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纳粹与书：追寻被掠夺的历史记忆》，[瑞典]安德斯·莱德尔著，朱慧颖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版，328页，66.00元
与我以前读过的以纳粹与书为主题的著作相比，瑞典记者、非虚构作家安德斯·莱德尔（Anders Rydell）的《纳粹与书：追寻被掠夺的历史记忆》（原书名The Book Thieves: The Nazi Looting of Europe's Libraries and the Race to Return a Literary Inheritance,2015；朱慧颖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有两个新的叙事视角，一是关注纳粹帝国在欧洲掠夺图书的目的、过程和细节，以及战后仍然存在的同样属于劫掠图书的行为以及归还原主之难的问题；二是分析纳粹党人对图书的重视与使用，从纳粹帝国对图书的有目的的劫掠和使用中揭露纳粹法西斯的邪恶本质。该书原书名直译是“偷书贼：纳粹对欧洲图书馆的掠夺和归还图书遗产的经过”，很直白地讲述了该书的主要内容。2018年的台版译作“偷书贼：建构统治者神话的文化洗劫与记忆消灭》（王约译，马可孛罗文化出版）；而现在商务版这个书名没有把“偷书”直译出来，“纳粹与书”似乎更能概括全书的核心内容。但是两个中译本的副标题离原书副标题所要表达的书的内容有点远了，或许译者是更希望把叙事内容中的深层含义表述出来。
上述两个叙事视角均可延伸和挖掘出纳粹帝国史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议题，比如从图书的命运看二战前后欧洲的图书史、阅读史、精神文化史，以及纳粹帝国的兴起与文化暴行又是如何改变和摧毁了这幅文化版图；从纳粹党人对所劫掠图书的使用，更是与研究纳粹帝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学术有的直接联系，是研究纳粹政治中的知识生产与思想战争的重要议题。在纳粹史研究中这些议题并不新，但是从劫掠图书的角度切入可能就不多了。虽然“纳粹与书”这个主题只是纳粹帝国史研究中的小题目，但是深入挖掘进去，还是可以发现不少新问题值得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面向公众的普及读物，我觉得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全书开头和结尾讲的是同一件事。作者于2015年前往伯明翰，背包里放着一本橄榄绿封面的小书。在穿越了七十多年的时光之后，这本书将回到它曾经的主人理查德·科布拉克（Richard Kobrak）的孙女埃尔斯手里。扉页上贴着藏书票，书名页写着科布拉克的名字。1944年底，科布拉克和妻子一起被送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然后被赶进毒气室。理查德·科布拉克唯一留存在世上的东西就是这本小书。封面隐约烫金凸印着一幅图案：一把镰刀放在一束小麦的前面，书名是《法律、国家与社会》（Recht，Staat und Gesellschaft），作者是保守派政治家格奥尔格·冯·赫特林（Georg von Hertling）。作者知道这本书在今天并不特别值钱，在柏林的旧书店里，它的售价很可能也就几欧元；但是更知道它价抵万金，因为它对于其主人的后代太宝贵、太重要了。另外，它是还在等待被整理、等待被寻找前主人的数百万本书籍中的一本。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们被人忘却，或被那些知道它们来历的人撕掉有标记的书页，划去个人赠言，伪造图书馆目录，在目录里把盖世太保或纳粹党赠送的“礼物”写成来自匿名捐赠人。
这是一段悲伤的图书聚散史，更令人悲伤的是原图书主人的悲惨命运，例如这本小书的主人理查德·科布拉克。他的孙女埃尔斯告诉作者，身为公务员的祖父因为是犹太后裔而受纳粹迫害，虽然一向睿智并关心政治消息，但是在致命的套索慢慢收紧的时候还以为希特勒的统治不会长久——作者说，这很适用于当时选择留在德国的人。最后醒悟过来，想尽办法把子女送出国之后，自己已经走不了了。这本小书无疑是在家庭被纳粹洗劫的时候一起抢走的，后来辗转流到柏林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有几十万册这样书。
