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爱情
曹月芹
曾经在我心里，“爱情”这个充满诗意的字眼无论如何是不能与我的父母联系在一起的。
父母亲是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几十年的相处里争吵过、冷战过，甚至是彼此抱怨，狠话可以说到“老死不相往来”，却又总在彼此最需要的时候不离不弃。父亲辞世后，他们之间一段段特有的情感往事陪伴着母亲，那些曾经的争吵都成了晚年下午茶里永远存在的话题。
母亲经常给我姐弟俩讲与父亲的恋爱史。据说，当年父亲在部队提干，休探亲假时，他的表哥，也就是母亲村里的村支书，把村里所有适龄的女青年都叫到村委办公室，只为让父亲前去相亲。一天下来，村里的姑娘们都在谈论村支书介绍的这个人，有人说人挺威武，有的说可别是个骗子吧？因为那时部队干部是穿四个兜的军装，而父亲那天偏偏是穿着两个兜的战士服装，脚上却穿了双在那时很少见的皮鞋。这不伦不类的装束，让有些姑娘感觉不踏实。而母亲那时年纪轻轻就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村支书借故叫母亲去了一趟村委，母亲却未曾注意到父亲那个人。而就那短短瞬间，父亲心里就锁定了那个梳着长长麻花辫的母亲。
外婆在世时，也经常提起村支书来给母亲说媒的那一天。一向傲娇的村支书嘴巴就像蜜泡过一样，一口一个大婶子，好婶子，最终成就了这桩欢喜姻缘。母亲还没过门，我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父亲在外面执行任务都未曾赶回来送二老最后一程，是母亲替父亲披麻戴孝尽了儿媳妇的职责。结婚后，母亲用柔弱的肩膀，为父亲扛起家里的大梁。一个人拉扯着我和弟弟，又当妈又当爹。直到我 5 岁时正式随军，才结束了聚少离多的日子，过上了家人团聚的幸福生活。
小时候，父亲总是属于“外面”的，外面的工作，外面的应酬。平日在家的时间少，陪伴我和弟弟的时间就更少了。在家多数时候是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他那专属一角专心致志地看电视，而且主要是那种新闻、军事之类的体裁，而母亲则是每天除了上班，还要操持着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忙得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唯一看到母亲坐下来休息时，手里的毛衣针也总是上下翻转不停。母亲性格开朗，人也和蔼。很多时候父亲专心看新闻，母亲会跟我和弟弟在另一房间里有说有笑。那个画面我现在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屋里母慈子孝，欢声笑语，一个房间里安静的只有主持人在播报新闻。我常想，也许那时父亲喷吐出的烟雾里一定有寂寞的味道。
在我们家，父亲的权威是不容任何人去撼动的。每天晚上，晚饭做好，只要父亲不回家，我和弟弟再饿也不能先吃。我俩可怜巴巴围着饭桌看着饭菜咽口水，或者是自己去厨房拿一点可吃的垫一下。只有父亲进门洗手坐到桌子前，我们一家人的晚饭才能开始。其实，父亲好多时候回来的太晚，会跟母亲说：“我这下班没有准，你们先吃就行！”，母亲却从来没有一次纵容我们。我和弟弟很不解，为啥要这么敬畏着父亲。
一向温顺不发脾气的母亲也有反叛的时候，她会因为父亲饮酒过量跟他展开激烈的“斗争”。“斗争”中有酒精支撑的父亲不会认输，但是每一次清醒后，都会为自己的冲动后悔莫及。因为他会受到母亲无声的家庭冷暴力。每当这时，我和弟弟就会有点幸灾乐祸，我们看到骄傲的父亲像折了翅膀的大公鸡，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父亲会变着法去讨好母亲，会“老李、老李”叫得极其献媚。甚至会主动拿起墩布去擦地。小问题，这么敷衍一下就过去了。如果错误过于严重，这些伎俩会不起作用。母亲会一连几日不跟父亲说一句话，但是在每天做好饭后，依旧要等父亲回来才能开饭，而母亲自己却不上饭桌。吃饭的时候，父亲像是寻求援助似得看看我，再看看弟弟，我和弟弟故意不搭理他，只顾低头吃饭。一顿饭吃得安静得只听到筷子跟碗轻轻的碰撞声。
我和弟弟本以为父母有了内部矛盾，我们就可以挑衅一下父亲的权威性了。有一次，晚饭做好了，弟弟说：“妈，我们吃吧，不等他了。谁叫他跟你吵架！”弟弟得意洋洋，像是在宣示自己坚定立场。没成想母亲严肃地说：“他是谁？你该叫啥？我们俩是大人的事，与你们当孩子的没有关系。不管我怎么对他，他是你爸，你们不能不尊重他！”我朝着弟弟悻悻地吐了一下舌头，识趣地走开了。长大后我发现母亲是高明的，她嘻嘻哈哈地与我们打成一片，极力维护父亲在家里的老大地位，我们有点小过失寻求她的庇佑，她也会为我们打马虎眼。但是到了原则问题上，母亲就会把父亲搬出来了。一想到问题要到了老大那里就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了，我们就会乖乖地听母亲的话。所以，母亲从来不用跟我和弟弟吹胡子瞪眼，一提父亲，我俩就蔫吧了。而父亲呢，有母亲在这给他大力圈粉，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自然不怒自威。现在想来是不是老两口商量好的专权对策，也未可知。
