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的恐惧
鲁滨逊·克鲁索，在荒岛上居住的第十五年，一天中午在沙滩上极度惊讶地发现了一个脚印：
我呆站在那里，像被雷劈了，又像是活见了鬼；我竖起耳朵听，我四处看，可是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见；我跑上一个高地，向远处张望，又在岸边来回跑了几趟，但仍然一无所获，除了那个脚印，见不到别的脚印，我又走到那脚印边上，看看有没有别的脚印，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的幻觉；但没有怀疑的余地，因为这不折不扣是一只脚的脚印，脚趾、脚跟，脚的各个部分都在。它怎么跑到这儿？那我就不知道了，也完全无从想象。我心慌意乱，神不守舍，心里七上八下地胡乱想了一阵之后，连忙赶回我的堡垒，也不清楚自己走的什么路，真是害怕到了极点，走不到两三步就回头瞧瞧，树丛，甚至远处的树桩，我都误当成一个人；一路上，我受惊了的想象使我看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我的幻觉里出现了许多不着边际的怪念头，而我头脑里的怪念头有多离奇，简直说也说不清。
这不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第一次感到恐惧。刚刚逃难登岛，没有衣服、食物、淡水和武器，鲁滨逊像疯子一样焦虑；入夜，他害怕被野兽吞吃，不敢躺在地上过夜；在暴雨中，他突然担忧起雷电引爆火药的危险；从未经历过的地震更是让他惊恐万分。事实上，从鲁滨逊离家出海的那一天起，《鲁滨逊历险记》就是一本危险之书、恐惧之书。随便哪一页，我们都可能撞见鲁滨逊惊恐的脸。恐惧难道天生不就是历险的一部分吗？
在鲁滨逊的“惊奇历险”（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中，最常见的是自然的恐惧。自然的恐惧是瞬间的惊吓，在那一刻，人几乎丧失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鲁滨逊第一次出海就遇上了船只失事，听到船进了水，他感到——“我的心脏好像死在了我里面”。第一次在岛上经历地震，鲁滨逊就像“死了一样，呆住了”。最强的恐惧是在危险的瞬间经历的死亡，人的生活的突然中断。但即使地震，这种“就其自然而言最可怕的事情”，也只是开始让人大吃一惊，最初的惊吓过去之后，它造成的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I.66, 116, 123）。人重新活了过来。
在自然恐惧中，人面对的是人完全“没有手段和力量来对抗的敌人”（I.89），这是惊吓的原因。然而在自然力量瞬间带来的惊吓过后，人可以运用理性来完善自己的“手段和力量”。随着自身力量的增强，自然这个敌人的危险性就逐渐降低了。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就是用理性的“手段和力量”来驯服自然的危险，逐渐减少自然恐惧，将这个“可怕的地方”转变为自己可以舒适生活的地方。自然恐惧的克服，不仅意味着人的生活恢复了正常，而且意味着生活的改善。
但沙滩上人的脚印带来的恐惧，却不是风浪、野兽和地震带来的自然恐惧。这种恐惧，更持久，更难以摆脱——“离我受惊的时刻越远，我的疑惧越大，这不同于一般担惊受怕的自然情况，同一切处于恐惧中的动物通常的表现更是大不相同”（I.171）。所有动物遭遇自然危险的那一刻，都会感到惊吓，但只有人才会产生这种“心灵的惊恐”。在“心灵的惊恐”中，敌人并没有出现，危险却滞留在头脑中，经久不散。这种对潜在敌人的恐惧，在想象与幻觉的滋养下，变得漫无边际。敌人带来的，不像自然的意外带来的是瞬间的惊恐，而是无休止的威胁。危险和恐惧成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次事件。正是面对头脑中看不见的敌人，鲁滨逊才更加害怕：“同显现在我们眼前的危险本身相比，对危险的恐惧更使人惊恐万倍；我们也发现，我们常焦虑会遭遇坏事，而这种焦虑给我们带来的重负，要比坏事本身大得多；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以前常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但在这次麻烦中，却不能凭这种态度获得我所希望的解脱。”