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七穿插连，第一百三十五名战士，梅生。”
镜头下的朱亚文神情严肃，即将奔赴战场的他，脸上没有丝毫怯弱。
在电影《长津湖》里，梅生是七连的指导员，会英语，懂文化。文人般绵柔的皮相下，藏着军人的铮铮铁骨。
176分钟的电影，犹如一副历史画卷，展开了枪林弹雨的浴血战场，也刻画了栩栩如生的鲜活人物。
很多人记住了梅生这个角色，也重新认识了朱亚文。
他不再是往日倔强英气的朱传武，也不再是阳刚霸气的余占鳌，而是在退伍后，又重返队伍的七连指导员梅生。
拍戏多年，朱亚文对于角色的感受力没有钝化，反而变得更加敏锐，《谈心社》问及接演梅生时的内心感受，他说：
“梅生是一个上海兵，他在上海有家庭和孩子，我当时看到这个人物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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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朱亚文的电影丰收年。
从《悬崖之上》里的楚良到《诗人》里的李五，从《中国医生》里的陶峻再到《长津湖》里的梅生，每个角色都仿佛是一记路标，记录着关于朱亚文的更多可能。
从谍战片、文艺片、剧情片到战争片，在各个角色的转换当中，朱亚文变得愈发自如：
“我觉得今天的演员跟以前的演员也不太一样，在今天，大众对演员的阅读感需求变得强烈，演员需要把能表现给别人的东西，更加多元化地呈现，而不是单一的重复。”
在这样的驱动下，朱亚文接到了《长津湖》的剧本，电影涉及的人物众多，但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性格。
在梅生的身上，不仅有保家卫国的决心，还有平凡个体对家庭温情的眷恋。多种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时，塑造出一个丰满立体的角色：
“第七穿插连打完解放战争，只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1950年他们又进入了朝鲜战场。他们没吃上几天饱饭，也没过上几天温暖的生活，就又要为国家奉献一切，但是上了战场，他们就没有丝毫的顾虑，所以我说我觉得梅生这个人物非常疼痛。”
事实上，梅生只是《长津湖》人物群像中的一个缩影。
这些军人来自五湖四海，心里都挂念着远在千里的亲人。梅生紧紧藏在衣服里的那张照片，其实就是情感连接的一个纽扣。
一张女儿七岁时的照片，让朱亚文的内心进入到了新的情境：
“梅生非常清楚他将会面对什么，在无情残酷的战争面前，每个生命都像纸片一样脆弱，临走前他带着女儿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照片。出发去朝鲜战场时，他特意带走了这张照片。”
在零下40°的极寒天气之下，对于梅生来说，最贴近心房的那张照片，就是自己唯一的温暖和希望。这给予了他面对死亡时毅然决然的勇气。
影片中有这么一句台词：“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下一代就不用再打了。”
在这样至情至深的悲壮感中，梅生这个角色显得十分特别。
他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超级英雄，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中国军人。但正是这一缕缕的情感和牵挂，才让这个角色与每一位观众的内心无限靠近。
角色真正落了地，才足够真切动容。
戏杀青很久后，朱亚文还记得很多细节。比如自己的编号是135，胡军饰演的雷公是17号，比如那列奔赴朝鲜战场的列车上，本该有677人——
“我很喜欢这个人物，我爱梅生，我爱那个时代的所有人。”
很多人认识朱亚文，都是从《闯关东》开始。
那时候的朱亚文只有22岁，身上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灵气。
在电视剧《闯关东》里，朱传武代表着乱世生活中无奈从军的年轻一代，他们常年无根漂泊，只能被命运裹进时代的洪流。
朱开山的三个儿子中，老二朱传武个性最为鲜明，他敢爱敢恨、敢作敢当，从叛逆少年到军队军官，人物成长的曲线也最为明显。
从小在江苏盐城长大的朱亚文，因为拍摄《闯关东》第一次在北方呆了整季的冬天，黑龙江的黑河、雪乡、海林、苇河、哈尔滨这些极寒之地，都留下了他奔忙的足迹。
冷，没有吓退朱亚文。
戏拍得很苦，但朱亚文咬牙坚持，这份少见的毅力和决心，也让他后来接连获得了《情系北大荒》《远去的飞鹰》《我的娜塔莎》等作品中的重要角色。
在流量狂欢的时代，朱亚文像是一个娱乐圈的边缘人，他的价值观简单到有些复古，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012年，朱亚文参演了娄烨的电影《浮城谜事》，这是他第二次演电影，在片中他饰演的是警察秦枫。
和娄烨导演合作，给朱亚文带来不一样的启发和感受：“这是一种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表演，甚至自然地接纳了那些随之而来的缺点。”
