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出版《女性的奥秘》一书，讲述了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所经历的内心冲突，即一种自我未被命名的痛苦。弗里丹在书中指出，这种无名的痛苦根植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文化对家庭主妇的赞颂与“快乐主妇”的迷思之中。
“自1949年以后，对美国妇女来说，女性的完美，就存在唯一的一种定义，那就是主妇加母亲。在这个变化中的世界上，作为一个正在变化、正在成长的个体，美国妇女的形象梦幻般地被粉碎了。她那为寻求自我的梦想在匆忙探求跟别人共同生活的安全感时，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她那无限广阔的天地收缩成了舒适家庭的几面墙壁。”她在书中写道。
美剧《致命女人》（第一季）剧照。
半个多世纪过去，女性主义热潮在全球范围内几番涌动，越来越多女性走出家庭，走进职场，女性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相比过去也有了提升。当“快乐的家庭主妇”成为过去的同时，我们不免追问，女性的处境、尤其是全职妈妈的处境变好了吗？
在《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一书的作者沙尼·奥加德看来，今天女性所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奥秘，即关于“拥有一切”的迷思。从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到流行文化中的“辣妈”形象（yummy mummy），全职妈妈的形象有时代表着一种家庭CEO式的乐观主义想象，一边带娃，一边自主创业；有时又因其无事生产而被抨击为脱节于时代的倒退选择。
奥加德以高学历全职妈妈的亲身经历为第一手研究资料，结合分析了当下英美媒体和政策中关于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描述指出，在以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代表的流行叙事里，妇女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被私人化了。对于这些回归家庭的全职妈妈而言，哪怕她们明确指出了影响自己辞职决定的结构性因素，却依然将自己回归家庭的选择归咎于个人的失败。与此同时，家庭、职场中更为根本与结构性的制度性不平等却披上了隐身衣。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探讨了当代女性主义的转向对性别平等议程的影响。摘编较原文有大幅度删减。标题由摘编者所起。
《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英] 沙尼·奥加德著，刘昱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原作者 | [英]沙尼·奥加德
摘编 | 青青子
“受宠”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媒介学者萨拉·巴尼特—韦泽（Sarah Banet-Weiser）认为，她称作“大众女性主义”（popular feminism）的内容近年来在媒体上的传播热度明显增高。她解释说，女性主义的大众化有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它在各种媒体渠道和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因而具有极高曝光度且可被大量访问。在这一背景下，随着“每日性别歧视项目”（Everyday Sexism Project）、反街头骚扰组织Hollaback、“我也是”（#MeToo）和“是时候停止了”（#TimesUp）等运动的盛行，以及大众传媒领域对性别不平等的广泛讨论，性别歧视显然再度成为公共话语的热点。女性主义批评家罗莎琳德·吉尔指出：“至少在英国，每天都会有新闻报道关于性骚扰、薪酬不平等、企业董事会或政党内部性别结构失调、妇女名人遭受性别歧视，以及女孩和男孩之间有着‘自信差距’的案例。”其次，巴尼特—韦泽写道，女性主义大众化也指它广受青睐和尊崇：“这种女性主义的主体性不再受困于后女性主义时代对女性政治的缄默和排拒，而成为常态甚至趋势”，在当代公共话语中“占据热点地位”。这种“受宠”的女性主义，是由赋权理念，以及自信、自主、自尊和权利等主要文化概念主导的。
引领大众女性主义潮流的，是位高权重的妇女，诸如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外交政策专家、新美国智库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妮—玛丽·斯劳特，以及当前美国总统的女儿兼顾问伊万卡·特朗普（在2017年出版的图书《职业妇女：改写成功的规则》中展示了她的“女性主义”计划）。虽然说法不尽相同，但这些妇女推崇的都是强调女人赋能的个人主义观念。她们呼吁职场上的妇女“向前一步”，坚守自己的位置，彰显自我，“从障碍丛中开辟道路，发挥她们的全部潜力”（桑德伯格），“掌握大权”（斯劳特），“胸怀大志”“烙下你的印记”和“坚守你的阵地”（伊万卡·特朗普）。
