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收官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总决赛中，三大导师之一的于和伟带领的喜剧社团“三板大斧子”凭借作品《热搜预定》，成为该节目第一季的年度喜剧社团。这是于和伟在大众视野中的最新亮相，节目中，他亦亲自上台助演，相对少见地外露了他的喜剧才能。
过去二十年来，于和伟被深度绑定于大众心中的形象并不以喜剧感为首要，甚至并不是现代人物，而是他演的一系列三国戏中的不同角色。早在1999年的电视剧《曹操》中，他饰演的荀彧就隐然呈现大隐隐于市的风范：曹操令儿子送给病中的荀彧一盒点心，荀彧一人独对食盒之时，注目在食盒，面无表情，无力地垂下右手，费力地站起来，缓慢移动双脚，一步一步地接近食盒，躬身想要去开盒，犹豫半晌，停下，直起身板，目露逐渐坦然神色，终于下定决心拢身双手捧起盒子，又进入迟疑状态，缓慢推开食盒盖子，见到内中空空如也，他仍无表情，知道儿子进来询问，才带着戚容与悲凉，叹道“丞相，你真是用心良苦。”这一整段戏持续了五六分钟，除了凄凉笛乐，别无多余对白，于和伟时年28岁，已经将这个发丝苍笼、行动迟缓，然而头脑依旧清晰，情感仍然炽烈的一代谋臣在生命即将终结之际的方方面面状态诠释得非常到位。荀彧在《曹操》中自然只是一个配角，但具体的戏份中表现出于和伟职业生涯早期对表演相当深刻的认识。
这也许部分预示了其时仍属名不见经传演员的于和伟后来选择的路数，即绝非单纯类型化塑造角色。2010年代之后的两部重头戏《新三国》和《军师联盟》中，于和伟前饰刘备，后演曹操，方法几乎与二十年前并无二致，但呈现出来的人物气质、性格质感绝不相同。《新三国》里的刘备，在东躲西藏的阶段，待人接物，往往脸上流露诚挚笑容，及至汉中称王甚至出兵伐吴阶段，逐渐霸气外露，人物的发展逻辑是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一旦登高处，便无所隐藏，要将内心最直接的情感外化于兵戈相见，人物自身逻辑在生命的前后阶段有明显的变化。面对《新三国》这样的超长篇剧集，于和伟身处强大的演员阵列之中，显出独善其身与处变不惊。在刘备投奔袁绍的段落中，于和伟将刘备身上的英雄气压到最低，令这个人物在回答袁绍问题时始终低着头，没有败军之将的哀戚，也不见分分钟立投名状的慷慨激昂。刘备在这场戏中，仅仅是拱手，一字一句，面无表情地陈述，将满心的落魄隐忍在心里。窃以为这段戏，比后来刘备掌握了西蜀大权后的逐渐失控要动人，首先是角色身处当时情境的心迹较后来要复杂，其次就是，于和伟在此中的表演，非常注意描摹角色的心理细节，因而能够成就一个电视史上最独一无二的刘玄德。《新三国》演员阵容群贤毕至，陈建斌饰演的曹操、倪大红饰演的司马懿都算出彩，非常容易令观众产生移情，唯有于和伟的刘备，既贴合角色本身长期以来在观众心目中的定位，又有自己独特且不露雕琢行迹的处理，成为他个人风格的一次集中表露。
这种方式甚至延续到了于和伟饰演曹操的《军师联盟》中，面对臣下劝进的晚年曹操，只微一扬首，说一句“就让孤做周文王吧”，与剧中当他傲世天下之际表现出的落寞堪成对照，是一个“世人谁知英雄魄”的孤独将相形象。可以说，跨度长达二十年的数部三国作品，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于和伟表演体系”，这个词当然说起来比较草率，但窃以为可以比较直观兼客观地见出透过不同性格特点与地位变化的角色，于和伟是如何先化为角色，进而将角色群体归整为自我表演风格的有机构成的。
以深度揣摩角色人性丰富面向的方式，塑造有血有肉的各类人物
早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书期间，于和伟已经参与了电影拍摄。在1993年的《血色玫瑰》中，他客串出演一个参与贩毒团体的小伙子，于被警察包围搜捕的当儿，仍然深陷染毒的迷糊状态中，虽然是一个可以说无足轻重的龙套角色，但保持了基本的角色塑形状态，有机搭配到电影的整体氛围中去。此后整个1990年代，他表演行践的主战场，都在小荧屏上。
在《大宅门2》中，于和伟饰演无缘继承家产而失心疯了的白家第三代白占安，角色由纨绔子弟蜕变成为真正的“下流寄生虫”，实际上是在时代剧中屡见不鲜的模式。于和伟诠释这个角色，仍然依照循序渐进的平和逻辑，角色在剧作前半段的乖张行止，并不能完全凸显出于和伟表演所谓“过人之处”，恰是在角色心性急转直下的当儿，于和伟开始了静默中爆发式的发挥，在剧中，当失去了继承机会的白占安在胡同口望着祖父白景琦冷漠地走进门时，他的面部表情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在一个编排性极强的脸部特写镜头中，白占安先是凝神望向镜头，表层意态极尽庄重认真，似乎与之前角色的性格形成了堪称恐怖的鲜明对比，随后他踉跄着往前走了几步，抿起嘴，流露出一瞬间的失望神色，转头往地下状似随意地吐了口唾沫。这口唾沫，成为这整场戏的一个戏核，在其前波澜不惊的走动与凝视动作里，时间在白占安的聚精会神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延宕。突如其来的“呸”一声，似乎打破了某种恐怖平衡，随后白占安的动作节奏开始骤然加快，他对着镜头又“呸”了一记，在短暂的停顿中，他的表情也近乎凝固，随后第三吐时，整张脸仿如突然展开，开始了极具消解一切意义的冷笑，再吐一口，白占安狂笑不止，随意四顾，对着空落的大门开始吐个不停。这一系列动作由相对静止的姿态开始，一气呵成到一种极端外化的动态，完成了人物从一个正常人到疯癫状态的全过程转换。
自然，《大宅门2》并未直接为于和伟换来顶流小生的地位，但却又一次证实了他在表演过程中把握富于形象性、典型性动作并沿着角色的动作逻辑线索缓慢释放出来的特点，即便饰演的是白占安这样一个容易被塑造成单一性格的配角。
