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治安、腐败等大要案报道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技巧，那直面经济社会转型的阵痛就需要更高的视野和更深刻的解读力
《瞭望》致力于为改革立传，但不一味唱颂歌，不盲目打鸡血
文 | 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 詹奕嘉
“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很多新闻人喜欢引用普利策的这句名言，但瞭望者需要桅杆之上居高望远的稳固平台，否则如何能如普利策所说——“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
于我而言，《瞭望》周刊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在新华社工作12年，我在《瞭望》上独立和合作刊发126篇新闻稿件，每年超过10篇。算不上“高产”，但如果没有编辑部一以贯之的点拨、支持和关爱，许多“沉默的真相”未必能如此被打捞、被呈现在受众面前。
走进隐秘的角落
2000年，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2014年撤县设区）发生震惊全国的高考舞弊案，案犯之一、电白县原教育局局长陈建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暂予监外执行”。那一年还在上高中的我，肯定不曾料想到，自己日后会和这个大案产生“交集”。
2009年，新华社广东分社资深记者王攀带着我到茂名暗访，顶住威逼利诱获得陈建明8年内未进监狱一步、如“天外飞仙”般脱离法律惩处的铁证。《舞弊案主犯为何逍遥八年》的报道在《瞭望》独家刊发后，公安机关旋即抓获逃匿多年的陈建明，报道效果立竿见影。
这是我在《瞭望》刊发的第一篇新闻作品。由于长期从事政法报道，免不了与恶性刑事犯罪新闻打交道，常常需要走进“隐秘的角落”，比如《破冰行动》的故事原型、被称为“制毒第一村”的广东省陆丰市博社村。
为了支持我们对“毒品村”的追踪报道，《瞭望》周刊毫不吝惜十分宝贵的版面。从2014年开始，《博社村：从清剿到重建》《回访“制毒村”：毒源为何难断？》《警惕“毒祸”侵蚀基层政权》《再访广东陆丰“毒品村”：已非“制毒天堂”》等长篇报道相继在《瞭望》刊发，如多季电视剧般展现“毒品村”由乱到治的艰难过程。
博社村内几乎每隔五六米就能看到一条关于禁毒的横幅和标语、“雷霆行动”一夜缴获冰毒成品将近三吨、周边县区冰毒产量超过全国三分之一、基层组织长期被制贩毒集团把持、村“两委”连固定办公地点都没有、保护伞猖獗到让“大案变小案、白粉变米粉、毒犯变赌犯”……这些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触目惊心、难以置信的细节，都通过《瞭望》的精心编辑一一被摊晒在阳光之下。
展示真实的“毒品村”不易，深挖毒品犯罪的根源更难。《瞭望》编辑部一次次与一线记者反复沟通对接，督促我不断走向“新闻更深处”。后续报道提出健全基层建设、提升民生水平等避免“毒情”死灰复燃的多条建议被一一落实。等到《破冰行动》播出时，过去的“毒品村”已旧貌换新颜。
反腐是过往十年的社会热点之一。《瞭望》和我们一起紧盯腐败大案背后的机制缺陷和教训，相继推出了《广州冼村城中村改造“黑幕”》《曹鉴燎的贪腐“朋友圈”》《死刑背后的“改制腐败”》《揭秘广东科技腐败系列案》等反腐败重磅报道。其中最为隐秘也最为奇葩的，我个人认为当属《揭开假立功减刑内幕》。
这部情节跌宕起伏的真实版“越狱”，主角是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涉案范围波及司法机关、看守所、法院系统及部分律师、社会人员。《瞭望》以大篇幅展示了分社同事毛一竹和我辗转广州、深圳、韶关多地的调查成果，不仅将张海如何通过假立功获得改判、减刑的详细过程公之于众，而且披露了求减刑者买通律师、拉拢腐蚀政法机关公职人员、不择手段炮制冤假错案供检举立功的其他典型案例，有力地鞭挞了“高墙腐败”现象。当时，一位编辑老师说到这篇报道时评价说，“有一种看律政反腐片的感觉。”
直面转型的阵痛
如果说治安、腐败等大要案报道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技巧，那直面经济社会转型的阵痛就需要更高的视野和更深刻的解读力，也需要顶住更大的压力。过往十多年既是经济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多发期，对此《瞭望》保持了高度关切，不仅敢于触碰劳资纠纷、城乡矛盾这样的敏感话题，而且在众声喧哗中进行了难能可贵的冷静剖析。
2010年春天开始，在中国大陆拥有80万员工的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似乎正陷入一场“诅咒”之中，深圳厂区“十一连跳”震惊中外。当事人几乎都是80后、90后的年轻员工，且多数是入职很短时间内就发生坠楼的悲剧。当时正在深圳驻站的我很早就接到了《瞭望》编辑部的电话，政治编辑室的袁元老师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刺痛人心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员工接二连三地走上这条不归路？谁该为这“八连跳”承担责任？这一系列事件折射出怎样的经济和社会矛盾？……
