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轻的住院医师张邦彦离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投身科学史及科技与社会研究。对于弃医从文，他是这样解释的：
“以科学的手段解决肉体耗损、病痛固然重要，但我更在意个人与集体是如何建立他们的身心灵和外在世界的秩序，或在失序中谋求疗愈、共存、革新的安身立命之道。”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成为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在研究成果付梓之际，历史学家黄克武作序道：“我觉得‘复调’二字最能彰显全书之旨趣。”
长期以来，学界对近代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集中在知识分子带有政治意图的科学宣言，也相信科学的启蒙与进步来自上层精英的努力，却忘记给予相形之下更庞大的人口应有的篇幅，忽略了科学在常民生活中展现的广泛效应，以及常民活动为科学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时候，常民对科学的信念、投资、应用、误识和挪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并不亚于科学发现本身所带来的改变。
催眠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显示，科学作为一种知识范畴，可以是多元、模糊且游移的，并与哲学、宗教和迷信等相互界定。科学并非上层精英专属，知识的传播未必是“自上而下”；民众并非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生产者。
黄克武在序言中谈及了五个“复调”：科学实践之复调、身体的复调、精神的复调、科学的复调和地理的复调。以往对催眠术的研究，多以欧洲为中心，忽略或排斥它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是长期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强调中心而忽略“边陲”的偏见。张邦彦则将近代中国催眠术放在中西、古今交织的历史脉络之中来观察其多元意涵，考察催眠术由西方经日本传入中国的知识流动，以及催眠术在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
2020年，《精神的复调》在中国台湾出版，受到了历史、心理、文学甚至艺术领域的关注。次年末，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更名为《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令出版社意外的是，在正式出版前，这本书在豆瓣网上收获了五六倍于往常学术新作的关注。
《南方人物周刊》对张邦彦的采访不仅围绕近代科学史，也围绕一个青年人如何探索自己的道路。他坦言自己当初顺从了社会主流的期待，进入医学系。七年学业结束，进入医院的第一年，他决定转向人文社科研究，以解答自己对人生的不满足与不甘心，以探索人生是否会有其他可能性：
“我的日常临床工作崇尚专注于当下的冷静与理性，但透过书写过去人们的诸多努力、尝试和对理想或可欲事物的追寻，不论他们伟大或渺小、成功或失败、脆弱或坚韧，很大程度上都让我重新找回被压抑的热情与感性。”他说，“我们今天谈催眠术，谈的不只是催眠术，更是人们普遍而持续地对自己是谁、对未知、对自身与更深更广阔世界之间关系的探索。”
尽管研究成果备受好评，而立之年的张邦彦却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要往哪里走。他带着新知，再次回到医院，在环境及职业医学部做住院医师，在这个医学与社会结合紧密的领域，探索是否有自己值得投身之处。三年后，在导师王文基的鼓励下，他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继续科学史的研究。
当我们聊起年过三十仍在探索自我的道路上是否会感到一些压力时，他解释自己硕士期间每周在诊所兼职两天，有稳定的收入令家里放心，也提到父母对自己的尊重：不鼎力支持，但也不反对。
“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挚爱的家人。或许因为世代及教育背景的差异，使得我经常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解释自己在做些什么，他们也困惑于为何我总是深锁房门，足不出户。但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宽厚地支持我的每一个选择。从过去到现在，我何其有幸能带着他们的祝福及体谅，朝向未知而开放的将来。”张邦彦在全书结尾写道。
张邦彦
催眠术风行于近代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首先还是想了解一下，近代中国的催眠术是什么样的？
张邦彦：在1905年，《申报》有段时间每天都出现长命洋行的“疗病神带”广告：一个外国人手捧电带，电带向外放气，号称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从身体羸瘦、小便赤涩、月经不调，到伤寒、肺结核、瘫痪。
