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在点映期间，豆瓣评分8.3高开，自周五全国公映后，目前评分7.8。
主流的说法是“剧情虎头蛇尾”。
或许，最后来个大反击，把日军给团灭，这才符合你们的预期；但实际上，那400多人真正的结局是个悲剧，如果把那一段历史也拍出来，可能有人又会说“煽情过猛”，吧。
纪录片《我的抗战》（2010）
第2集：八百孤军
1937年10月27日，苏州河北岸，老匣桥北端的四行仓库里，王文川（时任524团1营机枪连机枪手）握着机枪的手，已经有些麻木，但他的眼神，还是紧紧地盯着射击孔外，日军的一举一动。
两个多月前的8月12日，王文川跟随88师来到上海。原本一万五千多人的部队，如今只剩下不到五千人，其余的都已经战死。
时间再往前推移。1937年8月9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在上海虹桥机场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后被射杀，日军随即以此为借口向上海增兵。
8月12日，调集淞沪的日本军舰已达三十余艘，海军及陆战队一万五千人，与此同时，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87、88师，到上海杨树浦，及虹口以北布防，战争一触即发。
次日上午9时许，日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冲进横滨路、宝兴路地段，对中国军队开火，零星的战斗持续到晚上。第二天一早，国民政府发表《抗战自卫书》，宣布：
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当天上午，中国军队主动发起了进攻。
战斗打得激烈，国难当头，曾经交战过的各个派系的部队握手言和，从不同地方赶赴华北和华中前线。狭长的淞沪战场上，云集了70多万中国军队，几乎调动了当时中国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一。
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沪战场，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全凭血肉之躯，经常整连整营地战死。
“大场是中国队伍集中的地方，日本人二十万大军增援来进攻我们，我们的部队人都打光了，老兵都没有多少，比如我这个机枪连，就只有十几个人是老兵。”——武干卿，时任88师524团2营机枪连特务长
这样的战斗持续了70多天，但上海终究还是没能守住。
1937年10月26日，日军攻占庙行和大场，中国守军被迫转移，攻占上海城区后的日军，先推倒了孙中山的塑像，随后到处悬挂太阳旗。
上海浓烟翻滚的天空中，唯独没有了中国的旗帜。
当时，为了寻求“和平手段”以尽早结束与日本在7月开始的冲突，各国定于10月30日（实际于11月3日至24日召开）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因此蒋介石希望在上海无论如何要有一支部队，能够守到那个时候。
10月26日，刚刚升任524团团长的谢晋元，接到88师师长孙元良的命令：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吸引日军，掩护匣北地区友军撤退。”
当天深夜，团长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带着四百多个弟兄退守四行仓库。
初到时，有英租界士兵询问谢晋元“带多少士兵驻守？”
谢晋元为壮声威，回答：八百人。
他知道，自己带领的这支部队，已经身陷到几万敌人的重重包围圈当中，突围已经不可能。
10月27日清晨，一伙日军沿着苏州河边一路搜索前进。下午2时，当日军大部队接近四行仓库时，突然枪炮声大响。
我方三挺重机枪，加上几挺捷克式轻机枪，打得日军抬不起头来。
“我看谢团长就在地上爬，爬着检查，怕我们不打，他身上带着左轮手枪，掏出来就毙了你。”
——王文川
原本以为中国军队已经撤走的日军顿时陷入混乱，留下八十多具尸体仓惶退去。
那一天，上海市民十分激动，因为四行仓库里，还有一支部队留下了。
镇静下来的日军开始不分昼夜地进行波浪式攻击。
孤军抗敌的士兵们打得辛苦。进入四行仓库的第二天，日军就炸断了仓库的通水设备，仓库里存有生米和杂粮，士兵们不敢弄火，只能就着生水吃生米。
自10月27日清晨起，全上海的市民，在将近三个月抗战的炮火声中，似乎平静和麻痹了的心情，又被闸北的枪声所激动了。每天一早，租界民众就爬上高楼顶，看孤军杀敌；发现敌人来袭，就喊话通知孤军。
10月28日，夜。十八岁的中国少女杨惠敏，穿越横飞乱舞的枪弹，给孤军送来一面青天白日旗。
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的围困中，上海惟一的一面中国旗帜，升起来了。
谢晋元与众将士坚守四行仓库四天四夜，击退日军六次进攻，毙敌数百人，被当时的报纸媒体称作是“八百壮士”。
然而，就在壮士们四个昼夜不曾合眼，边战斗边修工事，准备与敌人作长时间殊死决战时，10月30日，统帅部命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公共租界。
团长谢晋元痛心不已，直言：
“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时，团长谢晋元组织部队撤退，至此，上海守军全部撤走，这些孤军奋战的壮士们后来才知道，淞沪地区持续近三个月的战斗，中国军队二十多万人战死沙场。虽然上海最终失守，但有一点壮士们很欣慰——日军没能三个月灭亡中国。
八百壮士奉命撤入租界，原商定经沪西返回部队参战，但租界当局却屈服于日军压力，违背诺言解除了战士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的一块空地上，四周以铁丝网围困，派万国商团的白俄兵看守。
