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江睿杰
编辑 | 倪 妮
作为中国人最主要的口粮，稻米按形状可以分为两种：长粒的籼米和短粒的粳米。籼米多产于南方，而粳米则主产于北方。籼米占大米总产量的一多半，但粳米的市场规模增长更快，从1990年代开始便呈现出明显的“粳进籼退”的趋势，籼米和粳米的比例从最开始的9:1，如今已经接近6:4。农产品榜单《熊猫指南》评出的三星大米当中，近年都是2种粳米+1种籼米，也从侧面体现出这种变化。
图左为短粒的五常粳米，图右为长粒的梓潼籼米。
优质粳米主要产自东北。当地的春天来得晚，3月份的时候地还冻着，但春耕的准备工作已经紧张开展起来。五常的水稻大户康健眼下在做育苗的前期工作。这个环节包括筛土、平床等项目，即在温室大棚里预先平整好土地，以便小稻苗之后成长。为了抢时间，从3月底开始，当地农民会先在温室大棚里种下稻谷，培育出小的稻苗。然后到5月份气候合适的时候，再把小稻苗移种到室外的大田里。
五常粳稻育苗大棚。
康健的绿野有机农合社管理的稻田有2500亩，每年秋收之后，他会从自家稻谷中择优选出来年的稻种，所以春耕时购种的压力并不大。反而是在肥料上需要多花点心思，他会根据上一年收获的情况来调整肥料的配比，以保持口感。
在“天府之国”四川种籼米的赵松涛，面临的情况则不太一样。南方气候暖和，3月底4月初就可以直接把稻种播到秧田里，不用专门搭大棚育苗，但要忙的事情一点不少。
赵松涛没有成立合作社，而是开办了一家名叫“和香米业”的公司，管理2000多亩的土地。每年3月初，农业主管部门就会来检查种子、肥料、农药的准备工作并做记录。公司自己也要随时记录，以便和往年的状况做对比分析。
这个过程中，尤其重要的是检查种子的发芽率。如果种子播到地里最后却无法顺利发芽，那就白忙活一场，所以得事先从库存的种子中随机抽取若干拿到实验室做发芽测试。如果发芽率偏低，那就得赶紧更换补充种子，因为刚过完年没多久，事情都堆在一起，赵松涛甚至要忙到晚上十二点多。
总体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仍旧是当代稻农们最惯常的作息。“我们这边天亮了就起床，往往是先干活，干个一两小时回来吃早饭，再一口气干到中午。如果活不多，下午就收工休息。除非农忙的时候，那要一直干到晚上。”康健对《第一财经》YiMagzine说，因为农活的压力不是太大，55岁的康健每天还可以晨跑5公里。
对赵松涛来说，情况也差不多。“夏天的时候起得最早，五点多就出门了，一直干到八九点，等太阳上来了就回家休息，然后下午四五点太阳下去了，再出来继续干，干到晚上七八点天彻底黑了为止。”
虽然作息差不多，但二者“干活”的具体内容却相差挺多。东北的五常大米多数用的都是“稻花香2号”这样不需要杂交的“常规稻”；而赵松涛所在的四川梓潼则是省里最大的水稻制种基地，是杂交水稻的大县。
梓潼籼稻的秧苗田。
要让水稻杂交后变成大米，具体分两步走：首先得制种，也就是选两种不同的水稻把它们都种到田里，让它们生长、杂交并最后结出稻谷，然后才是播种，把这些稻谷采收下来作为种子，到来年春天播种下去，等秋天收获之后再做成大米。
制种的过程很费工夫。负责杂交制种的人员要在盛夏中午水稻开花的时候，去田里帮助稻花散播花粉，以提高杂交的效率。有的人用机动喷雾机帮助授粉，有的人用无人机吹风，但在机械化发达的今天，最高效的还是靠人力——两个人顶着大太阳，分头拿住一根长绳拉直，然后从稻谷的表面一路“刷”过去。“制种是所有活里最辛苦的。”赵松涛对《第一财经》YiMagzine说。
除了制种，施肥的管理也花了他很多心思。农户往往会为了增产而大量使用化学肥料，但这对于保护土地和提升稻谷品质不利。通过不断地宣导、签署确保品质的合同以及时不时地下田检查，直到最近五六年才让签约农户改变了种植习惯，开始克制使用化肥，改用更环保的生物肥料。
这样做的收益很快显现：虽然产量减少了，可总的收入反而提高了。以制种而言，梓潼的制种产业平均产值超过14元/斤，在亩产不到普通稻谷一半的情况下，产值却是其10倍以上。而对和香米业来说，在用一部分土地制种的同时，大部分土地都用来种大米，因为种大米还能赚更多。尽管他们家的大米亩产不过400斤，但通过不断地改良种植习惯和技术，目前能卖到20多元/斤。