（I.174）后来，当鲁滨逊再次出海到亚洲时，曾一度因担心自己被误当作海盗而惴惴不安。根据他所有的生活经历，鲁滨逊发现，“人们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的生活“虽生犹死”（life of Death）。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心智完全被恐惧所压制，没有片刻的解脱”，通常在人遭受苦难时支撑人们的那些自然的勇气，特别是在面对最紧急的情形时爆发出来的自然勇气，此时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幻觉放大了危险，想象编造出“千百种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的可怕事情”。正是这种浸泡在幻想中的恐惧，才被鲁滨逊斥为“盲目的无用激情”（II.165）。心灵的惊恐造就的可怕世界，远远超出了自然的危险和恐惧。
然而，在想象中煎熬的恐惧，并非全然无用。面对看不见的敌人，一旦漫无边际的幻想退去，这种经久不散的恐惧往往成了思考的动力：“思前想后、担惊受怕、反复琢磨”（Cogitations, Apprehensions, and Reflections）。在恐惧的推动下，人思考自己的处境，判断敌人的危险。从鲁滨逊在沙滩上看到脚印起的八年时间（第十五年至第二十三年）里，他的全部工作就在为防范这些从未见过面的敌人做准备。恐惧，面对看不见的危险，逼迫人动用人的明智能够想出的所有措施来保存自身。恐惧是明智之母。人是一种能在想象中担忧看不见的危险，并为此做准备的动物（I.173, 176, 186）。沙滩上的脚印不仅带来了恐惧，也激发了人的智慧。只不过与自然恐惧带来的生活改善不同，这种对想象中的敌人的恐惧，逼迫人保卫的是活着本身。人在从瞬间的惊恐中活过来时，并没有找到什么手段或技术化减危险，而是在危险中活下来。想象筑起了一道道保卫生活的堡垒，但同时，想象也在每一个角落发现威胁这些堡垒的敌人。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想象使安全与危险成为人活着的共生处境。危险和恐惧不再是生活的中断，而是一种生活。
可是，在荒岛上待了十几年，鲁滨逊从来就没看见一个人影，以至于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无人踏足的孤岛。而一旦发现一只脚印后，八年的时间里，他几乎都在不安中度过（I.175-7, 186-7, cf.I.193）。对于一个孤独者来说，为什么人的脚印会成为危险的迹象呢？
鲁滨逊刚到岛上的时候，每每想到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孤苦凄凉地度过一生，就常常泪流满面，这种想法像风暴一样扰乱他本来平静的心情，使他万分痛苦，无法工作。当鲁滨逊试着在生活的成本收益表上计算自己处境的幸（Good）与不幸（Evil）时，除了没有衣物蔽体，缺乏防卫的手段，他面对的几项最重要的不幸都与他的孤独处境有关：“老天单单把我挑了出来，让我与整个世界隔绝，接受苦难”；“远离人类，孤独地被放逐在人类社会之外”；“没有人能说话，或者来解救我”。孤独，使这座荒岛对鲁滨逊来说，就是一座“绝望之岛”（Island of despair）。[2]而且在鲁滨逊看来，他陷入的孤独，似乎注定无人能够解救，这座他可以随意行动的岛屿反而成了囚禁他的监狱，而且是“世界上最糟的监狱”（I.103, 140-1, 106, 109, 128）。
鲁滨逊在这座“监狱”中的“历险”，使他逐渐摆脱了最初生活的世界，独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靠自己的劳动，制造工具，添置了许多缺的东西，让自己可以在独自一人的荒岛上，像在人的世界中一样，“正常”地生活。不过，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是孤岛变成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的主要原因。鲁滨逊的最大“不幸”仍然是无法解救的孤独。鲁滨逊最缺的是“伙伴”，墨水、猫和狗可以陪伴鲁滨逊，但却无法和他交流（I.105）。一个能说话的伙伴，这是无论多么勤劳的双手都无法制造的“东西”。
