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择明
今年是基耶斯洛夫斯基80周年诞辰，当人们谈起这位伟大的波兰导演，最先想到的总是“红白蓝”，而对《两生花》的评价往往是“不够深刻”，但今天当我们回看这部好看的电影，也许我们会意识到任何解读，都不如“沉浸”其中。
《两生花》的魅力在于“唤起”
不得不承认，对于电影来说，这是一个我们会害怕表现出对“低级品位”不敬的时代。我们现在甚至会屈服于某种低级品位，特别是当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影片成为票房大热时，我们总是怕所表达的某些观点会惹了“众怒”，总是将自己的真实评价隐藏起来。这时候，再读一下著名影评人罗杰·伊伯特的《伟大的电影》是非常必要的，罗杰的文章最大的优点就是毫不做作，他只用三言两语便可以告诉你，有些电影因何“伟大”，你只管大大方方地去爱就是了。
最近《伟大的电影》中文版第三卷出版。这里面收的文章是罗杰罹患绝症之后的作品。但是用大卫·波德维尔的话说，这批文章是罗杰影评的巅峰。拿到书的那一刻似乎又得到一个保证：封面用的剧照来自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薇洛妮卡的双重生命》（1991，又译《两生花》）。
今年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80周年诞辰。想到这一点，便意识到他去世得的确太早了点，但是在有限的生命里，他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惊人的。那么，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中，罗杰又为何独独选了《两生花》呢？（或许有人觉得罗杰点赞的美国电影太多了，但这无可厚非，他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美国影人，而且，美国电影也有很多佳作确实是我们并没有注意到的。）
有意思的是，人们在评价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时，通常《两生花》都不是得分最高的那部。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的思想性，或者政治性，更吸引“学院派”的影评家（比如《机遇之歌》《永无止境》等或许更吸引他们）。但罗杰·伊伯特不是学院派，用波德维尔的话说，他是作家（他用的词不是writer,而是man of letters）。这个评价很高的，可能萧伯纳、蒙田、桑塔格、本雅明都可以用这个词去称呼。坊间大学教授多矣，但这样真知来自真挚的“作家”却极为稀有。我认为罗杰·伊伯特对《两生花》的偏好就是出自一个“作家”的本能直觉。
《两生花》可能也是最容易挑出毛病的，比如它的故事结构是松散的，好像也没讲出什么故事来；比如有人批评它是“迷信”的，“心灵感应”这些东西，怎么证明？此外，它还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票房最高的作品，在世界各地至今都有很多“铁粉”，其中不乏众多的少女粉丝，这部影片很可能还衍生了不少以“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为题的同人文学或漫画创作，故事里的木偶故事也相当具有“二次元”的意味。这种大众接受度很可能让人觉得它不够“深刻”。
《两生花》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里的确也算是另类，所以不能按惯常的思路去看它。罗杰·伊伯特准确地指出了这部电影的魅力在于“唤起”。它并不负责解释——我们可能会有的某种神秘主义体验，本来就无法用实证主义的思路去解释。双胞胎通常都认为彼此之间有一种“心灵感应”，一座岛上的黑猩猩掌握了一种技能，另一座岛上的黑猩猩也会发展这种技能。“去过某地”“现在这一切好像以前发生过”的体验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确会偶尔遇到的，那么这部电影就是让我们深入其中，但就像罗杰·伊伯特所说，看完这部电影，你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揭示剧情，那就等于把云朵变成了雨滴，而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沉浸”其中。
拉斐尔前派的美
但我们还是可以分析，这种体验是如何在大银幕上被“唤起”的。
《两生花》的核心人物是薇洛妮卡。她是绝对第一女主角、视觉中心，这部电影情节发展和故事推进都依赖于她那女性的直觉，所以，这个面孔（以及气质）是决定性的。基耶斯洛夫斯基非常准确也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伊莱娜·雅各布来演出这个角色。大导演和演员的关系其实常常是微妙的，塔可夫斯基和布列松这样的导演对演员是无情的，只将他们视为工具（模特儿）。夏布罗尔甚至毫不客气地建议，要避免在演员的空档期与他们见面。但基耶斯洛夫斯基和演员的关系似乎还不错。一开始他联系过好莱坞影星安迪·麦克道威尔，安迪最初同意，但后来又变卦了，接了一部纯粹的商业片——假如她来演出，这将是一个成熟的女人而不是一个女孩的故事了。很可能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看到雅各布之后就改变了这个故事的基本气质。当时伊莱娜·雅各布只有24岁，她的美丽和奥黛丽·赫本一样（尽管他们的相貌完全不同），属于东方人和西方人审美的最大公约数——娇小、柔和，没有攻击性。
粉丝滤镜总会夸大演员的重要性，但对于这样一部讨论女性感觉的电影来说，她的面孔的确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可能不亚于德莱叶的《圣女贞德》。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本事就是在24岁的雅各布的面孔上面看到了一种拉斐尔前派的美，一种不可思议的、无法亵渎的纯洁感。这就使得她的裸体镜头尽管美得惊人，却不让人产生邪念，而这一点的确和所谓“颜值”的关系并不大。