当时分社副总编辑车晓蕙带着我们强压下面对灾难的伤痛情绪，频繁接触坠楼员工家属、普通员工、心理咨询师、企业工会和管理层、地方干部、专家学者等不同领域的采访对象，像拼图一样拼出了《富士康“八连跳”悲剧背后》。这篇报道旗帜鲜明地提出，作为中国最大的代工企业和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之一，富士康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转型中国”问题的缩影。坠楼事件连续发生间接暴露富士康在管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企业不仅要在物质上保障员工的权益，还要在精神层面体现对员工的人文关怀。
如今回看当年，编辑部支持刊发这样的结论，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更何况，这篇报道还由此延伸到了农民工代际更替与社会政策供给的深层矛盾，“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仍把外来打工者们远远地挡在了城市之外”“对外来务工者社会权益、生活权益的欠债已到了不得不还的时候”这样的表述，才堪称尽到了“瞭望者”前瞻风险、敲响警钟的职责。
观察转型新动态、剖析转型新课题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瞭望》“热点观察”（现“锐观察”）栏目钟情的报道领域。分社同事黄浩苑和我注意到，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珠三角大批外向型企业纷纷采取原地转型、市内搬迁、股权重组等方式自救，但很多并未“关停并转”的企业在转型升级时却频繁触发劳资纠纷，有的甚至出现大规模长时间集体怠工事件。
这样的题材能不能“碰”？其实我们心里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当时还在《瞭望》编辑部的汤耀国老师鼓励我们说，既然观察到了不同寻常的现象，就应该深究根源，提供镜鉴。《企业转型触发劳资新纠纷》等两篇报道在深度调研基础上发现，职能部门的工作焦点往往集中于如何助推企业平稳转型，相对忽视了企业员工的心态与利益诉求，需要对转型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和产业工人的言行心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预估。而从中提炼出“劳动关系管理机制也需转型升级”观点的编辑老师，现在看来，真是有先见之明。
在深入探讨社会转型中的城乡矛盾时，《瞭望》甚至还曾与我们一道直面群体事件的年轻当事人们。《迷惘的“无家一族”》一文就还原了6名青年涉案人的成长历程、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展现了原本对未来满怀憧憬的青年却参与了“社会泄愤”的强烈反差，深度挖掘了他们“成群结队”违法犯罪的社会原因，也由此建言人口流动中如何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记录改革的艰辛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冰心先生的这首小诗非常适合形容《瞭望》记录的改革历程——并不是一路坦途，而是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爬坡过坎。这些故事，不讲往往不为人知。
改革需要先行探索，更需要创造性落实中央顶层设计的基层智慧。在《瞭望》多位编辑的策划和指导下，我们相继对广东多地、多领域的改革探索进行了挖掘和探讨。深圳的社会组织新政、汕头濠江放权的新样本、珠三角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变局、顺德大部门制的变迁、公益诉讼改革的“试水”、阳春青年村官的引进与培育等都一一通过《瞭望》走向了全国受众。而其中最能体现改革专业性和影响力的，可能还首推关于广东司法改革的系列深度报道。
司法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但司法改革却是一个专业性很强、乍一看会很枯燥的工作。但在编辑部的精心编改下，分社同事毛一竹和我合写的《深圳“试水”法官“单列”全观察》《广东司改：差异化布局全方位破冰》《司改“放权不放任”的广东探索》等报道努力将看似冷冰冰的“工作探索”转化成为受众能有所感知的“社会故事”。法官不必再争着当“官”、“花这么点钱”完全值得、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审判“放权不放任”、监督“到位不越位”等等近乎白描的手法，传达出的并不仅仅是改革取得进展的正面信息，更体现出一线改革者以问题为导向，因地制宜、鼓励创新、敢于攻坚的智慧与思考。
因此，《瞭望》致力于为改革立传，但不一味唱颂歌，不盲目打鸡血。不知是不是巧合，《瞭望》时隔十年的两期专题——深圳特区30年与40年中，我都是主力执笔者之一。从“改革先锋三十而立”到“深圳不惑”，《瞭望》展现出了深圳特区各种引人注目的变化，但不变的是，数万字的长文都没有忽视改革的曲折、突破的艰难、发展的迷茫。
正如我们在文中所言，面对1980年代“姓资姓社”之争、1990年代“特区不特”的政策之忧、2000年代“被谁抛弃”的瓶颈之惑、2010年代“难以为继”的资源之虑，却能一次又一次“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才更加彰显改革奇迹的辉煌与不易。
“深圳不惑”专题刊发之后，我发了条朋友圈说，“从三十而立写到四十不惑，特区知天命时大概不会有人找我约稿了吧”。这是真心话，到那时虽然未必还能入编辑部法眼成为作者，但肯定依然是《瞭望》的忠实读者和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