在这些位高权重的妇女—安妮和其他受访妇女所向往的“女先锋们”—备受瞩目、女性主义复兴、无数激励妇女赋权的言论广为流传的大背景下，我的受访者们却感到无能为力，这点令人费解。她们是高学历妇女，广泛接触流行的女性主义电视剧（几位受访者提到了《傲骨贤妻》《女子监狱》《同妻俱乐部》和《国土安全》等剧集）、女性杂志、报纸、广播节目和社交媒体上妇女和女孩赋权、自信和自尊的当代言论。我在本书引言中曾提到理查德·桑内特和乔纳森·科布的“磁体”比喻，那会不会是这些当代的流行叙事“磁体”完全没能渗入她们的想象、影响她们的经历呢？
美剧《傲骨贤妻》（第二季）剧照。
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转向
答案部分在于大众女性主义受到的批判，以及女性主义学者凯瑟琳·罗滕贝格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罗滕贝格和班尼特—韦泽、吉尔等人指出，在女性主义复兴的同时，它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流传于当代自助和指南类书籍、电影、电视剧、应用软件和社交媒体中的新兴大众女性主义形态，已从推动早期女权运动的平等、社会正义、解放和团结的理念，转为注重妇女的个人赋权、自信、适应力和创业精神。前几章讨论过的很多媒体、政策再现和话语的例子，都属于女性主义最近的这种变体：劝导妇女拿出自信、鼓励她们向前一步（第1章），崇尚巧妙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型女人（第2章），把妇女描绘成自由选择、精明能干的母亲形象（第3章和第4章），媒体和政策还强调了妇女在零工经济中的创业精神和自主赋权（第5章）。很多这类当代“女性主义”言论，不是批判支撑和维持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条件，却几乎只要求妇女做出心态上的转变，而决定这种心态的资本主义和父权体制，以及客观存在的现实，大体上都维持了原状。
的确，一些大众女性主义宣言和公开支持女性主义的高层妇女承认，存在着宏观制度上的不平等。例如，桑德伯格在其大受欢迎的女性主义宣言《向前一步》中指出，需要解决育儿成本、两性薪酬差距和性别刻板印象等制度性问题。这位社交媒体巨头的首席运营官在2017年母亲节时曾呼吁美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带薪探亲假和提供实惠的育儿服务。安妮—玛丽·斯劳特则坚称，光叫女人拿出雄心、自信，培养乐意分担家务的伴侣是不够的，她呼吁出台重视照护工作的国家政策。伊万卡·特朗普一直标榜自己支持家庭，特别是职场母亲。她在2017年5月推出一项250亿美元的联邦带薪产假计划，为父母—包括养父母和亲生父母—提供由政府资助的产假（可能涉及增税）。随着2017年年末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妇女事件被曝光且余波持续发酵，由#MeToo运动引发的讨论在探讨职场和一般社会上的性骚扰和性别歧视时，也已触及制度性和社会性问题。
纪录片《不可侵犯》剧照。
然而，很多这类所谓的当代女性主义言论和评议背后的观念，都认为挑战制度性不平等太骇人、太过艰巨，因此是不现实，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反，她们通常强调以不断的自我调整和自我督促来实现微小改变的重要性，声称这种自我调整会带来赋权和自我转变。就像罗莎琳德和我所主张的，她们“提出的‘女性主义’计划，是要妇女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和企业现状下，积极、建设性地采取策略改变自我”，因为在她们看来，改变那些现实绝无可能。例如，第1章提到过的《纽约时报》畅销书《信心密码》，其中勉励妇女只有自信才能获得职场和其他领域的平等，便部分是建立在制度层面的男性主导和性别失衡基本上无可撼动的“务实”观点上的。“现实给人不好的预感”，美国记者卡蒂·凯（Katty Kay）和克莱尔·希普曼（Claire Shipman）写道，指责外部障碍“虽然容易，但入了歧途”。相反，由于现实和环境无法改变，凯和希普曼呼吁女读者们找到“自我可控的部分”，然后通过一系列行为步骤和自我监督来改变自身，从而避免计较制度上的不平等。
事实上，媒体、职场和政府政策中流传的性别平等的再现，其核心要旨是妇女需要克服内心的障碍和“自己造成的”创伤，正是这些阻碍了她们变得自信、赋权和成功。关于妇女为何无法获得高层职位、取得职场成功，最流行的一种解释理论是冒牌者综合征。“哪怕已经成就非凡，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妇女似乎都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被别人发现自己的真面目——技术或能力有限的冒牌货——只是时间问题。”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写道。这个心理学概念时常出现在职场性别平等的政策讨论，以及帮助妇女解决和克服其“冒牌感”的项目中。很多著名女演员，包括埃玛·沃森（Emma Watson）和凯特·温丝莱特（Kate Winslet），以及诗人兼民权活动家玛雅·安杰卢（Maya Angelou）都曾在媒体上承认遇到过这种症状。这一解释如此流行，以至于《赫芬顿邮报》记者萨曼莎·西蒙兹（Samantha Simmonds）暗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要求2017年6月提前举行大选的决定，是“我见过或采访过的每位成功女人”与生俱来的缺陷“冒牌者综合征”导致的结果。西蒙兹推测：“或许她只是感觉首相并非当之无愧—感觉不算名副其实，或众望所归，而只有举行大选才能打消那些自我怀疑。”（不过由于保守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这种推测是为了获得信心的策略自然适得其反了。）