在西方医学冲击中国传统医学的背景下，中国人在前现代所认为的身体与“气”的关系转化为“电气”、“电磁波动”等现代身体意识。
麦克劳根疗病电带 （出自上海 《申报》 ，1905年10月26日第16版）
电磁化的身体观点起源于18世纪末的法国。一个名叫梅斯梅尔的医师宣称，通过磁性催眠术调整人体内的磁力流，就能让病体恢复健康。大批法国人慕名前去寻医，因此见证了许多戏剧化的治疗场景。这套理论还从医疗场域延伸到政治场域：梅斯梅尔的门徒借用磁性理论包装道德诉求，进行追求平等的政治行动。到了19世纪上半叶，催眠术从法国传播到其他国家，各种实验和辩论在大学、住宅、市政厅和医院等地轮番上演。
在动力精神医学的发展历史里，催眠术一般被公认是开启无意识研究最关键的里程碑。催眠术在西方也跟通灵论、灵学研究和超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8世纪末以来，人们已盛传磁化催眠后的梦游者具有远超寻常人类心灵能力的 “第六感”。
20世纪初，催眠术经由日本进入中国。维新运动后，大量日文作品在当时经翻译进入中国，其中心理学领域译作，种类最多的就是催眠术。除了翻译，日本留学生鲍芳洲、余萍客等人在日本成立了催眠术研究学会，并在民国初年迁至上海，积极推广催眠术。
南方人物周刊：20世纪初期开始，催眠术如何在中国传播开？
张邦彦：催眠术的推广归功于三个主要管道：新式出版物、展演和讲习会。其中，清末大量出现的报刊是将催眠术再现为新兴科学并传播到民间的最基础媒介。
大众对催眠术的热情一开始靠国外趣闻撩拨，比如维新派报纸《知新报》在1898年介绍了几种解决失眠问题的催眠机器，其中一种是由美国医生透过施用电气于枕头和铺盖进行催眠。之后，报刊编辑们又发掘了一类更新奇的题材：动物催眠。《东方杂志》曾刊发论说文章，称催眠术可以施于鸡、昆虫、蜘蛛、老鼠、牛、马等动物。
在出版物之外，展演活动是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人们接触催眠术更为切身的渠道，许多居住于大城市的民众观赏过催眠表演。比如在《申报》的记载中，上海的民间学生社团“寰球中国学生会”曾经数度举办催眠术表演会。催眠术表演不仅医治身体，也有奇观化的消遣，例如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在他的日记中便曾记载看电影戏中演出“以催眠术卧幼女空中”的剧情。
与当年日本、朝鲜不同，催眠术在中国并未受到太多制约。由于边界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以及当时中央政府有限的治理能力，催眠术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可说是百花齐放。
民国时期的催眠术广告 图/Fotoe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写到了民国政府对催眠术的态度的反复和暧昧，容易受到不同团体意见左右，时而通融时而禁止。这种暧昧缘何产生？
张邦彦：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回答是：催眠术好比一把政治的双刃剑，它既能为当权者服务，亦能为对抗者所用。不管是辛亥革命前还是后，一些当权者曾经设想利用催眠术强化统治，讯问取供都是最先浮现的想法，也有认为催眠术可以作为暗杀工具。尽管这些想法没有成功实践过，但人们却宁可相信催眠术的效力并非无稽之谈，而是以一种表面上非暴力的方式动摇统治的根基。当催眠术从个人行为汇聚成集体活动，它的颠覆性就更为强大，迫使政府不得不介入管制。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研究建立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催眠术在近代中国很普遍，是大众科学的一部分。
张邦彦：当时的催眠术不仅会在剧场里表演，也是园游会的常见节目，可以说是城市人生活的一部分。当催眠术成为公众表演时，就不再局限在上层人士。
催眠术的传播被函授这一形式拓展开。不仅是大城市有催眠学会，海外很多地方也有各自的分会通过函授来学习。我看了比较多的实验报告，发现被催眠的人群很多样，有一些教育程度没那么高。
我们在谈论“大众科学”时，经常会被质疑，你说的“大众”到底有多“大众”。必须承认，乡村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催眠术。我在书里也举例子说到一位催眠学会会员的妈妈生病了，他给妈妈进行远距离催眠。虽然我不知道他妈妈的背景，但大概也不是一个富裕人家的女性。
重塑催眠术
南方人物周刊：历史学家黄克武认为，从大众科学的角度来看，你对催眠术的研究，拓展了近代中国科学史的思考维度，为理解近代科学观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张邦彦：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正是希望把目光从上层精英转向中下层社会的民众，讲述另一种关于“大众科学”的故事。当时的催眠学会统合了大众科学的两个重要面向：催眠专家既传播知识也组织大众，而大众既学习知识也参与创造科学事实，并担纲后续的组织者，“自上而下的科学传播”和 “自下而上的大众参与”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明显冲突。
