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隐蔽的战争——洞察敌人的情报工作对克敌制胜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需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重要意义。”
中共在革命时期就非常注意情报工作。最早的特别工作部门叫“军委特务工作处”，1927年改设中央“特科”，是中共最早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创始人是周恩来。后来几经易名，至1939年2月18日改设“中共中央社会部”，对外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
中央社会部，在中国革命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情报、保卫工作方面威武雄壮的活剧。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瞬间至今鲜为人知。
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内线关系——鲍君甫
鲍君甫
鲍君甫，广东珠海前山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发展，与上海的帮会、租界巡捕房乃至日本人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并且和国民党高官张道藩有私交，随后鲍君甫改名杨登瀛，并以此名在国民党中闻名。
鲍君甫成为国民党特工系统的高级干部之前，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陈养山发现，鲍对共产党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周恩来和陈赓决定，借陈养山拉拢鲍君甫。鲍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陈赓请示周恩来后尽力满足他，并要求他和上海市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都建立联系。在政治上，鲍并不可靠，据当时给他做保镖的党员回忆，鲍官架子很大，做事情总是两手准备，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却需要这样的人。随着鲍君甫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陈赓一方面加强对鲍及其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鲍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
1928年秋，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截获叛徒戴冰石密告，有中共地下机关在某处活动，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鲍君甫前去，将其中7人抓获。后来，鲍君甫通知“特科”，使党得以铲除叛徒。又有一次，叛徒颜某正洽谈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情报为鲍君甫介绍给潜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党员宋再生得知，颜某即被清除。
1929年初，叛徒陈慰年特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鲍得知后，先用两根金条稳住叛徒，随后通知中共中央将其惩办。当年8月，由于叛徒白鑫出卖同志，澎湃等人被捕。鲍得知后，仔细探悉了白鑫的行踪，得知他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他借送礼送行之名确认其出行时间，使“特科”在白鑫逃往意大利之前将其击毙。当时鲍君甫还准备安排“特科”去劫狱营救澎湃等同志，可惜功败垂成。这年11月，任弼时被捕，鲍君甫向巡捕房称，任弼时是其手下，属于误捕，后将其释放。
1930年，叛徒黄弟洪从苏联回国，组织本来安排他去江西苏区，他竟致函蒋介石，意图“归顺”，并企图出卖他与周恩来的见面地址。鲍君甫及时通知中央，黄即被清除。这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鲍君甫前往会晤，鲍随即报告陈赓，陈赓派刘鼎以鲍君甫邀请专家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后，将其惩办。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巡捕房逮捕，并搜捕出绝密文件，因巡捕不识中文，鲍君甫就请刘鼎假扮“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将其中秘密文件替换送出，几个月后，鲍君甫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关出狱后，进入湘鄂西根据地。
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他熟知上海中共中央最高机密，当然也知道包括鲍君甫在内的几乎所有埋伏在国民党内的为中共提供情报的人员。顾顺章的电报从武汉发来后，首先由潜伏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的秘书、我地下党员钱壮飞译出，得知相关情报后，周恩来等得以从容脱身，而鲍君甫随即被捕。
1932年，在张道藩斡旋下鲍君甫被释放，1934年，国民党令鲍担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但鲍君甫再也不复当年。
“五重身份的谍报王”——袁殊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又名学艺，化名曾达斋
1927年，袁殊参加北伐军，受到袁晓岚之友胡抱一（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的提携，加入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清党，回到上海。
1928年加入狂飙社。
1929年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创办《文艺新闻》。其间，袁殊以读者来信询问的形式率先披露了左联五君子遇害的消息。
1931年10月，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参加中共情报系统的工作，由此逐渐褪去左的色彩，成为灰色人物。
按照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1932年春，袁殊经由表兄贾伯涛（黄埔一期生）的介绍，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成功打入中统内部。
1933年，袁殊被吴醒亚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利用记者身份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与结识许多人并且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成功打入日方情报机构。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了日本。回国后，袁殊即与冯雪峰联系上。 冯雪峰建议他以青帮身份“找杜月笙想想办法”，办起了时事刊行社。
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案”入狱，中共身份暴露，在各方营救下提前出狱，再次到日本留学一年。
1937年4月，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袁殊加入了青洪帮，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
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此后，袁殊成为和中统吴醒亚、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社会帮会都有一定联系，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情报人员，巧妙地利用这种多重身份广开情报来源，上报给中共中央，为当时地处苏区、消息相对比较闭塞的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
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由于袁殊迭立奇勋，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在香港，袁殊还见到了潘汉年。
由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根据组织安排充当“汉奸”，打入日本谍报机关，出面组织“兴亚建国同盟”，并以此为招牌，秘密组建新的情报据点，将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袁殊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
⑴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
⑵1941年6月13日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
⑶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等。
1945年10月7日，袁殊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到苏北解放区，化名曾达斋。并于
1946年重新履行入党手续，结束了长达14年的地下生活。
潜伏在汪伪政权特务机关——上海“76号”的关露
在关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一身。
1939年的关露，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张爱玲。关露除了创作之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及《邓肯自传》等许多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但在这年年底，关露突然销声匿迹。当关露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
原来，这位本名胡寿楣的女诗人，当时已是秘密党员，她接受了一个非常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时候对他进行策反。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什么选择关露呢？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际，胡绣枫接纳了她，这让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鉴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推荐了她的姐姐关露。关露接受命令后，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
严格执行党的指示，忍辱负重两年后，关露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一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
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就提前送到了新四军手中。之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北平和平解放的隐蔽战士阎又文
阎又文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又文在太原受到薄一波、程子华、彭雪枫的影响，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在延安接受了邢西萍（徐冰）的建议，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战工作。1938年，阎又文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与傅作义是同乡，又才华出众，文笔锋锐，深得傅作义赏识和器重，1939年担任傅作义的机要秘书。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他几乎和傅作义形影不离，被大家称为傅作义的左膀右臂，傅作义的各种重要电报、文件及讲话稿，都由阎又文起草。
1947年冬，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刻，李克农提出要尽可能发挥阎又文的作用，决定将阎又文直接划到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并将与他联系的王玉调入社会部。傅作义被蒋介石委任为“剿总”司令后，李克农两次约见王玉，亲自布置工作，要王玉秘密进入北平，要求阎又文进一步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向，提供傅作义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随时报告中共中央。
阎又文每周六在北海公园漪澜堂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安排王玉以记者身份参会，其间将情报交与王玉。阎又文收集的情报包括作战部署如《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划》及详细地图和军事实力、将领概况、傅蒋矛盾、傅之想法及思想斗争等，对中央决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1949年1月，解放军一举攻克了天津，切断了傅作义海上逃跑路线。1月10日，阎又文力劝傅跟共产党谈判。根据党的指示，阎又文对傅作义展开大力度攻心工作——争取傅作义起义。经过多次谈判，1月21日，我党终于和傅作义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解放军开进北平，文化古都幸免于战火。
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这样介绍阎又文的重要贡献：
平津战役期间，阎又文根据上级指示，提供了大量关于华北“剿总”的情报，使党中央准确了解了傅作义情况，为制定北平和平解放方针奠定了基础。天津战役后，他及时掌握并向上级汇报傅作义的思想动态，积极施加影响，为最终促成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