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黑白魔女库伊拉》上映了。
从市场反响来看，这部电影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票房也就一亿人民币出头。刚上映时，片方和影迷就“艾玛·斯通”、“《101忠狗》童年阴影”等噱头做了一通宣传，可等到端午档一批新片上映后，便立刻沉寂了下去。
《黑白魔女库伊拉》
尽管反响一般，但它却代表了近年来一股风潮的体现：好莱坞各大制片厂，都逐渐热衷拿漫画IP中的反派作为主角，开发拍摄系列电影。
为什么反派们会一个个闪亮登场？
反派电影齐亮相
近年来，最成功的以反派为主角的电影，无疑是2019年杰昆·菲尼克斯主演的《小丑》。不光全球票房破了10亿美元，还斩获了威尼斯金狮奖。商业和口碑，两头都兼顾到了。
诚然，电影的成功，不光是导演和演员的努力，也要考虑到经典IP的影响。“小丑”这一影史形象塑造得过于成功。甚至有人将超级英雄电影中的人物分为三类：英雄、坏蛋和小丑——通常反派作恶，总需要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小丑却超越了一切动机和规则，成了终极混乱无序的邪恶代言人。
其实小丑变坏也是有原因的。虽然相关背景故事众多，但此前受到最多观众认同的版本是：小丑本是一个化学实验室的员工，因为妻子怀孕需要钱，便勾结两名同伙进行抢劫。却在半途受到蝙蝠侠干扰，计划失败，自己还掉进了一个化学制剂桶。同时妻子意外去世。失去挚爱，又毁了容，于是心理扭曲，开始疯狂报复社会，成了蝙蝠侠的死敌。
但2019年版的《小丑》则相当于给出了另一个官方版的解释：小丑之所以成为小丑，乃是不公平的阶级划分，缺位的人文关怀，一塌糊涂的亲情、爱情、友情等所有问题的集合。兜兜转转，大部分又可以归咎为社会问题。无形中也符合故事背景城市“哥谭”的混乱设定。
《小丑》
《黑白魔女库伊拉》的故事设置基于和《小丑》同样的逻辑，都是想选取一个经典反派角色，审视剖析其人生成长路径，来讨论“坏人为什么会变坏”的母题。
然而，就影响力来说，两个IP还是差得太远了。库伊拉原本就没有小丑坏得那么彻底，无非是在《101忠狗》中做了几件狗皮大衣，远远够不到“伤天害理”的层面。动画人物原型又消解了严肃感，阻碍了向内挖掘人性幽暗的空间；试图以此为载体来反映社会问题，也显得力度不够，升华不上去。
不过，根据外媒报道，库伊拉只是一个试水的先例。除此之外，迪士尼正在有针对性地开发反派为主角的电影，构建所谓“反派宇宙”，如《白雪公主》中的邪恶皇后，《阿拉丁》中的邪恶国师贾方等。
而在《小丑》成功后，系列电影的续作开发也提上了日程。根据相关资料，《小丑2》和《小丑3》将分别于2022和2024年上映，皆由托德·菲利普斯执导。
情况渐渐变得有趣起来。
那些迷人的反派角色
反面人物充当电影主角，其实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事物。其术语叫“恶棍电影”（Villain Protagonist），只是一直属于小众，更没有像如今这般系列化过。
这些电影路数各异。除了挖掘反面人物的心理成因外，有些注重探讨社会或伦理问题，如《洛丽塔》《发条橙》《出租车司机》等；有些是真实人物的传记片，如《华尔街之狼》；有些则把坏人置于一个或一群更坏的人的对面，任双方交战，如《自杀小队》，《沉默的羔羊》大火十年后的续集《汉尼拔》等。不少纯粹的血浆片也多为此路数，但普遍欠缺艺术价值，不值得严肃讨论。
《出租车司机》
此外，某些大的影片类型，也专门给传统意义上的“恶棍”们提供了舞台。
比如黑帮片。
大部分传统影片的叙事主线，是描写主角在解决了生命中一个个困难和挑战后，最终收获了亲情、爱情、友情等美好事物，达到了人格上的完满。甚至更高级一点，成为“英雄”或者“救世主”，普度众生，表现的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期待和追求——其中当然也有反派角色，但归根结底只是一群工具人，属于需要被正义击败的邪恶，作用仅仅是衬托出主角的光芒而已。
而黑帮片逻辑恰好相反，是在亲情、爱情、友情等珍贵之物上做一番舍弃，以换取某些私利，比如让自己和整个家族获取权势、高层庇佑、司法豁免等，甚或只是一种“活下去”的资格。与此同时，道德方面的对与错也往往模糊掉了，只剩下“成年人只讲利弊”的冰冷。
这些舍弃有些是主动行为，有些是被动。主动牺牲亲情的偏少，较有名的例子是《教父》中麦克下令干掉二哥，其余大部分都是遭到敌对帮派迫害；
牺牲爱情的也较少，《古惑仔2之猛龙过江》算一例。另外如《新世界》《无间道》《无间行者》等卧底片都表现过爱人之间的相互瞒骗，余下大多数也都是被动遇害；
牺牲友情的最多，因为黑帮内部的权力更迭，往往涉及朋友间的相互背叛，具体例子如《好家伙》《黑社会》《赌城风云》《美国往事》《情枭的黎明》《爱尔兰人》《极恶非道》《忠奸人》《省港旗兵》等，不胜枚举。《爱尔兰人》原著中也特别指出过：为了保证暗杀过程不出岔子，黑帮高层往往会对暗杀对象最亲密的朋友直接下达指令，因此帮派中人总是活在一种“谁也不可信”的大恐慌中。
《爱尔兰人》
除了影视这一艺术体裁，漫画、小说中也不乏魅力反派的身影。
许多长篇漫画中，都喜欢时不时插入闪回镜头来讲述反派们的童年，暂时扩充其戏份，如《火影忍者》中的大蛇丸、萨克·镫等，这些角色的童年遭际往往悲惨，目的是打造出一条因果链，让观众理解其成年后的一系列选择。