一个人双手不能制造的，就必须从灵魂和思想中摒除，这就是孤岛的生活。而代替伙伴和孤独的鲁滨逊说话的，是“神意的呼声”（the voice of Providence）。疟疾发作时鲁滨逊在死亡边缘的思考，让他第一次听到这一声音，重新思考“解救”的意义。从这一刻起，鲁滨逊告诉自己，“孤独的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I.124-9）。在鲁滨逊“纪念”流落荒岛两年的时候，虽然得救的希望同两年前没什么差别，但他现在却认为，“即使我能享受社会的自由，或者世界的所有快乐，恐怕也比不上我在这孤独处境中的幸福。”荒岛上的孤独状态，虽然仍有种种不足，需要上帝持久的在场来弥补，但如果要在世人的遗弃和上帝的遗弃之间做出选择，鲁滨逊宁愿选择前者。鲁滨逊甚至因此得出结论，“在这种被遗弃的孤独状态中，比起在这个世界中的任何其他状态里”，他有可能更加幸福（I.140-1）。
到了第四年，当鲁滨逊日益接受神意的安排，他感觉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舒适”。在他看来，这样的生活比起社会交往的生活（sociable）更好：“我这种同自己的思想的相互交谈——我简直想说，这是我以自己的呼告在同上帝交流——同享有世上人类社会最好的交往相比，不是更好吗？”（I.157）在此时的鲁滨逊眼中，“世界，已经是一个遥远的东西，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对它既没有任何期望，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欲求；一句话，我同它毫无关联，看来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了；所以，我觉得它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也许同我们去世后对它的看法相似，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我一度生活过的地方，但已经脱离了它；我也满可以像希伯来的始祖亚伯拉罕向财主那样说一句，‘你我之间，有一道鸿沟’。”（I.152）虽然始终没有放弃逃离孤岛的幻想，也从未摆脱对同伴的渴望，但这座孤独的监狱不再是无法生活的绝望。[3]如果无法从孤独中解救出来，那么就必须学会在孤独中生活。而世界，对于学会了孤独的鲁滨逊来说，不仅仅隔着浩渺的海洋，还隔着精神的深渊（《路加福音》16: 26）。从前的社会生活，在鲁滨逊的反思中，仿佛富人奢华享乐的生活，是“可憎可恨的邪恶生活”，而现在荒岛上的孤独生活，倒是在亚伯拉罕怀里得到了安慰的拉撒路的生活（I.140, 155）。和孤独自己或上帝的交流，或许好过“和世人的社会交往得到的最大享受”（I.157）。对于人生的舒适和幸福而言，社会交往本身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I.155, 163）。
去世界化的“历险”最终对鲁滨逊的教诲是：“生活，总的来说，就是，或者应该就是，一种普遍的孤独行为”（one Universal act of Solitude）；“世界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不仅在荒岛上，即使在喧嚣的人群之中，人严格来说也是孤身一人。尽管偶尔同情也可以触及他人的苦与乐，但“所有靠得住的反思都针对我们自己。我们的沉思是完全孤独的；我们的激情都是在脱离他人时发挥作用的；我的爱、恨、渴望和享受，全都是私下孤独时的。所有那些我们与他人进行的交流，不过是为了协助追求我们的欲望；目的是在自己这里；享受和沉思，全都是脱离人群的孤独；是我们自己，我们才享受快乐，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才承受痛苦”（III.57-8）。离开荒岛后，鲁滨逊颇长一段时间里惋惜自己丧失了在荒岛上享有的孤独时光。然而，在孤岛上学会了孤独的鲁滨逊慢慢发现，真正的孤独，恰恰不需要大海中的荒岛，或者高山之巅的隐修密室，而只需要让自己的灵魂和心智超拔在世界之上，严格地引导自身，与整个人类社会分隔开，即使在伦敦的街头，也能让自己达致真正的孤独（“我此刻在伦敦，世界上最密集的人群中，比起前二十八年囚禁在荒岛上，享有多得多的孤独”）。不同生活状态的优越与否，取决于摆脱罪过的可能。不被外物牵累，不受无常的激情左右的孤独生活，使人可以远离罪过，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最好的生活（III.57-66）。
