差的。之后，《明太宗实录》节录了《西域番国志》的主要内容，并以其城镇称谓为惯例，记载西域诸国朝贡事迹，其后《大明一统志》《大明会典》《明史•西域传》等明清官方主流史书也接受和强化了《西域番国志》的说法。受此影响，帖木儿帝国在明清史籍的叙事中消失了，人们只知道西域地区邦国林立，其中以哈烈较大，撒马儿罕次之，它们都对明廷纳贡称臣。此外，还有一些证据表明明朝官方有意掩盖帖木儿帝国的强硬立场。《明太祖实录》有意掩盖帖木儿扣留傅安、陈德文使团事件，缺而不书。《明太宗实录》有意漏载沙哈鲁劝朱棣崇奉回教的国书和朱棣承认沙哈鲁为平等伙伴的国书。陈诚《狮子赋》云：“永乐癸巳春，车驾幸北京。秋七月，西域大姓酋长沙哈鲁氏不远数万里遣使来朝。”就这样，帖木儿帝国著名的君主被贬低为西域的大姓酋长，明帖之间平等的外交被描述为不平等的朝贡关系。
有学者这样评价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之间的关系：“明朝皇帝在远方愿意作为一个平等国家进行交往，但我们不能把这理解为在中国境内也会采取这种友好态度。”此可谓一语中的。为了维护明朝天朝上国的形象和朱棣君主华夷的权威，明朝一定会对内外宣称帖木儿帝国是自己的藩属国，把两国对等的使节往来描述成称臣纳贡，但是在实际的交往过程中，迫于帖木儿帝国的强大实力，朱棣采取了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国书和使者都给予了沙哈鲁足够的尊重，两国友好交往的局面才得以持续。国书言辞恳切友好，并无宗主国的恃大口吻，两国君主互赠礼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棣的使者到达哈烈之后，沙哈鲁并未按照明朝制定的藩国礼仪“五拜三叩头”迎接诏使，而是以君主的身份升殿受贺，以帖木儿帝国的惯例接见了明朝使者，明朝使者在受到沙哈鲁接见时，按照帖木儿国的礼仪亲吻了沙哈鲁的手背，外交礼仪上显示了沙哈鲁与朱棣对等的原则。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不同于朝鲜、安南以及西域、西洋诸国，帖木儿帝国并没有被纳入到明朝的朝贡体系之中，两者之间的交往是平等的。尽管明朝对中外宣称明帖关系是朝贡关系，但沙哈鲁并没有接受也不可能接受，两国关系的实质是东西方大国之间的平等外交，这是由它们之间的实力对比决定的。
作者简介
杨永康，山西芮城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晓敏，山西左权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