作者写这本书的起因是从关注纳粹党人盗窃、劫掠欧洲艺术品开始的。这种行为以及战后的归还过程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备受关注，作者也在2013年出版了《掠夺者——纳粹党人如何盗取欧洲艺术瑰宝》。在这过程中他发现除了艺术品之外还有图书，但是后者很容易被遗忘。原因很简单，既是因为原来在博物馆和藏家手里的那些艺术品的价格、艺术市场的运作和媒体的兴趣，同时也由于要整理出那几百万册被掠夺而来的图书的来源以及寻找原主人是何等艰巨的事情，简直让人望而生畏。
对于纳粹来说，掠夺艺术品与掠夺书籍有什么区别？前者主要分给了阿道夫·希特勒和赫尔曼·戈林等纳粹领导人，他们打算用艺术品展示所统治的世界是美好的，也是因为贪婪；后者的重要性却是为意识形态上的思想战争服务，目的是要从思想上战胜并毁灭“帝国敌人”，建构德意志帝国的正当性与光荣的、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神话。被掠夺的图书主人很多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共济会、天主教徒、政权的批评者、斯拉夫人等，掠夺行为主要在纳粹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纳粹党首席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领导下进行。在纳粹上台执政后，一场有组织、有目的的掠夺图书行动随着纳粹在国内的反犹暴行以及对外的兼并、侵略行动而在欧洲各国发生，从大西洋岸到黑海边，自阿姆斯特丹、巴黎、罗马、塞萨洛尼基到维尔纽斯，从公共图书馆到私人住宅的藏书均遭受了最严重的劫难。由于整个过程延续时间长，涉及国家、机构、团体和个人的情况复杂，图书的毁灭、流散和最终下落的真相直到今天难以弄清，对很大一部分罪行的认定也悬而未决。
莱德尔循着图书抢劫者的踪迹，穿越欧洲数千英里，寻访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和知情人，目的是了解和重现这段被遗忘的文化的劫难史。“我从散落在巴黎的流亡者图书馆辗转到罗马，查找可上溯至世纪之初、而今已不复存在的古老的犹太人图书馆。然后，我在海牙探寻共济会的秘密，复至塞萨洛尼基寻找一个被灭绝的文明的碎片。我还从阿姆斯特丹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图书馆，来到维尔纽斯的犹太人图书馆。在这些地方，人们和他们的书籍被拆散，有时被摧毁：痕迹无处不在，虽然往往仅剩一鳞半爪。”（序言）除了揭示这段历史真相之外，作者记录了那些至今仍在为整理和归还那些图书而努力的机构与个人，同时也表达了爱书人的共同心声：“哪怕是一本书，也需归还给那些已失去太多的书籍拥有者。”（《芝加哥论坛报》）更重要的是他提醒读者，纳粹独裁者对图书的劫掠归根到底是要消灭人们关于历史与文化的真实记忆。“撰写本书时，我意识到这些记忆才是核心，它们正是书籍被劫掠的原因。抢走人们的文字和记述，是囚禁他们的一种方式。”（同上）
那么，“说吧，记忆！”（纳博科夫）虽然许多记忆一旦说出来，人们或许会发现原来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
1933年5月10日晚上发生在柏林剧院广场的纳粹焚书事件成为现代史上灭绝文化的最强烈的象征和隐喻，在无数的纳粹帝国研究著述中都会提到这一事件。也有不少研究者围绕焚书事件发表了专题著述，如记者于尔根·泽尔克的《焚烧的诗人》（Die verbrannten Dichter，1977）、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福尔克尔·魏德曼的《焚书之书》（宋淑明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等。莱德尔在书中一方面谈到了发生在焚书事件前后的事情，另一方面更强调焚书这个象征性事件往往遮蔽和模糊了人们对纳粹与图书关系的认识。
1933年之前，纳粹党人对思想文化活动和作家、知识分子的迫害已经开始。“经过选择，一些作家成为冲锋队巡逻员的监视对象，这些人守在他们家门外，他们走到哪儿，这些人就跟到哪儿。”（第2页）《民族观察报》发表了有四十二名德国教授签名支持的宣言，宣称德国文学要防范“文化布尔什维主义”，后来又公布了一份准备等纳粹上台后就查禁的作家黑名单。1933年2月，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限制出版自由。德国大学生联合会发起了5月10日的焚书活动，但是早在1922年就发生过几百名学生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机场烧书的行为。