英勇抗战的壮士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虽然身陷孤军营，可官民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
从1938年元旦起，谢晋元开始记日记，里面清楚地记录着孤军营的作息时间：
起床，4时30分
早操，5时至7时
白俄队检查人数，8时
早餐，9时
上课，10时至11时30分
晚餐，4时
拳术或唱歌，5时至7时
就寝，9时
1938年8月13日，孤军营升起国旗，纪念抗战一周年；英国人说，日本人不准你们升国旗。
“我们跟他们抵上去，他们用水龙头打我们，打不退，后来用的催泪瓦斯弹。把我们打退以后，我们的国旗下了，我们的人受伤108个。”——杨养正，时任88师524团1营1连1排排长
谢晋元下令，全体孤军绝食抗议。
上海听到这个消息，连日抗议罢市，后经民众团体交涉，工部局被迫让步，允许今后纪念日可挂国旗，但旗杆被截去一截。
被监禁的时间在无限期延长，中国军队在战场又连连失利，有时基本的军饷都供应不上，孤军中的苦闷情绪越来越重。
蒋介石多次电报谢晋元，要求一定要在孤军营坚持艰苦奋斗，为的是中国的抗战能够得到其他同盟国的支持。
1940年，中国的抗战进入到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他派人以陆军总司令的高官向谢晋元诱降，谢晋元把委任状撕得粉碎，他说：
“我父母都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决不当外国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早上，谢晋元和往常一样，率领官兵早操，但这一天，突然有四个士兵迟到了。突然，这四人把谢晋元围住，将其刺成重伤，当天下午6时，谢晋元悲壮长逝。
那年他37岁。四个凶手当场被擒，后交代是汪伪政府收买所为。
谢晋元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前往吊唁者达十余万人。
5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追认谢晋元为陆军少将。
此后，孤军营内的官兵越来越低迷。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
王文川、杨养正和一部分孤军，被日本人押往浙江裕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筑路做苦工，但还有一部分人去了哪里，他们也不清楚。
困守四年有余的孤军，又沦为日军的战俘。
1942年秋的一天，一艘日本军舰秘密航行在太平洋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在军舰的最底层，关押着36名苦工，他们就是另外的孤军。
军舰在太平洋上颠簸了48个昼夜，到达西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湾之间的一个荒岛上，岛上共有160名战俘，有英、美等国战俘，也有新四军、游击队战士。两年多后，只剩下38人。
此时，留在国内的王文川和战友们，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怎么逃走。当时有个农民老乡悄悄告诉王文川，说，找个机会，哪天你就藏到顶棚上面去。
有一天收工点名的时候，日军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日本兵四处搜寻，还拿刺刀往顶棚上面捅，王文川险被刺中。日本兵离开后，那老乡又把王文川送到南京车站。至今，他都不知道那位善良的农民叫什么。
从芜湖逃出来后，王文川一路讨饭，一路打听，凭两条腿整整走了三个月，终于走到重庆大坪的国民党散兵收容所。
杨养正也逃走了，他们是三个人，趁着收工抢了日本人的枪，其中一人被枪打中脸部，舌头被打掉半截。后来他们遇到新四军，护送他们到了安徽。
几年的监禁生活终于结束，他们自由了。只是，曾经奋勇杀敌的壮士们，如今却只能四处漂泊。
1945年8月，没有逃走的孤军看到日军垂头丧气，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蛮横，这时他们才知道，就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听到这个消息，战俘营沸腾了，孤军们立即把日军当俘虏抓了起来。
与此同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小岛上也是一片欢呼，中国的劳工和盟军士兵一起享受胜利的喜悦。只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永远地长眠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1946年，100多名散落各地的“八百壮士”们回到了上海，他们请回老团长遗孀——凌维诚，在老团长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
而王文川再次回到上海，已经是六十年后。
2007年，90岁的王文川在老团长谢晋元的雕像前失声痛哭，在这六十年里，他隐去了自己的身份，在北京当了一名普通工人，甚至连自己的子女，也一直不知道父亲的身份，直到这一刻，压抑多年的心情才终于释放。
2009年，剧组找到了另外一位“八百壮士”——郭兴发老人，只是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了。四天后，老人安然离世。
同年8月，王家宾从养老院接回了父亲。
四个月后，一个冬天的早上，92岁的王文川去世，他死前的最后愿望，是能够“再去四行仓库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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