《向前一步：女性，工作与领导意志》， [美]谢丽尔·桑德伯格著，颜筝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
因此，虽然当代妇女自我赋权的说法热烈支持和推崇通过个人转变来解决社会变革和性别平等问题，但对于促成宏观制度性变革的可能，却秉持了宿命论的态度。它们告诉我们情形不容乐观，同时又强调“事实如此”，因此，可以对抗的主要或者唯一障碍，就在于自身。法国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基亚佩洛（Eve Chiapello）称，这种主流的宿命论意识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正当性至关重要。他们强调了文化再现在维系宿命论意识、削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的作用：
如果说，与通常预言其覆灭的推测相反，资本主义不仅存续了下来，而且势力不断扩张，那是因为它仰赖了许多能引导行为的、我们共享的再现和理由，它们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可以接受，甚至十分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唯一可能的秩序，或者所有可能中的最佳之选。
各种自助和指南类书籍、电影、流行节目、社交媒体文章和应用软件（具体例子在前几章中讨论过）似乎正是这么做的，也就是提倡在当前秩序下做出微小改变的可行性和可取性，暗示当前秩序是唯一行得通的。它们敦促妇女通过自我调整来改变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行为，称这一方案不仅切实可行、立竿见影，而且终将带来宏观上的改变。社会心理学家埃米·卡迪在其广受欢迎的TED演讲中阐述了她主要有益妇女的能量姿势理论。正如她在其中总结的：“细微的调整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虚假希望：从微调中实现巨变
另外，那种据说能从微调中实现的巨变，即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实现性别平等，被说得好像不可避免，几乎是自然而然就会缓慢、稳步发生的有机变革。这一说法在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第九次《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报告发现，尽管全球女人和男人在教育等其他维度的差距正在缩小，经济差距却在不断扩大。与报告发现相关的新闻标题有：“消除两性薪酬差距可能要花170年”（《卫报》），“世界经济论坛：两性工资差距170年内不会消除”（半岛电视台），“170年内女人收入无法超越男人”（NBC新闻），“性别平等有望到来——但要到2095年”（《每日电讯》）理论上，这份报告和相关报道的目的在于呼吁采取紧急措施，消除性别平等差距。然而，科学的、事实化的用语，以及对于两性薪酬差距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不会消失的断言，都好像在汇报一则科学家们观测到却无法掌控的自然现象一样。它把两性薪酬差距的缩小描述为一种有机进程，会缓慢推进，170年后自然达成预期目标。
为了支持这一说法，自由民主的工业化国家目前的性别平等状况被反复拿出来与过去进行比较。这种历史对比能减轻对现状的不满和批判，毕竟，它表明，形势比过去好多了。这一说法将改变呈现为单向的、渐进的和稳步的，好像形势只会越来越好；把持续平等化的势头看作理所当然，好像不存在进展停滞或倒退的可能性。在政策和我这些年来参加的企业性别多元化相关活动中，常能看到这种表述。在很多这类活动中，要求改变职场状况、挑战维系性别不平等的规范和文化的呼声总会被“形势已大有改观”的安慰“和谐”。
在我2016年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一家全球领先公司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负责人就用了这种说法。会议主席请他谈谈公司遇到的性别平等难题，这位主管讲了一则有趣的个人轶事：“我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家里养了只猫，结果我对猫很过敏。我就跟我女儿——她当时四岁——说，只能要么我走，要么猫走。然后她说：‘哎，爸爸，反正你也不怎么在家嘛！’”发言人等观众们笑过，补充道：“[好在]从那以后形势变了很多，那都是20来年前的事了！”
这则趣闻想说明的是，世道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内部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虽然那名主管后来承认，他的公司内部存在一些持久的性别平等障碍；但他开场关于猫的故事暗示，无论当前这些障碍多严峻，最终都必将被克服。这位发言人和其他与会者没有仔细探讨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是强调了一种积极、渐进改变的趋势。同样，在我参加的另一场职场性别平等活动筹备会上，组织者们——五名主张推进组织内部性别平等和多元化的妇女——就强调了要在活动中展现光明前途，凸显积极变化。“为了不打击大家的兴致，我们在标题里要避免使用‘障碍’和‘阻碍’这类措辞。”她们说，“我们应该强调，形势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但还有些工作要做。”