鲁滨逊在孤岛上度过二十多年，慢慢学会的正是这样一种孤独的人生（I.189）。孤独不再是人在世界上迫不得已的处境，而是一种需要特定能力、技艺甚至德性的生活方式。无论在荒岛上，还是在世界中，只有学会孤独的人，才能面对世界中各种看不见的危险，在恐惧中生存下去。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鲁滨逊认识到，仅仅脱离人类社会的孤独，不过是自欺而已。人需要的是理解孤独的真正涵义，能够与自己在一起，才能独自面对上帝。在鲁滨逊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能在世界中享有完全的孤独，就不仅需要脱离世界，甚至要离开人世，才能得到真正的孤独。因此，荒岛的处境让鲁滨逊接受了孤独的人类处境和孤独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孤独，却并不仅限于荒岛。人并不需要到荒岛上才能摆脱世界的拖累。“在人生的种种境况中，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缺乏孤独的机会，而是没有成为孤独的能力”（Capacity of being solitary）。在“反思”中，鲁滨逊甚至提到一个靠体力劳动为生的穷苦人，几乎淹死在自己工作的湖塘里，但他却能完全享有孤独，因为他没有家庭可以牵累情感，生活地位低下，不受他人注意，他周围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更不用说好人了，而他自己却可以让心思远离世上的邪恶，全身心都在自己的劳动中（III.63-5）。这就是孤独者的生活。
如果孤独并不只是荒岛的自然处境，而是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当孤独者回到了同伴中，找到了可以说话的人，孤独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呢？在鲁滨逊远离世界的孤独历险中，孤独的学习从来没有完全泯灭他对社会的渴望。独自在荒岛上生活的鲁滨逊，在接受孤独的平静下面，始终暗藏着一股潜流，热切地渴望有一个同伴，一个同类的伙伴可以交流。这种对与同类交往的强烈愿望，在第二十四年鲁滨逊看到一艘失事的船时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哦，哪怕只有一个！哦，哪怕只有一个人。”这句话，鲁滨逊几乎重复了上千遍，两只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捏在了一起，可是船上没有一个人获救，没有人听到鲁滨逊内心深处的呼唤，鲁滨逊抓不住哪怕任何一个人的影子（I.195）。即使在鲁滨逊倾听到神意的呼声，感谢上帝的恩典，面对了自己的孤独，但他仍然祈祷上帝能解救他，他仍然想尽各种办法逃离这座孤岛：“哪怕再努力地要自己满足这种处境，你也宁愿衷心祈祷上帝救你出去。”（I.141, 149）去世界化，脱离社会的孤独，与这种渴求同伴，努力逃离荒岛、回归社会的欲望，并不是笛福的敌意批评者在鲁滨逊的历险中找到的矛盾，而恰恰是鲁滨逊最终希望找到的孤独者的生活方式。孤独者并不生活在万里之外的孤岛上，孤独者生活在我们的中间。孤独者渴望他的社会，渴望在社会中享有他的孤独。[4]