学生们先清理自己个人的藏书，后来延伸到公共图书馆和当地的书店，许多时候是大学教务长、教师和与学生合作清理学校图书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大萧条和通货膨胀使买得起书的德国人越来越少，传统的图书馆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在德国出现了一万五千多家小型外借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大量购买畅销书，提供了价格低廉的借阅服务，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令人惊讶的。但这些“人民图书馆”更容易落入学生之手。（5页）大概有100万册属于这些图书馆的图书被掠夺。
在1932年，许多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就开始处理个人藏书，销毁照片、通讯簿、信件和日记。人们在自家的火炉、壁炉或后院烧书，这样的例子有成千上万起；后来许多人为了节省时间和怕麻烦，干脆把藏书丢到树林、河流或者行人绝迹的大街上，也有人匿名把书邮寄到子虚乌有的地方。（第6页）但是，许多有名的德国知识分子对焚书行为的认识却令人痛心，他们竟然会“相信焚书表达了春天的革命热情，新政权迟早会从这类事情中‘成长’”。（11页）
在另一面，“即便是纳粹党人也认识到，如果有什么比仅仅摧毁文字更有力量，那便是拥有并控制它”。（序言）1930年代中期，纳粹控制的读书俱乐部“古腾堡读书会”（Buchergilde Gutenberg） 有三十三万三千名会员，纳粹政权能够高效地把从歌德、席勒到国家主义者、纳粹分子的作品传递给了数百万读者。“激发了德国历史上空前的、想必也是绝后的文学和政治热情，它每年颁发的文学奖项超过了55个。”（第8页）在1930年代，德国每年有大约两万部新作问世，纳粹宣传部认为“对人民有教育意义”的书用大开本大量出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仅1933年就印了八十五万册，在纳粹帝国期间总共出售了六百多万册。（第9页）不过这也不奇怪，以前新婚夫妇会收到《圣经》作为礼物，在纳粹上台后会收到的可能就是《我的奋斗》。
在五月的广场上焚毁了数万册图书，但是有更多的书被送到了冲锋队总部。作者认为，“确切地说，纳粹既非人们认为的‘文化野蛮人’，也不是反智主义者。相反，他们试图创造一种新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所安身立命的不是自由主义或人道主义的价值观，而是他的国家与种族。纳粹党人并不反对教授、研究人员、作家和图书管理员，而是想吸收他们，组成一支由思想和意识形态战线的斗士构成的军队，用他们的笔、思想和著作向德国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宣战”。于是，书籍也成了纳粹党的武器，他们要“用敌人自己的藏书、档案、历史、遗产和记忆对付他们。要夺取书写他们历史的权利，正是这个观念酿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窃书惨剧”。（13页）莱德尔对此有一段总结说得很到位：“纳粹党发动了两种战争：第一种是用常规手段，由军队在军事冲突中与敌人对决；第二种是针对意识形态敌对力量的战争。……打意识形态之战不仅仅靠使用恐怖手段，因为它也是关于思想、记忆与观念的战争，一场捍卫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并将其合法化的战争。”（94-95页）在这场战争中，图书就是极为重要的武器。
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拥有一批独一无二的藏品，因为纳粹最早偷窃的一些图书就藏在这里，因为这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诞生地慕尼黑。莱德尔这里看到有一本书上盖着“政治图书馆，巴伐利亚州政治警察”的印章，他感到看到了纳粹掠夺图书的源头，“我们可以把这些书视为掠书计划的考古遗迹，该计划涵盖了研究机构、精英学校和秘密警察组织的意识形态战争。……这些印章代表着纳粹政权最早的企图，即企图制订思想方案，获取知识。这个方案提出，不仅要研究敌人，而且要在第三帝国建设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全新的文化研究和教育。……这种做法的基础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它想要全方位控制公民的生活。同样的极权主义思维也应用于科学，试图重新定义每一个科学领域。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国家社会主义的……。”（56页）