这种强调与展现女性赋权、自信和适应力等积极品质的当代再现是一致的。想想受积极心理学启发并以其为基础建立的“幸福产业”（happiness industry），以及一直以来推崇宁静、内心平静、温暖、幸福、成功和正能量等妇女理念的新时代/自助型言论，当今无数针对妇女的信息都支持积极情绪，反对“消极”情绪，特别是恼怒、愤慨和抱怨这类。安妮—玛丽·斯劳特在性别平等论争中的表现，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趋势，反过来也推动了它。
美剧《九个完美陌生人》剧照。
正如凯瑟琳·罗滕贝格指出的，斯劳特在其多次被人们引用的文章《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中详细阐述了她的性别平等计划，后来又扩写为《未竟之业》一书，但整个计划的立基都是要求中产阶级白人妇女“通过平衡工作与生活来实现幸福，而平衡本身就是妇女进步的标志”。对积极态度和正能量的强调，也体现在对非白人职业妇女的劝勉中。例如，美国黑人职业妇女组织（US Black Career Women’s Network）“致力于非裔美国妇女的职业发展”，并将“黑人职业妇女”定义为“自信、坚强的黑人妇女”，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她们“仍旧秉持积极的心态和形象，建立社交网络，追求职业发展、教育和指导，以期实现自己的目标”。广告、社交媒体、女性杂志、自助书籍、应用软件和其他媒体中类似的呼吁，也套用那些诱导女性热爱自己、赞美自己的“励志”格言。“找到你的热情所在，创造你热爱的生活”（见伊万卡·特朗普《职业妇女》第一章），“相信自己，否则没人会相信你”， 诸如此类。
这种对积极情绪和积极心态的赞扬和支持，以及相应对消极情绪和想法的否定，与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话语转向“当下”的势头密切相关。诸多诱导妇女“活在当下”的自助类文章、博客和信息都佐证了这点。例如，在《职业妇女》中，伊万卡·特朗普就敦促妇女“聪明地把握当下”，而不要徒劳无功地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类似地，苹果公司零售部门的高级副总裁、博柏利（Burberry）前首席执行官安杰拉·阿伦茨（Angela Ahrendts）也在“商界领袖与女儿们”（Leaders & Daughters）建议网站上劝导女儿们“永远要活在当下”。凯瑟琳·罗滕贝格通过分析两个点击率很高的“妈咪博客”——博主是放弃在企业蒸蒸日上的职业生涯的美国妇女——显示了女博主们是如何翻来覆去地表达享受当下、把握眼前、充实而有意义地过好每一刻的愿望的。这一愿望与当代流传广泛的幸福与平衡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滕贝格认为，“活在当下是对现状进行情感投资”，因此，转向当下既掐灭了设想另一种前景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为创造更平等的社会提出具体要求的念头。
甚至对大众女性主义及其鼓吹的妇女赋权持批评态度的观点，也往往带有形势在进步、改变乃大势所趋的意味。例如，蕾切尔·阿罗塞蒂（Rachel Aroseti）在《卫报》（2017年5月10日）上撰文，讽刺有些“卖弄女权思想的电视剧”，诸如网飞出品的《女孩老板》（Girlboss），是“女性主义毫无意义的分支”。她批判《女孩老板》建议妇女“模仿男性举止，永远不能抱怨不平等，而要积极加入物化自我的行列”。然而，虽然阿罗塞蒂对该剧及其赋权式的女性主义提出了批判，但她以乐观基调收尾，与上文引述的主管的做法并无二致。她写道，该剧通过把我们带回“2006年的黑暗岁月”，来“提醒我们现在（多数时候）的形势有多好”。
美剧《女孩老板》剧照。
如今形势已大为改观、进步会自然发生且不可避免的理念，以及对当下的注重，目的和结果都是呼吁妇女保持耐心。关于职场性别多元化的企业和政治话语，都强调性别多元化(更别说平等)需要时间和耐心。例如，麦肯锡公司一份关于职场妇女领导力的报告引述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话，他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和努力。”同一观点更气人的重申，来自国际知名西班牙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2017年2月，卡拉特拉瓦针对建筑业妇女调查（Women in Architecture survey）结果显示建筑业普遍存在性别歧视的现象发表评论，力劝女建筑家为薪酬平等“再等一等”。类似地，德高望重的法官乔纳森·萨姆欣（Jonathan Sumption）阁下在谈及英国司法体系明显缺少多元性时说道：
如果我们假装完全靠才华选拔出的队伍能立马组成一个完全多元或者还算多元的司法部，那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在这个领域，和在平常生活中一样，我们没法随心所愿。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接受无奈的妥协。我们甚至必须学会耐心。
原作者 | [英]沙尼·奥加德
摘编 | 青青子
编辑 | 青青子
导语校对 |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