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份理论性机关刊物。《新青年》创刊时用的是《青年杂志》的名称，改换为《新青年》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了上海，决心从文化启蒙入手发动思想革命，并着手筹办一份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出版了创刊号。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对青年提出6点见解：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由于《青年杂志》创刊号高高举起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所以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000份创刊号出版发行后被抢购一空。
《青年杂志》问世不久，群益书社突然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封来信，信中说群益出版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 （周报）雷同，应该尽快更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更名后的《新青年》得到了更多读者的青睐。
《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
1916年12月26日，游学欧洲回国不久的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打算寻觅一些具备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来北京大学任教。当在沈尹默那里得到陈独秀正在北京的消息后，他就于上任的当天上午前去拜访陈独秀，要聘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却没有“应聘”。
在交谈中，陈独秀说了不去北京大学当文科学长的两点原因：一是自己从没在大学上过课，没博士头衔也无教授职称；二是自己是《新青年》主编，一个月要出一期杂志，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
蔡元培听后当即表示：一是可任专职学长，不给学生上课，来后可办有关教授职称手续；二是可以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大学来办。就这样，陈独秀答应了蔡元培的邀请：“我回沪料理好杂事，即赴京就任。”
1917年8月，《新青年》因故停刊，就在这一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这是迄今发现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复刊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新文学的第一批“婴儿”，即9首新诗刊登在上面。这9首诗中有胡适的4首、沈尹默的3首、刘半农的2首。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人轮流编辑，变为大家一起编刊，并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
不久鲁迅也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其间，《新青年》相继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将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想带入北京大学。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时，遭北洋政府逮捕入狱。《新青年》因此停刊近半年。这件事引起知识界、教育界的极大震惊，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要求保释陈独秀。
9月16日，陈独秀取保获释。
1920年2月，为避免陈独秀再遭拘捕，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乘骡车离开北京，去天津转赴上海，返回到相对安全的南方。
在由北京去天津途中，两人共同商议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大计，从而为党史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陈独秀到达上海后，仍保留《新青年》北京编辑部。从12月的第七卷第一号起，《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 《劳动节纪念号》封面
成为上海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发表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和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同时，还登载了《旅法华工工会简章》及唐山、山西、长江等地的劳动状况调查。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任书记。
1920年9月1日，从北京迁回上海编印的《新青年》出版第八卷第一号，从这期起，《新青年》便成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把《新青年》改办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这是陈独秀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一大贡献。
《新青年》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的正式准备。同年年末，胡适曾写信给陈独秀，提出《新青年》差不多成为美国《苏俄》杂志的汉译本的批评，主张公开“声明不谈政治”。这些意见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未能付诸实践。
12月10日前后，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9位同人，说他“日内即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
对《新青年》的编辑事宜做了安排后，12月16日夜，陈独秀即将登轮赴粤之时，又写信给胡适、高一涵，重申：“《新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这是封打招呼的信，编辑和发行工作的人选均已确定，在这个既定的安排之下，可稍改内容。”不过，陈独秀还是希望联络北京同人，请他们“多做文章”的。
1921年2月1日，由于《新青年》杂志社出售《阶级斗争》《到自由之路》等书籍画报，法国租界巡捕房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借口，将《新青年》杂志社强行封闭，没收了《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的全部稿件。
其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主张移粤印刷。同年4月，《新青年》从上海迁移到广州继续出版。《新青年》自第八卷第六号开始由广州新青年社印行。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但被选为中央局总书记。9月中旬，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回到上海后，上海的报纸披露了他的行踪，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
10月4日下午，多个法租界巡捕闯进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把陈独秀和他的夫人高君曼及正在此处的包惠僧、杨明斋和柯庆施五人押上警车，押送到法国总巡捕房。《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马林（共产国际代表）知道陈独秀被捕后，全力以赴营救陈独秀。
10月19日，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获释；10月26日，陈独秀出狱。1922年7月，《新青年》出至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
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刊载在《新青年》上
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
1923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决定恢复出版《新青年》，创办《前锋》期刊。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把筹办、主编这两个党刊的重任交给了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瞿秋白。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在广州问世，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主编瞿秋白亲自题写了刊名，设计了封面。封面的中心是监狱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中间伸出，手中握着鲜红的绸带，铁窗下写的一句话是“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瞿秋白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也首次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
创刊时，编辑部几乎只有瞿秋白一个人，他不仅组稿编稿写稿，还承担美术设计、校对等工作，此外还要经常跑印刷厂。瞿秋白主编两期后由于工作变动暂离主编岗位。
1924年7月后，《新青年》由陈独秀、彭述之主编两期后，再次休刊。1925年4月，中共四大决定《新青年》由季刊改为月刊，仍由瞿秋白主编。但由于人力和经济上的困难，未能按月出刊，《新青年》实际上成了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先后出了5期，至1926年7月，因北伐战争而停刊。
摘自 | 《领导文萃》2022年2月下
本文作者 | 王树仁
稿件来源 | 《党史纵横》
责任编辑 | 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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