怎么让地里的收成卖个好价钱，最初并不在很多农民的考虑范围之内。比如做了30多年农民的康健，在2006年刚成立合作社的时候，就没有卖米，而是把地里采收的稻谷直接卖掉了事——把稻谷脱粒、碾磨成米需要购置额外的设备。但过了几年他发现，还是得投入这个成本，因为稻谷的收购价和大米的收购价差了好几倍。
市场潜移默化地完成了对农民的商业启蒙。赵松涛的公司成立于2013年，农技员出身的他最初做的是育种业务。育种和制种不同，侧重点不在生产，而在组配选育。然而能不能组配选育出足够好的品种，是个“玄学”，很难给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公司有时连生存都成问题。一年多后，他终于意识到优质大米的市场需求在稳步增长，于是转变了主攻方向，公司也随之起死回生。
不过在卖“好米”和把米“卖好”之间，路还很长，比如还牵涉到渠道和营销。
渠道方面，主要分为经销商和终端消费者两种。对这些稻农来说，如果卖给经销商，通常会被压价，因为要在终端销售价的基础上扣掉经销商的成本和利润。如果要想直接卖给终端消费者，哪里去找这些消费者呢？虽然康健和赵松涛的米都被《熊猫指南》评为三星，有了初步的品牌价值，但推销方面都得从头开始摸索。
赵松涛想到的办法是做礼盒，把精力集中到大企业、大机构上，让它们批量采购。这样能确保稳定可观的订单，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往往很费事。“比如有家企业委托我们做礼盒，说不光要有好米，还得配相同品级的优质猪肉。为了做这个订单，我们专门跑了一些偏远山区去采购生态猪肉，既要保证品质，还要保证足够的量，花了好多天才解决。”
除了卖给经销商和大客户，电商销售也日渐受到他们的重视，但仅仅是重视，好多年都没有动作。“主要痛点是人才匮乏。也想过做抖音带货，但是这个东西没人指导，又要花时间，所以一直没弄。”康健说。
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另一方面，农村也很难留住人才。赵松涛曾经招到过一个浙大毕业的女生。他给她开出了比她想去的成都还要高的工资，并且提供了住宿等生活方面的一系列配套设施，大家关系也处得很好，可最后她还是没待满一年就走了。“她说在成都可以没事看电影、喝咖啡、逛街，还有谈恋爱，但是在县里就不太行。”
当被问起“浙大高材生对公司到底有多少帮助”时，赵松涛不吝赞美：“整个格局就不一样。她有很多营销方面的点子，效果都很好，甚至就连团建也是。我们平常团建就是吃个饭，但她有很多新玩法。”大城市的生活赋予她做农业的新思路，同时也让她选择了离开农村。
农村当然也有另外的吸引力，康健和赵松涛都提到了一个词：自由。不用坐班，除了播种和收获时较忙，其他时候都比较闲适。尤其是在东北，冬季几乎没有农业活动，时间可以随意支配。
赵松涛在农暇时喜欢在田间拍照。
康健不太会给社员开会，有事田间地头碰一下就行了。平时大家都是各忙各的，吃饭也大多是自己家里做了吃。赵松涛虽然在公司里设了个“小灶”，但也常常回家吃。
晚上则绝对是休闲的时间。康健喜欢看“今日头条”，打乒乓球。赵松涛则喜欢看书和纪录片。他最近买了第二套金庸全集，还买了以陕西关中地区为背景的未删节版《白鹿原》，他既向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西北，也喜欢温情脉脉的湘西。
至于孩子的教育，并不太让他们操心。两人的“放养”心态惊人相似。赵松涛认为“父亲最重要的是给孩子树立人格的榜样”，康健则说“阳光一点最重要”，成绩都被他们视为第二位的事情，保持在中上就可以了。
开阔的自然与土地，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城市中各种各样的“内卷”。
赵松涛比康健年轻十岁，他本有机会去城市发展，最后却选择了农村，因为“从骨子里喜欢农村”。这有点像纪录片《克拉克森的农场》里那位农艺娴熟的英国乡村小伙，到了伦敦却不愿下车游玩，因为“那里人太多了，我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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