这个孤独者的社会，这个即使在荒岛中也无法摆脱的，甚至孤独者内心热切渴望的社会，才是孤独者恐惧最深的根源。孤独者的恐惧正来自于孤独者想象的社会。孤独者的敌人出没在他想象的社会中，来自那些他想象中无限渴望，但又无限恐惧的同类，一个个像他一样的人。孤独者的敌人是他自己的影子。只有理解了鲁滨逊的孤独，以及这种孤独背后的社会，我们才能体会一个孤独者奇怪的恐惧：“以前我觉得，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孤身一人，被无边的大海包围着，与人类隔绝，上天罚我过一种哑口无言的生活，仿佛我不配与活人为伍，不配出现在他的造物身边；我以为，能见到一个我的同类，对我来说，就是起死回生，是上天给我的莫大福分，仅次于让我获得拯救的最大恩典。可是现在，光是疑心看到一个人，我就会全身发抖，看到有个人上岛模模糊糊的影子，或无声的痕迹，就恨不得钻到地底下。”（I.172）
劳动与祈祷
在沙滩上发现人的脚印的那一天，将鲁滨逊二十八年的孤岛生活分成了两个部分：在前十五年，鲁滨逊试图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来重建文明；而在后十三年，火枪和战争取代工具和劳动，成为鲁滨逊生活的主题。
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劳动生活，是笛福这部小说最受关注的部分。但鲁滨逊究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人”（homo faber）或“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代表（马克思），还是现代社会无可挽回地丧失的原始自然生活的象征（卢梭）呢？
仔细考察，鲁滨逊在孤岛上的劳动并不像卢梭所说的——“没有任何工具和技艺的帮助”，完全摆脱了所谓“工业技艺”，仅凭一个孤独者的“自然技艺”（arts naturels），就能维持自己的生计，实现自我保存，甚至过得很好。[5]鲁滨逊落难孤岛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失事船只上所有有用的东西，全都运到了岸上。鲁滨逊第一批制作的东西中，主要是用来对这些“文明的遗产”进行储存和分类的方盒和木架。当后来鲁滨逊感谢神意对自己的眷顾时，还特别提到，要是没有这些从船上找到的东西，他就“没有干活的工具，防卫的武器，以及获取食物的枪支弹药”：
我常常一连几小时，也许是整天想着，脑海中出现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要是我从船上得不到任何东西，我会怎么办。要是我没弄到那些食物，那么能给我果腹的只有鱼和海龟了，可是这些都是我很久以后才发现的，那时我早就饿死了。就算没有饿死，让我活了下来，我也只不过像个野人罢了（a meer Savage）。哪怕我千方百计，打死一只野羊或飞禽，我也没法把他们开膛剖肚，剥掉毛皮或毛羽，掏空内脏，切剁成块，只能像野兽似的用牙齿撕咬，用我的爪子硬扯。（I.153，cf. I.104）
鲁滨逊并没有（也不想）成为卢梭所说的“野蛮人”或自然人[6]，而这与其说是上帝的恩典，不如说是文明的“遗赠”（I.115）。[7]
不过，卢梭打算让爱弥儿从鲁滨逊那里学习的，恐怕更多是鲁滨逊孤独的生活方式——摆脱了对社会关系的依赖，完全从自然的必然性出发，理解什么才是对自己有用的，什么毫无用处。孤独的人，可以一个人获得快乐的生活。他不再贪求多余的东西，满足于享受那些他能够真正使用的东西。他种的庄稼只要够自己吃的就行了，再多了也没有用处：“只有那些我能使用的东西，才对我有价值。我吃的也够了，用的也有了，其他的一切对我还有什么用？”排除了贪求，鲁滨逊不再有那么多的欲望，他的身心可以更加平易地面对流落孤岛的生活处境。相比而言，他从失事船只带回的一包金币和银币，只是“一堆糟糕、肮脏、毫无用处的废物”。金币的价值还不如一把普普通通的刀子（I.152-3, 99, cf.II.9, II.57）。[8]这无疑是卢梭希望爱弥儿牢记的教诲。
然而，当鲁滨逊开始制造各种必需品和工具时，他首先制造的是桌子和椅子。因为没有桌椅，他觉得他就不能享有他在世上仅剩下的一点“舒适”了，写字、吃饭，以及做其他一些事情，没有桌子，都没有快乐可言。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制造，并不是从自然必需品开始的，而是从生活舒适和快乐开始。[9]这固然因为他从失事船只抢运下来的食物还足以维持他的生存，也同样因为，对于鲁滨逊这样一个来自文明社会的人来说，首先的“必需品”其实是使自己尽可能像在文明社会中生活，这才是舒适和快乐的来源（I.107）。他从船上弄回来的纸笔和墨水，对他也很有用，使他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有所发泄，保持自己的理性（I.105-6）。[10]鲁滨逊的劳动，不仅借助了文明的工具，更依靠了文化的种种装备。鲁滨逊的“使用”远远不只是“野蛮人”的自然使用，他的需要也同样大大超出了自然需要。