这也就是使得“波兰的薇洛妮卡”得以成立的秘密——雅各布在波兰古城克拉科夫的环境里丝毫不令人感觉突兀，或有“外国人”的感觉。克拉科夫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多处世界文化遗产，有各种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的教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摄影师将雅各布拍得就像宗教题材绘画中的人物（当然他使用了不少黄色滤镜），因为波兰的薇洛妮卡就是要有圣洁感。她明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唱高音会有很大危险，却为了唱圣咏不惜冒险——这里和“敬业”或者明星选秀没有任何关系。“好女孩”薇洛妮卡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尽管我们看到所有的人，从长辈、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
而雅各布又能胜任不算“好女孩”的法国小城女孩薇洛妮卡，甚至她的法语还带点儿口音，不那么“巴黎”，非常接地气。这可能更接近于她本人生活中的样子。法国的薇洛妮卡通过波兰的薇洛妮卡对生命有了别样的感悟，确认了灵魂的存在——这种过程就是“唤醒”，假如雅各布没有将这个过程真实地演绎出来，观众也无法被“唤醒”。
圣咏的“唤起”
可能我们很难设想这是一部音乐片。当然它不是好莱坞的那种音乐歌舞片，但它算得上是真正的一部音乐电影。或许它的音乐段落并不多，但就像基耶斯洛夫斯基说的那样，“美国人从头到尾都把音乐塞得很满……”
《两生花》和《蓝色》一样，都是关于音乐的电影，是同一个作曲家基纽·普雷斯纳。他的一大特点是从影片创作一开始就参与进来。这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真正的音乐创作。这需要音乐家与导演建立起真正的伙伴关系。所谓“电影音乐”中，最常见的是“电影配乐”，大多数电影音乐是“音配像”，或者通过阅读剧本来创作主题音乐，但是那样就意味着将文学语言“翻译”成音乐，这和开始就用音乐思维效果当然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要传达“庄严”，作家、画家、音乐家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都经由另一种媒介“翻译”一下，比如文字工作者经常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用文字描述给艺术家“命题作文”，这根本就是错的。一段音符从内心的流出，甚至总是发生在语言组织的文字描述之前。
《两生花》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音乐形象，主题音乐就是在克拉科夫的一个中古时代的地窖式教堂里响起的——普雷斯纳本人就来自克拉科夫，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雅盖隆大学毕业的，主修历史学。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地窖式的教堂呢？因为在外敌或“异教徒”入侵的时候，它能够保护人们的灵魂不被魔鬼侵袭。无需多解释它的“意义”，或“辩解”它与圣咏之间的关系。它就是一种圣咏。这方面真的需要作曲家是个有“灵魂”的人。影片中假称这是十七世纪的一个荷兰音乐家某某写的，恐怕真的骗过了很多人吧。
这段圣咏是用古意大利语唱的，歌词是但丁的《神曲·天堂》中的一小段：
哦，你们划着小木船
因为渴望聆听我的歌唱
为随载满我声音的木筏驶向彼方
请回到你们熟悉的故土
不要尾随我冒险飘向茫茫的海洋
以免失去我而迷航
我要横渡那无人越过的大洋
因为我有智慧女神吹送
有阿波罗导航
九位缪斯示意大熊星引领方向……
或许不必去推敲但丁每句话都说了什么意思，但是音乐本身就是“语言”。这种音乐就是“唤起”的。和世俗音乐完全不同，圣咏是需要仰望着去听的，这个姿态就是一种心灵向上的运动，是通往神性之路的。为什么薇洛妮卡的面容有一种沉静的喜悦感？她说的“我并不孤独”是什么意思？只有当视觉和听觉组合到一起，我们才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在被“唤起”，接下来就是“唤起”之后好奇地去探寻“为什么”的过程。
当木偶艺术家亚历山大用一个芭蕾舞演员的死带给小学生们一种关于死亡的教育时，这段主题音乐同样“唤起”了一种精神上升的运动：死去的芭蕾舞演员长出翅膀，变成飞升的天使。
反套路的成长
《两生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西方的第一部影片。跟有的电影大师不同，他很重视观众的理解程度，随时会调整，尽量将故事讲得好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遵从于票房逻辑。为什么这个讲两个女孩心灵感应的故事不是一部“小妞电影”？因为影片中的精神成长就完全不是少女读物的内容。即便从女性成长的角度来看，这部影片也完全不是套路式的，虽然“爱情”在其中也占有很大的篇幅。
法国的薇洛妮卡开始其实是孤独的，因为她不理解“爱”，即找不到与他人情感链接的方式。她道德感模糊（作伪证，难以体察他人的痛苦），跟漂亮男孩上床，但肉身的快乐依然令她孤独。看了木偶艺术家亚历山大的表演后，她跟爸爸说，“我想我恋爱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成长。但是最大的成长是在最后，观众可能以为她和亚历山大“在一起”了，这不是最美的安排吗？
但其实是相反的。亚历山大只是在一个层面上“唤醒”了她，让她知道自己与波兰的薇洛妮卡的关联，并在最后指出她早已在克拉科夫偶然拍过波兰的薇洛妮卡的照片。在短暂的接触之后，她觉察到亚历山大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只爱故事，他和自己的关联也是因为故事。用今天的话讲，她是“工具人”。但他对故事的攫取，其实已经侵占了她私人拥有、不宜外宣的那一部分。当她看到亚历山大兴奋地制作了两个薇洛妮卡偶人的时候，她是没有爱意的——用基耶斯洛夫斯基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她在电影结束时比一开始聪明多了”，这又是一层成长。
《两生花》的原声唱片仅仅在法国就销售了超过五万张。考虑到西方正版音像制品高昂的价格，这在当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也让普雷斯纳声名远播。基耶斯洛夫斯基英年早逝的时候，普雷斯纳非常悲伤，很久走不出来，他对媒体说：“我感觉自己生命里的一部分死去了。”他可是一个相当高大魁梧、满脸胡子的汉子（波兰是一个盛产大力士的国家），但这相当《两生花》，也有力地证明了它所能够“唤起”的绝不仅仅是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