但是应该承认纳粹党人对于管理和使用图书是很重视、很认真的。莱德尔注意到，一部关于土著儿童保健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中也有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印章，“它表明安全警察的野心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共产党人和具有颠覆性的政治集团。事实上，政治警察是第三帝国内部贯彻极权主义哲学最为卖力的组织的早期组成部分，这一组织名为党卫队，简称SS”。（57页）纳粹上台以来，各联邦的秘密警察和保安处就一直紧紧盯着图书市场的各个环节，从文学批评、图书馆、图书出版、图书进口，到逮捕和骚扰作者、书商、编辑和出版商，一切都在监督审查之下。1936年在柏林正式成立了“异类政治文献研究图书馆”，希姆莱下令德国所有的秘密警察部门查阅被没收书籍的清单都要立即将有关材料送往这里，同年5月图书馆的藏书已经达到五六十万册。（60页） 这个图书馆在1939年纳粹党安全机构大改组中并入中央安全局第二处，不久后又移交给第七处，一个致力于“意识形态研究与评估”的研究部门。这是纳粹党内部最高级别的图书馆，反映了希姆莱和党卫队的世界观。莱德尔说这里最令人好奇的藏书是神秘学图书，说明了神秘主义是党卫队的严肃主题。在中央安全局成立之前，党卫队就有“神秘学图书馆”和专门研究部门，甚至还把一些犹太学者绑架到这里来工作。作者指出，帝国中央安全局进行的研究不单是为了研究敌人以便更有效地击败他们，也是为了将这些知识灌注到党卫队的思想和知识发展中。“党卫队发动的是针对犹太智识主义、现代主义、人文主义、民主、启蒙运动、基督教价值观和世界主义的战争，但是打这场战争靠的不仅仅是逮捕、处决和集中营。……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想控制人民，而且试图控制他们的思想。……在希姆莱的图书馆的阴影下，我们仍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极权主义政权对知识的破坏和它对知识的渴求到底哪一个更可怕？”（63页）
问题来自纳粹当权前后的形势变化。在纳粹运动中原来包含有许多不同的思想倾向，不同力量和群体经常试图把纳粹党带向不同的政治方向。“维系这场乱糟糟的政治运动的不变核心是希特勒本人以及在他身上成形的领导原则，即所谓的‘元首原则’——盲目、绝对地服从元首一一正是纳粹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柱石。”（67页）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新成员源源不断地加入纳粹党，如何统一思想、纯洁队伍是更为明显的新的挑战。为此，希特勒让罗森堡负责纳粹党的精神与意识形态发展和教育，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统称为“罗森堡处”的机构。罗森堡认为要转变人的思想，最重要的工具是教育体制，从1933年开始逐步从幼儿园到大学推行学校体系的纳粹化。这种改革得到学校师生的大力支持，因为纳粹党长期以来重视在教师中开展工作，早在1929年就成立了纳粹教师联合会（NSLB） 。因此教科书要重写，科目要更改，教师也要像军人一样向元首宣誓效忠。学校最重要的思想教育书籍除了《我的奋斗》就是罗森堡的《二十世纪的神话》，学校课程里增加了如“种族卫生”这样的新科目。罗森堡还命人编写了一本名为《意识形态的主题》的手册，勾画出纳粹世界观的主要基础，在全国的学校使用。“这样做的目的，如罗森堡所言，是让纳粹意识形态渗透到从历史到数学的每-门课程。”另外，在这个纳粹教育体系中，“不仅老师要监视学生，而且学生也监视老师，学生可以向希特勒青年团或盖世太保举报发表‘非德国的’言论的老师”。（80页）1937年，希特勒批准成立由罗森堡负责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高等学校”，因为培养未来纳粹领导的教育不能交给传统的学校体系，罗森堡希望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研究、教育与教学中心”能成为这所意识形态大教堂的基石。（83页）