在大量考察催眠学会学员撰写的个案报告后，我发现这些个案报告更像是应用实例，扮演引导功能、传达实作知识，与学会发行的教材相辅相成，成为其他新进者得以借鉴、模仿的资源。大众透过操作催眠实验、撰写个案报告，酝酿出新的主体经验。而对施教者，实验报告要求制式的书写格式，撰写者在书写的过程中有纪律地融入一个科学群体，学习遵循规则，继而被规训为科学活动的主体。从控制实验环境、评估实验对象、选定实验方法，到最后递交出一份公开的证据，这可能是许多常民第一次被卷入集体事实生产的现代科学体系。
换句话说，催眠学会的参与者并非居于 “接受—回应”的知识位置，而是透过 “递交报告、换取承认”的交换回路，获得头衔、传习和设立支会的权利，进而成为扩张组织规模的教授者、治疗者。近代中国，民间的动力精神科学透过这种 “去中心化”的个案阅读，达到扩展实作网络的目标，非科学精英的历史行动者在科学活动中的能动性也由此展现。
南方人物周刊：大众痴迷“催眠术”，是对科学奇观化的痴迷，还是对富国强种的想象呢？
张邦彦：你说的这这两个都是蛮重要的原因。与新式出版物意图改造国体、启蒙群众的初衷相对应，催眠术也为中国的政治未来擘画出各种新的科学可能。报刊杂志里各种标榜祛除恶癖、解决疾病、增进能力和扩大生产力的催眠术报道，具体地反映了人们在现代转型阶段面临的难题，而催眠术是其中一组解答。
余萍客与古屋铁石合作催眠一名日本妇人 （出自 《中华图画杂志》，第6期，1931）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催眠术有很大的诠释空间，你可以用很现代的科学观点去诠释，就会有对西化非常热情的支持者出现；另一方面，它很容易嫁接到传统元素，于是另一群人可以通过传统的框架去理解催眠术。
另一个原因，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会去想，中国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和路径去超越西方。当时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就是，我们物质文明落后于西方太多了，但是我们中国有很长远的精神文明，我们东方人知道精神的力量，而催眠术正好是可以开发精神力量的好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传统文化如何将催眠术重塑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文化概念？
张邦彦：很多民众接受催眠术是新科学，认为神经就像电路一样，接受以电磁学来解释潜在意识引发的催眠及“千里眼”现象；也有很多人是通过“气”的流动去想象催眠术，比如灵术修练者将催眠比拟于宗教经验或禅修，诠释为一种与儒家文化相呼应的道德关系，这一观点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探讨，就是说催眠术进入无念无想的状态时，与禅宗是有一些共通性的。
再一个就是人们对催眠术的认识与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担心催眠之后，人的三魂七魄就被“拍”走了。所以当时对催眠术的犯罪报道，会引起人们对“叫魂”的恐惧。举例而言，1924年《团务周刊》上的一篇报道提到，重庆出现多起匪徒以催眠术诱拐被害人的事件。这其中，催眠术与叫魂最关键的相似点，便是受催眠的被害人描述自己遭陌生人“掌击肩背而惊骇”，因而“神经错愕、惘然若迷”，遂跟随匪徒而去。这种描述并非典型的西方面对面施术的催眠手法，反而更像是传统观念里灵魂因猝然惊吓或受法术而逸离体外的非自愿失魂。因而在20世纪初期人们的受害经验里，催眠术虽然成为新的犯罪归因，加入了“神经”的元素，但实际上仍有相当程度追随着传统的意义理解方式。
近代中国催眠术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便是受这类科学话语所推动，却同时深陷在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迷信的争议里。究其原因，无非是由于催眠术所动员的历史行动者并不止于学院科学家，更多的是学院体制外的催眠师、留学生、自学者、政商人士以及数以万计无名的中下层民众。
南方人物周刊：在今天谈论一百年前的催眠术，除了学术史上的意义，还有别的考虑么？
张邦彦：我会选择这个题目，除了学术方面的考量，还有一些个人的渊源。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曾经去做催眠，说催眠师可以看到她前世的经历。当时她遇到了生命中的烦恼和困惑，希望透过一些不同的方式去了解这些困惑的来源。
上世纪90年代，催眠术在台湾非常风行。从某种意义上，世纪转换之际，催眠术透过影像远端放送和数位编码的形式再现，呼应了台湾社会从现代迈入后现代的转型过程，不仅反映出人们对深层意识和另一个自我的好奇及困惑，也在脑科学的中介下，将神秘现象转换为令人期待的科技许诺。
我不确定未来催眠术会不会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催眠术呈现的是人的意识与潜意识、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是身心灵、自我与他者的这种连接。人们始终没有放弃他们对心灵能力的探索，一系列的尝试也始终没有摆脱科学的争议。
人们经常倾向于相信在自己的意识之外，还有一块心灵的领域，是还没有被探索、没有被开发的。人也很难承认我们就是机器，只是自动化的运作，只是社会机器中的齿轮，更相信我们可以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实际的情感交流，感受到超越物质性的、精神层面的存在，我们偶尔也会有神圣感、超越肉身的感受。