抑或将反派时不时在正与邪两条路上来回切换，让观众分不清其立场和内心动机，始终对角色的变化保有悬念，如《龙珠》中的贝吉塔、《复仇者联盟》中的洛基等。
也有名为邪恶，实际功能却是搞笑的角色，如《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的灰太狼，《神奇宝贝》中的火箭队三人组等。
而若单从全球影响力方面考量，恐怕还是《蝙蝠侠》系列最为知名——其在“哥谭”这个虚拟城市中，除了打造出“小丑”这一经典形象外，还有企鹅人、谜语人、毒藤女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恶棍宇宙”。
美剧《洛基》
这是漫画的特殊优势所在：因为体量庞大，灵活性高，方便不断插入闪回镜头，对故事走向进行修正，还能丰富角色多样性，不停开发分支剧情。
小说创作由于比漫画更讲究连贯性，不方便进行人物形象的多重反转，即便要塑造这样的角色，笔力也只能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但相比漫画，优势在更能积蓄力量，打动观众。如《哈利波特》中的斯内普、马尔福，《神雕侠侣》中阴险恶毒，却为救郭襄而死的金轮法王等角色，都留下了足够耀眼的人物弧光。
为什么反派们更能打动人心？
大众心理基础
戏剧初诞生时，舞台上推崇的是那些肉体、精神双重完满的英雄，是勇敢、善良、坚强等“有益特征”的集合。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到，文学是道德的反映，表现“有益特征”的作品价值，高于表现“有害特征”的作品价值。
所谓“有害特征”，指愚蠢、自私、懦弱、庸俗等负面人格特质。在丹纳看来，这些元素即便不能不出现，也应尽可能少为宜——在这种逻辑下，戏剧也被分为了低级、中级、高级三类：“低级剧种”以喜剧居多，意在创造一批懦夫、骗子、吝啬鬼供观众嘲讽取乐；而“中级剧种”即是表现那一类“坚强而不健全，精神不平衡”的人物；“高级剧种”自然就是表现“真正完美的英雄”。
对英雄的推崇，本质上是满足平民对贵族的幻想。丹纳生活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刚打碎君主制，但旧文化的影响仍在，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仍偏简单。因此多数时候，道德标准依然是明确的；究竟何谓好坏，是默认不需要过多探讨的。
但到了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原本简单的社会结构裂解开来，变为多个各行其是的小组织，道德标尺就开始模糊了。电影源于生活，是现实和社会的高度抽象化产物，又天然具备足够影响力，自然就成了展开讨论的最佳对象。
《教父》
以《教父》为例，电影中将维托·柯里昂描绘成了一个智勇双全，退能对家庭负责，进能维护一方安定的形象，近乎完人。但究其本质，柯里昂家族的存在，对社会能起到的积极作用相当令人存疑。这种宏观与微观的反差，构成了角色魅力的根本来源。
《教父》三部曲的结尾也体现了主创的价值取向：麦克·柯里昂接手了家族管理权后，虽然成功洗白上岸，却接连失去亲情、爱情、友情，进入了终极的孤独，命运近乎惨烈——该片本质是在探讨人生中的得失平衡，拷问“究竟什么最重要”的人生课题。
当然，人物的选择并不只缘于环境，还要倾听内心的声音。
《蝙蝠侠》中，韦恩小时候目睹父母遭遇杀害，从此憎恶暴力，通向了成为蝙蝠侠的英雄之旅。而同样受到心灵创伤的小丑却走了截然相反的道路，成了反社会的疯子。
《蝙蝠侠：黑暗骑士》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本恶？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些亘古不变的母题始终没讨论出结果。于是克里斯托弗·诺兰将《黑暗骑士三部曲》拍成了具有黑色电影特质的社会学影片，片中的蝙蝠侠在思考应付这一系列问题时，也经常陷入哲学层面的迷茫。
社会变得复杂，道德标尺四处游移，甚至左右矛盾，美好的理想就愈发显得格格不入。
“英雄”固然伟岸，令观众崇拜有余，却代入感不足，如金庸小说中的郭靖、乔峰等，更多是图腾式的存在，容易让观众产生“我要成为他”的冲动，却难以设身处地与之共鸣。相比起来，段誉、张无忌等具有一定性格缺陷的角色往往人气更高。而杨康、慕容复、鸠摩智等反面人物机关算尽，却仍求而不得的状态，也颇容易让人心有戚戚。
归根结底，人生中涉及的元素众多，如何平衡各种欲望和需求，割舍什么、保留什么，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而如今，道德标尺模糊不说，人们的压力又实在太大。相比那些少数一切都能达到平衡的幸运儿，多数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同美好事物作割舍，收获的却也并不是多么值钱的东西。
《小丑》
积蓄已久的情绪，总要找一个释放的出口——《小丑》的10亿美元票房不是小数目，不得不说其击中了全球观众内心的某个敏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