纳粹对图书的掠夺往往有很明确的目的和针对性。1940年6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成为纳粹在荷兰掠夺图书的第一个牺牲品，因为荷兰经济史教授尼古拉斯·波斯特姆斯（Nicolaas Wilhelmus Posthumus）在1935年创办该所的目的就是反对当时肆虐欧洲的法西斯主义。1930年代，大量来自苏联、德国、意大利的难民涌入西欧，也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书籍，波斯特姆斯极力收藏那些涉及社会主义、工会、工人运动的书籍和文献，为它们建立一个安全的港湾，因为纳粹和苏联人都在无情地追踪这些书籍。于是这里收藏了包括《共产党宣言》的手稿在内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档案，总共有五个多书架的材料、笔记、手稿和二人无所不谈的通信。这些档案在1933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偷偷运出纳粹帝国，在经济困难之中只能把它们卖掉。当时最热切的、准备出最高价的买家是莫斯科的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院，但是社会民主党认为卖给斯大林很丢人，于是被波斯特姆斯买了下来。这位经济史教授真是神通广大，他的藏品中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档案，他设立在巴黎的分部还收藏了托洛茨基的儿子捐赠的托洛茨基档案，苏联格勒乌（DRU）特工还从这里偷走了很多托洛茨基的文件。现在，纳粹的罗森堡特别任务小组来了，图书馆的书籍和其他档案全部运回德国，但是马恩的档案却被波斯特姆斯抢先运到了他的牛津分部。
纳粹在德国和欧洲各地对图书的掠夺是有多个部门参与的，相互间也激烈的竞争关系，从图书这个视角也可以反映出纳粹帝国内部的组织结构及其权力斗争。在掠夺图书活动中最大的两个竞争对手就是罗森堡特别任务小组与党卫队和帝国中央安全局第七处，为了取得包揽掠夺和分配某个图书馆的权力而进行恶斗。一般来说党卫队拥有强大的兵力与警力，明显占据上风；罗森堡的组织虽然没有自己的军队，但他通过广结战略联盟，最重要的是与戈林结盟，也纾解了这种不平衡。为了避免竞争陷入无政府状态，纳粹也不得不用规章制度加以控制。因此党卫队与“罗森堡处”也会在图书分配上达成妥协，凡是有助于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对付国家敌人的材料归希姆莱，而对意识形态研究有价值的图书和档案归罗森堡。不过在现实中的事情永远不会如此简单。（97-98页）
最后回到这些被掠夺来的图书的归还之难。
当年的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现名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很多的纳粹掠夺图书。2006年有一位学生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该馆有近两万册盗取的图书，这段历史才曝光。当年这家图书馆还承担了负责分配纳粹从各地掠夺来的图书的任务，从掠夺到分配还有更多组织、机构和政府部门竞相染指，战争结束时又被苏军来图书馆洗劫过，据估计该馆有两百万册图书被运到苏联。1960年代东德因为经济原因又把大量书籍卖给西穗，这些书又被分给西德的大学图书馆。（28页）现在要追查这些图书的流散情况恐怕太困难了。
在柏林中央与地方图书馆，有一本账簿在2005年被发现，上面登记了约两千册书，被证实是战时劫掠而来的藏书中的一部分。更让人惊讶的是账簿上最后一本书的编目时间是1945年4月20日，这一天苏军炮火猛烈轰炸柏林市中心，部队开始攻进城，这时居然还有一位图书管理员坐在地下室为抢来的图书作编目。2010年该馆开始系统地调查其藏书，最难的是找到它们的主人或后人，以便归还。2012年他们开发了一个搜索数据库，把被掠图书的信息、签名和图书主人留下的标记图像都输入进去，“让那些后人来找我们”。这个方法有效果，目前这个数据库共有一万五千册图书，但是从2009-2014年只有五百本左右的书物归原主，而该馆可能有二十五万本抢来的图书。除了柏林中央与地方图书馆，在德国的几千家图书馆中大约只有二十家在积极地核查藏书。（24页）
在那些图书扉页上被撕去的藏书票、被涂抹掉的原主人签名等印记，是无数被抹去、被窃取、被湮没的历史记忆。作者在全书最后以埃尔斯姑母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明天是复活节，我们能做的就是——永不放弃希望。”
责任编辑：黄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