支持孤身面对自然的鲁滨逊的，不仅仅是他从遇难船只上抢回的工具、武器、种子和各种各样的“有用的东西”，更重要的，还有在鲁滨逊记忆中保存的那些来自文明社会各项技艺的知识。这些技艺的知识深刻地影响了他制作的工具。鲁滨逊最初制作的工具，一把木头铲子，“就连那个柄也同我们英国人用的一模一样”（I.111）。而对于筐的制作，“我小时候的一段经历对我大有用处”（I.136）。最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的是面包的制作——“得靠一大堆奇迹才能实现”（I.155）。在麦子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收获之前，鲁滨逊已经开始准备制作各种有关面包的工具了——陶罐、石臼、筛子、烘焙的炉子等等。面包正是鲁滨逊如何凭借文明的记忆——而不仅仅是孤独者的劳动——驯化荒岛的象征，而不是文明返回自然的标志。
鲁滨逊自己说，只要足够理性，任何人都能掌握各种手艺（I.107）。不过，鲁滨逊并不是“自然造就的手艺人”（II.87），他并没有一个人探索“自然的技艺”，而是在劳动中“回忆”文明。[11]在失事船只遗留的干粮吃完后，鲁滨逊种下了庄稼，在火药耗尽前，他驯化了山羊。在鲁滨逊看来，这一切首先不是自然必然性的力量，而是“理性”的周到考虑：“从一开始，我就考虑到万一发生意外事故怎么办，考虑弹药用完之后怎么办，甚至也考虑到有朝一日我的健康和体力都衰退了后怎么办。”（I.104）鲁滨逊担忧遥远未来的恐惧，是他在荒岛上幸存下来的重要动力，也是他通过劳动改善生活的心理前提。这种恐惧，其根源正是在荒岛万里之外的社会。这恐怕是卢梭在教育这个年龄的爱弥儿时——尚未从自然存在转变为社会存在，因而只关心眼前的事物——有意忽视的。[12]
不过，卢梭希望通过鲁滨逊的故事探究的，正是文明最终的自然根基。鲁滨逊毕竟是用自己双手的劳动和发明，在荒岛上，完全不需要他人，就为自己恢复了一个文明的世界。鲁滨逊在荒岛上最值得重视的，与其说是所谓“自然技艺”，不如说是孤独一个人“持之以恒的艰苦劳动”（I.136）。然而，恢复文明世界的这一劳动，恰恰是这一文明最重要的成果。鲁滨逊与高贵然而“懒散”的野蛮人最大的差别或许就在这里。[13]他既没有靠天吃饭的懒散，也没有流落荒岛的沮丧。鲁滨逊的劳动方式，不是自发性的自然劳动，而是极度理性化的劳动。他耐心、勤劳，从一开始就非常有规律地将一天的时间做了细致的安排，并且努力摸索气候的规律，根据天气的变化与工作的紧迫程度来调整自己的计划（I.110, 141-4）。在这方面，马克思对《鲁滨逊历险记》的评论极为敏锐[14]——鲁滨逊几乎从来没有懒散（I was very seldom idle），而是竭尽全力去做那些让他生活得更加舒适所必需的事情（I.143, I.169）。
鲁滨逊劳动与生活的理性化的另一个突出标志是节俭。在船上运回的干粮即将耗尽时，鲁滨逊就有计划地减少了每天食物的定量。而在第一年种下麦子后，直到第四年他才允许自己吃点谷物，而且吃得很节制。即使在暴雨和地震带来的巨大恐慌中喝酒压惊时，他仍然不忘了，“同平时一样，喝得很节省”，因为他始终记得，“这些酒喝完以后就没有了”（I.115-8）。
器物和工具的整理和归类，劳动时间的精心分配，劳动次序的安排，劳动成果的节俭使用和长远规划，这些和鲁滨逊的日记一样，构成了这部所谓“历险”小说令人惊异的理性化的另一面。而在荒岛上的鲁滨逊，没有监工，也没有惩罚，要成为一个守纪律的理性劳动者，他从哪里获得这种理性化的力量呢？
鲁滨逊的理性化劳动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流落孤岛后的绝望和沮丧。孤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最大的困难其实不是生活缺乏工具和帮手，而是生活本身没有希望和前景，最终陷入空虚与绝望。孤独之所以没有压垮荒岛上的鲁滨逊，他求助的不仅是自然的技艺或劳动，还有超自然的救助。在重病和死亡的威胁中，当疟疾的高烧耗尽了自然的力量，鲁滨逊“沉睡已久的良心开始苏醒了”。鲁滨逊本来承认，流落荒岛是因为当初没有听从父亲明智的劝告，但现在这一“背叛”被赋予了精神的涵义，他拒斥的是“神意的呼声”。[15]得救不再仅仅意味着逃离艰苦的荒岛，而且是脱离自身的“罪孽”。比摆脱生活的困难更迫切的是解脱“沉重的负罪感”，否则生活就不可能真正“舒适”（I.123-9）。