整个2000年代，于和伟参与了起码八部高希希导演的电视剧集，在回忆与高希希第三度合作的《搭错车》时，他非常详细地形容高导“会让演员有足够的创作空间来自由发挥，拍戏时，他还会根据演员脸部最上镜的一面找机位”，以此说明他与高导在拍戏现场的默契。从这就不难理解2004年他们首度合作《历史的天空》，于和伟饰演的“坏角色”万古碑令其获得了极强的观众缘，这其中的关键除了于和伟自身收放精准的表演方式之外，更有他与导演合作中产生的火花。据于和伟自己描述，万古碑因为怀抱着对女主角的爱恋，始终无法表露，他与导演商量，在于女主角墓前忆往的戏份中，加上了掏出一支一直想要送给她的钢笔，唱出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曲子的动作，令这个反派角色丰满了生动的性格。由万古碑到《岁月》中的吴过，再到《追击者》的曹若飞，秉持“进入反派角色的内心”的于和伟，以深度揣摩角色人性丰富面向的方式，成为某一阶段塑造有血有肉反派的专门户，后来他以同样的求真方式投入到《真情时代》《刑警队长》等剧中正面角色的表演中去，亦成功改变了戏路。
三度饰演陈独秀，实现了对这个人物的全方位锻造
简单中求复杂，令于和伟可以胜任许多过往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会触碰到的特殊角色，三度饰演中共党史上传奇性人物陈独秀，亦因此成为于和伟表演生涯中绝对绕不过去的重要序列。
于和伟首次出演陈独秀是在电视剧《中国1921》中，以一种相对与他惯用的低调方式有所不同的姿态凸显出陈的执拗性格，比较突出他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因为这部剧关注的是陈独秀在1918-1921年间的事迹，介身十月革命及其后风云激荡的时代，于和伟的表演更趋向于对角色内在心绪的外化过程。
第二次则是在电影《建军大业》中，于和伟饰演的陈独秀，身处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的1927年，仍不愿意放弃对国民党的依赖，拒绝武装抵抗。这部片中的陈独秀形象，是直接与代表了当时党内正确意见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相对立的，亦是于和伟的三个陈独秀中最趋向脸谱化的一次表现，比如在会场上直接歇斯底里发飙，表现出这位党的首任总书记人生急转直下的焦虑关头。这几乎也是于和伟最为直白外化人物性格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之一。考虑到主创团队对于此片题材把握的审视角度，陈独秀在此片中的地位份属陪衬，谈不上精彩。
然而这个比较“失败”的案例，在数年后又衬托了同一个角色的“成功”：2021年《觉醒年代》直接以1915-1921年为背景，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作为贯穿始末的线索表现，令这个角色成为剧集的灵魂人物之一，因而也有了更丰富细腻的表现。在回到母校上海戏剧学院与师生交流时，于和伟提到，在为角色做准备查看资料时，曾经看到一张照片，对他塑造角色深有启发，在北大校园里的一张合影中，置身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人之中的陈独秀，真的“一枝独秀”地将一只脚伸在蔡元培面前，与其他几位教授正襟危坐的知识分子做派大异其趣。这自然并未直接投射到于和伟在《觉醒年代》的表演中，但这样不经意的一瞥，令其对角色身上可爱生动的部分，有了直观认识。表演系老师曾经教导过他：“会演的演人，不会演的演戏。”若前两次陈独秀，尚停留在关注角色身上特定侧面的“演戏”阶段，那么《觉醒年代》则完成了将角色还原成为身处具体历史背景中活生生的人的过程，实现了对陈独秀这个人物灵魂的全方位锻造，令其与前两次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
非常有趣的是，于和伟饰演过的角色中，最为繁复精彩，常常闪现出“最好的艺术说不清楚”光芒的郑县长、曹操和陈独秀，分别令其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以及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他们有力地证明了于和伟深耕影视表演的这二十多年最富创造力的能量之所在。从很早时候，于和伟就在诠释角色的过程中追求一种“神似”的深度模式，当然成果不一定都尽如人意，但从荀彧、万古碑、白占安及至陈独秀，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并未以“流量明星”“一线小生”而负有盛名的演员一以贯之的踏足角色人性幽深的努力，在五十岁到来的时刻，他迎来了表演艺术意义上的事业高峰，这绝非偶然，亦不算迟来，对一个演员来说，只存在进阶到一定程度的精彩角色的迟到，而并不存在生理年龄对某一些重大名利时刻的错过。对于和伟来说，从龙套到最佳男主角，路虽长，倒也符合追艺人不断进取的规律，站在今日的时空，不知不觉他已经拥有了许多经典角色，且这些角色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轻易被遗忘，这便是于和伟自属的意气风发。
作者：独孤岛主（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影评人）
编辑：范昕
策划：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