父亲五十多岁时，血栓了一次，后来又患上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疾病。脾气也变得易怒。母亲的日子真的是太难了。百般小心地服侍父亲。精心制作父亲每天的饮食，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少油、少盐，既要保证营养的摄入，还要尽量变着花样，做的口味好一些。父亲喜欢吃水饺，母亲为父亲单独调馅，肉是要用纯瘦的，不能带一点的肥肉，蔬菜要搭配合理。而且故意包的小一些，这样会让父亲从数量上有个约束感。可以说，妈妈为了调理父亲的身体，用尽了各种的偏方、食疗方，费尽了心血。即便这样，父亲发起脾气来依然是不管不顾的。时常为了一点小事冲着母亲大声叫嚷。母亲总是选择默不作声，事后，母亲会委屈地向我哭诉：“话越说越多，人在气头上说过了，两个人都生气。我这是看着他有病不去跟他计较。”父亲发过脾气之后认识到自己的不对，会主动向母亲承认错误。却总是前脚认完错，后脚接着犯。时间长了，母亲感到自尊受到伤害。虽然不会跟父亲去吵，却是自己躲在角落里暗自伤心。拿出她一辈子的“冷战”法宝，算是对父亲的惩戒。而我和弟弟总是看着大人的眼色去帮父亲说情解围，母亲也总是看在孩子们的份上让父亲过关。
对于父母好坏的评判，我和弟弟存在一定的偏见，在我俩心里，母亲永远是对的，有错一定是父亲。父亲就一直挂着脾气不好，不会心疼母亲的标签。直到2003年母亲的意外住院，父亲的表现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记得那年春节刚过，母亲就突然发起烧来。大家都以为是感冒了，就到附近的小诊所输液。用了退烧针，打了吊瓶，可就是不退烧。医生也说不出啥问题。当时父亲的身体也不太好，本来我们让他在家里等，可不多时他就一个人找到诊所，一看母亲的脸烧得通红，心疼得用手去抚摸母亲的额头，然后脸色一变，斩钉截铁得要我们赶紧联系车送母亲去淄博市第一医院。
事后想来真的是后怕啊！因为当时母亲做完所有检查，最后被确诊猩红热，是一种危险系数很大的传染病。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真的捡回了一条命。那天与她一同入院的病人就因为在家当感冒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去世了。
母亲住院，我和弟弟都争着留下来陪护母亲。父亲却不容置疑地说他要留下来陪母亲。而且说出了两大理由：“一是传染科，虽然猩红热这个病人与人之间不传染，但是这里的病号都是传染病，你们都还要回家照顾孩子，不能有闪失。二是我回家心里也不踏实，我在这里看着老太婆安心。”父亲说话时的神态如同战场奋勇请缨的战士，让人毋庸置疑地接受。原以为父亲身体不好，在这里日夜陪护一定会吃不消。让他为母亲表现两天，我们再来劝他回家，或许就能同意了。
于是，我每天负责给父母送饭。每次我一放下饭盒父亲就撵我走，而且嘱咐我回家一定好好洗手，把外衣晾到阳台上。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这么细心。给母亲喂水喂饭都要先用酒精把手擦干净，然后小心翼翼地喂给母亲。原来父亲是很会照顾人的，动作娴熟，表情那么的温和自然，妥妥的暖男一枚。
每次我们提出来换父亲回家休息，父亲都说不用，没事，再过几天，累了再回去。就这么一天又一天，母亲住院21天，竟然是父亲一个人撑了下来！
母亲病情慢慢好转，一次我去陪母亲聊天。母亲动容地给我讲述着父亲怎么为她端屎端尿，怎么用量杯测量大小便的量。我偷偷的瞄了父亲一眼，老头子抿着嘴在偷着乐。炫耀般的拿出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母亲入院以来每天的大小便的量。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排便容量还有小数点。笔迹清晰，数字排列整齐。我暗自佩服父亲的用心，仿佛看到父亲做实验一般摇晃着量杯认真做记录的样子。
母亲出院了，一副此生心满意足的样子。念念不忘父亲在病床前的无微不至。说的最多的总是那句：“人家住了那么多次院，大小便从来没用过我，我这一次人家给我端屎端尿的，一点都不嫌弃。我知足了…..”
母亲康复了，又开始忙里忙外，父亲又开始过起了“老爷”般的“腐败”生活，又开始犯错后可怜巴巴等候着老李同志赦免的日子。如果日子一直这么过下去，或许，到现在，父母的爱情一定会有新的发展。只是，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定格在了那个阳光明媚却是冷得彻骨的冬日清晨。那年父亲刚刚63岁。
父亲的意外去世，可以用沦陷来形容家人的崩溃。我们这个家，一直是父亲主外，母亲主内，此时除了抱着母亲痛哭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送走了父亲，房间里一下子空落落的。母亲整个人被掏空了一般，只剩下一个躯壳。看到父亲偷偷藏起的烟头，拾起父亲随手写的小纸条，母亲都如获至宝，羡慕父亲的好“福气”。“还是你有福啊。我把你好好打发走了，给你好好理摆身后事。你啥也不管了！这回你啥也不管了！”
父亲是真的有福气的，14年了，每年上坟祭拜的日子，母亲都是按照父亲生前的喜好亲自准备祭品。只是不再那么苛刻地少油少盐，一边调制一边说：“这回终于不怕这个高那个高了，可以吃口香甜饭菜了……”
再过几日，又到父亲的祭日了。那日母亲说总是在这些日子梦见父亲，父亲还是穿着两个兜的战士服，远远地看着，却从来不走近母亲……
“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情深共白头”。父母的故事里没有太多的爱意情浓，也没能一直携手共赴夕阳。父母的情感世界只有骨子里的生死相依，至死不渝。
作者简介：曹月芹，淄博市博山区作协第三届副主席兼秘书长，淄博市作协会员。文章曾发表在《诗影响》《黄河文艺》《南北作家》《西北文艺》《齐风》等各级报刊和学习强国、齐鲁壹点等网络平台。抗疫诗歌《可爱的女孩》由淄博市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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