和治疗疟疾的烟草一起发现的圣经，作为失事船只的精神遗产，使鲁滨逊从神意中获得了对抗孤独的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赋予孤独以意义甚至幸福的力量。凭靠这种“新的思想”，被抛弃的孤独监狱被改造成了可以让鲁滨逊“更幸福”的状态（I.140-1）。从失事船只上无意抢救出来的这一最重要的“工具”，成了鲁滨逊在孤岛上二十八年理性劳动的精神支柱，使他能够抛弃眼泪、哀愁和沮丧，一心过日子（I.155）。在祈祷的帮助下，鲁滨逊的生活虽然依旧不幸（no less miserable），但却安心多了（much easier, I.129）。
鲁滨逊在患病期间第一次严肃意义上的祈祷，是他接受荒岛的孤独生活的决定性时刻。祈祷并不像叫唤“可怜的鲁滨逊”的那只鹦鹉一样只是“消遣”而已。[16]祈祷为理性劳动者提供了一种内心的巨大舒适（Comfort within, I.129，比较I.189）。对鲁滨逊来说，荒岛生活之所以称得上舒适，并不仅仅因为他放弃浮华的社会欲望，回到朴素的自然需要，从而将生活还原到最简单的自然基础，还因为在孤独中鲁滨逊不得不为满足自然需要的理性劳动建立一个超自然的生活方向和存在基础，他必须“顺从上帝旨意，将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神意来处置”（I.157, 163）。
但如果“倾听神意的呼声”意味着，“要在生活的每种境况、每次事件中，探究神意的意义；学会在发生的每一件事中理解神意的目的，神意的规划，也就是理解在每件事中神意有关我们自己有什么规划，在这个特定的场合我们应该做的义务是什么”（III.184），那么可以说，鲁滨逊即使在良心觉醒之后，仍然经常漠视神意。虽然鲁滨逊的宗教支撑着他的理性生活，但要“在生活的每种境况、每次事件”中都能准确地发现“神意的意义”，仅仅靠留意神意所谓“隐秘的暗示”（secret hint），恐怕并不够。因为，对于人应该做什么的义务来说，神意的规划并不像自然的必然性那么清楚明白。鲁滨逊说，如果一艘船即将沉没，船上的人都快要淹死了，而神意让另一艘船靠近，这时遇难的人如果不发出求救的信号，就不必抱怨神意让他毁灭了（III.184）。然而从鲁滨逊自己的经历看，人生的绝大多数境况，神意的暗示都不那么直截了当。鲁滨逊自己遇难后才发现，在船只遇上狂风巨浪时，如果他们没有马上离开大船登上救生艇，所有人都会平安地抵达岸上，但当时大家的直觉都以为失去了帆的船已经毫无指望了（I.92）。后来，对于“神意”让他在荒岛上岸的地点究竟是好，还是糟糕，鲁滨逊的想法也可以说是摇摆不定（I.131, 137-8）。当然最好的例子仍然是意外长出的麦子，这究竟是机缘（Chance），还是神意或奇迹，鲁滨逊自己也拿不准（I.115）。鲁滨逊自己的反省是，当他自己第一次出海遇险时，就应该听从父亲的告诫，回到陆地上，就可以避免他不幸人生的无数灾祸（III.194, I.124）。然而没有他的这番不幸和灾祸，他根本就不会转而倾听“神意的呼声”，将自己从罪的生活中唤醒。鲁滨逊自己不是也说，虽然他身上这种闯荡世界的冲动就是对他自己的惩罚，“但神力这样让我们被自己的欲望急流裹挟而下时，自有其秘不示人的目的，这种目的只有能倾听神意呼声的人才能听懂”（II.126）。
鲁滨逊对自己生活的宗教反思，具有相当含混的意涵。对这一点，笛福的同时代人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一部诋毁这部小说的小册子，就犀利地讽刺笛福试图用所谓神意“隐秘的暗示”来模仿苏格拉底守护神的声音，其实是一种“迷信性的盲目恐惧，有常识、信宗教的人士都不屑一顾”。[17]我们这里并不关心鲁滨逊的宗教思想究竟属于正统的异见立场，包含了对天主教的同情，还是最终流于无神论的自由思想，而是宗教在鲁滨逊建立的生活方式中所扮演的角色。