对于自然感的追求，让朱亚文逐渐学会了对人物的修饰与控制，进而感受到如何真正走入角色的世界。
《浮城谜事》粗粝而真实的影像质感，重塑了朱亚文的样貌和气质，给他的形象赋予更多的可能，这也为后来他在《黄金时代》中表现打下了基础。
在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中，朱亚文饰演的端木蕻良家境不错，可惜从小身体虚弱、疾病缠身，后来养成了有一点开心的事就会笑的习惯。这样的人温良儒雅，又难免显得懦弱、书生气。
因为这样的性格，端木蕻良很少与人冲突，但为了萧红，他与萧军险些兵戎相见，最终萧红选择了他。
端木蕻良个性中的柔软和刚强，被朱亚文用情感的力量仔细描摹，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逐渐走出了角色诠释单薄的困境。
2014年，《红高粱》中的余占鳌，让人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朱亚文。
为了更加接近莫言笔下匪侠的形象，朱亚文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增肌，增加日晒来让皮肤变得更加粗糙。
比起以往硬朗刚强的形象，此次朱亚文在外形上更加粗犷，个性也更加奔放。
从最初的情欲似火到最后的凛然大爱，长达60集的《红高粱》，让余占鳌个体的变化弧线得以完整体现，他既有草莽英雄的匪气、大义凛然的侠气，也有柔情似水的情义。
在拍完《红高粱》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朱亚文迟迟无法从角色中走出：
“我每天进入片场之后，都让自己处于狂躁的一种状态，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我摧残式的创作过程。拍完《红高粱》后，我都在慢慢排泄积压在自己内心的痛苦情绪。”
即便如此，朱亚文依然喜欢把演戏看做成一场漫长的旅行。
在接戏时遇到的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道独特风景。后来的日子里，他成了《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里的王茂，成了《漂洋过海来看你》里的郑楚，成了《大明风华》里的朱瞻基。
朱亚文享受这场旅行，享受在演绎间的辗转与颠覆，“我的一生都会被各种角色占据。”
“我的家庭非常传统，母亲是大学老师，父亲是军人，转业后做检察官。父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他的教育是非常军事化的：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基本的，犯了错误就得站军姿。”
这种家庭氛围塑造了朱亚文严谨刚毅的性格，在他的身上，总隐约透露着一种超乎年龄的稳重。
上学的时候，朱亚文偏爱文科，喜欢用“写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但为了能够顺利考上大学，他开始学习声乐。结果不久后，声乐老师建议他报考表演系。
朱亚文阴差阳错地踏上了表演的道路。
比起练习声乐时的煎熬，表演来让朱亚文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畅快感：
“每天都在想着怎么琢磨剧本、排练小品，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喜欢和投入。”
兴趣和天赋是朱亚文最好的老师，他顺利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02级，和刘亦菲、江一燕、罗晋等人成为同班同学。
刚踏入演艺圈的那几年，他接到的都是一些小人物、苦角色。这些苦和难都被朱亚文熬了过来。
一部《长津湖》，又一次将朱亚文拉回了我们的视线。
演戏这么多年，朱亚文习惯全情投入，用最笨的办法将每一个角色吃透：“演员把自己掏得越空，让角色进来得越多，最终的呈现才会更好一些。”
进入角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看到一个个鲜活的角色被诠释出来，朱亚文又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常年在这种冰与火之间不断游走。
朱亚文想起去年的一天，当提起要去拍《长津湖》，他的爸爸陷入了一段长久的沉默：
“我爸停顿了一段时间，然后说这个戏你是一定要去的。我爸是1958年生人，他在七十年代参军，但他对于抗美援朝战场的事迹一直烂熟于心。”
战场上，梅生有亲情的牵挂，生活中，朱亚文也有父亲的嘱托。情感的流淌仿佛可以穿过时空的壁垒，在某个时刻达到巧妙的共振。
我想起在《长津湖》中，七连在行军中进行遭遇战，连长安排梅生率队带电台紧急撤退，但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请求参加战斗。第一次正面与美军交锋，我认为我应该在场。”
在大银幕上光影闪烁的一刹那，梅生就是朱亚文，朱亚文就是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