所以我们今天谈催眠术，谈的不只是催眠术，更是在这段历史中，人们普遍而持续地对自己是谁、自己可以做什么，以及对未知、对自身与更深更广阔世界之间关系的探索。
跨越地域与学科门类
南方人物周刊：你学了七年的临床医学，之后进入医院工作。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转向学术研究？
张邦彦：进入大学前，我想过去学哲学或心理学。但在台湾的主流价值中，念医学比较受肯定，职业上比较有保障，我是主动顺从了社会的期望吧。我对人一直很感兴趣，医生可以有比较多机会接触到人。
进入大学后，医学系的学习与我的想象有很大差别。我们的主流研究还是聚焦在统计和实验，比如看某些治疗与疾病之间有没有一些统计学上的关联。这样的研究很重要，但终究呈现的是“数字”。而我比较在意个体的人和他们活生生的生命经验，但在主流的医学研究下，我对这方面的好奇无法得到解答。
真正影响我转向人文社会学科的是最后一年做实习医生的经历。实习时基本都在做技术性工作，帮患者换药、插胃管、导尿管等。不是说医学生不该做这样的杂事，但日复一日做这样的事情会产生自我怀疑，不太能看到人生的进展。
我很想知道我人生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我在医学训练中感受到了匮乏，比起死亡率、存活期、相对风险、生命品质、疾病负荷等等以测量为导向的医学概念，一直以来我更好奇个体怎么与自身，与他所属的群体、群体之外的他者以及他所身处的环境和时代，建立有意义的生命连结。
南方人物周刊：毕业后你没有直接去牛津做研究，而是又做了几年医生。
张邦彦：完成这本书以后，我觉得需要沉淀一下，想想我人生应该往哪里走。我硕士班念的是科技与社会研究，是一个包括了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内容的跨学科门类。我们有一些老师做的是与环境相关的议题，也开启了我这方面的兴趣，所以我决定带着我新学习到的内容，重新回到职业医学领域。
我在台大医院环境及职业医学部当了三年住院医师，业务内容主要是职业伤病防治。这是一个医学与社会结合比较紧密的面向，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劳工遭受到了工业、农业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职业污染，对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是身体疾病。我觉得这是一个与精神医学不太一样但好像又有一些关系的领域。
南方人物周刊：我自己有一个体验，在国外做东亚或亚洲研究时，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对象。你从外部观察中国，中国就成为东亚或者亚洲众多国家中的一个，不仅仅会以中国为中心去关照周围。
张邦彦：对，传统历史学科会比较关注一个国家之内发生的事情，关注中国特有的一些制度和变化。但科学史不太一样，我们的研究前提就是现代的科技知识是在全球不断流动的。所以念科学史的时候，我们已经非常习惯把中国或者东亚作为世界中的一块，当作一个全球知识传播的节点。
研究中国是一个很熟悉的语言、很熟悉的文化，比较容易进入，但另一方面你做的不是当代，是一百年前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做中国史和英国史、美国史是一样的，一百年前已经像是一个异文化了。这种既熟悉也不熟悉，就产生了一种张力。
南方人物周刊：对你这本书的许多赞扬，都围绕着研究成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中国催眠术与东亚精神科学发展史等领域提供新的素材和思考路径。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你对自己的研究内容会在学术史中处于什么位置、充当什么角色有什么想法？
张邦彦：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做人文社会的学术，我们不太可能在一个学科里闭门造车，探索这个学科里极少数人感兴趣的议题。一方面学术要连接不同的学科关注的议题、回应这个时代的改变；另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在高等教育中资源相对是不断萎缩的，面对越来越多“人文学科无用论”的质疑，我们必须更积极证明自身研究的影响力。我认为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跨领域的思考，既立足于自身的专业，又要有串联不同的学科的能力。我做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希望有所突破的在于：我希望我的成果不仅对单一学科有贡献，比如我的文献回顾，对话对象并不是单一学科里的一些研究而已。
大众科学史研究有一个特点是史料散落在各个地方，可能在史书里，可能在报刊里，也可能在文学家的小说和通信里。研究者需要在大量材料中反复筛选，然后串联起来。那些读者觉得精彩的发现，背后是漫长而枯燥的文献劳动。在研究中寻求突破当然很有趣，但那种快乐也很短暂：因为当你好不容易把一些材料串联在一起后，后面还要面对更多不知如何处理的材料。
我对科学史最感兴趣的是，在研究中你就像是一个沟通者和翻译者，你可以具备阅读科学的能力，也可以说出人文学者的兴趣。你可以同时看到这两个学科的人各自看不到的内容，但你又同时可以说出这两个学科的人感兴趣的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