严格地说，鲁滨逊的宗教信念并没有对他在荒岛上的劳动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他的工作大部分是由自然需要的理性安排所决定的。[18]但如果确实，“即使一根头发落地，也有神意”（III.186），那么，倾听“神意的呼声”至少会让鲁滨逊警醒地对待自己的生活细节，每一刻都不放松，没有任何时候懒散。更重要的是，在没有人的荒岛上，鲁滨逊通过倾听神意的呼声，不断“比较”自身的生活处境：“哪怕一个人的处境已经极其不幸，上帝的神意仍然很容易使他的处境变得更惨……由此可见，对于我们处境的真实状态，除非有截然相反的环境将其衬托出来，我们永远都看不清”（I.160, 153-5, 128-9）。这种“比较”，赋予了孤独生活以真正的意义。如果说，鲁滨逊在荒岛上的自我教育，关键在于学会孤独对于人生的意义，那么倾听神意无疑帮助他完成了这一教育。劳动是这一孤独生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不过，对于鲁滨逊来说，倾听神意的呼声之所以重要，首先却是因为人的生活中充满了灾祸，遍布着看不见的危险。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日常生活每时每刻的平安，都是无意之中从这些我们根本都没有觉察到的危险中逃脱出来的幸运（II.201）。在这样的人生中，活着并不自然，而是奇迹；正是沙滩上的脚印提醒了鲁滨逊，哪怕最平凡的人生，最简单的幸存，也似乎体现了神意的佑护。在人生的危险和恐惧中，比起在平静的劳动中，“神意的呼声”才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事情也真是神奇，我们常在不知不觉中得救了。有时当我们怀疑或犹豫（人们称为“踌躇”）的时候，不知该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经常内心有一种隐秘的暗示，要我们走其中的一条，而我们本来想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不仅如此，有时我们的感觉、愿望，甚至也许我们要做的事情都叫我们走一条路，但心里不知从哪升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印象，偏偏让我们走另一条路，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力量从何而来；而后来事实表明，如果我们当初走了那条我们应该走的路，或者我们想象中以为我们应该走的路，我们就会彻底完蛋。想到这些，再加上许多类似的反思，我后来就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凡是我心里出现这些隐秘的暗示，或心头一动，要我做这件事，不做那件事，要我走这条路，不走那条路时，我一定服从这神秘的指令；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只要我心头一动，出现这样的暗示，这就够了；我这一生，有许多这样成功的例子，特别是住在这不幸的荒岛上的后期，就更多了。（I.186）
祈祷之所以能在一片自然的荒芜中帮助鲁滨逊建立劳动的纪律和生活的意义，多少有些悖谬的是，恰恰是在于它能够将鲁滨逊的眼光从眼前的孤岛提升到更高。当鲁滨逊的目光脱离了自然的当下处境，更高的恐惧和忧虑反而建立了孤独个体理性生活的方向。“神意的呼声”对鲁滨逊孤独生活的存在支撑，并不在于提供摆脱一切危险和不确定性的安全。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恰恰造就了孤独者自身生活方式的核心因素，孤独个体被迫的自由处境。鲁滨逊的“皈依”与其说是全心全意地服从上帝的感召，不如说是建立了让孤独的自己承担生活，甚至主宰生活的自我结构。[19]鲁滨逊在荒岛上的所谓“精神幸存”，既不是自然需要与抽象劳动之外无关紧要的“消遣”，但同样也不是一个超脱生活自然处境的“灵性的见证”，而是一个孤独者和自己在一起生活的方式。但孤独者的生活，面对的不仅是劳动和经济，还有战争和安全。在无人踏足的荒岛上孤独生活的鲁滨逊发现了脚印之后，政治，而非经济，就成了生活的主题。
选编自《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转自“勿食我黍”。
